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场“沉默的海啸”不期而至，这就是世界粮食危机。成因复杂的粮食危机应和着美元危机、资源危机与次贷危机，正对世界经济乃至国际秩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世界粮食安全的昨与今
　　
　　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之说。在游牧与农业文明时期，饥荒的幽灵如影随形，大饥荒总是呈周期性爆发。随着科技进步与工业化，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世界粮食供给不仅逐步满足人类基本口粮需求，而且丰年有余。但是，粮食安全问题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时不时地会有一部分人买不到或买不起所需要的粮食。
　　 在粮食问题上人类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乐观论和悲观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是悲观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食物紧张状况将始终存在。但是，乐观论者却认为，与石油等矿产资源不同，粮食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加上科技进步，粮食可以无止境地生产出来。鉴于影响粮食生产的客观、主观因素在不断变化，两种粮食观也随着丰产与歉收而周期性交替出现。
　　二战后，世界和平持续，科技进步显著，经济增长强劲，世界粮食多年供大于求，粮食形势明显改善，悲观情绪逐渐被乐观情绪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世界性干旱，粮食歉收引发粮食危机。严峻的现实把乐观情绪一扫而光，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随之风行世界。为使人类对粮食问题始终保持正确认识，重视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决定，将1945年其成立之日——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许多国家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如欧盟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大力支持粮食生产，世界一度出现粮食过剩。进入90年代后，因气候等多种要素影响，粮食生产、库存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但供应不足和过剩的情况依然交替出现。
　　 近年来，由于世界粮食生产量低于消费量，不足的供给不断消耗着粮食库存，导致库存不断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能满足50多天世界消费。不过，也有国际粮食专家认为，衡量粮食安全的储存—消费比率，2006/2007年度为20.7%，预计2007/2008年度为19.2%，均高于18%的安全警戒线，因此断言当前的粮食危机源于高粮价导致的恐慌，而并非真正的粮食短缺。无论恐慌也好，短缺也罢，世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5—2007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普遍暴涨了一倍，有的地方甚至涨了两倍，今年以来上涨势头更加迅猛。经济学家使用“农业通胀”（agflation）新概念，来描述多年未见的农产品持久、普遍、大幅上涨这一现象。
　　粮价普涨在越来越多国家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不稳定事件。自2007年底以来，墨西哥民众因玉米价格上涨游行示威，印尼民众因创纪录的黄豆价格上街抗议，巴基斯坦因小麦短缺导致社会骚乱，阿富汗、索马里、苏丹、刚果（金）等国因粮价上涨引发社会动荡，海地政府总理还为此黯然下台。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今年将有36个国家面临食物短缺。经济全球化使有钱有粮的发达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摆脱粮价不断上涨的困扰。意大利市民游行示威抗议粮价上涨，美国西部、东北部消费者不满超市限量购买粮食，日本家庭主妇则四处寻觅蛋糕黄油。
　　
　　综合因素造就粮食危机
　　
　　
　　当前世界粮食危机成因复杂，除了多种供给与需求因素外，还有粮食市场的人为操纵以及民众的心理预期等。
　　 粮食供给总体相对稳定，但影响供给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首先，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使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日趋联动。油价上涨导致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相关运输费用提高，从而抬高食品生产成本与售价。其次，气候变化尽管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不应是此次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气候或天气这一变量早已成为农业、粮食市场的一个常量。就世界经验来看，气候或天气导致粮食产量变化的上下幅度不过1%—2%。第三，忽视粮食生产与储备。农业比较收益较低，粮食种植则更低。因此，在追逐高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很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忽视粮食生产与储备。印度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耕地，气
　　候条件优越，“绿色革命”曾使
　　印度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粮食自给有余、储备充足。但正是由于长年丰衣足食而忽视粮食生产与储备，导致近年来印度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国内需要。严峻的现实使印度政府认识到，粮食生产低迷“已经严重威胁到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粮食安全甚至比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安全对印度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重要”。
　　 影响粮食价格波动主要在需求方面，尤其是工业需求。一是基本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口粮需求增加，尤其是中产阶级增多导致消费升级，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增加。研究表明，生产1公斤牛肉大约需要8公斤谷物饲料，即1∶8，猪肉约1∶3，鸡肉约1∶2。膳食结构的改善导致饲料用粮需求膨胀，目前正以平均2100万吨/年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统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由目前的66亿增加到92亿。因此，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将不断增加。二是工业需求。人类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是渐进的，但这并非近年来粮价的普遍、持续、大幅上涨甚至是急剧飙升的主要原因。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著名粮食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指出，美国政府的错误能源政策应对此次粮价上涨负责。美国为减少对外石油依赖，大力发展生物能源计划。按美国目前技术水平，一辆最普通的家用吉普加满一箱油需耗用200公斤玉米，相当于非洲穷国布基纳法索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2007年美国所产玉米的25%变成了乙醇；2008年上升到28%，将达到1.14亿吨。欧洲每年用于制造生物燃料所耗费的粮食与美国相当。欧美“机器吃粮”相当于5亿人的口粮。联合国官员就此严厉抨击，即使美国产出的所有粮食全部转化为生物燃料，也仅够全美18%的汽车所需，因此使用粮食生产燃料是一项“反人类的罪行”。三是投机需求。全球流动性总体过剩将长期持续，庞大的游资不断追逐有限的资源，导致游资流向哪里，那里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狂涨。近年来，能源等
