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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人：
唐润华 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何国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教授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刘 俊 中国传媒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副研究员
刘 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李 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主任编辑、博士
王洪波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尚京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样态、姿态、效果，在一个充分自觉自醒、坚定自信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们当前的重要关切。当前世界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内在发展肌理被概括为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兴是纵向的历史逻辑，基于对中国自身的判断与认知；世界大变局则是一个符合逻辑、基于国际政治局势与文明发展态势的判断与认知。
鉴于当前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现实，我们需要基于中国国内政治社会发展逻辑看待中外交流沟通现实，也需要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看待我们与世界的过去和未来。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广度、深度空前提高，但这似乎并未带来更多理想意义上的理解与认同，仍存在不解、冲突甚至抹黑对立。
那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评价过去五年以来我们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努力？对这种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期待？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中国与世界的互嵌
张毓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在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中，做出了何种努力？
从历史经验层面来看，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似乎并不是一个善于、愿意与世界沟通的民族。这一状况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近五年，更是呈现出与世界沟通的强烈愿望并付诸行动。这种沟通的特点是：我们总体上在按照“中国节奏”并以“中国方式”和“中国逻辑”展开。所以，从实践的视角看，我更愿意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节点上去理解大家都关心的效果问题。
从表面看，沟通实践的强化包括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的强化，信息流量的增加以及多元性形态的形成，并在传统大众传播思维下形成了看似的一种悖论——关注度的提高并未在根本意义上改变其他族群对中国的认知，甚至出现所谓的“倒退”。然而，在学理意义上，理想的沟通模式不但伴随着沟通技术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而且信息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形象的改变，而是仅仅提供了某种变化的可能。
从传播的意义上来说，信息的存有是一个变化的前提。在过去五年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推动下，至少这一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个人认为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效果不佳问题应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真正沟通逻辑上处理好主体性真实也就是“知”，与主体性建构也就是“行”的关系问题。
唐润华：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对加强对外交流（国际传播）高度重视，高层的众多重要讲话、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不但反复强调对外交流的意义，而且不断重申和明确对外交流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国家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总体上来讲，中国各个层级和领域的对外交流意识明显增强，媒体的国际传播硬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在变动不居的国际形势、传播生态和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我们在对外交流中的投入产出比还比较低。
刘俊：一是国际传播的主体，从“自塑”（自己说自己好）逐渐有效地增加了“华人塑”和“他塑”的方式。拍摄中国话题影视作品（特别是纪录片）的海外华人和海外人士逐渐增多，此类作品更能确保海外播出。影视作品的合拍也取得类似的成效。二是我们的对外传播意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总体上依然保持了真诚的出发点，友善地希望海外了解中国，希望中外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国际交流，而非意在输出意识形态观念。三是中国形象、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问题，已经从相关领域的政界、学界、业界急切关注的话题走向“破圈”，吸纳进多维度的圈层、领域乃至更大范围意义上的普通人，逐渐开始全民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成效。
姬德强：过去的五年见证了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刻调整和中国传播主体性的日渐提升。政府层面，更精准的对外传播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如何知人知己，如何精准施策，如何动员多元传播主体，如何评估多维传播效果，如何有效应对和积极参与国际舆论斗争，都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内得到了切实贯彻。媒体层面，各级媒体在复杂多变的全球传播生态中实现了进一步“走出去”，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中实现了思维和实践的多方历练，借助互联网平台有效扩大了中国故事的声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尝试着用全球本土化的方式，从讲好中国故事转向讲好世界和地方故事的新角色。民间交往是增量最大的一个领域，包含线下和线上两个层面。线下的交往以每年数以亿次的人员出入境规模为主体，以商贸、科技、教育、文化等为内容，显著提升了跨文化交往的量级，努力克服着文化差异，实现着民心相通。线上的交往主要依托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以脱域和超域的方式参与着全球网络社群的构建，形成了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中外网民表达和交往的新场域。
简而言之，“十三五”期间，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方式变得更加立体，主体和样态也更为多元，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不断调整自身以更好适应和回应全球化新阶段的大国地位是相匹配的。除此之外，中国所面臨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日渐复杂，尤以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传播生态剧变为标志，意识形态纷争、新旧媒体的地缘政治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种族偏见等等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新语境，需要以更加冷静的态度、更加复杂的思维和更加包容的胸襟来应对。 李宇：随着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中国全方位强化了同世界的沟通与交流。在国家层面上，过去五年中国外交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活力，尤以元首外交的宏大气势和主场外交的超强气场最为值得关注。在媒体层面，中央对于宣传布局和媒体发展进行了优化调整；在民间层面，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相关政策措施，在旅游、教育、商务等方面有效促进了中外交流和交往。总体而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在提质升级，这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客观需要。
