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中外的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费孝通已去世5年了,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我十分怀念他。
　　1939年到1943年,我就读于四川成都金陵女大和华西大学社会系,主修的主要课程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调查、社会组织、社会思想史等。
　　在众多的参考书中,最吸引我的是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及他和妻子王同惠合著的《花乡瑶社会组织》。为了这项研究,这对年轻学者深入偏远的广西大瑶山,风餐露宿108天;一次遇险,让王同惠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大瑶山。1942年夏。我参加了华西大学边疆服务团,前往理番、汶川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嘉戎族的婚丧嫁娶》。这一切完全是受费、王两位所著的《花乡瑶社会组织》的深刻影响。我没有直接上过费先生的课,但他的的确确是我的良师。
　　1949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工作,做学生工作。费孝通当时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校长并教课。那时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给中国社会学带来很高的国际声誉。
　　无论作为校长还是教授,他在学生中威信都很高,他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大力支持。与三青团斗争,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还办了《生活导报》。与闻一多、吴晗、楚图南、潘光旦、曾昭伦等爱国学者一起,团结了昆明学术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成为昆明学术的统战核心,并先后加入了民盟。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我受党的指示参加了民盟,并于1949年7月到民盟市委工作,直到离休。此时我有机会在费老的领导下从事民盟的工作。
　　1949年费孝通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他第一次走上天安门,亲耳聆听毛主席的声音,热泪盈眶。对于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费先生而言再也没有什么比振兴祖国的事业更重要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尽管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也历经挫折,但这一点从未动摇。
　　历年后,费孝通先后担任民盟中央的常委、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除了领导盟内工作,还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得上是驰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990年,《中国各民族党派史人物传记》聘我为编委,为各党派有影响人士写传。我和甘质礼一同访问费老,他欣然同意接受访问,但表示只写他的前半生,即只写“反右”、“文革”前这一段。他有些沉重地说,他的事业因政治运动而中断了24年的学术研究。
　　当时我和费老同住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每天早晨费老都要出来散步,有时我也陪他一同散步,他要我多做民盟参议委员会那些知名盟员的工作,民盟中央成立了参议委员会,主任为苏步青,副主任有冯素陶、闻家驹、林亨元、沈兹九、李文宣等。我和周克欢为副秘书长,组织大家活动。费老表示这些知名盟员都是为我国作出重大贡献的,要充分尊重他们。
　　费老既是社会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一生写作发表了数以百万言的文章,这些雅俗共赏的文章使他作为散文作家比社会学家更为知名。
　　费老从不以高位自居,平等对人,真诚热情,富有人情味。
　　他既崇高又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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