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许多人不知道。海稍有着鲜艳的“红色”，许多人不知道。
　　一
　　在宾川与祥云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被葡萄覆盖的小坝子，叫做乔甸。在乔甸坝子的最北端，有一个据说是云南第二大的水库，叫做海稍。在水库的东向岸边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村庄，也叫做海稍。这是一种客观的地理存在。由于过去这里贫穷、偏远和闭塞，在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内，无人知道乔甸，更无人知道海稍。
　　二十年前，汤鲜味美的“海稍鱼”从海稍开始逐渐风靡全州，无论“杀”到哪里，那里原本生意兴隆的鱼庄、鱼店就会顿失风光。“海稍鱼”自此成为一道宾川名菜，以至于在餐桌上，许多人都误以为“海稍”是一种鱼的名称，而不会觉得“海稍”是一片水域或一个地名。“海稍鱼”是以海稍水库里所养的花鲢、白鲢鱼为原料，再煮成类似大理酸辣鱼的形式，不同的是“海稍鱼”会在味道已经浓酽的基础上，再给每位食客加一小碗浓香四溢的香辣蘸水，让你在头上冒汗、嘴里呼呼之时仍不停地把鱼肉往嘴里送。趁大家酣食之时，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向食友们强调两件事：其一，海稍在宾川的乔甸，是一个很大的水库，那里白鲢、花鲢到处都有，“海稍鱼”之所以名为“海稍”。只是用到了海稍的民间煮法和独特的佐料配方：其二，“海稍鱼”的味道里。还有着宾川人的性格味道，那叫做热情豪爽。我希望大家都能借由“海稍鱼”开始了解并且熟悉海稍。
　　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宾川县政府注重用鸡足山以及柑桔、葡萄为主的水果，打造和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而在民间出现的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海稍鱼”现象，也从餐饮文化的角度与之相辅相成，让许许多多人记住了这道风格独特的舌尖美味。進而记住了宾川。
　　我对“海稍鱼”的解说含有权威的意味。还得益于我与海稍的不解之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被招进下关汽车运输总站当工人的第一天，就被一辆三十年代美国产的、从二战后期退役下来的小道奇汽车送到了乔甸。于是我就在坝子中心的，离海稍鱼水库约五公里的总站农场当了半年农民。那时，我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在乔甸与海稍的自然风景之后，还有一大片被岁月风尘遮掩的火红的“血色”。
　　海稍的颜色是代表着血与火的红色。1936年，一支红军从祥云进入乔甸，在海稍地区稍作休整，便挥师进入宾川坝子，攻打当时县衙所在地州城。当时，县城有一个反动县长和约五百人的地方武装。尽管他们以逸待劳，据守着高大的城堡，但不出一日，便被红军攻克，被击毙一百七十余人后，其余全成俘虏。红军此举是为了北渡金沙江后再行北上，于是便在宾川大捷后开仓放粮，赦释囚犯，招兵买马。向群众宣传。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过程。
　　许多年之后，有一位知青进入宾川宾居地区的农村，在融入当地村民农耕生活的数年里，有心收集了当年红军的资料，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千年梦》，并在《春城晚报》连载。我还记得其中一个生动的情节：两位年轻的邻县村民，连夜赶到宾川找红军从戎，但红军已经开拔了。两人便一路追赶，一天一夜之后在金沙江边追上了红军，并顺利地加入了红军。此时两人因困倦及饥饿，大口吞食着红军发给他们的馒头，说这是世界上最香最甜的馒头。
　　二
　　乔甸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苍凉而旷远，幽静而冷寂。那时，村庄很小，土地面积过剩，因此才会让总站农场、水电农场、人纤厂农场占据坝子中央。那一年我进入十七岁的青春岁月，便竭力把农场想象成上帝缔造的伊甸园。我们这一批青工有两百多个。就有了若干的亚当和夏娃，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创世纪。
