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下一个三十年的思考
秦 晓
中国将面临下一个新的三十年,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十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会比较突出。
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采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
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这一群体很不稳定。
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以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再到富裕阶层。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也是不能持久的。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
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
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的变化有:
第一是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这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时差价,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这一块涉及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
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
当然还有一条,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韩国为何发生“泡菜危机”?
郑风田
一直津津乐道自己是发达国家俱乐部OCED一员的韩国最近却被一场“泡菜危机”惊出一身冷汗。10月初韩国一棵白菜价格涨到1万多韩元(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600%,与今年8月比上涨200%,引发民众的极大愤怒。
民以食为天,食物价格的上涨一般会引起百姓的恐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概不例外。食物价格上涨一般还会引起连环涨,在白菜疯涨的同时,韩国的萝卜售价也暴涨了250%一自去年底以来,韩国的莴苣、南瓜等蔬菜价格以及猪肉价格都已上涨了200%多一连环涨让百姓日子很不好过,在韩国闹出许多笑话。比如富有的韩国人居然发生了“偷幕风波”,一群韩国男人因涉嫌偷盗位于Gandwon省乡下的400颗卷心菜而被捕不就是几棵白菜吗?干吗动这么大的干戈?估计是杀鸡儆猴,防止类似抢劫风潮大规模发生,使事件不可收拾
为什么韩国会发生“泡菜危机”,这是给近年来来愈演愈烈的极端气候事件给闹的、极端气候事件就是该下雨时不下,不该下雨时下,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气候反常、这也是全球气候变暖下的蛋,今年不仅仅是韩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极端气候事件例如黑海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的极端干旱引发了小麦大减产。导致全球小麦价格狂涨;巴基斯坦发生大洪涝,大米生产出现太问题;我国南方湖北江西等大米主产区发生大洪水使我国夸年的大米产量打上巨大的问号。9月份是白菜收获季节,韩国由于遭遇了不正常的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而使白菜大幅度减产,韩国过去的白菜产量为25万吨,今年的产量预计仅为15万吨,锐减了40%。韩国人每年却要消耗大约145万吨泡菜。韩国白菜价格暴涨的另一主圆是通胀,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在夸年9月达到了17个月以采的新高。各种生产价格都涨了,农产品也只能跟着涨。不过气候应该是主因,这是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的一个特色。
韩国人对泡菜的依赖就象山东人对大葱,南方人对大米、北方人对面食一样,必须每天都吃。否则感觉就如没吃饭一样,韩国的泡菜更被上升到“像空气一样时刻不能少”。泡菜英文名叫keum-chi,在韩语中金子发音的第一个音节=泡菜在韩国已经被神化,出现许多奇事。比如韩国农协与政客一直做一件愚民政策,那就是在韩国人心目中播种“只有韩国人的土地才能种出最好的白菜来制韩国泡菜”;还有就是妖魔化便宜白菜生产地的中国,说中国的白菜不安全,不能吃;另外就是通过高高的关税杀手采阻止进口。所有这些政策其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好换取选票,因为韩国的农民通过农协联合起来,票投给谁份量很大。另外一个就是农联善于组织游民,不但在本国游行。还到世界主要套场去游行,闹出很大的动静,这样的大 动静效果惊人,韩国任何政府都不敢放胆开放国外的便宜农产品,包括美国的牛肉,韩国农民联合起来产生的影响让人印象深刻。
针对“泡菜危机”,韩国政府放下了过去的臭架子,也开始取消过去的进口禁令,十月初,韩国总统府宣布临时取消对大白菜30%、白萝卜27%的进口关税,将紧急从中国进口160吨白菜。韩国四千多万人口,中国诺大一个国家供给他们点白菜应该不是难事:未雨绸缪,问题如果反过来,中国的主粮价格大涨时,我们该到哪里去进口?中国13亿人口这个庞大的胃叉有谁来满足?