王洪波：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进程中，过去五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2015年發生的两件大事，给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增加了新的注解。这一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国提出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外人文交流力度，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加快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美国著名的知华派学者兰普顿提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的论断，美国各界对于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战略竞争对手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一致共识。在中国自信和西方警惕同时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走出去”的力度持续加强，在媒体传播、对外出版、人文交流、智库外宣等领域全面发力。中国希望加深与世界的互动，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各项举措确实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外界更多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性、立体性、全面性，看到了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误读也在随之增多，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略走向的疑虑并未明显减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仍处在不断调适之中。
刘滢：过去五年里，中国本身成为一个关键词，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作为国际传播的不同主体，政府、媒体、民间机构和个人在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中付出了诸多努力。中国政府展示出了积极、主动与世界沟通的开放姿态，并且把全球性议题、相关国家的利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等作为考虑的核心因素，比起过去“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思维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媒体有意识地践行“对话新闻学”理念，在内容上尝试通过原生态的报道讲述中国故事；在形式上更多地运用对话的方式，添加更多的背景和解释；在渠道上主动选择国际受众使用广泛、便于互动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等对外传播媒体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传播成效。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前社交媒体国际传播遭遇一些阻力，亟待突破重围。在民间舆论场上，同样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跨文化的交流更加丰富和普遍，中国自媒体用户中涌现出李子柒等自觉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见领袖，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尚京华：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来，中国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各司其职，共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在政府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出访，都会在讲话中讲中国道路、中国梦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也会在到访国家的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各级对外部门，也围绕这一中心，做着宣传和解释工作。在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全球事务方面，中国也努力提出中国方案，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大国风度和大国担当。在媒体层面，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媒体，在做好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同时，也借着“一带一路”的报道，传播中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做好内外沟通交流工作。我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近五年来非常重视海外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及时拥抱新媒体技术，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扩大中国的声音。而中国民间，利用与外国的合作和互访等机会，努力展现现代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在公共外交领域讲述中国故事。应该说，这一系列传播和沟通，起到了良好效果。即使在西方媒体持续不断的负面报道和政治打压下，我们依然取得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信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西方借此机会大肆攻击和污名化中国，使这些成果蒙上了暗色。
问题意识与实践逻辑的弥合
张毓强：建构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等国际传播实践的基本问题意识是什么？这种问题意识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所作努力的效果如何？
基于问题意识展开对于实践的概括与分析，是我们理解国际传播问题的起点。也就是说，无论战略实践还是具体的媒体实践，都应该聚焦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并试图解决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国际传播的基本问题就是为国家的核心工作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近五年以来，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性在向着主体性建设方向迅速转向。一位优秀的国际传播一线实践工作者告诉我，他认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应该做到“对话不对立，友好不讨好，亲和不迎合”，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得来的逻辑。但是其中隐含着另外一种话语意味，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对立、讨好、迎合”曾经影响着我们对于问题意识的思考。当在国家韬光养晦政策统筹下的沟通行为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世界？
