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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的眼中，民主是崇高的、神圣的，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民主却是可以用来敲打别人的棍子，是可以用来干涉别国的幌子。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民主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无论是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还是中亚的“颜色革命”，背后都能看到西方干涉的影子。
民主是需要的，但各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实践证明，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会有好的结果。
在世人的眼中，民主是崇高的、神圣的，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眼中民主却是可以用来敲打别人的棍子，是可以用来干涉别国的幌子。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民主的推进，但那绝不是西方所输出的“民主”。
一、西方“民主输出”的幽灵在飘荡
进入5月，处于中东核心地带的叙利亚局势，依然在西方宣扬的“民主之风”中飘摇不定。自2010年12月份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以来，被西方媒体所称“阿拉伯之春”的“和平抵抗运动”卷北非西亚地区。2011年1月15日，执政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民众示威浪潮中出逃。接着，执政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被锁进了“铁笼”。10月20日，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被俘身亡。11月24日，掌权也门33年的萨利赫总统正式签署“退位”协议。一时间，“民主之风”在西亚北非地区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
人们不会忘记，相似的情景也曾在中亚地区上演。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一心要融入欧洲的萨卡什维利上台。2004年，乌克兰发生爆发“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尤先科通过“街头政治”掌权。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巴基耶夫登上总统宝座。一时间，西方媒体欣喜认为，独联体地区的“民主浪潮”已形成，前苏联国家人民将在这“第三次欧洲解放浪潮”中最终获得民主和自由。小布什甚至将格鲁吉亚称为“自由灯塔”。
再看今年的俄罗斯大选。尽管独联体驻俄罗斯选举观察团评估，3月4日的选举是透明、公平、开放的竞争，符合普遍认可的国际规范，但西方媒体措辞激烈地认为，普京当选“是因为他擅长竞选舞弊和打压其他候选人”。对此，普京在2月27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指责一些西方国家“常常试图在传统上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地区进行政治操控”。
客观讲，无论是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还是中亚的“颜色革命”，都是因其国内存在诸多复杂问题引起的，但其事态发展过程都能看到西方干涉的影子。“我们在点燃自由之火，这把火将温暖着世界上追求自由的人们，也将烧化那些压制民主、阻碍民主的人。”小布什对“颜色革命”的评价，耐人寻味。而3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的“奥巴马政府将拿出5000万美元用于推动俄罗斯的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消息，表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正在以“民主输出”为名试图影响俄罗斯内政。
二、“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
所谓新殖民主义，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来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控制，以维护自己霸权地位和垄断利益的政策和手段。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利用人权干涉主义、经济制裁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
世界近代史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就是对外扩张、殖民的过程。自诩为“文明”代表的西方赢得世界靠的并不是文明的手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他们先以谎言和暴力敲开了南北美洲、大洋洲的大门，又凭坚船利炮从亚、非两洲掠夺廉价劳动力，攫取廉价原料，倾销工业制品，获得了丰厚利润。此时的中国，一页页不平等条约也带走中国人民数以亿计的财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西方列强的统治和控制之下。“当我们把目光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彻底揭穿了西方列强在全球扩张中的野蛮行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列强被迫撤退，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在原殖民地的废墟上出现，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更是推动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但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承认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权独立的同时，开始采用经济、军事“援助”和文化渗透等较为间接和隐蔽的方式，竭力维护它们的霸权政治和垄断利益。硬邦邦的“大棒政策”逐渐为温情脉脉的“胡萝卜政策”所取代，新殖民主义粉墨登场。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眼里，苏东剧变本是新时代的开始，他们在“独大”的美国带领下，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民主价值观。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再从小布什政府到今日的奥巴马政府，无不把“民主”作为外交的支柱产品对外大肆推销。正如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赤裸裸表述的那样，在世界各国支持民主运动与民主组织是美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里采取有效措施扩展自由与民主”，这样才能保卫美国与美国的价值观念。
“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同旧殖民主义推行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相比，虽然新殖民主义表现出了一些与时代同步的“文明色彩”，也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但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的那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把“他们的道德价值或缺德行为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像“过去的殖民国家一样赤裸裸地推行他们的政治意志”，“只不过是改换了面具而已”。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都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奴役，都遵循倚强凌弱的丛林法则，都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三、西方“民主输出”是一把双刃剑，既害人也害己
