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一代绘画大师赵延绪（字缵之）与先父刘石生（字子坚）交情甚笃，他们相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原大战阎锡山联冯倒蒋失败后避居大连，1931年潜回山西。随后九一八事变，蒋与阎捐弃前嫌，握手言和。翌年，蒋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其时，先父在阎身边工作。阎为取得蒋的谅解，故作姿态，提出“造产救国”的口号，起草拟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放言专心地方建设，以此麻痹蒋对自己的不信任与威胁。
　　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间，是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1933年8月，阎锡山组建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以此推动和发展山西地方经济。同时，在文化领域设立山西书局，成立山西文献委员会，通过西北实业公司所辖的西北印刷厂，大量编撰、复制、影印历代名人手迹、碑帖、字画。如编撰出版过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山西石刻造像历史的《山右石刻》。其间，担任山西书局经理的方闻（字彦光）、山西文献委员会文献发行人的赵正楷（字法真）都是先父刘石生与赵延绪的老朋友。因此，山西书局每出版印刷一种名人字画或碑帖，方闻、赵正楷二人总会同先父和赵延绪打招呼，或赠或购不一而定。一来二去，先父与赵先生便熟识起来。
　　先父刘石生自幼酷爱书画，曾决心投身于艺术。然而，命运总是那样捉弄人，他最终还是走上从政之路。先父于书画方面虽系自学成才，但艺术功底还是扎实深厚的。赵延绪尝谓先父云：“汝虽柳生，而吾留学东瀛习画，然于中国画之技法却不如汝，吾与汝可取长补短，汝师吾学西画，吾从汝习国画技法。”不难看出赵延绪谦虚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1934年底，阎锡山父亲去世，看到父亲的遗像挂在客厅墙上，阎不禁心酸泪下。这是因为其6岁丧母，却未留下一张照片。记忆中的母亲形象已模糊不清，因此，为母亲画一张像成了阎的一个心愿。说来也巧，阎将为母亲画像的这件事，同时交办给了赵延绪和先父刘石生。一个是蜚声画坛的巨匠，一个是崭露头角的新秀，孰能如阎所愿呢？中肯地讲，赵延绪绘画的功底，无论哪一方面都毫不逊色的。但是，先父的优势却是赵延绪所不具有的，那就是我家与阎家是对门的老邻居、世交，又与阎的各路亲戚都较熟识。因此，能获得比赵延绪更广泛的参考资料并得到乡里间古稀、耄耋老人的品评对照。所以，画像就会更为逼真些（撇开艺术效果因素）。事后，阎付给每人现洋五百元的纸币，作为润资。从此，两人经常相互切磋绘画技艺，交流经验心得。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有一位叫大西传三郎的日本朋友，特别喜欢中国的字画，多次恳请父亲为其作画写字。父亲为满足其愿望，所赠字画甚多。此君回日本后，曾举办过一次书画展，恰逢徐悲鸿赴日观光时看到展览，其中父亲的作品颇多，遂向其询问父亲的情况，大西告诉他这是一位中国山西的朋友所赠。徐悲鸿遂将父亲的名讳、籍贯记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就是通过时任山西美协副主席的赵延绪和曾毕业于上海美专、与徐悲鸿有师生之谊的刘逢炎（字励吾）打听到父亲的，并诚邀先父赴中央美协工作。父亲因政府已为自己安排了工作，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见异思迁，便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延绪执教于太原国民师范（后改称二师）。我的三姊与他的儿媳王莲是同班同学。一次，赵延绪安排学生画一幅素描，并于下次上课时交来，三姊偷懒，悄悄从父亲的画稿中随手抽出一张交了上去。赵先生看到后，用铅笔在上面写了“这是谁画的？”几个字，并责令三姊下课后到他的办公室。赵延绪问三姊：“谅你也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和功底，莫非你是子坚的女儿？”三姊听后简直是惊呆了。他接着说：“我对你父亲的画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1955年父亲在运动中蒙冤去世。那个年代，亲戚朋友谁敢来往？赵延绪闻听父亲去世的消息，赶来家中探望，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这无疑给悲痛的母亲和我们以慰藉。临行前，还答应为父亲画一幅肖像作纪念。母亲也将家中保存的一些日本小隔断送给先生做油画框用。赵延绪原本想为父亲画一幅油画的，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只画了一幅铅笔素描像。而这幅画像也在文革抄家时被造反派付之一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从一个少年步入古稀。然而，从前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岁月的脚步总在改变着什么，也引起我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