进入通胀时代 加息将成常态
马光远
央行10月20号的这次加息之所以今人感到特别意外和突然,一是据传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外明确表示,中国在今年内不会加息;二是面对欧美各国依旧坚守的低利率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央行却突然宣布加息,令人震撼。这是继印度、巴西等国之后,又一个在金融危机之后进入加息周期的大国,也是自2007年以来,34个月内央行第一次加息,其象征意义和折射出的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容忽视。
很显然,央行顶着种种压力宣布加息,其剑锋所指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置热钱涌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于不顾。将加息的利剑指向国内日益严峻的物价走势和资产价格泡沫,虽然无奈,但极为明智。
我们看到,自7月份以来,CPI重新回到了3%时代,尽管各方都在速遮掩掩,但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通胀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货币政策的基本目的而言,管理通胀预期是首要责任,在8月份CPI再次冲高至3.5%之后,9月份CPI创新高应该不会有意外。最乐观的预计,起码在两年时间内,中国的物价指数再次回到3%之内基本无望。在负利率和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保值的压力使得游资乱动,物价上涨似乎难以阻挡,央行采取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已经无法阻止通胀的实质性到来,货币政策必须明确转型,才能遏制通胀的恶化。而且,房地产调控历经一年而收效甚微,在负利率的推波助澜下,买房成了很多人保值的最好选择,这使得负利率成了房地产调控政策最薄弱的环节,成了当前物价飞涨和房价高烧不退的罪魁祸首:
在这种情况下,加息事实上成了央行的政策选择,但在欧美等国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的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结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中国一旦加息,基于人民币升值和热钱的压力,对于依旧不确定的外贸前景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在欧美经济过冷,担心陷入通缩,而中国经济过热,担心恶性通胀的情况下,央行一度陷入两难:如果要治理通胀和房价泡沫,改变负利率则必须加息;而一旦加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更大。事实上,央行如果度早加息。就不会陷入目前两难的尴尬境地,正因为央行在政策选择的初期求全,从而丧失了加息的最佳时机。
即便如此,对于一国的货币政策而言。其首要考虑的是本国经济基本面,而不是外在的因素,通胀相对于热钱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经济的破坏是全局性的。如果说热钱和人民币升值属于局部性问题的话,通胀则属于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处理不好热钱,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而处理不好通胀,则会影响社会问题,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既然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而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也成了悬在中国宏观经济之上的堰塞湖,就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言,是通胀,而不是热钱和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急需从宽松向适度从紧转型,而这个质变,只有通过加息的信号才能真正传递。目前的负利率情况,只能通过加息来改变,而房价的疯狂。也只有在加息等政策利器之下才会回归理性。因此,加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尽管属于“两难”的选择,会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热钱的流入,对中国的外贸形势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加息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当然,这次加息的力度比较温和。只有0.25个百分点,而且,加息之后负利率的基本状况依旧没有改变。这依然说明央行选择加息的艰难——既不能力度过大导致热钱的大量涌入和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必须传递出货币政策转型的明确信号。即使在加息之后,通胀的状况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但起码预示着,实行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在逐步退出政策的舞台,货币政策在逐渐回归适度从紧。就控制未来的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而言,这次加息的“药量”显然只是象征性和警示性的,这意味着,这不会是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加息,在中国已经真正进入通胀时代的情况下,加息将成为货币政策的常态。
经济转型不能绞杀民财
叶檀
中国不仅需要总量数据,更需要人均收入水准、货币购买力提高,不提货币购买力光提入均GDP与CPI纯属忽悠人。
有一连串的预测数据印证中国未来将发生变革,其中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人均收入提高、CPI处于高水位等等。在经济大变革时期,改革需要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教据,而不是以总量数据天天报喜。
最新规划是,十二五期间,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10月16日,厉以宁先生表示,我国的通胀警戒线可以提高到4.5%,这与9%的经济增速是相配的。无独有偶,此前三天,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缺乏对比的数据毫无意义。
现在国际上就有更为乐观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为粉饰所用。按照美元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计算,亚开行9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排名人均实际GDP为6914美元。是2000年的三倍,排名亚太地区第十:位,为韩国的日分之一。
