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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注定与长江有缘。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出生在上海黄浦江畔一间狭小的民居。黄浦江是长江汇入茫茫大海之前最后一条支流,把上海的行政区域分隔成浦东浦西两部分,上海人称之为“母亲河”。抗战烽火刚熄,内战硝烟又起。大上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挣扎,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在上海做工谋生的父亲,带着我登上十六铺的轮船,沿长江逆行,于湖北黄石港上岸,直奔大冶故里,把我交给了经营中药铺的祖父。从长江下游到中游,我的童年在动荡的岁月中漂泊。新中国成立不久,祖父病故。我又从黄石港登船,沿长江一路顺水东去,回到了上海。船经长江出海口,我透过舷窗远望,只见在玫瑰色的曙色中,东海与长江的交汇处,波涛汹涌,巨轮列队,帆樯浮动,鸥鸟盘旋,禁不住大声欢呼起来:啊,好美的长江口!同船的一位老者摸着我的脑袋瓜调侃说:呵哟,小朋友,你像个诗人。
我后来真的成了诗人。是长江口赐予我最初的灵感。
上小学的时候,我到浦东临近长江口的高桥镇去参加少先队夏令营活动。当时过江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轮渡。总是挤得满满的轮渡,像一只巨龟,在宽阔的江面上缓缓移动,慢极了。偏偏那天风很大,轮渡不停地摇晃。性急的孩子们唧唧喳喳地数落着,有的突发奇想:要是有一座跨江大桥就好了。有的说:真想变成一条鱼游过去,有的道:真想变成一只鸟飞过去。大人们听着就像在听童话,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我把同学的遐想写成了一首诗:《少先队员的梦》,在夏令营熊熊的篝火前朗诵。当我朗诵完最后一句:“请相信吧,你们梦想的那一天,一定会来到!”时,激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喝彩声。不远处,长江口哗哗的浪涛声,仿佛也在为我叫好。谁又能想到,这些童话般的梦想,在若干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都变成了比梦更美的现实呢。
从做梦的岁月到圆梦的年代,前进中的新中国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一样,经历了许多曲折。我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大伤了国家的元气。即便是大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我的兄弟姐妹很多,父母微薄的收入供养不起我们同时上学,初中毕业我就被迫去找工作,这对于好读书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幸亏那段偷偷流男儿泪的日子不长,我很快就应征入伍,成为空军航校的学员,走进了当时同样令人向往的另一所大学校。入伍之前,我曾经随一批文化界人士在长江口的长兴岛参加市机关直属农场的围垦,在荒凉的芦苇荡中耕耘处女地,挥汗劳作,日披江风,夜枕江涛。虽然艰苦,却经受了从肉体到精神的难得磨练。我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小诗《长江口外的小岛》,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生活景象:“每天干完活就朝江水里跳”、“身上长了虱子还乐得咯咯地笑”……
上世纪60年代的军旅生涯,使我有幸摆脱了“文革”动乱的高峰期。本来,我完全可以长期留在航空兵部队。但“文革”开始后我被抽调到上级机关的文艺宣传队搞创作。1969年,随着大批文艺宣传队的解散,我复员回到上海。根据专长,我被安置到郊区宝山县革委会政宣部门工作。机关离市区的家太远,平时我就住在宿舍。宝山地处长江口,从此我又可以亲近长江了。每天清晨和傍晚,我都会穿过机关附近的临江公园,登上江堤,饱览长江口无比壮阔的景色。天气晴和的日子,可以清晰地看见长兴、横沙、圆沙等几个江心岛屿的轮廓和袅袅炊烟。
按照“文革”模式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使我在机关里感到非常压抑。而诸如“受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影响太深”、“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之类的刻意批判和无端指责,更使我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便主动请求调离机关。几经周转,我来到建在长江口滩涂上的上海拆船厂。这里的工作就是拆除从国外买来的废弃轮船,提取钢板、木材和金属导管等可以利用的废旧物资。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片露天工地。主要劳动工具是风焊、铁锤、吊车、缆车……工人中多半是从附近招来的农民,有的是力气。我这个被称为“秀才”的,只能协助管理部门做些抄写之类的工作。一些年轻员工觉得拆船厂的工作非常单调,长年的风吹日晒,使他们失去了白净的皮肤,未免怨言不断。我与他们闲谈时,总是把话题引向眼前的长江口,让他们看风波浪里往来的船只,看外国商船的旗帜,看绕着桅杆飞翔的水鸟,看潮涨潮落时的变化……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满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的境遇。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为就业设置了种种障碍,郊区不能往市区调,集体不能往国营调,能给你一个饭碗就不错了,哪还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你只要有点不安心的想法,就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文革”结束之后,恢复建制的部队文工团来为我办二次入伍手续,在旧体制的束缚下没有成功。我踯躅在长江口的滩涂上,任江涛湿透衣衫,排泄心中的烦闷。我殷切期待着一场社会大变革的到来。面对一艘正被切割分离的万吨巨轮,写下了《我们拆旧》这首诗。不禁对着长江口高声朗诵起来:
