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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家庭投资；长期投资；农民分层
摘要：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农户投资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和生产学派与理性小农学派，前者的核心观点是“自给小农”，而后者却认为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在理性小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包含的因素、使用的研究材料等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将农户分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地市场不完备等情况引入研究范畴并进行深入研究。
中图分类号：17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108-06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的作用在于通过投资能有效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调整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农户的农业投资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户长期投资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我国农业发展或停滞，国民经济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分析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把握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内在规律和机理，发现刺激农户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因素，对于我国化解“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所谓农户长期投资，主要是指与农户生产活动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类投资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决心，因为长期投资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不可撤销，必须在其后续的农业生产中陆续回收投资成本，而如果农民在其投资后不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投资成本就不能回收。因而农业长期投资就成为判断农户是否有意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标准。
一、农户投资行为理论
根据对农民是否具有理性假设的不同，国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以前苏联经济学家A·恰亚诺夫(Chayanov)为代表的组织和生产学派，二是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
1．组织和生产学派 国外最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农户经济行为的是前苏联社会农学研究者A·恰亚诺夫(Chayanov)，他于1925年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首次提出“自给小农”观点。书中以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小农为研究对象，指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用劳动力；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工资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身家庭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因而，农户经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并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和原则。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劳动一消费均衡论”。后来，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汲取了卡亚诺夫关于家庭农场与经营性农场有区别的观点，认为生存取向的农民家庭的特殊经济行为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家庭农场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以可靠和稳定的方式满足家庭生存的基本需要是农民做出选择的关键标准。斯科特以20世纪初东南亚小农特征为背景，提出“小农道德经济”说。在其代表作《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一书中，他反复强调农民在确定投资时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奉行“安全第一”，“生机第一”的原则。生存取向的农民会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是冒险去最大化其平均收益。他们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比较稳定的策略，而不会采用那些投资回报高但同时风险也较高的策略。
2．理性小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1964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理性小农”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都一点不逊色。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该学派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塞缪尔·波普金继承了舒尔茨的理论思路，并在舒尔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理性”范畴进行延伸。他在其著作《理性的小农》中，假设农民是理性的个人或者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出“理性意味着，各人根据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评估他们行为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波普金建立了一个用“公共选择理论”揭示农民社会和农民行为的解释模式。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t)接受了农户具有经济理性行为的观点，最早提出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的生产、消费和劳动供给等决策结合起来，并建立农户生产模型。其理论核心是，把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单元的价值——不论用于家务、工资性工资或者是休闲等——都根据市场工资给以机会成本式的估价，家庭再根据成本最小原则组织生产决策，根据效用最大原则制定消费计划，也即通过对家庭时间、购买性商品(X-goods)和家庭生产的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消费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
二、国外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在以农民是“经济人”的共识基础之上，研究者对影响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地权稳定性对农户长期投资的影响来进行的。最早由Alchian，Demsetz提出产权对投资激励的影响。而后Feder等人对泰国三个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泰国的土地授权证政策在两个省显著提高了农户对土地投资强度，但在另外一个省由于其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并且信贷市场信息畅通，土地授权证政策对农户投资的影响没有其他两个省明显。在对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等国的研究中，如Carter et a1．，Migot-Adholla et a1．以及Roth and Hazell的研究发现：很难对地权稳定性与农业长期投资的关系做出一致性的判断，在农业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农业仍 处于较原始阶段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之间无显著关系。然而，Binswanger et a1．的研究却证实了拥有土地产权与更高的长期投资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研究也证实了正式的土地产权具有提高投资的效果。Deininger and Chamorro针对尼加拉瓜的一项关于土地产权和产权登记制度的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一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安全性并导致了长期投资的提高，并且使农民更倾向于进行长期投资，改变了以前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的状态。Pender and Kerr对印度半干旱地区的三个村庄的村民进行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研究发现，其中两个村在租借的土地上进行的水土保持投资明显更低，并且发现农民的投资决策与劳动力市场以及信贷市场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Brasselle et a1．