事实上,从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与财富花团锦簇。完全不需要什么改革。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表明,21304-2008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12336元、14053元、16165元、19524元、22698元。
就算亚开行的计算不现实,用官方汇价计算。根据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保持稳定,基本上在6.81-6.85元的区间内运行,取中间值以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计,2009年人均GDP为3323.28美元,以2010年10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6.645计,人均GDP为3415,8美元,就算国人什么也不做,人均GDP就凭空增加了92.53美元。人均GDP按美元计是增加了,但国内通胀压力节节攀升,人民币购买力大幅下挫,公众的收入挫折感反而会增加,此时提及那些报喜不报忧的数据,反而会激起公众的反感。
按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套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的说法。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这是规划 中的一大进步,但更重要的是,防止人均收入注水,同时公布收入平均数与收入中位数,以杜绝既得利益阶层攫走绝大部分财富。
我国收入分配极不公平,收入中住数大幅低于人均敷。一个高收入者就遮蔽了无数含薪茹苦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我国较为富裕的宁波地区,最低工资增长,但送气工、送水工等力工的工资没有多大变化。
构建高中低的收入标准,以中位数采衡量,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出贫富差距、收入增长状况。如我国香港地区贫富差距问题趋于严重,当地社会服务联会将全港住户分为高收入及低收入两个群组。高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32000港元上升至夸年的32950港元,但同期低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却由10000元降至9000元,高收入人士月收入中位数是穷人的3.7倍。
再说通胀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两倍数,CPI的警戒线确实可以比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稍高,不过这需要前提,在政府公信力存疑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提升警戒弹性的做法必须慎之又慎。
做不到以下几点,就不应该轻易尝试提高通胀耐受度。改革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我国的CPI数据饱受质疑,8月份CPI创下22个月的新高3.5%,但根据房价、菜价等涨幅,公众的痛苦程度远远大于3.5%的CPI涨幅。目前的情况是。统计局说自己的一套,央行说自己的一套,而公众根据粮油等价格有自己的一轩称,必然造成国内预期混乱与货币的混乱。
相对真实的数据与公平的分配,我们可以忍受CPI达到4%。这在信用货币体系与信用政策下是务实之举,但在失信的体系下,这就相当于给了权贵者一根绞杀民问财富的绳索。
欧美正陷入“日本化”
陈思进
近日。同时出现在报纸上同一版面的两则新闻抓住了我的眼球。第一则是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忐刚表示,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乱况可谓百年一遇,过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引爆新的泡沫,他呼吁香港市民在投资时千万小0谨慎。这话看似只针对香港人,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当可看作是针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百姓;另一则消息是《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说的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资金管理公司,包括证券交易所在内的35家表现最好的华尔街公司,夸年将支付给员工1440亿美元的薪酬及福利,在2009年1390亿美元的历史高住上再增长4%。
这两则消息看似不相关,却正好印证了我在央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第三集里的话:“在华尔街。以道德标准(游走其间)是无法生存的,华尔街就是吃你钱的地方。而且是冠冕堂皇地掠夺财富”。
许多人或许觉得这个话言重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尽管美国准备提出另一波振兴经济的措施,但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担忧,欧美国家可能陷入Japanification(日本化),即陷入长期经济成长缓慢甚至通货紧缩的困境。
当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和西欧等国正力图从庞大的债务和房地产泡沫中复苏,他们对美国能避免日本模式的停滞有信心,主要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因应能力,以及美国人容忍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之能力。而日本的长期通缩,是日本政府起初不愿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大力投入创造就业的公共工程,拖延了痛苦但必要的结构性转变。
但事实上,美国的房价依然“跌跌”不休,而且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北美过去10年的房产热潮很难再次上演;欧美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住,而且很难下降。从消费者拒绝消费、企业缩减投资,到银行守着现金不放贷等现象来看,陷入通缩的恶性循环已成趋势。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正经历日本10年前的教训,个人和企业负债累累,他们必须以现金来偿债,而不是消费和投资。欧美经济渡过危机之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缓慢增长,陷入“日本化”。
任志刚提道:“现在的情况是我从未见过的。相信目前美国正在产生一个较大的泡沫,去覆盖前一个泡沫所产生的问题。”这点我完全赞同。美国以及全球各国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正是下一个更大的经济危机的祸端。
事实上,在没有经济增长依托的全球金融市场,就只能是零和游戏了。这段日子,虽然经济依然不景气,股市却非常诡异地上升,而华尔街更是大赚特赚。在零和游戏中,有人大赚,就有人大亏。一般情况下,普通百姓(散户)就不是华尔街的升手;而在目前诡异反常的经济情况下,投资就更须小心谨慎,宁愿将辛苦钱存在保本金的低息金融产品里,也比被突袭而来的金融波浪吃掉30%、40%要好得多。
普通投资者当千万警醒才是!