有三个基本特征标明了五年以来较为明晰的转向：其一是国内国际逻辑的日益弥合。这之前曾经被称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宣传大局”。其实，在实践意义上，国内的意识形态需求统辖了整个国际传播实践，并在极为深刻意义上影响着实践的进展。这恰恰与之前“内外有别”逻辑和单向性的面向国际的逻辑反向而行，是另外一个方向意义上的国际国内逻辑弥合，是回到自身。其二是基于革命逻辑的斗争性沟通样态的回归。这在真正意义上回到了党和国家较为熟悉的路径上，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有了新的描述话语和样态呈现。其三是基于极其复杂多元的国情特征，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用“三贴近”的话语准确描述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问题。多种原因带来的理解中国的惰性成为国际传播实践障碍，其内在肌理是高速发展与总结反思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 在这种弥合与转向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究竟应该以何种国家和民族的心态展开国际传播实践？而对国际传播或者全球沟通的结果又报以何种期待？
唐润华：无论是国家形象建构，还是讲好中国故事，其隐含的基本问题意识都是如何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让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加准确、全面和立体。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影响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和认知的物质屏障基本上已经消融，但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却日益突出，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尤其是美国大选以来的国际形势发展中更为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传播话语实际上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技术逻辑需要我们在对外交流中超越意识形态，让中国故事、中国形象能被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公众所认知和认同；另一方面，政治逻辑提醒我们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避免，需要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方面认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何把握和调理好话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中國国际传播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是中国和世界交流遇到的主要问题。
姬德强：国际传播话语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如何打造共意，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塑造文化领导权。长期以来，我们以单向、线性的传播观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并在中外、东西、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等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形成了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进化论式、发展主义的对外传播话语。在国际传播范式主导的时代，这一传播观有一定适用性，至少保证了中国以独立自主的话语取得国际政治地位，以经济发展的话语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但在一个全球传播的新时代，共意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超越民族国家的多元话语主体正在解构主流的国际传播范式：一方面，发展主义依然有效但面临政治意识形态分裂和文化偏见盛行的扭曲；另一方面，反宏大叙事、去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话语正在上升为全球传播的新常态。面对这一新局面，中国故事的讲述往往陷入发展主义的宏大叙事里，无法下探到分裂而流动的轻量化叙事语态中，造成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聆听者和再编织者之间的议程不匹配的状况，阻碍着共讲中国故事新目标的达成。
李宇：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等国际传播实践的基本问题意识是促进世界对中国的准确、深度、全面了解。这些意识产生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希望能及时更新世界的认知；二是中国希望在舆论斗争中有效应对西方和敌对势力的刻意抹黑和攻击，在国际舆论场中能有效澄清谬误。基于这些目标，中国全面加大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对外言说的能力和成效。
王洪波：我们建构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国际上的“挨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国际舆论格局一直是“西强我弱”，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中国在国际上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我国的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国相对有限的国际话语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形成了较大落差，长期如此，将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此，我们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着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软实力，重点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在我国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得到明显提升。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的国家形象分值从2013年的5.1分上升到2019年的6.3分（满分10分）。其中，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好感度较高，达7.2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发达国家对中国形象打分为5.3分，2018年以来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我国国家形象出现的认知反差，凸显了我国在对发达国家的传播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艰巨性的任务。
刘俊：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挖掘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顽疾和病症，例如我们发现需要极力弱化带有官方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单方倾诉，例如我们发现不讲能为世界人民理解的故事是几乎绝然无效的传播，例如我们发现需要尽全力拓展以媒介融合的方式进行渠道布局，等等。但“后发展国家”树立良好的全球形象、实现良好的国际传播成效，这在全球都是难题；而且面对他国对已国的传播，全球几乎没有不设置国别、偏见、意识形态壁垒的国家和地区，这不仅是中国遇到的困难，全球其他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在进行国际传播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
