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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扎染技艺历史悠久
扎染，又称绞缬、夹缬，指代一种将织物的部分区域通过缠绕、夹束起来，并使其不触碰染料，由此形成有目的性形状的一种染色技艺。这种技艺是中国民间最为传统且极具特色的手工染色工艺之一，起源悠久。在具体方式上具有近百种操作方式，大体操作步骤是根据不同的印制需要，通过线绳对布帛进行不同方式的“绞结”，由于“绞结”方式的不同，加上印染的工藝特色，制品往往在形状以及色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深追其起源可以追溯至商代或西周，至东晋时期便已经有大量生产，既可以制作大幅的整幅式的图案花样，上印例如白色小圆点层层密布的“鱼子缬”或是以紫色打底、上印“白色花斑”形似鹿纹的“鹿胎缬”，也可以制作样式较小的例如蝴蝶、腊梅式的纹样。自南北朝时期，这种技艺已经进入了女性服装设计者的视野之中，“鹿胎缬”被大量运用在上衣的制作中，唐朝时期，由于当时强盛的国力以及开放的政治文化，扎染技术自然被大力发展，“青碧缬衣裙”成为此时流行的服装样式，正所谓“青碧缬衣裙，素手染繁花”正是对当时女子身着夹缬的美好姿态的描写。
白族主要聚居于云南，且云南境内的人口大多数聚居于大理。起源说法较多，一般来说可以看作是大理境内西洱海地区周边的大姓原住民族群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周边的各个小的族群，在这过程中促成了一系列民族的兼并，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之后，与中原文化、经济交流频繁，且在随后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即白族。
白族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且在流传过程中，更是在这种兼容性上发展出了一套自身的文化。根据现代传承下来的歌舞、壁画等艺术形式来看，自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在祭祀仪式、衣着服饰、宗教信仰上均已融入汉人的习俗，如《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张胜温画卷》二图，尽管两者内容题材有所不同，但是从人物的姿态、服装、祭祀器材等方面来看，明显能够看出。
且就祭祀形式、宗教信仰的复杂性而言，既有本土性质的“本主”、巫教，也兼具了汉族文化中传来的佛、道、儒等思想。“本主”崇拜实际上最能看出其文化多元性的特质，“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崇拜的对象题材加入了英雄人物或是对于本民族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南诏国时期的大将段宗榜、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段赤城等。再者，主神和辅神的格局也是多种教派影响下形成的。
白族扎染的现状及问题
生产区经济发展状况。白族扎染工艺的主要发展地区处于大理州白族自治区，所以本文针对大理州白族自治区的近期经济背景做一个简要的分析。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完成日期大致截止于2019年2月20日），2014—2018年之间，该州总体经济生产总值逐年生产率大致在9%左右，略高于近两年的全国经济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且全州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三类产业结构比重大约为2：4：4，产业改进方向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各大类产业内部实际上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涨跌，总体趋势是良性的，在降低了一些非良性传统经济支柱（烟草、重工业）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持续增长。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当地货物运输总量、铁路运输总量在不同程度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客运运输量仍旧保持了全线的增长，可以说明当地的旅游业实际上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增长趋势，而且旅游业必然也在当地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传承困境地域限制。以周成村等传统扎染技术集中地为例，早至宋朝时期，由于地处偏远，地域因素成为了其扎染技术留存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时至今日，这种地理“优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限制技艺传播的劣势，不方便的交通，加上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产业、却严重缺乏耕地的现状，导致了年轻人被迫外出谋生的现状，成为了下文所描述的众多困境的一大诱因。
市场化的冲击。过往半个世纪以来周成村经历了“个体——集体——个体”的转变，集体出资的扎染厂一度成为经济效益出众的厂牌，远销日本、欧美。但与其他地区的扎染行业一样，这类真正贯彻传统制艺精神的厂商反而被粗制滥造的染织品所挤兑，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自集体扎染厂倒闭后，市场便形成了恶意竞价的状况之中，众多扎染手艺传人被迫在这团泥沼之中挣扎谋求出路。
