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矫正，既是行刑社会化理论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是社区矫正功能的重要体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2003年试点以来，社会力量尚未广泛参与到矫正的过程中来。根据我国现状，借鉴美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大有裨益。结合目前美国社会力量参与现状进行分析，希望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区矫正 社会力量 社会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骆群，2010，页126)。
根据实证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论，我们不可能消灭犯罪，只能预防犯罪。而在预防犯罪的选择中，社会法学派认为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决定的，对犯罪人所判刑罚是对其个人因素的评价，将其投入社会，运用社会力量进行矫正，则是对社会因素的评价(高铭暄，2011，页25)。社区矫正是以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基础，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社会干预为手段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崔玉平，2002，页16)，社区矫正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的广泛参与。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上社区矫正实行比较早而且比较威功的国家，其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中美两国社区矫正的目标是相同的，即调动社会力量共同预防犯罪。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同时。节约司法成本。因此，美国较为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值得我们了解借鉴(刘强，2003年)。
二、美国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的参与——以美国沃什特瑙县为例
1.个案介绍
本文以位于芝加哥和底特律之间的沃什特瑙县(Washtenaw)作为个案，主要是出于代表性考虑。底特律是老工业城市，随着硅谷新兴产业发展，底特律的失业率很高，社会问题相对突出。而芝加哥市区因属各种族居住区，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是社会治安敏感区。
沃什特瑙县位于密歇根州东南部，占地720平方英里，辖区内共27个城市。村庄和乡镇包括两所大型大学，总人口约32万。县警署的部门主要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主要依据为1988年，密歇根州立法机关制定的应对监狱拥挤的511号公共法案，称为“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方案和服务可以在刑事司法程序的各个阶段实行，本文主要介绍其以社区为基础的监督方案，假释非住宿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的设计旨在对矫正对象提供不同程度的治疗，达到利用社会力量控制犯罪的目的。
2.经验与特点
“Crime is not just a law enfomement problem，it’s a community problem”——犯罪不仅是一个法律强制的问题，更是一个社区的问题。这句话指导着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
(1)对犯罪人进行商业监控(Business Watch)。社会控制的主体是由本地区的商业组织和商人联合起来形成的社会团体，他们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如何防范自己的企业免遭犯罪侵扰。
(2)犯罪举报(Crime Stoppers)。由非营利组织运营，在发现违法行为之后，举报者可以通过匿名方式，将信息传导到组织，并得到相关报酬支付，而本组织的信息资源会有效反馈到行政司法部门，并得以相关处理。例如，2010年全年共收到举报案件4276起。追缴财物价值30257美元，起获毒品价值1408542美元，奖励批准金额59150美元。
本组织的运营模式体现了美国社区的特点：社区参与结构与参与主体极为广泛。不仅有社区内的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还有社区内的企业。它們作为区域的成员，依据贡献大小区分为创始及金银铜四个层次的会员。在不同领域贡献着自己的服务。并且该组织作为中间联系者，已经将捐款纳入了程序化运行，配有专门的负责人员与联络方式。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企业自身的安全得以保障，社会声誉名誉得以树立。
(3)心理健康门诊及药物滥用治疗(Outpatient Mental Health／SubstanceAbuse Treatment)。社区矫正部门努力为替代性制裁的非暴力犯罪者提供适当的选择，因此常常和一些社会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与社会服务和药物滥用机构联合，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可以通过一系列组织获得居住安置和资金支持。最为典型的是项目外展服务(The Project OutreachTeam)，由一个社区外展队的两个不同的综合服务队组成。其中一个服务队(HPORT)为本地区的无家可归者、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另一个服务队(JPORT)服务于涉嫌牵涉司法系统和需要心理健康援助的个人。服务对象来到这些组织，组织会满足他们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需求。如整体支持计划既包括物质方面：医疗援助、获取和维持福利、权利及保险、获取建房土地及其维护、职业康复和就业服务。也包括心理方面的援助：综合精神服务，这是由社会上的心理健康专家共同组织的为犯罪人提供心理矫治的项目。还包括社会认同方面服务：以社区为基础的宣传，个案管理服务，有助于建立在社区内的自然支持关系，转介及协助与各社区的支援及服务，协助日常矫正工作的组织和规划社会活动，以支持社会化的复归，使矫正人员接受同步的教育与小组的治疗。其中积极参与是本组织采取方式最重要的特点。