　　那时我身体单薄，因为我生长在严重缺乏食物、营养不足的时代。在特殊的时代里，每个人的内心和外表都会明显地有着时代的烙印。我内心狂热而多思，外表却斯文而腼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下车之后的第一次点名排队，我被排到了第一列横队的左起第一的位置。这列横队是男七女六，女青工列在男青工之后。列队完毕。农场领导说：左边第一人为班长，右边最后一人为副班长。当年，红军长征从这里走过，都是整齐的班排连的编制。今天虽然不打仗了，我们还是要继承传统。仍然按照班排连编制。在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声中，特别是向右看齐的时候，我有意把头向前伸了一点，以便看清副班长的样子。副班长姓王，长得还算清秀，但显得瘦弱文静，让我在有些失望的同时有了怜悯之心。
　　看罢副班长，我又去思考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还有红军，如果红军还从这条路上走过，那我就一定追随红军去了，不再当这里的青工班长。有时，脑海中偶然的灵光一闪，便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三年后，当我在总站的二车间转为二级修理工后的一个月，便报名当兵，经体检、政审之后，顺利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这样的选择应归结于我在农场领导讲话时，突然进发的念头。
　　对我来说，这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之所以能清晰地在记忆中复活，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诱因。
　　2017年5月30日。恰逢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巍山文学协会一行五人，受祥云县文联和作协的邀请，到海稍去体验再走红军长征路的活动，并参与红色诗歌朗诵会。早晨，我们七点出发，经南涧、弥渡、祥云，直达乔甸坝子后，目的地是一个叫新庄的红色农庄。这个红色农庄的全称叫宾川红色海稍农业观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姓蒲，约五十多岁，是一位地道的本地人。
　　新庄在海稍水库的东北方向。我们从干道进人村道，一路找去，便不断从满眼皆绿的色彩中，看到一块块指路牌上的红色农庄的红漆字。在新庄村头。我们远远就看见了红军衣着的男女。他们在红色大院的门外迎接我们。大家看到这场景都感到十分新奇和兴奋，心情也跟着激动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格外地兴高采烈，在谈笑风生之中，红色大院里显出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连我也被这样的气氛感染，心情愉悦轻松，和陌生人愉快地攀谈起来。我问两位中年“红军”是否是这里的负责人，男的说是从大姚来的作家，女的说是从新加坡来的作家，我便说我是从南诏国来的作家。
　　由于祥云本地作家的大部队还未到。我便有了充裕的时间去闲逛。当我们从祥云北行，下了飞天坡，进入乔甸坝子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找当年总站农场的旧址了。终于。在公路两侧都是新房子的路段上，我看到了乔甸镇和杨保街的字样，再往前行走两公里，紧靠公路的右侧应该就是我生活过半年多的总站农场了，那个藏着我艰苦却也浪漫的青春时光的地方。然而，两侧都是新建的房屋，农场的模样早已消逝。 　　三
　　我当班长的时间极为短暂，刚刚才熟悉了全班来自不同地方的几位青工，突然又被任命为排长。排长的责任很重。每天白天需领着五十多个青工薅秧。锄苞谷、花生和红薯：晚上得组织学习政治时事和毛主席语录。我在第一次组织学习的时候，自尊心就受到了极大的“考验”。然而，我在潜移默化中很快把它转变为动力。让我用另一种方式“征服”了其他青工。