印度超越中国
薛 涌
十月份的《经济学人》杂志,以《印度的增长将怎样超越中国》作为封面故事。《经济学人》一向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指针,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并以精英阅读包装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很受青睐。只可惜《经济学人》如此隆重的封面故事,居然在“当事者”的中国引不起一点舆论的涟漪。
《经济学人》并没有故作耸人听闻之论。相反。它指出了印度相对于中国的种种劣势:印度的市场改革起步晚、底子薄,GDP不过是中国的四分之一,识字率仅为66%,大大低于中国的93%,更不用说基础设施破败,腐败横行,政府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等等。但是,印度如今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8.5%,而且可能将加速。摩根斯坦利的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印度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具体地说,中国的增长速度将维持在8%左右,印度则会达到9-10%。在接下来的20-25年中,印度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他专家的预测,也都大同小异。
印度赶超中国的本钱在哪里?第一在人口,第二在制度。当然,这两者有是紧密相连的。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大力推行节育措施。结果引起普遍的抗议,最终不得不放弃强制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人口继续猛涨。中国政府则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效率,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迅速被控制。难怪许多人把中国的经济奇迹归结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但是,中印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这场效率竞争,正越来越变得像是场龟兔赛跑。如夸我们正站在逆转的关口上。计划生育的高效率。使中国迅速进入了老龄化。以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被扶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计,中国和印度在1960年前后都达到甚至超过了80‰日后急剧下降。到2010年,中国的这个比例跌破了40%,充分兑现了“人口红利”,印度则仍然在56%的水平上,负担比中国重得多。但是,大家“负重”虽然非常不同,经济增长率却已经相当接近了。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开始急剧回升,印度则继续走低。大约15后,两国被扶养人口的比例大致相等。到了203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将达到50%,印度则为45%左右。到了205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 高居62-63%左右,印度则在48%上下,双方的差距可这15个百分点。用另一个更为近期的指标来衡量,到2020年印度的中等年龄仅为28岁。美国为38岁。西欧为45岁,日本为49岁,中国则为37岁。日后中国人越来越老,中等年龄超过美国,印度人则还套更年轻一些。结果是,2020年印度将添加1.36亿劳动人口,中国则只能添加230万。
社会学家孔德有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比劳动力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更具创新倾向,这在高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特别突出。看看近几十年的关键性交破,从微软、雅虎,到谷歌、FACEBOOK,创立者都是年轻人。这在印度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印度世界级企业Infosys的创立者,有七位当时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2000年创立的IT企业Globals,其CEO年仅24岁。乃至西方人惊叹,印度的经济是被450万企业家所驱动的。
这种创新精神,不仅被年轻人的旺盛精力所驱动,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证,这又是印度比之中国的另一大优势。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雷厉风行,印度的民主制度相比之下则缺乏基本的效率。但是,印度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则比中国有效率得多。印度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意如同井喷一样地爆发,产生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中国的企业,则越来越依靠政府支持的垄断来扩张。印度企业式的创新,在中国实在难得一见。
中印经济模式不同,本来可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互不相扰。问题是,这样的局面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印度的教育水准非常低,大部分人口不可能投身于高科技产业。这一印度经济的致命弱,最,其实也是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威胁。目前印度的制造业落后的局面正在改善。让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从制造业中求发展,其年轻得多也便宜得多的劳动力,会在制造业上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国际制造业向印度转移恐怕不会是什么天方夜谭,到那时,印度之得就是中国之失,要“双赢”恐怕并不容易。
印度超越中国。当然不会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恐怕早晚要面临这样的挑战。所以,对照印度反省“中国模式”。现在并不算超前。
秦 晓
中国将面临下一个新的三十年,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十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会比较突出。
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采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
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这一群体很不稳定。
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以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再到富裕阶层。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也是不能持久的。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
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
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的变化有:
第一是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这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时差价,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这一块涉及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
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
当然还有一条,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韩国为何发生“泡菜危机”?