却认为，土地产权与长期投资激励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现有研究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除了稳定的土地产权可能会激励投资以外，长期投资也可能会反过来强化土地产权。例如在次撒哈拉地区以及那些建国不久并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的国家里，当土地产权还处于非正式状态时，一些投资行为，特别是种树，被认为是对暂时的、不确定的土地产权的一种确认方法。也就是说，土地产权与投资之间具有双向促进关系。他针对Burkina Faso西南地区的一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的安全性确实会受投资的影响，而一旦控制了这种内生性偏误之后，提高土地产权未必会激励投资。Besley对加纳的两个地区进行研究后发现，稳定的土地产权对农业投资具有一种“交易收益”(Gains-from-Trade)效应，不稳定的土地产权阻碍农户进行土地交易，因而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在市场上实现其交换价值的可能性，相应地农户会减少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但是，Besley并没有从他自己利用加纳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中证实这一理论。Jacoby et a1．对中国的研究表明，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农作物产量提高的效果不明显。总之，关于土地产权稳定效应实证分析方面的研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一致答案。
三、我国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研究状况
1978年以前，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户家庭成了农业投资主体。因而，20世纪80年代，对我国农户投资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最初仅仅对农户兼业投资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机理、内部运行的规律、存在的各种约束条件及相关因素。胡继连从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等角度来解释农户投资的动机及其投资结构的变动。这些研究引起了各界对农户投资问题的关注，但是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或者是研究方法的欠缺，往往停留在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定性描述上，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定量分析。20世纪90年代，我国关于农户家庭投资行为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户农业投入的关系来进行。Feder，林毅夫等利用三省四县800户农户实证调查资料就可能影响农户家庭投资的因素，如农场规模、农地使用稳定性、农业生产的信贷资金等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农户家庭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另外还发现，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对农户投资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Yao和Cater通过对绿肥种植密度的实证研究，Li et a1．通过对农户有机肥施用的实证等研究也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对农户的中、长期投入有影响，但对当前投入没有影响。朱明、尉安宁和刘守英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土地的实际使用权的稳定性并没有对农户的总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与Feder等的研究一致，但是当将农户投资分为与土地相关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时，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土地相关的投资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农业收入对农户农业投资有正的效应，而非农工作机会对农户农业投资起相反作用。何凌云、黄季焜以广东省2000年6个县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土地使用权对农户肥料施用的影响作了计量经济分析，也得出与先前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对土地产权的不同安排会显著影响农户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量，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土地肥力产生影响。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农户投资问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通过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1996年每年2万农户农业生产和经营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户收入水平与种植业的物质费用投入有直接的关系，在目前农业生产技术经济条件下，在人均收入水平低，非农产业不发达的农户中，增加国家资金和信贷的支持力度，对于增加农业产出和提高农民收入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农户种植业投入达到一定极限，并且农户兼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农户的“收入重心效应”对农业的影响会更加明显。Wu和Meng对中国5省共计1000个样本农户粮食生产的投资情况进行了计量研究，发现尽管非农收入的份额对农户粮食生产的资本存量有负的影响，但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对粮食生产的投资，且资本存量的收入弹性大于1，表明资本存量的增值率比家庭收入增长快。黄明东认为农户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农业投资上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是农户和政府之间对农业的投资由一种合作博弈转为另一种不信任的非合作博弈，最后农户和政府不管有无投资能力都不愿意对农业进行投资。刘承芳等以江苏省300户农户1993～1999年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系统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投资的总体比例并不高；而在诸多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中，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得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如通电话)等是主要因素。其中非农就业比例、房屋资产与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其他三个因素与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屈艳芳和郭敏利用1985～2000年的全国统计资料对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业贷款、承包期等如何影响农户投资及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收入、农地收益水平、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只是在农地规模与农户投资的关系方面，她们认为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与农户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前文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
四、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投资的影响。但是由于研究者研究角度或者出发点不同，或者被研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甚 至相反。
(2)对于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诸多因素，如农场规模、农业生产信贷资金、非农就业比例、房屋资产等的研究，基本结论大体一致，但是由于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个别因素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3)在已有的实证分析中，农户投资数据笼统采用生产投资数据，没有区分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和简单再生产投资，或者他们使用农户施用绿肥或者农家肥的多寡来判断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我们认为，绿肥和农家肥虽然对土壤具有一定改良作用，但是农户在使用这些有机肥料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长期投资(改良土壤)的考虑，有可能更主要的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毕竟施用农家肥或者绿肥的成本远远低于使用化肥的成本。特别是对于一些边远山区或者是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购买化肥的费用再加上昂贵的运输费用，让农民对化肥望而却步，根本无力购买，转而大量使用农家肥。