纵观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大国强国，基本都是发达国家携带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传媒资源优势而达成的，且是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形成的。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与这些实力落后的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传播鸿沟”，这个鸿沟是实力落后的国家纵然在顶层设计上重视也难以填平的，发展的滞后效应在国际传播问题上几乎不起作用，更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刘滢：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信息流动”。之所以提出国家形象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等议题，根本原因是世界范围内信息流动不平衡，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平等地向发达国家流动，这就造成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国际受众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印象是由发达国家媒体所定义的。这要追溯到1870年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签订的“联环同盟”协议，后来美国的纽约联合新闻社（美联社的前身）也加入进来，因此也称“三社四边协定”。由此，西方通讯社瓜分了世界信息传播的势力范围，垄断了世界新闻市场。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传媒业的发展，这种局面有所好转，但是，信息流动的态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讲好中国故事的本义是使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反向流动”到西方发达国家，促进全球信息的平衡流动。但是，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努力使美英等一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感到焦虑，于是，他们炮制了“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对中国横加指责，同时遭到不公待遇的还包括俄罗斯等国。
尚京华：国家形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中国国际传播的热点问题的，伴随这一概念出现的国家形象构建，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是1989年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形成的一道负面报道的“铁幕”。中国意识到对外开放并不仅仅是与外国进行经贸合作这么简单，当中国的事务被西方媒体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讲述时，他们所构建出来的负面中国形象将最终反噬中国对外开放的努力，影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让中国看到了西方势力和平演变他国的强大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形象建构便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回应当时现实的需要。
1989年之后，中国抵挡住了各方压力，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改革开放第二和第三个十年，发展了中国经济，凝聚了政治共识，显示了中国道路的力量。中国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引起了世界对于中国道路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的“四个自信”。在这种情况下，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对外传播的指导思想被提出来，以回应对外解释和宣传中国道路的需求。
从国家形象构建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转变，体现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事实，以及中国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不断调整内外政策的努力。应该说，在国际形象构建问题提出以后，中国围绕这个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曾经用“融冰、架桥与突围”来总结1989年至1997年间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国外宣媒体和机构，用八年的时间扭转了不利的国际舆论，再次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讲好中国故事提出后，中国政府、媒体和民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创了国际传播的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和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AXW005和2018CUCTJ001）
唐润华 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何国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教授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刘 俊 中国传媒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副研究员
刘 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李 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主任编辑、博士
王洪波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尚京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样态、姿态、效果，在一个充分自觉自醒、坚定自信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们当前的重要关切。当前世界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内在发展肌理被概括为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兴是纵向的历史逻辑，基于对中国自身的判断与认知；世界大变局则是一个符合逻辑、基于国际政治局势与文明发展态势的判断与认知。
鉴于当前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现实，我们需要基于中国国内政治社会发展逻辑看待中外交流沟通现实，也需要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看待我们与世界的过去和未来。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广度、深度空前提高，但这似乎并未带来更多理想意义上的理解与认同，仍存在不解、冲突甚至抹黑对立。
那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评价过去五年以来我们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努力？对这种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期待？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中国与世界的互嵌
张毓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在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中，做出了何种努力？
从历史经验层面来看，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似乎并不是一个善于、愿意与世界沟通的民族。这一状况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近五年，更是呈现出与世界沟通的强烈愿望并付诸行动。这种沟通的特点是：我们总体上在按照“中国节奏”并以“中国方式”和“中国逻辑”展开。所以，从实践的视角看，我更愿意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节点上去理解大家都关心的效果问题。
从表面看，沟通实践的强化包括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的强化，信息流量的增加以及多元性形态的形成，并在传统大众传播思维下形成了看似的一种悖论——关注度的提高并未在根本意义上改变其他族群对中国的认知，甚至出现所谓的“倒退”。然而，在学理意义上，理想的沟通模式不但伴随着沟通技术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而且信息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形象的改变，而是仅仅提供了某种变化的可能。
从传播的意义上来说，信息的存有是一个变化的前提。在过去五年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推动下，至少这一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个人认为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效果不佳问题应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真正沟通逻辑上处理好主体性真实也就是“知”，与主体性建构也就是“行”的关系问题。