民主的核心是平等，大国小国都应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眼里，民主是拿在手里可以随意敲打别国的一根棍子，看谁不顺眼，就给你扣上反民主的帽子，说你的政府缺乏合法性。纵观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尽管根源不同、原因迥异，但大都在西方国家打着“民主”旗号，高唱“人权高于主权”背景下发动的。
“民主输出”战略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你不知道民主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可以在这个借口之下，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进行“斩首”行动，对医院、水厂、电厂等民用设施实施精确打击，可全世界都知道，这与保护人权、推动民主根本就没有关系。
民主之花很美，但西方输出的“民主之花”难结善果。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不仅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清明政治，反而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倒退。“橙色革命”前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恢复增长，而革命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就这样白白折腾了5年！”对于“颜色革命”后的5年，多数乌克兰人如此评价。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乱局、民生多艰，这也印证了俄罗斯前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2006年欧安会上所说的一句话，“民主并不是一袋土豆，想把它栽到什么地方，都能成活”。
在西亚北非，伊拉克战争及此起彼伏的袭击和自杀式爆炸，吞噬了10万余名无辜百姓的生命，导致了100多万人无家可归，历史上有“天赐花园”之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了流血冲突不断的灾难之邦。曾经富甲一方的利比亚，在后卡扎菲时代，不仅面临着经济大倒退的窘境，还面临着国家分裂的风险。而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阿拉伯之春”已给叙利亚造成9000多人的死亡。此外，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武装冲突，也给相关地区各种恐怖势力发展提供了“温床”。
西方的“民主输出”在给“被民主”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耗时近9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仅造成了近4500名美军阵亡、3万多美军受伤、近万亿美元的支出，也让美国从战略上“因为伊战，陷入了中东，失去了亚太”，并让美国在中东的宿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比美国还大。
西方的“民主输出”也使得“被民主”的选民往往会作出异于西方希望结果的“错选”。军人政府主导下的土耳其本是西方可靠的盟友，但在一个民选的伊斯兰政党上台后，它却与西方渐行渐远；曾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会选择中却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伊拉克大选把美国不喜欢的、反美情绪强烈的什叶派政党推上了权力顶峰；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的大选把长期受打压的伊斯兰政党送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来说，这样的民主政府显然还不如独裁朋友更好相处。也正是鉴于此，奥巴马表示要放弃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减少中东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制。
对于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亨廷顿曾这样评价道，它是“不道德的、错误的、危险的”。同样，借“民主输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新殖民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它与旧殖民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之所以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大势，违背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动荡和灾难。
四、民主是需要的，但我们坚决反对西方以“民主输出”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民主是需要的，但各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实践证明，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会有好的结果。
姑且不论西方民主本就存在的金钱至上属性，最近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西方一些国家贿选丑闻，更是将西方的民主问题暴露无遗。布热津斯基如此质问西方的民主政治：“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个问题。”而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德斯也认为，“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是不合格的，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反民主的。”而我们的疑问是：把这样“反民主”的“民主”输往世界，以这样的民主作为标尺去衡量与他们不同的民主模式，这难道不也是个问题吗？
应当看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使得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所选择的民主道路、民主形式也有差别。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形式也不同于英国的民主形式。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民主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中国从不忌讳民主话题，因为我们始终视民主为社会主义的生命，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从不拒绝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因为我们始终具有开阔的胸怀、世界的视野，视学习和借鉴为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阶梯；中国从不照搬他国的民主制度，因为我们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最利于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最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有利于中国和谐安定；中国从来就坚决反对所谓的“民主输出”战略和“民主改造”计划，因为它违背民主的本质要求，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违背了世界政治文明演进的规律。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西方民主的“幽灵”却还在世界的上空游荡。苏东剧变，中亚“颜色革命”，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尽管它们间隔我们很远，但是西方敌对势力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没有变。从提出“和平演变”到推行“价值观外交”，从插手“六四风波”到操纵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从西藏“3.14”事件到新疆“7.5”事件，再到2011年初一些城市发生的非法聚集活动，背后都能看到敌对势力干涉的影子，其目标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只是手段更加柔和、目的更加隐蔽罢了。