(4)社区工作计划(community Work Program)。指由法院(少数由假释当局)决定的要求罪犯，必须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无报酬(少数州有低酬】劳动的刑罚方法。罪犯通过为社区的无偿或低偿的服务性劳动，作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对社会侵害的一种补偿(赵波，2011，页159)。本计划是与监禁方案相互可以选择的项目，对于轻罪者是一种社区劳动替代。主要为当地的市政部门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社区服务可以具体到从清除公路两旁的垃圾到帮助居民清理积雪。本计划的意图是实施替代监禁的方案以期能带来带来犯罪人的自信、公众的信任和社会公共安全。从而为纳税人、社区组织、犯罪司法系统以及犯罪人提供最大的收益。法院可以选择是否适用替代判刑、社区服务劳动则建立修复改善了社区和当地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监狱拥挤的状况，并且将监狱设施提供给重刑犯，对于犯罪人来说，他们有机会保持原有的雇佣关系、教育和家庭关系。
(5)社区居民享有知情权。居民在提供志愿帮助的同时，会享有自己的知情权，每天警署都会把近些天本区域的犯罪情况记录、矫正情况告知社区，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Email Alert Sign up)和短信的形式获取这些信息，获取的渠道很方便，只需在官方网站上注册即可。这使得社区居民能快捷掌握区域内新犯罪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的动向状况，被称之为每日犯罪存档摘要(Daily Crime Summaries)。
政府与社区居民达成了合作关系，这一关系的基础在于官方认为犯罪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强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根源在于社区。犯罪现象是社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只靠隔离不是最好的改造方法。社会问题导致的犯罪应在社会中修复。沃什特瑙县的机构、组织旨在为社区矫正服务者提供宣传和专业发展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少犯罪人重新犯罪的结果。
同时，社区有很强的自主性。州社区矫正法规定：允许地方咨询委员会设计、实施和评估对在州监狱或县监狱关押的符合条件的罪犯实施矫正方案。由地方咨询委员会制定全面且详细说明当地的发展趋势和需求计划的社区项目，包括沟通政策制定者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市民以及提供网络人性化服务，并且由矫正部门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对该县社区矫正实践的考察，笔者认为，美国在汲取先前经验的基础上，弥补了社区矫正的相关漏洞，其广泛的社区参与也并不意味着社区矫正缺乏有效的惩罚性，也不代表缺乏政府的权威性，而是在矫正的各个阶段社区与政府两者并行不悖。这说明政府和社会哪一方都不是万能的，需要通力协作。
3.对我国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借鉴与启示
虽然我国与美国有着各自具体的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状况。但二者仍有诸多共通之处。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不到7年，尚处起步阶段，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之处。通过对美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经验介绍，笔者认为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结合我国法律文化，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社区矫正的思想。从周朝的改悔向反向制度到唐朝名例律中“复权”的规定，都闪现着社区矫正思想的火花。社区矫正制度虽是舶来品，但法律制度移植必须与相应的法律文化相匹配。因此我们在借鉴吸收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不能忽视我国本土宝贵资源的汲取。
(2)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认同社区矫正社会氛围。美国二元结构的社会是其社区矫正制度得以运转的社会基础。社区的广泛参与不可否认是与其深远的公民传统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我国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范围则相对较低。中国调查网200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的社区矫正工作社区参与意识调查中发现，市民们选择关注社区矫正的占47.7％。选择参与的则只占15.6％。
(3)构建社区参与制度框架，加强社区建设。形成社区广泛参与的格局，单纯的自助和社群意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赋权。不仅动员民众支持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治理的社区参与模式，更应当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并形成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