唐润华：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对加强对外交流（国际传播）高度重视，高层的众多重要讲话、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不但反复强调对外交流的意义，而且不断重申和明确对外交流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国家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总体上来讲，中国各个层级和领域的对外交流意识明显增强，媒体的国际传播硬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在变动不居的国际形势、传播生态和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我们在对外交流中的投入产出比还比较低。
刘俊：一是国际传播的主体，从“自塑”（自己说自己好）逐渐有效地增加了“华人塑”和“他塑”的方式。拍摄中国话题影视作品（特别是纪录片）的海外华人和海外人士逐渐增多，此类作品更能确保海外播出。影视作品的合拍也取得类似的成效。二是我们的对外传播意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总体上依然保持了真诚的出发点，友善地希望海外了解中国，希望中外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国际交流，而非意在输出意识形态观念。三是中国形象、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问题，已经从相关领域的政界、学界、业界急切关注的话题走向“破圈”，吸纳进多维度的圈层、领域乃至更大范围意义上的普通人，逐渐开始全民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成效。
姬德强：过去的五年见证了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刻调整和中国传播主体性的日渐提升。政府层面，更精准的对外传播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如何知人知己，如何精准施策，如何动员多元传播主体，如何评估多维传播效果，如何有效应对和积极参与国际舆论斗争，都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内得到了切实贯彻。媒体层面，各级媒体在复杂多变的全球传播生态中实现了进一步“走出去”，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中实现了思维和实践的多方历练，借助互联网平台有效扩大了中国故事的声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尝试着用全球本土化的方式，从讲好中国故事转向讲好世界和地方故事的新角色。民间交往是增量最大的一个领域，包含线下和线上两个层面。线下的交往以每年数以亿次的人员出入境规模为主体，以商贸、科技、教育、文化等为内容，显著提升了跨文化交往的量级，努力克服着文化差异，实现着民心相通。线上的交往主要依托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以脱域和超域的方式参与着全球网络社群的构建，形成了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中外网民表达和交往的新场域。
简而言之，“十三五”期间，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方式变得更加立体，主体和样态也更为多元，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不断调整自身以更好适应和回应全球化新阶段的大国地位是相匹配的。除此之外，中国所面臨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日渐复杂，尤以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传播生态剧变为标志，意识形态纷争、新旧媒体的地缘政治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种族偏见等等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新语境，需要以更加冷静的态度、更加复杂的思维和更加包容的胸襟来应对。 李宇：随着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中国全方位强化了同世界的沟通与交流。在国家层面上，过去五年中国外交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活力，尤以元首外交的宏大气势和主场外交的超强气场最为值得关注。在媒体层面，中央对于宣传布局和媒体发展进行了优化调整；在民间层面，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相关政策措施，在旅游、教育、商务等方面有效促进了中外交流和交往。总体而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在提质升级，这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客观需要。
王洪波：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进程中，过去五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2015年發生的两件大事，给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增加了新的注解。这一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国提出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外人文交流力度，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加快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美国著名的知华派学者兰普顿提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的论断，美国各界对于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战略竞争对手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一致共识。在中国自信和西方警惕同时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走出去”的力度持续加强，在媒体传播、对外出版、人文交流、智库外宣等领域全面发力。中国希望加深与世界的互动，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各项举措确实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外界更多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性、立体性、全面性，看到了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误读也在随之增多，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略走向的疑虑并未明显减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仍处在不断调适之中。
刘滢：过去五年里，中国本身成为一个关键词，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作为国际传播的不同主体，政府、媒体、民间机构和个人在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中付出了诸多努力。中国政府展示出了积极、主动与世界沟通的开放姿态，并且把全球性议题、相关国家的利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等作为考虑的核心因素，比起过去“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思维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媒体有意识地践行“对话新闻学”理念，在内容上尝试通过原生态的报道讲述中国故事；在形式上更多地运用对话的方式，添加更多的背景和解释；在渠道上主动选择国际受众使用广泛、便于互动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等对外传播媒体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传播成效。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前社交媒体国际传播遭遇一些阻力，亟待突破重围。