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人们的思想往往更加活跃。我们必须对西方“民主输出”战略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者系国防大学讲师，装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翁淮南)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民主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无论是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还是中亚的“颜色革命”，背后都能看到西方干涉的影子。
民主是需要的，但各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实践证明，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会有好的结果。
在世人的眼中，民主是崇高的、神圣的，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眼中民主却是可以用来敲打别人的棍子，是可以用来干涉别国的幌子。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民主的推进，但那绝不是西方所输出的“民主”。
一、西方“民主输出”的幽灵在飘荡
进入5月，处于中东核心地带的叙利亚局势，依然在西方宣扬的“民主之风”中飘摇不定。自2010年12月份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以来，被西方媒体所称“阿拉伯之春”的“和平抵抗运动”卷北非西亚地区。2011年1月15日，执政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民众示威浪潮中出逃。接着，执政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被锁进了“铁笼”。10月20日，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被俘身亡。11月24日，掌权也门33年的萨利赫总统正式签署“退位”协议。一时间，“民主之风”在西亚北非地区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
人们不会忘记，相似的情景也曾在中亚地区上演。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一心要融入欧洲的萨卡什维利上台。2004年，乌克兰发生爆发“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尤先科通过“街头政治”掌权。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巴基耶夫登上总统宝座。一时间，西方媒体欣喜认为，独联体地区的“民主浪潮”已形成，前苏联国家人民将在这“第三次欧洲解放浪潮”中最终获得民主和自由。小布什甚至将格鲁吉亚称为“自由灯塔”。
再看今年的俄罗斯大选。尽管独联体驻俄罗斯选举观察团评估，3月4日的选举是透明、公平、开放的竞争，符合普遍认可的国际规范，但西方媒体措辞激烈地认为，普京当选“是因为他擅长竞选舞弊和打压其他候选人”。对此，普京在2月27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指责一些西方国家“常常试图在传统上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地区进行政治操控”。
客观讲，无论是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还是中亚的“颜色革命”，都是因其国内存在诸多复杂问题引起的，但其事态发展过程都能看到西方干涉的影子。“我们在点燃自由之火，这把火将温暖着世界上追求自由的人们，也将烧化那些压制民主、阻碍民主的人。”小布什对“颜色革命”的评价，耐人寻味。而3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的“奥巴马政府将拿出5000万美元用于推动俄罗斯的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消息，表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正在以“民主输出”为名试图影响俄罗斯内政。
二、“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
所谓新殖民主义，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来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控制，以维护自己霸权地位和垄断利益的政策和手段。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利用人权干涉主义、经济制裁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
世界近代史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就是对外扩张、殖民的过程。自诩为“文明”代表的西方赢得世界靠的并不是文明的手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他们先以谎言和暴力敲开了南北美洲、大洋洲的大门，又凭坚船利炮从亚、非两洲掠夺廉价劳动力，攫取廉价原料，倾销工业制品，获得了丰厚利润。此时的中国，一页页不平等条约也带走中国人民数以亿计的财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西方列强的统治和控制之下。“当我们把目光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彻底揭穿了西方列强在全球扩张中的野蛮行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列强被迫撤退，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在原殖民地的废墟上出现，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更是推动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但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承认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权独立的同时，开始采用经济、军事“援助”和文化渗透等较为间接和隐蔽的方式，竭力维护它们的霸权政治和垄断利益。硬邦邦的“大棒政策”逐渐为温情脉脉的“胡萝卜政策”所取代，新殖民主义粉墨登场。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眼里，苏东剧变本是新时代的开始，他们在“独大”的美国带领下，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民主价值观。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再从小布什政府到今日的奥巴马政府，无不把“民主”作为外交的支柱产品对外大肆推销。正如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赤裸裸表述的那样，在世界各国支持民主运动与民主组织是美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里采取有效措施扩展自由与民主”，这样才能保卫美国与美国的价值观念。
“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同旧殖民主义推行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相比，虽然新殖民主义表现出了一些与时代同步的“文明色彩”，也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但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的那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把“他们的道德价值或缺德行为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像“过去的殖民国家一样赤裸裸地推行他们的政治意志”，“只不过是改换了面具而已”。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都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奴役，都遵循倚强凌弱的丛林法则，都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三、西方“民主输出”是一把双刃剑，既害人也害己
民主的核心是平等，大国小国都应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眼里，民主是拿在手里可以随意敲打别国的一根棍子，看谁不顺眼，就给你扣上反民主的帽子，说你的政府缺乏合法性。纵观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尽管根源不同、原因迥异，但大都在西方国家打着“民主”旗号，高唱“人权高于主权”背景下发动的。