郑风田
一直津津乐道自己是发达国家俱乐部OCED一员的韩国最近却被一场“泡菜危机”惊出一身冷汗。10月初韩国一棵白菜价格涨到1万多韩元(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600%,与今年8月比上涨200%,引发民众的极大愤怒。
民以食为天,食物价格的上涨一般会引起百姓的恐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概不例外。食物价格上涨一般还会引起连环涨,在白菜疯涨的同时,韩国的萝卜售价也暴涨了250%一自去年底以来,韩国的莴苣、南瓜等蔬菜价格以及猪肉价格都已上涨了200%多一连环涨让百姓日子很不好过,在韩国闹出许多笑话。比如富有的韩国人居然发生了“偷幕风波”,一群韩国男人因涉嫌偷盗位于Gandwon省乡下的400颗卷心菜而被捕不就是几棵白菜吗?干吗动这么大的干戈?估计是杀鸡儆猴,防止类似抢劫风潮大规模发生,使事件不可收拾
为什么韩国会发生“泡菜危机”,这是给近年来来愈演愈烈的极端气候事件给闹的、极端气候事件就是该下雨时不下,不该下雨时下,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气候反常、这也是全球气候变暖下的蛋,今年不仅仅是韩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极端气候事件例如黑海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的极端干旱引发了小麦大减产。导致全球小麦价格狂涨;巴基斯坦发生大洪涝,大米生产出现太问题;我国南方湖北江西等大米主产区发生大洪水使我国夸年的大米产量打上巨大的问号。9月份是白菜收获季节,韩国由于遭遇了不正常的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而使白菜大幅度减产,韩国过去的白菜产量为25万吨,今年的产量预计仅为15万吨,锐减了40%。韩国人每年却要消耗大约145万吨泡菜。韩国白菜价格暴涨的另一主圆是通胀,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在夸年9月达到了17个月以采的新高。各种生产价格都涨了,农产品也只能跟着涨。不过气候应该是主因,这是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的一个特色。
韩国人对泡菜的依赖就象山东人对大葱,南方人对大米、北方人对面食一样,必须每天都吃。否则感觉就如没吃饭一样,韩国的泡菜更被上升到“像空气一样时刻不能少”。泡菜英文名叫keum-chi,在韩语中金子发音的第一个音节=泡菜在韩国已经被神化,出现许多奇事。比如韩国农协与政客一直做一件愚民政策,那就是在韩国人心目中播种“只有韩国人的土地才能种出最好的白菜来制韩国泡菜”;还有就是妖魔化便宜白菜生产地的中国,说中国的白菜不安全,不能吃;另外就是通过高高的关税杀手采阻止进口。所有这些政策其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好换取选票,因为韩国的农民通过农协联合起来,票投给谁份量很大。另外一个就是农联善于组织游民,不但在本国游行。还到世界主要套场去游行,闹出很大的动静,这样的大 动静效果惊人,韩国任何政府都不敢放胆开放国外的便宜农产品,包括美国的牛肉,韩国农民联合起来产生的影响让人印象深刻。
针对“泡菜危机”,韩国政府放下了过去的臭架子,也开始取消过去的进口禁令,十月初,韩国总统府宣布临时取消对大白菜30%、白萝卜27%的进口关税,将紧急从中国进口160吨白菜。韩国四千多万人口,中国诺大一个国家供给他们点白菜应该不是难事:未雨绸缪,问题如果反过来,中国的主粮价格大涨时,我们该到哪里去进口?中国13亿人口这个庞大的胃叉有谁来满足?