诚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投资存在的问题，但是还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的一些经济行为。并且从研究者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来看，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些影响因素很重要，也会影响农户农业投资，但可能并不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因而我们推测下面几个因素可能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在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时，相同的条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农业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农业商业化程度低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之间无显著关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程度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2)农户分层因素。结合我国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引起的城乡巨大变化，农村社会从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农户出现分层化。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处于不同层次的人其主导需求不同。在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农户主要需求基本一致，即为了生计而生产，大家都投资农业生产；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人们基本生活基本有了保障，农户的生产活动也不仅仅是为了糊口和填饱肚子，农户主导需求出现差异，因而农户投资行为也相应产生变化。
(3)农地市场不完备。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可以自由转让、出租其土地，但是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农户土地出租、转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乡镇政府和村里的干扰，土地转让、出租的交易成本很高，一般难以正常进行。从《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实施以来，并没有出现人们事先想象的农村土地出租浪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农村土地市场仍然是不完备的，这也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
(4)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也以城市为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靠农民按“一事一议”的制度，自行商议解决，政府财政基本没有投入。因而导致农村信息闭塞，运输成本偏高。这些不但增加了农户的生活成本，同时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增加了农户农业长期投资成本，从而打击了农户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认为农户分层、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完备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是我国特有的，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因此，只有抓住这些关键因素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才能真正反映我国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特征。
同时，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农地市场缺失的条件下，农户分层的必然结果是不同层次的农户投资行为必然不同。当经济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农户家庭必将把其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金转移出农业生产领域，以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理，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农户家庭对农业的投资态度也迥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农户会逐渐减少对农业的长期投资，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在现有的文献中，目前还很少有人从这几方面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来说，这些状况都显然存在。农户家庭对农业长期投资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的现象究竟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状况还是必然趋势?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待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农户投资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和生产学派与理性小农学派，前者的核心观点是“自给小农”，而后者却认为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在理性小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包含的因素、使用的研究材料等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将农户分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地市场不完备等情况引入研究范畴并进行深入研究。
中图分类号：17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108-06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的作用在于通过投资能有效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调整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农户的农业投资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户长期投资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我国农业发展或停滞，国民经济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分析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把握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内在规律和机理，发现刺激农户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因素，对于我国化解“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所谓农户长期投资，主要是指与农户生产活动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类投资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决心，因为长期投资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不可撤销，必须在其后续的农业生产中陆续回收投资成本，而如果农民在其投资后不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投资成本就不能回收。因而农业长期投资就成为判断农户是否有意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标准。
一、农户投资行为理论
根据对农民是否具有理性假设的不同，国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以前苏联经济学家A·恰亚诺夫(Chayanov)为代表的组织和生产学派，二是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
1．组织和生产学派 国外最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农户经济行为的是前苏联社会农学研究者A·恰亚诺夫(Chayanov)，他于1925年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首次提出“自给小农”观点。书中以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小农为研究对象，指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用劳动力；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工资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身家庭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因而，农户经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并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和原则。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劳动一消费均衡论”。后来，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汲取了卡亚诺夫关于家庭农场与经营性农场有区别的观点，认为生存取向的农民家庭的特殊经济行为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家庭农场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以可靠和稳定的方式满足家庭生存的基本需要是农民做出选择的关键标准。斯科特以20世纪初东南亚小农特征为背景，提出“小农道德经济”说。在其代表作《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一书中，他反复强调农民在确定投资时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奉行“安全第一”，“生机第一”的原则。生存取向的农民会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是冒险去最大化其平均收益。他们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比较稳定的策略，而不会采用那些投资回报高但同时风险也较高的策略。