一个强大的社区是医治社会疾病的基础。对于我国社区矫正方面而言，从建构论的视角出发，一方面，我国社区建设需要制度环境建设。应当根据城市現代化管理的要求，逐步健全社区行政和各项规范化的工作制度，促进社区工作法制化。按照参与管理的要求保障社区矫正参与人(诸如矫正对象、社区居民、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的知情权、决策权、自主权。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现有国情，社区建设可以考虑从城市社区开始。村庄社区化实现程度还相对较远。主要是因为城市在最近十年新起了许多社区，社区内的居民往往较老社区居民更加多样化、地缘因素也多于以往以单位为主的熟人社会，自主性更强一些。而村庄的村民中年轻人多在外谋职，留守的村民观念还较为强烈。同时，中美社区结构也是有区别的。美国随着上世纪郊区化发展，基本城区和郊区的差别不大，城镇人口构成比例相对协调。而中国乡村基本以年迈和年幼为两端，推行社区化的治理现实性受到质疑。
(4)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区参与体制”形成。“社区矫正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进行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姚建龙，2006，页217)。其中，社区矫正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重要载体之一。我国社区矫正中，虽然有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参与，但呈现出参与义务性、参与意识被动性的特点，参与力量的有限性带来参与的不稳定性。因此尚未形成参与的长效机制。
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总体而言，对社区矫正参与较多的社会力量，更多体现为居(村)民委员会、服刑人员的家庭与单位，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明显较少，不能体现其社会服务的职能。
三、结语
犯罪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因此，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现代刑罚潮流。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行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本文的结论是：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我们不可能等到社区建设成熟后再进行社区矫正，而是两者互为契机，相互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还未真正形成自主性的局面。表现为实际参与并程度不够。因此，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根植于社区。依赖社会广泛参与的罪犯处遇模式，是国家与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的具体体现。实现社区矫正的功效，需从公民精神培养、社区制度环境建设、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区参与体制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社区矫正 社会力量 社会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骆群，2010，页126)。
根据实证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论，我们不可能消灭犯罪，只能预防犯罪。而在预防犯罪的选择中，社会法学派认为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决定的，对犯罪人所判刑罚是对其个人因素的评价，将其投入社会，运用社会力量进行矫正，则是对社会因素的评价(高铭暄，2011，页25)。社区矫正是以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基础，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社会干预为手段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崔玉平，2002，页16)，社区矫正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的广泛参与。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上社区矫正实行比较早而且比较威功的国家，其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中美两国社区矫正的目标是相同的，即调动社会力量共同预防犯罪。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同时。节约司法成本。因此，美国较为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值得我们了解借鉴(刘强，2003年)。
二、美国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的参与——以美国沃什特瑙县为例
1.个案介绍
本文以位于芝加哥和底特律之间的沃什特瑙县(Washtenaw)作为个案，主要是出于代表性考虑。底特律是老工业城市，随着硅谷新兴产业发展，底特律的失业率很高，社会问题相对突出。而芝加哥市区因属各种族居住区，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是社会治安敏感区。
沃什特瑙县位于密歇根州东南部，占地720平方英里，辖区内共27个城市。村庄和乡镇包括两所大型大学，总人口约32万。县警署的部门主要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主要依据为1988年，密歇根州立法机关制定的应对监狱拥挤的511号公共法案，称为“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方案和服务可以在刑事司法程序的各个阶段实行，本文主要介绍其以社区为基础的监督方案，假释非住宿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的设计旨在对矫正对象提供不同程度的治疗，达到利用社会力量控制犯罪的目的。
