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办报主张及其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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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梁启超在1893年的“公车上书”中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宣传鼓动者。其时,梁启超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都有自己的主张,对报业的流弊也深恶痛绝。他曾在报上历数报业之流弊。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主张建立报律,依法管理。他主笔的报刊均以宣传报刊自由主义为主。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最后一抹晚霞,在政界消失了,但是他在学术界竖立了一座丰碑:共留下1400多万字的新闻、文学著作。虽然其学术研究的底色仍然是改良主义,但是他诸多的创见确对学术研究有杰出的贡献,给来者以启示,给后人以滋养。
  关键词:梁启超 报律 报刊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对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中,梁启超是以办报著称于世的。他一生政治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利用报刊进行宣传活动。他的一支健笔,曾搅动过中国的政潮,人称“舆论界的骄子”,同时也是我国新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对冲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严厉的结社、新闻出版禁令,有开山之功;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办报思想,在我国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我国的新闻生活。
  一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概述
  1893年“公车上书”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又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之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依靠袁世凯,又主持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极参加“倒袁”运动。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从23岁(1895年)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起,一直到48岁(1920年)办《解放与政造》杂志为止,在长达25年的办报生涯中,他先后亲自主编了10个报刊。其中民国前7个,民国后3个。
  梁启超参与创办的报纸着实不少,如澳门的《知新报》,湖南的《湘报》,上海的《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等。为这些报纸的创办,梁启超都曾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梁启超一生亲身主持的言论机关有:《中外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和《庸言》、《大中华》(后两者在民国期间)。民国政党各有言论机关,进步党之喉舌遍布北京、上海等地,除《庸言》、《大中华》外,《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改造》杂志等,皆经常载有梁启超的文字。其中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与信息学术及道路交通密切相关,通则强,塞则弱。报纸乃是一个国家的耳目喉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报务发达,故能做到上下相通,君臣一气,国家因此而日益强盛。他提出了在中国办报应采取的4条措施,一是“广泽五洲近事”,二是“详录各省新政”,三是“博搜交涉要案”,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这些都是在教育读者不要再抱残守缺,死守“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
  梁启超的这些主张,明确表达出他与康有为在学术思想上的分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曾这样说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他以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我国思想界缺少独立自主的根源,便“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二 梁启超主办报刊的思想及其贡献
  梁启超在其漫长的办报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形成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主张革命应以输入“欧西文思”为起点,而“欧西文思”显然包括了欧洲的思想与写文章的方法,由此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革命是与他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
  梁启超推重其时文化中新报刊的“新文体”,认为判断报刊文章良否有4个标准:一曰总之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者劣。思想新是要求能批判古来错误的旧思想,输入各国的新思想,以此改变人们的陈腐观念。但世界上新思想之众多,甚至相互抵牾,作者不能将这些驳杂的思想一古脑儿全部搬进来,这便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内容介绍进来,“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是之谓正”。
  梁启超提出报刊文章内容要丰富多彩,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要是最新、最准确的情况。他曾在报上历数报业之流弊。他认为“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东齐野语,即密辛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此为报业第一之流弊。其他诸如记载不实,臆造诡说;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敷衍塞责,讨论逸闻等,亦均应作为流弊除之。
  譬如他提出的那4条标准,就将宗旨和思想放在了前二位,这已反映出他想通过文学的手段,而达到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政治目的。要实现改良社会这一目的,就要广泛介绍和传播西学,从而来补待改良社会所没有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载的大量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倡导民主民权的文章,酣畅淋漓,笔力爽健,文辞优美不胫而走于天下,甚至获得了比戊戌时期还要广泛的声誉。后又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提出报馆如耳目喉舌。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是一篇阐述维新派办报思想的重要文章。文章把报纸的作用精练地概括为“去塞求通”,认为“中国受侮数十年”的最大原因是闭塞不通。这种“闭塞”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下不通”,即清王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隔膜,民隐无法上达;二是“内外不通”,即举国不知外国之事、国际之事,只知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这样,“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彦耳。”
  后来梁启超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鉴。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在我国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时中国被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也对普通读者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与同时代的文人墨客相比,梁启超的文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爱国志士追求真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其文章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足见其感人至深。是时,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都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其主要贡献有: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因此说,梁启超在我国新闻报业史上有着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 梁启超学术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梁启超对新闻人的论述集中在价值、道德和“事功”(即如何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3个层面。为了实现报刊的价值,梁启超强调报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确立“天降任,吾不辱”的职业良心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职业态度,并以此为指引,形成有利于报刊价值实现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如敬业、公正、真实、讲求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把握时效性、甘于牺牲等等。他的观点直接针对当时政党报刊和政党报人的状况,而且折射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他的观点来自于他自身在报界的实践,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性。部分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是新闻人思想和行为的指针。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主办的报刊有多种行于当世。他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在民国时期报刊创办和学术研究、办学上都有多方面成就,很多作品行世,尤以其报刊文章影响最大。
  他学贯中西,一生著作甚丰,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哲学、新闻学、佛学、语言学等领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共留下1400多万字的刊物及著作。虽然他学术研究的底色仍然是改良主义,但是他诸多的创见确对学术研究有杰出的贡献,给来者以启示,给后人以滋养。
  四 结语
  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先进的,具有强烈的时代启蒙意识。他提出报刊文章内容要丰富多彩,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再到《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步入报坛,便置身其中,全身心投入,使这几份主要的报刊在当时发挥了宣传鼓动、引导勉励的作用。综观整个时期,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新闻自由的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中提出并凭借报刊加以传播,是对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其次,梁启超创立了“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这一理论。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苛求,因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现状及将来》,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下篇 思想解放》,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朱梦瑶,女,1986—,江苏昆山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单位:昆山市文化馆创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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