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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一代绘画大师赵延绪(字缵之)与先父刘石生(字子坚)交情甚笃,他们相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原大战阎锡山联冯倒蒋失败后避居大连,1931年潜回山西。随后九一八事变,蒋与阎捐弃前嫌,握手言和。翌年,蒋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其时,先父在阎身边工作。阎为取得蒋的谅解,故作姿态,提出“造产救国”的口号,起草拟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放言专心地方建设,以此麻痹蒋对自己的不信任与威胁。
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间,是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1933年8月,阎锡山组建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以此推动和发展山西地方经济。同时,在文化领域设立山西书局,成立山西文献委员会,通过西北实业公司所辖的西北印刷厂,大量编撰、复制、影印历代名人手迹、碑帖、字画。如编撰出版过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山西石刻造像历史的《山右石刻》。其间,担任山西书局经理的方闻(字彦光)、山西文献委员会文献发行人的赵正楷(字法真)都是先父刘石生与赵延绪的老朋友。因此,山西书局每出版印刷一种名人字画或碑帖,方闻、赵正楷二人总会同先父和赵延绪打招呼,或赠或购不一而定。一来二去,先父与赵先生便熟识起来。
先父刘石生自幼酷爱书画,曾决心投身于艺术。然而,命运总是那样捉弄人,他最终还是走上从政之路。先父于书画方面虽系自学成才,但艺术功底还是扎实深厚的。赵延绪尝谓先父云:“汝虽柳生,而吾留学东瀛习画,然于中国画之技法却不如汝,吾与汝可取长补短,汝师吾学西画,吾从汝习国画技法。”不难看出赵延绪谦虚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1934年底,阎锡山父亲去世,看到父亲的遗像挂在客厅墙上,阎不禁心酸泪下。这是因为其6岁丧母,却未留下一张照片。记忆中的母亲形象已模糊不清,因此,为母亲画一张像成了阎的一个心愿。说来也巧,阎将为母亲画像的这件事,同时交办给了赵延绪和先父刘石生。一个是蜚声画坛的巨匠,一个是崭露头角的新秀,孰能如阎所愿呢?中肯地讲,赵延绪绘画的功底,无论哪一方面都毫不逊色的。但是,先父的优势却是赵延绪所不具有的,那就是我家与阎家是对门的老邻居、世交,又与阎的各路亲戚都较熟识。因此,能获得比赵延绪更广泛的参考资料并得到乡里间古稀、耄耋老人的品评对照。所以,画像就会更为逼真些(撇开艺术效果因素)。事后,阎付给每人现洋五百元的纸币,作为润资。从此,两人经常相互切磋绘画技艺,交流经验心得。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有一位叫大西传三郎的日本朋友,特别喜欢中国的字画,多次恳请父亲为其作画写字。父亲为满足其愿望,所赠字画甚多。此君回日本后,曾举办过一次书画展,恰逢徐悲鸿赴日观光时看到展览,其中父亲的作品颇多,遂向其询问父亲的情况,大西告诉他这是一位中国山西的朋友所赠。徐悲鸿遂将父亲的名讳、籍贯记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就是通过时任山西美协副主席的赵延绪和曾毕业于上海美专、与徐悲鸿有师生之谊的刘逢炎(字励吾)打听到父亲的,并诚邀先父赴中央美协工作。父亲因政府已为自己安排了工作,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见异思迁,便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延绪执教于太原国民师范(后改称二师)。我的三姊与他的儿媳王莲是同班同学。一次,赵延绪安排学生画一幅素描,并于下次上课时交来,三姊偷懒,悄悄从父亲的画稿中随手抽出一张交了上去。赵先生看到后,用铅笔在上面写了“这是谁画的?”几个字,并责令三姊下课后到他的办公室。赵延绪问三姊:“谅你也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和功底,莫非你是子坚的女儿?”三姊听后简直是惊呆了。他接着说:“我对你父亲的画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1955年父亲在运动中蒙冤去世。那个年代,亲戚朋友谁敢来往?赵延绪闻听父亲去世的消息,赶来家中探望,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这无疑给悲痛的母亲和我们以慰藉。临行前,还答应为父亲画一幅肖像作纪念。母亲也将家中保存的一些日本小隔断送给先生做油画框用。赵延绪原本想为父亲画一幅油画的,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只画了一幅铅笔素描像。而这幅画像也在文革抄家时被造反派付之一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从一个少年步入古稀。然而,从前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岁月的脚步总在改变着什么,也引起我无限的遐想。