进入通胀时代 加息将成常态
马光远
央行10月20号的这次加息之所以今人感到特别意外和突然,一是据传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外明确表示,中国在今年内不会加息;二是面对欧美各国依旧坚守的低利率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央行却突然宣布加息,令人震撼。这是继印度、巴西等国之后,又一个在金融危机之后进入加息周期的大国,也是自2007年以来,34个月内央行第一次加息,其象征意义和折射出的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容忽视。
很显然,央行顶着种种压力宣布加息,其剑锋所指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置热钱涌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于不顾。将加息的利剑指向国内日益严峻的物价走势和资产价格泡沫,虽然无奈,但极为明智。
我们看到,自7月份以来,CPI重新回到了3%时代,尽管各方都在速遮掩掩,但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通胀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货币政策的基本目的而言,管理通胀预期是首要责任,在8月份CPI再次冲高至3.5%之后,9月份CPI创新高应该不会有意外。最乐观的预计,起码在两年时间内,中国的物价指数再次回到3%之内基本无望。在负利率和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保值的压力使得游资乱动,物价上涨似乎难以阻挡,央行采取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已经无法阻止通胀的实质性到来,货币政策必须明确转型,才能遏制通胀的恶化。而且,房地产调控历经一年而收效甚微,在负利率的推波助澜下,买房成了很多人保值的最好选择,这使得负利率成了房地产调控政策最薄弱的环节,成了当前物价飞涨和房价高烧不退的罪魁祸首:
在这种情况下,加息事实上成了央行的政策选择,但在欧美等国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的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结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中国一旦加息,基于人民币升值和热钱的压力,对于依旧不确定的外贸前景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在欧美经济过冷,担心陷入通缩,而中国经济过热,担心恶性通胀的情况下,央行一度陷入两难:如果要治理通胀和房价泡沫,改变负利率则必须加息;而一旦加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更大。事实上,央行如果度早加息。就不会陷入目前两难的尴尬境地,正因为央行在政策选择的初期求全,从而丧失了加息的最佳时机。
即便如此,对于一国的货币政策而言。其首要考虑的是本国经济基本面,而不是外在的因素,通胀相对于热钱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经济的破坏是全局性的。如果说热钱和人民币升值属于局部性问题的话,通胀则属于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处理不好热钱,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而处理不好通胀,则会影响社会问题,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既然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而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也成了悬在中国宏观经济之上的堰塞湖,就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言,是通胀,而不是热钱和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急需从宽松向适度从紧转型,而这个质变,只有通过加息的信号才能真正传递。目前的负利率情况,只能通过加息来改变,而房价的疯狂。也只有在加息等政策利器之下才会回归理性。因此,加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尽管属于“两难”的选择,会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热钱的流入,对中国的外贸形势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加息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当然,这次加息的力度比较温和。只有0.25个百分点,而且,加息之后负利率的基本状况依旧没有改变。这依然说明央行选择加息的艰难——既不能力度过大导致热钱的大量涌入和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必须传递出货币政策转型的明确信号。即使在加息之后,通胀的状况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但起码预示着,实行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在逐步退出政策的舞台,货币政策在逐渐回归适度从紧。就控制未来的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而言,这次加息的“药量”显然只是象征性和警示性的,这意味着,这不会是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加息,在中国已经真正进入通胀时代的情况下,加息将成为货币政策的常态。
经济转型不能绞杀民财
叶檀
中国不仅需要总量数据,更需要人均收入水准、货币购买力提高,不提货币购买力光提入均GDP与CPI纯属忽悠人。
有一连串的预测数据印证中国未来将发生变革,其中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人均收入提高、CPI处于高水位等等。在经济大变革时期,改革需要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教据,而不是以总量数据天天报喜。
最新规划是,十二五期间,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10月16日,厉以宁先生表示,我国的通胀警戒线可以提高到4.5%,这与9%的经济增速是相配的。无独有偶,此前三天,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缺乏对比的数据毫无意义。
现在国际上就有更为乐观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为粉饰所用。按照美元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计算,亚开行9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排名人均实际GDP为6914美元。是2000年的三倍,排名亚太地区第十:位,为韩国的日分之一。