后继乏人。白族扎染一直以浓厚的纺织氛围为标志，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这种氛围从年轻一代开始脱离了，更多的从业者实际上还是以中老年为主。这种情况的起因是极为复杂的，但是总的来说扎染技术本就不是一门易学的技术，加上年轻人对民族文化、技术的兴趣本就不够浓厚，且经济效益不足以吸引他们，才致使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文化水平限制。《传统与现代之间》中提及了这样一个案例：返乡青年张翰敏回到家乡后发现，导致家乡民众对于本土文化的忽视有几大原因：民众并未意识到自身掌握的技术有何特殊性;受制于传统文化，不懂得改良;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度不够。以此可以看出要提升白族传承人的积极性必须要从文化的传输这一角度做起，从本质上改良本土人对本土文化的好奇性、认可度。
文化旅游业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传承。周成村村民段树坤、段银开夫妇起初迎合市场需求，通过尝试让游客自己动手定制布艺制品的方式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他们将倒闭的厂房改制为一座集扎染信息科普、制作步骤演绎、带给村民工作机会的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后期将扎染技术的传承纳入了白族小学课程之中，增强了民族传承意识。
这种符合现代需求且传播了历史元素的需求，收到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相较于张氏家族的传承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且无论在意识还是具体实践上覆盖面均比较广泛。但是这种利于全体民众的方式依旧受到了一些恶意商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年轻人的手工艺复兴考量。得益于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一些白族年轻人返乡创立了汇集商业性、宣传性的手工作坊。他们在效仿璞真博物馆的功能性下，注入了一些对于传统工艺的思考。相较于老一辈，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能够更敏锐地看出家乡存在的问题。而相较于外乡人，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则更为深刻。除去必然的商业化、传承考量，他们在公益性、思维上则更能够突破以往的桎梏，敢于采用一些新式的方法，例如从日本扎染、古代文献中探索新的灵感。
白族扎染技术在传承问题上显露了一些弊病，但是相信在结合正确方向的自我改良、各方扶持下，加之一些传承思路被改进，这项传承千年的技术依旧能够重焕新生。前文主要是对白族扎染技艺做了一个当下环境的整体评估，其实也可以看做是扎染工艺传承大基调，结合上下文，可以归纳几个关键点：即懂得创新，注重传承人的整体培养，注重宣传。希望白族扎染工艺能够在未来发扬出其魅力，且不失其本质。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扎染，又称绞缬、夹缬，指代一种将织物的部分区域通过缠绕、夹束起来，并使其不触碰染料，由此形成有目的性形状的一种染色技艺。这种技艺是中国民间最为传统且极具特色的手工染色工艺之一，起源悠久。在具体方式上具有近百种操作方式，大体操作步骤是根据不同的印制需要，通过线绳对布帛进行不同方式的“绞结”，由于“绞结”方式的不同，加上印染的工藝特色，制品往往在形状以及色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深追其起源可以追溯至商代或西周，至东晋时期便已经有大量生产，既可以制作大幅的整幅式的图案花样，上印例如白色小圆点层层密布的“鱼子缬”或是以紫色打底、上印“白色花斑”形似鹿纹的“鹿胎缬”，也可以制作样式较小的例如蝴蝶、腊梅式的纹样。自南北朝时期，这种技艺已经进入了女性服装设计者的视野之中，“鹿胎缬”被大量运用在上衣的制作中，唐朝时期，由于当时强盛的国力以及开放的政治文化，扎染技术自然被大力发展，“青碧缬衣裙”成为此时流行的服装样式，正所谓“青碧缬衣裙，素手染繁花”正是对当时女子身着夹缬的美好姿态的描写。
白族主要聚居于云南，且云南境内的人口大多数聚居于大理。起源说法较多，一般来说可以看作是大理境内西洱海地区周边的大姓原住民族群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周边的各个小的族群，在这过程中促成了一系列民族的兼并，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之后，与中原文化、经济交流频繁，且在随后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即白族。
白族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且在流传过程中，更是在这种兼容性上发展出了一套自身的文化。根据现代传承下来的歌舞、壁画等艺术形式来看，自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在祭祀仪式、衣着服饰、宗教信仰上均已融入汉人的习俗，如《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张胜温画卷》二图，尽管两者内容题材有所不同，但是从人物的姿态、服装、祭祀器材等方面来看，明显能够看出。
且就祭祀形式、宗教信仰的复杂性而言，既有本土性质的“本主”、巫教，也兼具了汉族文化中传来的佛、道、儒等思想。“本主”崇拜实际上最能看出其文化多元性的特质，“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崇拜的对象题材加入了英雄人物或是对于本民族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南诏国时期的大将段宗榜、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段赤城等。再者，主神和辅神的格局也是多种教派影响下形成的。
白族扎染的现状及问题