我们拆旧/我们拆旧/那些衰老的船舶/
在风浪里闯荡得太久/有的,主机失灵/不能在大海竞走/有的,触礁变形/ 无法与风浪搏斗/ 汽笛沉默了/ 船体生了锈/ 但钢依然是钢/ 铁仍旧是铁/ 金属,没有改变质地/ 木材,还能盖房造楼……/呵,是谁说/ 一条废船/ 就是一部死亡的历史/ 不呵,不/ 钢铁,还要进行新的组合/ 金属,还有为国立功的时候/ 仿佛一条巨蚕/ 到死,还在倾吐银丝缕缕/——为编织明天的锦绣……/我们拆旧/ 我们拆旧/ 在飞旋的地球上/ 有多少生生死死的更替啊/ 死亡——新生/ 毁灭——造就/ 如大江潮涨潮落/ 如夜空月移星走/ 呵,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 呵,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该拆的,坚决地拆/ 该毁的,不必强留/ 没有对旧的割舍/ 哪会有新的追求……
1983年5月,这首蘸着长江水写成的诗发表在《作家》杂志上。正如我所呼唤的那样,改革开放的春风,一阵强似一阵地扑面吹来。长江口之畔神奇地耸立起“宝钢”这座钢铁城。上海拆船厂的厂址,被征用为“宝钢”的码头,宝山改县为区,不到几年的工夫,就涌现出广厦千万间。我奉献过汗水的长兴岛,成为闻名中外的柑橘生产基地和旅游胜地。近年又迁入了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成为中国的大型船舶制造基地。没有桥的黄浦江,一座又一座越江大桥凌空架起,一条条隧道从黄浦江下穿过,昔日的浦东,如今的繁华程度完全能与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相媲美!这一切,难道不比当年少先队员们在摆渡船上的梦想更美吗?
新的国策使上海腾飞,也使上海的人才腾飞。1985年,我从长江口一直飞到了珠江口的深圳特区。每年回上海探亲,总忘不了去问候与大海拥抱在一起的长江口。在这里,我不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更新更美的梦成为举世瞩目的现实,同时又对未来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中国梦,充满了殷切的期待和强烈的向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进会员、深圳新诗研究会会长)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出生在上海黄浦江畔一间狭小的民居。黄浦江是长江汇入茫茫大海之前最后一条支流,把上海的行政区域分隔成浦东浦西两部分,上海人称之为“母亲河”。抗战烽火刚熄,内战硝烟又起。大上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挣扎,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在上海做工谋生的父亲,带着我登上十六铺的轮船,沿长江逆行,于湖北黄石港上岸,直奔大冶故里,把我交给了经营中药铺的祖父。从长江下游到中游,我的童年在动荡的岁月中漂泊。新中国成立不久,祖父病故。我又从黄石港登船,沿长江一路顺水东去,回到了上海。船经长江出海口,我透过舷窗远望,只见在玫瑰色的曙色中,东海与长江的交汇处,波涛汹涌,巨轮列队,帆樯浮动,鸥鸟盘旋,禁不住大声欢呼起来:啊,好美的长江口!同船的一位老者摸着我的脑袋瓜调侃说:呵哟,小朋友,你像个诗人。
我后来真的成了诗人。是长江口赐予我最初的灵感。
上小学的时候,我到浦东临近长江口的高桥镇去参加少先队夏令营活动。当时过江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轮渡。总是挤得满满的轮渡,像一只巨龟,在宽阔的江面上缓缓移动,慢极了。偏偏那天风很大,轮渡不停地摇晃。性急的孩子们唧唧喳喳地数落着,有的突发奇想:要是有一座跨江大桥就好了。有的说:真想变成一条鱼游过去,有的道:真想变成一只鸟飞过去。大人们听着就像在听童话,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我把同学的遐想写成了一首诗:《少先队员的梦》,在夏令营熊熊的篝火前朗诵。当我朗诵完最后一句:“请相信吧,你们梦想的那一天,一定会来到!”时,激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喝彩声。不远处,长江口哗哗的浪涛声,仿佛也在为我叫好。谁又能想到,这些童话般的梦想,在若干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都变成了比梦更美的现实呢。
从做梦的岁月到圆梦的年代,前进中的新中国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一样,经历了许多曲折。我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大伤了国家的元气。即便是大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我的兄弟姐妹很多,父母微薄的收入供养不起我们同时上学,初中毕业我就被迫去找工作,这对于好读书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幸亏那段偷偷流男儿泪的日子不长,我很快就应征入伍,成为空军航校的学员,走进了当时同样令人向往的另一所大学校。入伍之前,我曾经随一批文化界人士在长江口的长兴岛参加市机关直属农场的围垦,在荒凉的芦苇荡中耕耘处女地,挥汗劳作,日披江风,夜枕江涛。虽然艰苦,却经受了从肉体到精神的难得磨练。我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小诗《长江口外的小岛》,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生活景象:“每天干完活就朝江水里跳”、“身上长了虱子还乐得咯咯地笑”……