　　大宗商品不断成为国际游资的追逐对象。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导着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早就成为全球粮价的晴雨表。美国金融资本更是近水楼台，金融寡头早就深谋远虑，粮食继石油之后，将成为他们手中的新玩偶。他们利用世界粮食库存减少、需求增加、气候变化等议题大肆投机炒作，赚个盆满钵溢。
　　
　　 粮食市场的操纵与危机的心理预期。世界粮价上涨与粮食生产、贸易的垄断关系密切。在粮食产量上，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居垄断地位，仅美国，粮食年出口量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则高达60%。美国和南美的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大豆总产量超过世界大豆产量的90%。目前，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粮食生产潜力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粮食政策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粮价的高低。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一样有类似的“自我实现”效应，即危机的酝酿、生成到恶化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心理预期的恶化带来危机的不断恶化。当生产减少、储备下降、价格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禁运、出口管制、限额购买乃至社会骚乱等负面消息不断被报道后，人们的恐慌心理就会与日俱增，由此导致争购与价格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粮食危机也因此不断升级。
　　
　　
　　粮食危机触及系列危机
　　
　　有专家认为，从长期来看，粮价将会逐步趋于稳定，因为高粮价会引导生产国扩大种植面积，最终拉低价格。但联合国粮农组织初步预测，粮食高价态势可能至少持续10年。6月初在意
　　大利召开的世界粮食高峰会议，因为回避了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生物燃料生产以及跨国粮商市场操纵等关键问题，所以众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峰会没有给世界粮食危机的全面解决带来契机。
　　 穷国社会危机。面对粮食危机，穷国及穷人首当其冲。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食品消费占收入之比最高达75%，食品价格上涨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构成沉重打击。高涨的粮价正使一些贫困国家面临饥饿威胁，并导致社会动荡，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前景堪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有8.54亿，其中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就达2.06亿。今年以来，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多国相继发生“粮食骚乱”，造成人员伤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警告，对于那些购买力较弱、难以确保粮食稳定供应的穷国来说，粮食问题很可能引发地缘关系的紧张，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战争。
　　 富国道德危机。此轮世界粮食危机，发达国家难辞其咎。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粮食生产，与发达国家鼓吹自由贸易密切相关。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产粮国受“比较优势”的诱惑，将稀缺的耕地转向种植高收益农产品或工业用地。但是，国际市场是发达国家（金融寡头）操纵的市场，他们通过不断高涨的粮价，拿走了穷国在“比较优势”下获得的新增收益。富国不断增加补贴，用种植粮食的土地去种植生物燃料，鼓励本国的汽车与穷国的百姓争夺口粮。世界粮食出现危机，一些富国虽承诺增加粮食援助，但只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坚持发展“机器吃粮”的生物能源计划，而且公开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应当对全球食品价格上涨负责。冷战时期，粮食曾是西方国家应对苏联阵营的政治武器。如今，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发达国家似乎正在还原粮食的政治武器特色，以应对越来越“离心”的发展中国家和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
　　 国际秩序危机。世界粮食危机表面是市场供求紧张引发的价格危机，实质反映的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不久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责，全球粮价上涨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性的溃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粮价危机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使国际社会过去7年里的脱贫努力毁于一旦。面对世界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只能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进行口头呼吁；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其中心议题正在于农业补贴）久拖不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的国际经济协调早就力不从心，不断需要新兴大国协助。诸多迹象显示，国际多边机制正陷入危机，区域与双边合作由此兴起。
　　 当然，问题并不都是悲观的。为应对世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态势，近来欧盟决定从改革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着手，取消先前对生产不必要的限制；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表示，将采取联合行动，大力资助西非地区的农业项目，维护地区粮食安全；东南非共同市场也呼吁成员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粮食产量，等等。粮食危机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从战略高度关注粮食安全，通过挖潜革新增加粮食生产与储备，完善流通、配送体系，从而使未来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尽管国际多边体制面临危机，但区域与双边合作在粮食危机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粮食外交”日趋活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