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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而受到批判，在为其罗织的罪名中，就有宣扬“陕北救中央”，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等。而1954年给高岗列举的问题之一，也是其将陕北与江西相提并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就提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 “下不得地”是长沙湘潭一带方言，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同年，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个什么？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
早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就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1962年，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而受到批判，在为其罗织的罪名中，就有宣扬“陕北救中央”，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等。而1954年给高岗列举的问题之一，也是其将陕北与江西相提并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就提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 “下不得地”是长沙湘潭一带方言，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同年，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个什么？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
早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就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虽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由于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陕、甘、宁、绥等省区的地方军阀队伍，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对红军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就为中共的生存和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东临黄河天险，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陇南，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利于敌大部队运动，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地理条件。陕甘地区农业虽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人少地多，有生产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
革命危机时的“红色孤岛”
80年前的1934年，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但这一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在革命的危机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竖起了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
1935年，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西北红军主力连战获胜，将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占23个县，人口约100万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长征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亦无从了解。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总兵力达10万多人。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反对北上。其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地区。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北上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因此，以现有的兵力建立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况且，红军进入甘南后，兵员有减无补。据《彭德怀自述》，中央红军自进入甘南到陕北吴起镇这段时间，虽没打什么大仗，但脱离队伍者大增，以至于兵员减半。在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只得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蜂拥而来的追堵之敌，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
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此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养和整编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期间，红军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且有一块相当稳固的红色根据地。这可真是一个久旱逢甘霖的好消息，于是，9月26日，党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最终做出了进入陕北的战略抉择。由此，长期困扰红军的落脚点问题终于解决，所以正是因为陕北根据地，中央红军的命运从此才有了转机。
陕北救了中央
1975年初，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说：“在长征最困难时期，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散，男的可以做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转，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可以化妆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情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去陕北。” 中央到陕北时，也就剩下五六千人。据还健在的亲眼见过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老人回忆，中央红军衣衫破烂，人又黑又瘦，像叫花子队伍。在陕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无私支持和拥护，不仅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得到休养生息，而且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期。
或许长期处在川北的张国焘以为他对西北的了解应该比从江西来的中央多，张国焘认为中央到达陕北会面对胡宗南、张学良、杨虎城、马步芳四家大军，即使十万红军也会被打成游击队，向苏蒙边界靠拢更是难以实现。试想，中央红军若无法建立陕北根据地，在进入甘南后，不论朝哪个方向去，都是凶多吉少。若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去新疆向苏联靠拢，中央红军几千步兵将会直面十几万装备精良、善于骑射的马家军的截杀。1936年两万多西路军全军覆没就是例证。往东是陕西关中汉中一带，那里有以逸待劳的二十多万中央军、西北军和东北军，去那里无异于以卵击石。若向北穿过宁夏或陕北进入内蒙古，再向外蒙边界靠拢，路程有几千公里之遥，中间横隔大沙漠，难以走通。从陕北过黄河往山西发展，凭中央红军的实力亦难以成功。
所以说，没有陕甘边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共力量的空前发展。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红色孤岛”，若不是中央红军的及时赶到，就差点被内部“肃反”的滥捕滥杀所断送。正是中央和陕北进行的这场“互救”，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由低谷逐步走向了高潮。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24期）
责任编辑：刘忠林
早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就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1962年，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而受到批判，在为其罗织的罪名中，就有宣扬“陕北救中央”，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等。而1954年给高岗列举的问题之一，也是其将陕北与江西相提并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就提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 “下不得地”是长沙湘潭一带方言，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同年，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个什么？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
早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就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虽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由于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陕、甘、宁、绥等省区的地方军阀队伍，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对红军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就为中共的生存和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东临黄河天险，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陇南，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利于敌大部队运动，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地理条件。陕甘地区农业虽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人少地多，有生产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
革命危机时的“红色孤岛”
80年前的1934年，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但这一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在革命的危机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竖起了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
1935年，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西北红军主力连战获胜，将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占23个县，人口约100万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长征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亦无从了解。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总兵力达10万多人。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反对北上。其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地区。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北上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因此，以现有的兵力建立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况且，红军进入甘南后，兵员有减无补。据《彭德怀自述》，中央红军自进入甘南到陕北吴起镇这段时间，虽没打什么大仗，但脱离队伍者大增，以至于兵员减半。在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只得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蜂拥而来的追堵之敌，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
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此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养和整编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期间，红军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且有一块相当稳固的红色根据地。这可真是一个久旱逢甘霖的好消息，于是，9月26日，党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最终做出了进入陕北的战略抉择。由此，长期困扰红军的落脚点问题终于解决，所以正是因为陕北根据地，中央红军的命运从此才有了转机。
陕北救了中央
1975年初，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说：“在长征最困难时期，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散，男的可以做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转，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可以化妆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情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去陕北。” 中央到陕北时，也就剩下五六千人。据还健在的亲眼见过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老人回忆，中央红军衣衫破烂，人又黑又瘦，像叫花子队伍。在陕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无私支持和拥护，不仅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得到休养生息，而且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期。
或许长期处在川北的张国焘以为他对西北的了解应该比从江西来的中央多，张国焘认为中央到达陕北会面对胡宗南、张学良、杨虎城、马步芳四家大军，即使十万红军也会被打成游击队，向苏蒙边界靠拢更是难以实现。试想，中央红军若无法建立陕北根据地，在进入甘南后，不论朝哪个方向去，都是凶多吉少。若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去新疆向苏联靠拢，中央红军几千步兵将会直面十几万装备精良、善于骑射的马家军的截杀。1936年两万多西路军全军覆没就是例证。往东是陕西关中汉中一带，那里有以逸待劳的二十多万中央军、西北军和东北军，去那里无异于以卵击石。若向北穿过宁夏或陕北进入内蒙古，再向外蒙边界靠拢，路程有几千公里之遥，中间横隔大沙漠，难以走通。从陕北过黄河往山西发展，凭中央红军的实力亦难以成功。
所以说，没有陕甘边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共力量的空前发展。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红色孤岛”，若不是中央红军的及时赶到，就差点被内部“肃反”的滥捕滥杀所断送。正是中央和陕北进行的这场“互救”，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由低谷逐步走向了高潮。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24期）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