2．理性小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1964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理性小农”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都一点不逊色。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该学派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塞缪尔·波普金继承了舒尔茨的理论思路，并在舒尔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理性”范畴进行延伸。他在其著作《理性的小农》中，假设农民是理性的个人或者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出“理性意味着，各人根据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评估他们行为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波普金建立了一个用“公共选择理论”揭示农民社会和农民行为的解释模式。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t)接受了农户具有经济理性行为的观点，最早提出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的生产、消费和劳动供给等决策结合起来，并建立农户生产模型。其理论核心是，把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单元的价值——不论用于家务、工资性工资或者是休闲等——都根据市场工资给以机会成本式的估价，家庭再根据成本最小原则组织生产决策，根据效用最大原则制定消费计划，也即通过对家庭时间、购买性商品(X-goods)和家庭生产的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消费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
二、国外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在以农民是“经济人”的共识基础之上，研究者对影响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地权稳定性对农户长期投资的影响来进行的。最早由Alchian，Demsetz提出产权对投资激励的影响。而后Feder等人对泰国三个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泰国的土地授权证政策在两个省显著提高了农户对土地投资强度，但在另外一个省由于其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并且信贷市场信息畅通，土地授权证政策对农户投资的影响没有其他两个省明显。在对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等国的研究中，如Carter et a1．，Migot-Adholla et a1．以及Roth and Hazell的研究发现：很难对地权稳定性与农业长期投资的关系做出一致性的判断，在农业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农业仍 处于较原始阶段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之间无显著关系。然而，Binswanger et a1．的研究却证实了拥有土地产权与更高的长期投资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研究也证实了正式的土地产权具有提高投资的效果。Deininger and Chamorro针对尼加拉瓜的一项关于土地产权和产权登记制度的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一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安全性并导致了长期投资的提高，并且使农民更倾向于进行长期投资，改变了以前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的状态。Pender and Kerr对印度半干旱地区的三个村庄的村民进行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研究发现，其中两个村在租借的土地上进行的水土保持投资明显更低，并且发现农民的投资决策与劳动力市场以及信贷市场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Brasselle et a1．却认为，土地产权与长期投资激励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现有研究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除了稳定的土地产权可能会激励投资以外，长期投资也可能会反过来强化土地产权。例如在次撒哈拉地区以及那些建国不久并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的国家里，当土地产权还处于非正式状态时，一些投资行为，特别是种树，被认为是对暂时的、不确定的土地产权的一种确认方法。也就是说，土地产权与投资之间具有双向促进关系。他针对Burkina Faso西南地区的一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的安全性确实会受投资的影响，而一旦控制了这种内生性偏误之后，提高土地产权未必会激励投资。Besley对加纳的两个地区进行研究后发现，稳定的土地产权对农业投资具有一种“交易收益”(Gains-from-Trade)效应，不稳定的土地产权阻碍农户进行土地交易，因而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在市场上实现其交换价值的可能性，相应地农户会减少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但是，Besley并没有从他自己利用加纳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中证实这一理论。Jacoby et a1．对中国的研究表明，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农作物产量提高的效果不明显。总之，关于土地产权稳定效应实证分析方面的研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一致答案。
三、我国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研究状况
1978年以前，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户家庭成了农业投资主体。因而，20世纪80年代，对我国农户投资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最初仅仅对农户兼业投资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机理、内部运行的规律、存在的各种约束条件及相关因素。胡继连从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等角度来解释农户投资的动机及其投资结构的变动。这些研究引起了各界对农户投资问题的关注，但是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或者是研究方法的欠缺，往往停留在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定性描述上，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定量分析。20世纪90年代，我国关于农户家庭投资行为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户农业投入的关系来进行。Feder，林毅夫等利用三省四县800户农户实证调查资料就可能影响农户家庭投资的因素，如农场规模、农地使用稳定性、农业生产的信贷资金等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农户家庭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另外还发现，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对农户投资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Yao和Cater通过对绿肥种植密度的实证研究，Li et a1．通过对农户有机肥施用的实证等研究也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对农户的中、长期投入有影响，但对当前投入没有影响。朱明、尉安宁和刘守英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土地的实际使用权的稳定性并没有对农户的总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与Feder等的研究一致，但是当将农户投资分为与土地相关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时，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土地相关的投资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农业收入对农户农业投资有正的效应，而非农工作机会对农户农业投资起相反作用。何凌云、黄季焜以广东省2000年6个县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土地使用权对农户肥料施用的影响作了计量经济分析，也得出与先前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对土地产权的不同安排会显著影响农户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量，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土地肥力产生影响。