“民主输出”战略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你不知道民主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可以在这个借口之下，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进行“斩首”行动，对医院、水厂、电厂等民用设施实施精确打击，可全世界都知道，这与保护人权、推动民主根本就没有关系。
民主之花很美，但西方输出的“民主之花”难结善果。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不仅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清明政治，反而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倒退。“橙色革命”前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恢复增长，而革命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就这样白白折腾了5年！”对于“颜色革命”后的5年，多数乌克兰人如此评价。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乱局、民生多艰，这也印证了俄罗斯前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2006年欧安会上所说的一句话，“民主并不是一袋土豆，想把它栽到什么地方，都能成活”。
在西亚北非，伊拉克战争及此起彼伏的袭击和自杀式爆炸，吞噬了10万余名无辜百姓的生命，导致了100多万人无家可归，历史上有“天赐花园”之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了流血冲突不断的灾难之邦。曾经富甲一方的利比亚，在后卡扎菲时代，不仅面临着经济大倒退的窘境，还面临着国家分裂的风险。而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阿拉伯之春”已给叙利亚造成9000多人的死亡。此外，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武装冲突，也给相关地区各种恐怖势力发展提供了“温床”。
西方的“民主输出”在给“被民主”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耗时近9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仅造成了近4500名美军阵亡、3万多美军受伤、近万亿美元的支出，也让美国从战略上“因为伊战，陷入了中东，失去了亚太”，并让美国在中东的宿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比美国还大。
西方的“民主输出”也使得“被民主”的选民往往会作出异于西方希望结果的“错选”。军人政府主导下的土耳其本是西方可靠的盟友，但在一个民选的伊斯兰政党上台后，它却与西方渐行渐远；曾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会选择中却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伊拉克大选把美国不喜欢的、反美情绪强烈的什叶派政党推上了权力顶峰；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的大选把长期受打压的伊斯兰政党送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来说，这样的民主政府显然还不如独裁朋友更好相处。也正是鉴于此，奥巴马表示要放弃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减少中东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制。
对于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亨廷顿曾这样评价道，它是“不道德的、错误的、危险的”。同样，借“民主输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新殖民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它与旧殖民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之所以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大势，违背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动荡和灾难。
四、民主是需要的，但我们坚决反对西方以“民主输出”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民主是需要的，但各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实践证明，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会有好的结果。
姑且不论西方民主本就存在的金钱至上属性，最近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西方一些国家贿选丑闻，更是将西方的民主问题暴露无遗。布热津斯基如此质问西方的民主政治：“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个问题。”而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德斯也认为，“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是不合格的，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反民主的。”而我们的疑问是：把这样“反民主”的“民主”输往世界，以这样的民主作为标尺去衡量与他们不同的民主模式，这难道不也是个问题吗？
应当看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使得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所选择的民主道路、民主形式也有差别。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形式也不同于英国的民主形式。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民主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中国从不忌讳民主话题，因为我们始终视民主为社会主义的生命，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从不拒绝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因为我们始终具有开阔的胸怀、世界的视野，视学习和借鉴为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阶梯；中国从不照搬他国的民主制度，因为我们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最利于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最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有利于中国和谐安定；中国从来就坚决反对所谓的“民主输出”战略和“民主改造”计划，因为它违背民主的本质要求，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违背了世界政治文明演进的规律。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西方民主的“幽灵”却还在世界的上空游荡。苏东剧变，中亚“颜色革命”，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尽管它们间隔我们很远，但是西方敌对势力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没有变。从提出“和平演变”到推行“价值观外交”，从插手“六四风波”到操纵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从西藏“3.14”事件到新疆“7.5”事件，再到2011年初一些城市发生的非法聚集活动，背后都能看到敌对势力干涉的影子，其目标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只是手段更加柔和、目的更加隐蔽罢了。
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人们的思想往往更加活跃。我们必须对西方“民主输出”战略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者系国防大学讲师，装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