事实上,从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与财富花团锦簇。完全不需要什么改革。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表明,21304-2008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12336元、14053元、16165元、19524元、22698元。
就算亚开行的计算不现实,用官方汇价计算。根据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保持稳定,基本上在6.81-6.85元的区间内运行,取中间值以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计,2009年人均GDP为3323.28美元,以2010年10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6.645计,人均GDP为3415,8美元,就算国人什么也不做,人均GDP就凭空增加了92.53美元。人均GDP按美元计是增加了,但国内通胀压力节节攀升,人民币购买力大幅下挫,公众的收入挫折感反而会增加,此时提及那些报喜不报忧的数据,反而会激起公众的反感。
按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套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的说法。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这是规划 中的一大进步,但更重要的是,防止人均收入注水,同时公布收入平均数与收入中位数,以杜绝既得利益阶层攫走绝大部分财富。
我国收入分配极不公平,收入中住数大幅低于人均敷。一个高收入者就遮蔽了无数含薪茹苦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我国较为富裕的宁波地区,最低工资增长,但送气工、送水工等力工的工资没有多大变化。
构建高中低的收入标准,以中位数采衡量,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出贫富差距、收入增长状况。如我国香港地区贫富差距问题趋于严重,当地社会服务联会将全港住户分为高收入及低收入两个群组。高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32000港元上升至夸年的32950港元,但同期低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却由10000元降至9000元,高收入人士月收入中位数是穷人的3.7倍。
再说通胀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两倍数,CPI的警戒线确实可以比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稍高,不过这需要前提,在政府公信力存疑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提升警戒弹性的做法必须慎之又慎。
做不到以下几点,就不应该轻易尝试提高通胀耐受度。改革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我国的CPI数据饱受质疑,8月份CPI创下22个月的新高3.5%,但根据房价、菜价等涨幅,公众的痛苦程度远远大于3.5%的CPI涨幅。目前的情况是。统计局说自己的一套,央行说自己的一套,而公众根据粮油等价格有自己的一轩称,必然造成国内预期混乱与货币的混乱。
相对真实的数据与公平的分配,我们可以忍受CPI达到4%。这在信用货币体系与信用政策下是务实之举,但在失信的体系下,这就相当于给了权贵者一根绞杀民问财富的绳索。
欧美正陷入“日本化”
陈思进
近日。同时出现在报纸上同一版面的两则新闻抓住了我的眼球。第一则是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忐刚表示,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乱况可谓百年一遇,过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引爆新的泡沫,他呼吁香港市民在投资时千万小0谨慎。这话看似只针对香港人,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当可看作是针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百姓;另一则消息是《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说的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资金管理公司,包括证券交易所在内的35家表现最好的华尔街公司,夸年将支付给员工1440亿美元的薪酬及福利,在2009年1390亿美元的历史高住上再增长4%。
这两则消息看似不相关,却正好印证了我在央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第三集里的话:“在华尔街。以道德标准(游走其间)是无法生存的,华尔街就是吃你钱的地方。而且是冠冕堂皇地掠夺财富”。
许多人或许觉得这个话言重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尽管美国准备提出另一波振兴经济的措施,但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担忧,欧美国家可能陷入Japanification(日本化),即陷入长期经济成长缓慢甚至通货紧缩的困境。
当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和西欧等国正力图从庞大的债务和房地产泡沫中复苏,他们对美国能避免日本模式的停滞有信心,主要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因应能力,以及美国人容忍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之能力。而日本的长期通缩,是日本政府起初不愿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大力投入创造就业的公共工程,拖延了痛苦但必要的结构性转变。
但事实上,美国的房价依然“跌跌”不休,而且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北美过去10年的房产热潮很难再次上演;欧美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住,而且很难下降。从消费者拒绝消费、企业缩减投资,到银行守着现金不放贷等现象来看,陷入通缩的恶性循环已成趋势。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正经历日本10年前的教训,个人和企业负债累累,他们必须以现金来偿债,而不是消费和投资。欧美经济渡过危机之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缓慢增长,陷入“日本化”。
任志刚提道:“现在的情况是我从未见过的。相信目前美国正在产生一个较大的泡沫,去覆盖前一个泡沫所产生的问题。”这点我完全赞同。美国以及全球各国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正是下一个更大的经济危机的祸端。
事实上,在没有经济增长依托的全球金融市场,就只能是零和游戏了。这段日子,虽然经济依然不景气,股市却非常诡异地上升,而华尔街更是大赚特赚。在零和游戏中,有人大赚,就有人大亏。一般情况下,普通百姓(散户)就不是华尔街的升手;而在目前诡异反常的经济情况下,投资就更须小心谨慎,宁愿将辛苦钱存在保本金的低息金融产品里,也比被突袭而来的金融波浪吃掉30%、40%要好得多。
普通投资者当千万警醒才是!