2.经验与特点
“Crime is not just a law enfomement problem，it’s a community problem”——犯罪不仅是一个法律强制的问题，更是一个社区的问题。这句话指导着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
(1)对犯罪人进行商业监控(Business Watch)。社会控制的主体是由本地区的商业组织和商人联合起来形成的社会团体，他们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如何防范自己的企业免遭犯罪侵扰。
(2)犯罪举报(Crime Stoppers)。由非营利组织运营，在发现违法行为之后，举报者可以通过匿名方式，将信息传导到组织，并得到相关报酬支付，而本组织的信息资源会有效反馈到行政司法部门，并得以相关处理。例如，2010年全年共收到举报案件4276起。追缴财物价值30257美元，起获毒品价值1408542美元，奖励批准金额59150美元。
本组织的运营模式体现了美国社区的特点：社区参与结构与参与主体极为广泛。不仅有社区内的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还有社区内的企业。它們作为区域的成员，依据贡献大小区分为创始及金银铜四个层次的会员。在不同领域贡献着自己的服务。并且该组织作为中间联系者，已经将捐款纳入了程序化运行，配有专门的负责人员与联络方式。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企业自身的安全得以保障，社会声誉名誉得以树立。
(3)心理健康门诊及药物滥用治疗(Outpatient Mental Health／SubstanceAbuse Treatment)。社区矫正部门努力为替代性制裁的非暴力犯罪者提供适当的选择，因此常常和一些社会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与社会服务和药物滥用机构联合，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可以通过一系列组织获得居住安置和资金支持。最为典型的是项目外展服务(The Project OutreachTeam)，由一个社区外展队的两个不同的综合服务队组成。其中一个服务队(HPORT)为本地区的无家可归者、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另一个服务队(JPORT)服务于涉嫌牵涉司法系统和需要心理健康援助的个人。服务对象来到这些组织，组织会满足他们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需求。如整体支持计划既包括物质方面：医疗援助、获取和维持福利、权利及保险、获取建房土地及其维护、职业康复和就业服务。也包括心理方面的援助：综合精神服务，这是由社会上的心理健康专家共同组织的为犯罪人提供心理矫治的项目。还包括社会认同方面服务：以社区为基础的宣传，个案管理服务，有助于建立在社区内的自然支持关系，转介及协助与各社区的支援及服务，协助日常矫正工作的组织和规划社会活动，以支持社会化的复归，使矫正人员接受同步的教育与小组的治疗。其中积极参与是本组织采取方式最重要的特点。
(4)社区工作计划(community Work Program)。指由法院(少数由假释当局)决定的要求罪犯，必须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无报酬(少数州有低酬】劳动的刑罚方法。罪犯通过为社区的无偿或低偿的服务性劳动，作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对社会侵害的一种补偿(赵波，2011，页159)。本计划是与监禁方案相互可以选择的项目，对于轻罪者是一种社区劳动替代。主要为当地的市政部门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社区服务可以具体到从清除公路两旁的垃圾到帮助居民清理积雪。本计划的意图是实施替代监禁的方案以期能带来带来犯罪人的自信、公众的信任和社会公共安全。从而为纳税人、社区组织、犯罪司法系统以及犯罪人提供最大的收益。法院可以选择是否适用替代判刑、社区服务劳动则建立修复改善了社区和当地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监狱拥挤的状况，并且将监狱设施提供给重刑犯，对于犯罪人来说，他们有机会保持原有的雇佣关系、教育和家庭关系。
(5)社区居民享有知情权。居民在提供志愿帮助的同时，会享有自己的知情权，每天警署都会把近些天本区域的犯罪情况记录、矫正情况告知社区，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Email Alert Sign up)和短信的形式获取这些信息，获取的渠道很方便，只需在官方网站上注册即可。这使得社区居民能快捷掌握区域内新犯罪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的动向状况，被称之为每日犯罪存档摘要(Daily Crime Summaries)。
政府与社区居民达成了合作关系，这一关系的基础在于官方认为犯罪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强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根源在于社区。犯罪现象是社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只靠隔离不是最好的改造方法。社会问题导致的犯罪应在社会中修复。沃什特瑙县的机构、组织旨在为社区矫正服务者提供宣传和专业发展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少犯罪人重新犯罪的结果。
同时，社区有很强的自主性。州社区矫正法规定：允许地方咨询委员会设计、实施和评估对在州监狱或县监狱关押的符合条件的罪犯实施矫正方案。由地方咨询委员会制定全面且详细说明当地的发展趋势和需求计划的社区项目，包括沟通政策制定者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市民以及提供网络人性化服务，并且由矫正部门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对该县社区矫正实践的考察，笔者认为，美国在汲取先前经验的基础上，弥补了社区矫正的相关漏洞，其广泛的社区参与也并不意味着社区矫正缺乏有效的惩罚性，也不代表缺乏政府的权威性，而是在矫正的各个阶段社区与政府两者并行不悖。这说明政府和社会哪一方都不是万能的，需要通力协作。