在民间舆论场上，同样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跨文化的交流更加丰富和普遍，中国自媒体用户中涌现出李子柒等自觉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见领袖，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尚京华：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来，中国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各司其职，共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在政府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出访，都会在讲话中讲中国道路、中国梦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也会在到访国家的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各级对外部门，也围绕这一中心，做着宣传和解释工作。在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全球事务方面，中国也努力提出中国方案，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大国风度和大国担当。在媒体层面，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媒体，在做好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同时，也借着“一带一路”的报道，传播中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做好内外沟通交流工作。我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近五年来非常重视海外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及时拥抱新媒体技术，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扩大中国的声音。而中国民间，利用与外国的合作和互访等机会，努力展现现代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在公共外交领域讲述中国故事。应该说，这一系列传播和沟通，起到了良好效果。即使在西方媒体持续不断的负面报道和政治打压下，我们依然取得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信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西方借此机会大肆攻击和污名化中国，使这些成果蒙上了暗色。
问题意识与实践逻辑的弥合
张毓强：建构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等国际传播实践的基本问题意识是什么？这种问题意识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所作努力的效果如何？
基于问题意识展开对于实践的概括与分析，是我们理解国际传播问题的起点。也就是说，无论战略实践还是具体的媒体实践，都应该聚焦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并试图解决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国际传播的基本问题就是为国家的核心工作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近五年以来，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性在向着主体性建设方向迅速转向。一位优秀的国际传播一线实践工作者告诉我，他认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应该做到“对话不对立，友好不讨好，亲和不迎合”，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得来的逻辑。但是其中隐含着另外一种话语意味，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对立、讨好、迎合”曾经影响着我们对于问题意识的思考。当在国家韬光养晦政策统筹下的沟通行为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世界？
有三个基本特征标明了五年以来较为明晰的转向：其一是国内国际逻辑的日益弥合。这之前曾经被称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宣传大局”。其实，在实践意义上，国内的意识形态需求统辖了整个国际传播实践，并在极为深刻意义上影响着实践的进展。这恰恰与之前“内外有别”逻辑和单向性的面向国际的逻辑反向而行，是另外一个方向意义上的国际国内逻辑弥合，是回到自身。其二是基于革命逻辑的斗争性沟通样态的回归。这在真正意义上回到了党和国家较为熟悉的路径上，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有了新的描述话语和样态呈现。其三是基于极其复杂多元的国情特征，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用“三贴近”的话语准确描述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问题。多种原因带来的理解中国的惰性成为国际传播实践障碍，其内在肌理是高速发展与总结反思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 在这种弥合与转向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究竟应该以何种国家和民族的心态展开国际传播实践？而对国际传播或者全球沟通的结果又报以何种期待？
唐润华：无论是国家形象建构，还是讲好中国故事，其隐含的基本问题意识都是如何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让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加准确、全面和立体。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影响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和认知的物质屏障基本上已经消融，但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却日益突出，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尤其是美国大选以来的国际形势发展中更为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传播话语实际上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技术逻辑需要我们在对外交流中超越意识形态，让中国故事、中国形象能被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公众所认知和认同；另一方面，政治逻辑提醒我们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避免，需要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方面认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何把握和调理好话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中國国际传播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是中国和世界交流遇到的主要问题。
姬德强：国际传播话语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如何打造共意，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塑造文化领导权。长期以来，我们以单向、线性的传播观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并在中外、东西、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等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形成了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进化论式、发展主义的对外传播话语。在国际传播范式主导的时代，这一传播观有一定适用性，至少保证了中国以独立自主的话语取得国际政治地位，以经济发展的话语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但在一个全球传播的新时代，共意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超越民族国家的多元话语主体正在解构主流的国际传播范式：一方面，发展主义依然有效但面临政治意识形态分裂和文化偏见盛行的扭曲；另一方面，反宏大叙事、去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话语正在上升为全球传播的新常态。面对这一新局面，中国故事的讲述往往陷入发展主义的宏大叙事里，无法下探到分裂而流动的轻量化叙事语态中，造成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聆听者和再编织者之间的议程不匹配的状况，阻碍着共讲中国故事新目标的达成。