中原大战阎锡山联冯倒蒋失败后避居大连,1931年潜回山西。随后九一八事变,蒋与阎捐弃前嫌,握手言和。翌年,蒋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其时,先父在阎身边工作。阎为取得蒋的谅解,故作姿态,提出“造产救国”的口号,起草拟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放言专心地方建设,以此麻痹蒋对自己的不信任与威胁。
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间,是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1933年8月,阎锡山组建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以此推动和发展山西地方经济。同时,在文化领域设立山西书局,成立山西文献委员会,通过西北实业公司所辖的西北印刷厂,大量编撰、复制、影印历代名人手迹、碑帖、字画。如编撰出版过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山西石刻造像历史的《山右石刻》。其间,担任山西书局经理的方闻(字彦光)、山西文献委员会文献发行人的赵正楷(字法真)都是先父刘石生与赵延绪的老朋友。因此,山西书局每出版印刷一种名人字画或碑帖,方闻、赵正楷二人总会同先父和赵延绪打招呼,或赠或购不一而定。一来二去,先父与赵先生便熟识起来。
先父刘石生自幼酷爱书画,曾决心投身于艺术。然而,命运总是那样捉弄人,他最终还是走上从政之路。先父于书画方面虽系自学成才,但艺术功底还是扎实深厚的。赵延绪尝谓先父云:“汝虽柳生,而吾留学东瀛习画,然于中国画之技法却不如汝,吾与汝可取长补短,汝师吾学西画,吾从汝习国画技法。”不难看出赵延绪谦虚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1934年底,阎锡山父亲去世,看到父亲的遗像挂在客厅墙上,阎不禁心酸泪下。这是因为其6岁丧母,却未留下一张照片。记忆中的母亲形象已模糊不清,因此,为母亲画一张像成了阎的一个心愿。说来也巧,阎将为母亲画像的这件事,同时交办给了赵延绪和先父刘石生。一个是蜚声画坛的巨匠,一个是崭露头角的新秀,孰能如阎所愿呢?中肯地讲,赵延绪绘画的功底,无论哪一方面都毫不逊色的。但是,先父的优势却是赵延绪所不具有的,那就是我家与阎家是对门的老邻居、世交,又与阎的各路亲戚都较熟识。因此,能获得比赵延绪更广泛的参考资料并得到乡里间古稀、耄耋老人的品评对照。所以,画像就会更为逼真些(撇开艺术效果因素)。事后,阎付给每人现洋五百元的纸币,作为润资。从此,两人经常相互切磋绘画技艺,交流经验心得。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有一位叫大西传三郎的日本朋友,特别喜欢中国的字画,多次恳请父亲为其作画写字。父亲为满足其愿望,所赠字画甚多。此君回日本后,曾举办过一次书画展,恰逢徐悲鸿赴日观光时看到展览,其中父亲的作品颇多,遂向其询问父亲的情况,大西告诉他这是一位中国山西的朋友所赠。徐悲鸿遂将父亲的名讳、籍贯记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就是通过时任山西美协副主席的赵延绪和曾毕业于上海美专、与徐悲鸿有师生之谊的刘逢炎(字励吾)打听到父亲的,并诚邀先父赴中央美协工作。父亲因政府已为自己安排了工作,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见异思迁,便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延绪执教于太原国民师范(后改称二师)。我的三姊与他的儿媳王莲是同班同学。一次,赵延绪安排学生画一幅素描,并于下次上课时交来,三姊偷懒,悄悄从父亲的画稿中随手抽出一张交了上去。赵先生看到后,用铅笔在上面写了“这是谁画的?”几个字,并责令三姊下课后到他的办公室。赵延绪问三姊:“谅你也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和功底,莫非你是子坚的女儿?”三姊听后简直是惊呆了。他接着说:“我对你父亲的画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1955年父亲在运动中蒙冤去世。那个年代,亲戚朋友谁敢来往?赵延绪闻听父亲去世的消息,赶来家中探望,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这无疑给悲痛的母亲和我们以慰藉。临行前,还答应为父亲画一幅肖像作纪念。母亲也将家中保存的一些日本小隔断送给先生做油画框用。赵延绪原本想为父亲画一幅油画的,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只画了一幅铅笔素描像。而这幅画像也在文革抄家时被造反派付之一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从一个少年步入古稀。然而,从前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岁月的脚步总在改变着什么,也引起我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