3.对我国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借鉴与启示
虽然我国与美国有着各自具体的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状况。但二者仍有诸多共通之处。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不到7年，尚处起步阶段，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之处。通过对美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经验介绍，笔者认为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结合我国法律文化，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社区矫正的思想。从周朝的改悔向反向制度到唐朝名例律中“复权”的规定，都闪现着社区矫正思想的火花。社区矫正制度虽是舶来品，但法律制度移植必须与相应的法律文化相匹配。因此我们在借鉴吸收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不能忽视我国本土宝贵资源的汲取。
(2)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认同社区矫正社会氛围。美国二元结构的社会是其社区矫正制度得以运转的社会基础。社区的广泛参与不可否认是与其深远的公民传统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我国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范围则相对较低。中国调查网200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的社区矫正工作社区参与意识调查中发现，市民们选择关注社区矫正的占47.7％。选择参与的则只占15.6％。
(3)构建社区参与制度框架，加强社区建设。形成社区广泛参与的格局，单纯的自助和社群意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赋权。不仅动员民众支持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治理的社区参与模式，更应当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并形成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
一个强大的社区是医治社会疾病的基础。对于我国社区矫正方面而言，从建构论的视角出发，一方面，我国社区建设需要制度环境建设。应当根据城市現代化管理的要求，逐步健全社区行政和各项规范化的工作制度，促进社区工作法制化。按照参与管理的要求保障社区矫正参与人(诸如矫正对象、社区居民、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的知情权、决策权、自主权。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现有国情，社区建设可以考虑从城市社区开始。村庄社区化实现程度还相对较远。主要是因为城市在最近十年新起了许多社区，社区内的居民往往较老社区居民更加多样化、地缘因素也多于以往以单位为主的熟人社会，自主性更强一些。而村庄的村民中年轻人多在外谋职，留守的村民观念还较为强烈。同时，中美社区结构也是有区别的。美国随着上世纪郊区化发展，基本城区和郊区的差别不大，城镇人口构成比例相对协调。而中国乡村基本以年迈和年幼为两端，推行社区化的治理现实性受到质疑。
(4)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区参与体制”形成。“社区矫正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进行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姚建龙，2006，页217)。其中，社区矫正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重要载体之一。我国社区矫正中，虽然有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参与，但呈现出参与义务性、参与意识被动性的特点，参与力量的有限性带来参与的不稳定性。因此尚未形成参与的长效机制。
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总体而言，对社区矫正参与较多的社会力量，更多体现为居(村)民委员会、服刑人员的家庭与单位，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明显较少，不能体现其社会服务的职能。
三、结语
犯罪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因此，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现代刑罚潮流。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行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本文的结论是：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我们不可能等到社区建设成熟后再进行社区矫正，而是两者互为契机，相互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还未真正形成自主性的局面。表现为实际参与并程度不够。因此，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根植于社区。依赖社会广泛参与的罪犯处遇模式，是国家与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的具体体现。实现社区矫正的功效，需从公民精神培养、社区制度环境建设、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区参与体制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