生产区经济发展状况。白族扎染工艺的主要发展地区处于大理州白族自治区，所以本文针对大理州白族自治区的近期经济背景做一个简要的分析。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完成日期大致截止于2019年2月20日），2014—2018年之间，该州总体经济生产总值逐年生产率大致在9%左右，略高于近两年的全国经济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且全州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三类产业结构比重大约为2：4：4，产业改进方向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各大类产业内部实际上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涨跌，总体趋势是良性的，在降低了一些非良性传统经济支柱（烟草、重工业）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持续增长。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当地货物运输总量、铁路运输总量在不同程度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客运运输量仍旧保持了全线的增长，可以说明当地的旅游业实际上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增长趋势，而且旅游业必然也在当地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传承困境地域限制。以周成村等传统扎染技术集中地为例，早至宋朝时期，由于地处偏远，地域因素成为了其扎染技术留存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而时至今日，这种地理“优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限制技艺传播的劣势，不方便的交通，加上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产业、却严重缺乏耕地的现状，导致了年轻人被迫外出谋生的现状，成为了下文所描述的众多困境的一大诱因。
市场化的冲击。过往半个世纪以来周成村经历了“个体——集体——个体”的转变，集体出资的扎染厂一度成为经济效益出众的厂牌，远销日本、欧美。但与其他地区的扎染行业一样，这类真正贯彻传统制艺精神的厂商反而被粗制滥造的染织品所挤兑，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自集体扎染厂倒闭后，市场便形成了恶意竞价的状况之中，众多扎染手艺传人被迫在这团泥沼之中挣扎谋求出路。
后继乏人。白族扎染一直以浓厚的纺织氛围为标志，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这种氛围从年轻一代开始脱离了，更多的从业者实际上还是以中老年为主。这种情况的起因是极为复杂的，但是总的来说扎染技术本就不是一门易学的技术，加上年轻人对民族文化、技术的兴趣本就不够浓厚，且经济效益不足以吸引他们，才致使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文化水平限制。《传统与现代之间》中提及了这样一个案例：返乡青年张翰敏回到家乡后发现，导致家乡民众对于本土文化的忽视有几大原因：民众并未意识到自身掌握的技术有何特殊性;受制于传统文化，不懂得改良;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度不够。以此可以看出要提升白族传承人的积极性必须要从文化的传输这一角度做起，从本质上改良本土人对本土文化的好奇性、认可度。
文化旅游业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传承。周成村村民段树坤、段银开夫妇起初迎合市场需求，通过尝试让游客自己动手定制布艺制品的方式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他们将倒闭的厂房改制为一座集扎染信息科普、制作步骤演绎、带给村民工作机会的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后期将扎染技术的传承纳入了白族小学课程之中，增强了民族传承意识。
这种符合现代需求且传播了历史元素的需求，收到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相较于张氏家族的传承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且无论在意识还是具体实践上覆盖面均比较广泛。但是这种利于全体民众的方式依旧受到了一些恶意商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年轻人的手工艺复兴考量。得益于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一些白族年轻人返乡创立了汇集商业性、宣传性的手工作坊。他们在效仿璞真博物馆的功能性下，注入了一些对于传统工艺的思考。相较于老一辈，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能够更敏锐地看出家乡存在的问题。而相较于外乡人，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则更为深刻。除去必然的商业化、传承考量，他们在公益性、思维上则更能够突破以往的桎梏，敢于采用一些新式的方法，例如从日本扎染、古代文献中探索新的灵感。
白族扎染技术在传承问题上显露了一些弊病，但是相信在结合正确方向的自我改良、各方扶持下，加之一些传承思路被改进，这项传承千年的技术依旧能够重焕新生。前文主要是对白族扎染技艺做了一个当下环境的整体评估，其实也可以看做是扎染工艺传承大基调，结合上下文，可以归纳几个关键点：即懂得创新，注重传承人的整体培养，注重宣传。希望白族扎染工艺能够在未来发扬出其魅力，且不失其本质。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