上世纪60年代的军旅生涯,使我有幸摆脱了“文革”动乱的高峰期。本来,我完全可以长期留在航空兵部队。但“文革”开始后我被抽调到上级机关的文艺宣传队搞创作。1969年,随着大批文艺宣传队的解散,我复员回到上海。根据专长,我被安置到郊区宝山县革委会政宣部门工作。机关离市区的家太远,平时我就住在宿舍。宝山地处长江口,从此我又可以亲近长江了。每天清晨和傍晚,我都会穿过机关附近的临江公园,登上江堤,饱览长江口无比壮阔的景色。天气晴和的日子,可以清晰地看见长兴、横沙、圆沙等几个江心岛屿的轮廓和袅袅炊烟。
按照“文革”模式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使我在机关里感到非常压抑。而诸如“受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影响太深”、“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之类的刻意批判和无端指责,更使我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便主动请求调离机关。几经周转,我来到建在长江口滩涂上的上海拆船厂。这里的工作就是拆除从国外买来的废弃轮船,提取钢板、木材和金属导管等可以利用的废旧物资。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片露天工地。主要劳动工具是风焊、铁锤、吊车、缆车……工人中多半是从附近招来的农民,有的是力气。我这个被称为“秀才”的,只能协助管理部门做些抄写之类的工作。一些年轻员工觉得拆船厂的工作非常单调,长年的风吹日晒,使他们失去了白净的皮肤,未免怨言不断。我与他们闲谈时,总是把话题引向眼前的长江口,让他们看风波浪里往来的船只,看外国商船的旗帜,看绕着桅杆飞翔的水鸟,看潮涨潮落时的变化……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满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的境遇。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为就业设置了种种障碍,郊区不能往市区调,集体不能往国营调,能给你一个饭碗就不错了,哪还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你只要有点不安心的想法,就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文革”结束之后,恢复建制的部队文工团来为我办二次入伍手续,在旧体制的束缚下没有成功。我踯躅在长江口的滩涂上,任江涛湿透衣衫,排泄心中的烦闷。我殷切期待着一场社会大变革的到来。面对一艘正被切割分离的万吨巨轮,写下了《我们拆旧》这首诗。不禁对着长江口高声朗诵起来:
我们拆旧/我们拆旧/那些衰老的船舶/
在风浪里闯荡得太久/有的,主机失灵/不能在大海竞走/有的,触礁变形/ 无法与风浪搏斗/ 汽笛沉默了/ 船体生了锈/ 但钢依然是钢/ 铁仍旧是铁/ 金属,没有改变质地/ 木材,还能盖房造楼……/呵,是谁说/ 一条废船/ 就是一部死亡的历史/ 不呵,不/ 钢铁,还要进行新的组合/ 金属,还有为国立功的时候/ 仿佛一条巨蚕/ 到死,还在倾吐银丝缕缕/——为编织明天的锦绣……/我们拆旧/ 我们拆旧/ 在飞旋的地球上/ 有多少生生死死的更替啊/ 死亡——新生/ 毁灭——造就/ 如大江潮涨潮落/ 如夜空月移星走/ 呵,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 呵,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该拆的,坚决地拆/ 该毁的,不必强留/ 没有对旧的割舍/ 哪会有新的追求……
1983年5月,这首蘸着长江水写成的诗发表在《作家》杂志上。正如我所呼唤的那样,改革开放的春风,一阵强似一阵地扑面吹来。长江口之畔神奇地耸立起“宝钢”这座钢铁城。上海拆船厂的厂址,被征用为“宝钢”的码头,宝山改县为区,不到几年的工夫,就涌现出广厦千万间。我奉献过汗水的长兴岛,成为闻名中外的柑橘生产基地和旅游胜地。近年又迁入了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成为中国的大型船舶制造基地。没有桥的黄浦江,一座又一座越江大桥凌空架起,一条条隧道从黄浦江下穿过,昔日的浦东,如今的繁华程度完全能与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相媲美!这一切,难道不比当年少先队员们在摆渡船上的梦想更美吗?
新的国策使上海腾飞,也使上海的人才腾飞。1985年,我从长江口一直飞到了珠江口的深圳特区。每年回上海探亲,总忘不了去问候与大海拥抱在一起的长江口。在这里,我不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更新更美的梦成为举世瞩目的现实,同时又对未来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中国梦,充满了殷切的期待和强烈的向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进会员、深圳新诗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