李宇：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等国际传播实践的基本问题意识是促进世界对中国的准确、深度、全面了解。这些意识产生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希望能及时更新世界的认知；二是中国希望在舆论斗争中有效应对西方和敌对势力的刻意抹黑和攻击，在国际舆论场中能有效澄清谬误。基于这些目标，中国全面加大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对外言说的能力和成效。
王洪波：我们建构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国际上的“挨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国际舆论格局一直是“西强我弱”，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中国在国际上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我国的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国相对有限的国际话语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形成了较大落差，长期如此，将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此，我们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着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软实力，重点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在我国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得到明显提升。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的国家形象分值从2013年的5.1分上升到2019年的6.3分（满分10分）。其中，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好感度较高，达7.2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发达国家对中国形象打分为5.3分，2018年以来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我国国家形象出现的认知反差，凸显了我国在对发达国家的传播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艰巨性的任务。
刘俊：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挖掘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顽疾和病症，例如我们发现需要极力弱化带有官方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单方倾诉，例如我们发现不讲能为世界人民理解的故事是几乎绝然无效的传播，例如我们发现需要尽全力拓展以媒介融合的方式进行渠道布局，等等。但“后发展国家”树立良好的全球形象、实现良好的国际传播成效，这在全球都是难题；而且面对他国对已国的传播，全球几乎没有不设置国别、偏见、意识形态壁垒的国家和地区，这不仅是中国遇到的困难，全球其他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在进行国际传播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
纵观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大国强国，基本都是发达国家携带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传媒资源优势而达成的，且是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形成的。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与这些实力落后的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传播鸿沟”，这个鸿沟是实力落后的国家纵然在顶层设计上重视也难以填平的，发展的滞后效应在国际传播问题上几乎不起作用，更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刘滢：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信息流动”。之所以提出国家形象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等议题，根本原因是世界范围内信息流动不平衡，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平等地向发达国家流动，这就造成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国际受众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印象是由发达国家媒体所定义的。这要追溯到1870年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签订的“联环同盟”协议，后来美国的纽约联合新闻社（美联社的前身）也加入进来，因此也称“三社四边协定”。由此，西方通讯社瓜分了世界信息传播的势力范围，垄断了世界新闻市场。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传媒业的发展，这种局面有所好转，但是，信息流动的态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讲好中国故事的本义是使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反向流动”到西方发达国家，促进全球信息的平衡流动。但是，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努力使美英等一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感到焦虑，于是，他们炮制了“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对中国横加指责，同时遭到不公待遇的还包括俄罗斯等国。
尚京华：国家形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中国国际传播的热点问题的，伴随这一概念出现的国家形象构建，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是1989年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形成的一道负面报道的“铁幕”。中国意识到对外开放并不仅仅是与外国进行经贸合作这么简单，当中国的事务被西方媒体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讲述时，他们所构建出来的负面中国形象将最终反噬中国对外开放的努力，影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让中国看到了西方势力和平演变他国的强大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形象建构便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回应当时现实的需要。
1989年之后，中国抵挡住了各方压力，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改革开放第二和第三个十年，发展了中国经济，凝聚了政治共识，显示了中国道路的力量。中国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引起了世界对于中国道路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的“四个自信”。在这种情况下，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对外传播的指导思想被提出来，以回应对外解释和宣传中国道路的需求。
从国家形象构建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转变，体现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事实，以及中国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不断调整内外政策的努力。应该说，在国际形象构建问题提出以后，中国围绕这个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曾经用“融冰、架桥与突围”来总结1989年至1997年间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国外宣媒体和机构，用八年的时间扭转了不利的国际舆论，再次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讲好中国故事提出后，中国政府、媒体和民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创了国际传播的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和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AXW005和2018CUCTJ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