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农户投资问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通过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1996年每年2万农户农业生产和经营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户收入水平与种植业的物质费用投入有直接的关系，在目前农业生产技术经济条件下，在人均收入水平低，非农产业不发达的农户中，增加国家资金和信贷的支持力度，对于增加农业产出和提高农民收入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农户种植业投入达到一定极限，并且农户兼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农户的“收入重心效应”对农业的影响会更加明显。Wu和Meng对中国5省共计1000个样本农户粮食生产的投资情况进行了计量研究，发现尽管非农收入的份额对农户粮食生产的资本存量有负的影响，但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对粮食生产的投资，且资本存量的收入弹性大于1，表明资本存量的增值率比家庭收入增长快。黄明东认为农户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农业投资上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是农户和政府之间对农业的投资由一种合作博弈转为另一种不信任的非合作博弈，最后农户和政府不管有无投资能力都不愿意对农业进行投资。刘承芳等以江苏省300户农户1993～1999年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系统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投资的总体比例并不高；而在诸多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中，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得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如通电话)等是主要因素。其中非农就业比例、房屋资产与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其他三个因素与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屈艳芳和郭敏利用1985～2000年的全国统计资料对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业贷款、承包期等如何影响农户投资及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收入、农地收益水平、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只是在农地规模与农户投资的关系方面，她们认为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与农户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前文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
四、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投资的影响。但是由于研究者研究角度或者出发点不同，或者被研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甚 至相反。
(2)对于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诸多因素，如农场规模、农业生产信贷资金、非农就业比例、房屋资产等的研究，基本结论大体一致，但是由于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个别因素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3)在已有的实证分析中，农户投资数据笼统采用生产投资数据，没有区分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和简单再生产投资，或者他们使用农户施用绿肥或者农家肥的多寡来判断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我们认为，绿肥和农家肥虽然对土壤具有一定改良作用，但是农户在使用这些有机肥料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长期投资(改良土壤)的考虑，有可能更主要的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毕竟施用农家肥或者绿肥的成本远远低于使用化肥的成本。特别是对于一些边远山区或者是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购买化肥的费用再加上昂贵的运输费用，让农民对化肥望而却步，根本无力购买，转而大量使用农家肥。
诚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投资存在的问题，但是还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的一些经济行为。并且从研究者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来看，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些影响因素很重要，也会影响农户农业投资，但可能并不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因而我们推测下面几个因素可能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在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时，相同的条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农业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农业商业化程度低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之间无显著关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程度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2)农户分层因素。结合我国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引起的城乡巨大变化，农村社会从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农户出现分层化。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处于不同层次的人其主导需求不同。在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农户主要需求基本一致，即为了生计而生产，大家都投资农业生产；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人们基本生活基本有了保障，农户的生产活动也不仅仅是为了糊口和填饱肚子，农户主导需求出现差异，因而农户投资行为也相应产生变化。
(3)农地市场不完备。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可以自由转让、出租其土地，但是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农户土地出租、转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乡镇政府和村里的干扰，土地转让、出租的交易成本很高，一般难以正常进行。从《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实施以来，并没有出现人们事先想象的农村土地出租浪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农村土地市场仍然是不完备的，这也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
(4)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也以城市为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靠农民按“一事一议”的制度，自行商议解决，政府财政基本没有投入。因而导致农村信息闭塞，运输成本偏高。这些不但增加了农户的生活成本，同时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增加了农户农业长期投资成本，从而打击了农户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认为农户分层、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完备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是我国特有的，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因此，只有抓住这些关键因素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才能真正反映我国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特征。
同时，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农地市场缺失的条件下，农户分层的必然结果是不同层次的农户投资行为必然不同。当经济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农户家庭必将把其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金转移出农业生产领域，以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理，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农户家庭对农业的投资态度也迥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农户会逐渐减少对农业的长期投资，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在现有的文献中，目前还很少有人从这几方面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来说，这些状况都显然存在。农户家庭对农业长期投资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的现象究竟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状况还是必然趋势?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待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