印度超越中国
薛 涌
十月份的《经济学人》杂志,以《印度的增长将怎样超越中国》作为封面故事。《经济学人》一向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指针,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并以精英阅读包装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很受青睐。只可惜《经济学人》如此隆重的封面故事,居然在“当事者”的中国引不起一点舆论的涟漪。
《经济学人》并没有故作耸人听闻之论。相反。它指出了印度相对于中国的种种劣势:印度的市场改革起步晚、底子薄,GDP不过是中国的四分之一,识字率仅为66%,大大低于中国的93%,更不用说基础设施破败,腐败横行,政府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等等。但是,印度如今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8.5%,而且可能将加速。摩根斯坦利的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印度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具体地说,中国的增长速度将维持在8%左右,印度则会达到9-10%。在接下来的20-25年中,印度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他专家的预测,也都大同小异。
印度赶超中国的本钱在哪里?第一在人口,第二在制度。当然,这两者有是紧密相连的。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大力推行节育措施。结果引起普遍的抗议,最终不得不放弃强制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人口继续猛涨。中国政府则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效率,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迅速被控制。难怪许多人把中国的经济奇迹归结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但是,中印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这场效率竞争,正越来越变得像是场龟兔赛跑。如夸我们正站在逆转的关口上。计划生育的高效率。使中国迅速进入了老龄化。以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被扶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计,中国和印度在1960年前后都达到甚至超过了80‰日后急剧下降。到2010年,中国的这个比例跌破了40%,充分兑现了“人口红利”,印度则仍然在56%的水平上,负担比中国重得多。但是,大家“负重”虽然非常不同,经济增长率却已经相当接近了。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开始急剧回升,印度则继续走低。大约15后,两国被扶养人口的比例大致相等。到了203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将达到50%,印度则为45%左右。到了205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 高居62-63%左右,印度则在48%上下,双方的差距可这15个百分点。用另一个更为近期的指标来衡量,到2020年印度的中等年龄仅为28岁。美国为38岁。西欧为45岁,日本为49岁,中国则为37岁。日后中国人越来越老,中等年龄超过美国,印度人则还套更年轻一些。结果是,2020年印度将添加1.36亿劳动人口,中国则只能添加230万。
社会学家孔德有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比劳动力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更具创新倾向,这在高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特别突出。看看近几十年的关键性交破,从微软、雅虎,到谷歌、FACEBOOK,创立者都是年轻人。这在印度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印度世界级企业Infosys的创立者,有七位当时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2000年创立的IT企业Globals,其CEO年仅24岁。乃至西方人惊叹,印度的经济是被450万企业家所驱动的。
这种创新精神,不仅被年轻人的旺盛精力所驱动,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证,这又是印度比之中国的另一大优势。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雷厉风行,印度的民主制度相比之下则缺乏基本的效率。但是,印度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则比中国有效率得多。印度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意如同井喷一样地爆发,产生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中国的企业,则越来越依靠政府支持的垄断来扩张。印度企业式的创新,在中国实在难得一见。
中印经济模式不同,本来可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互不相扰。问题是,这样的局面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印度的教育水准非常低,大部分人口不可能投身于高科技产业。这一印度经济的致命弱,最,其实也是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威胁。目前印度的制造业落后的局面正在改善。让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从制造业中求发展,其年轻得多也便宜得多的劳动力,会在制造业上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国际制造业向印度转移恐怕不会是什么天方夜谭,到那时,印度之得就是中国之失,要“双赢”恐怕并不容易。
印度超越中国。当然不会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恐怕早晚要面临这样的挑战。所以,对照印度反省“中国模式”。现在并不算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