　　那时，以总站子女为主的一伙人，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轻视所有来自县份的青工，其中他们最爱取笑的对象是口音略重的巍山人。所以，当我用巍山方言讲话，说请大家翻到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段的时候。因为这个“段”字的发音与普通话有明显的不同，马上就引发了哄堂大笑。在他们戏谑的大笑中，我想我的目光里一定充满了仇恨。我虽然出身为城市贫民，但在学校无数次的支农劳动中，出于我天生热爱劳动的本能，让我在田地里做活时，就比他们远远地强出了一头。真正让我风光的经历是在收红薯的时候。在二十余个男女青工的注视下，我把另外三个曾取笑过我的男工的红薯都并在一起，一个人挑。我扁担上肩，嘴里发出“嗨”的一声，猛然站立，让扁担断成两截；换了一根，在“嗨”的一声中，又断成两截；只有第三根更为厚重的扁担，让我完成了一个少年初长成时的壮举，让那些男工眼中全是敬畏，女工眼中全是敬慕。
　　在新庄的红色大院里。祥云五十余人的队伍到来了。大部队到来后，大家就开始换上红军的服装。我听说换了衣服要走五六公里的崎岖山路，因腰部椎间盘有毛病。便决定放弃这项行程。我们一行中的四人换了衣服下楼，在院子里兴奋地拍照。近年来偶尔看电视连续剧。我发现剧中军人敬礼大都不标准，因此常常罵导演外行。为此，我把这四位“红军战士”集合起来，给他们讲敬礼的动作要领，并告诉他们，若要照相，军礼敬得标准与否，是关乎他们形象的大问题。是关乎红军形象的大问题。
　　大家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我提出要是此时再有一首红歌相伴就更应景了。杜家元老师插话说：“红歌已经做好了，是我作的词，王老师作的曲，请昆明的知名女歌唱家演唱的。”说罢。就请大家欣赏了这首歌。这首歌名为《南薰桥上念红军》，是今年四月为纪念红军长征途经南薰桥八十一周年而作的献礼。当我认真听完这首歌曲之时，优美的词曲意境让我的情感与红军长征时的情景贴得更近，不禁对两位词曲作者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从与大家的交谈和一些资料中得知，当年这支红军的领导人是任弼时、贺龙、肖克和关向应。此情此景又让我回想起来自己当年也曾创作过类似的作品。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所创作的长诗《金沙石鼓》获得了大理州电视台电视诗歌大奖赛的二等奖。这首诗正是歌颂红军长征从丽江石鼓渡金沙江的经历。
　　换好衣服的“红军们”陆陆续续地下楼了，在院里互相打趣拍照。在一位女“红军战士”发言讲话之后，又由刚被任命的“团长”“政委”讲话。这时的“红军们”表情都格外严肃，因为他们都已进入了红军的角色。一个团的“红军”就这样从这个院子里出发了，沿着那条长征路，去寻找当年红军的足迹。
　　四
　　大家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我的思绪也开始渐渐蔓延。又回到在此地当青工的那段岁月。我在不远处的总站农场当班长的时候，有一件小事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并非出于恶意的“伤害”。有一天晚上停电，我便把女副班长从宿舍叫了出来，在空旷的门外土场上，同她讲第二天的工作安排。这时，住在单间外小厨房里的一位同班女工叫了起来，那声音柔柔的，含着些嫉妒，她喊道：“阿芳，你跟谁说话呀。那么亲热！”在那个年代，年轻的男女们是不能轻易说话的，更不能轻易交往。女工的一声叫喊让我感觉我被人怀疑了。被人诬陷了，脸上一阵发热，心里却满是愤怒。不过，这样的愤怒中竟还有一丝甜蜜的回味。
　　当排长的时候，在夜晚我会组织只有三个人知道的小型活动，但就是这样的活动也是造成我心理矛盾的因素，因为这项活动若是被其他人发现。又不知道会被说成怎样。当时有两个外地的青工，都姓赵。且都很瘦小孱弱。常常被人欺负，我便把他俩安排和我同住一个房间。那时，我们的学工工资都是十五元人民币，用此收入的一部分买饭菜票到厨房打饭。定量供应的大米饭基本够吃了，但每餐五分钱的炒洋芋或者一勺青菜汤，油水太少。肚子就饿得很快。通常在停电的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学“毛著”结束之后，我便带领他俩“摸”到地里，刨些红薯、花生或者掰几苞青苞谷回来，在我们的房间里煮了吃。这样的“小偷小摸”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不禁觉得，人都是有两面性或者两重性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里。
　　我踱到红色大院的门外看水库，水库是依自然地势而建的。从我站的位置往南看，即农场和杨保街的方向，被一道小山梁挡住了。小山梁的左侧，可看见一大片平地，以及平地后面的远山。我猜想海稍水库的水源，应该是从东山和南山流下来的，汇成一条河，从南往北进入海稍。因为在总站农场的东向不远处。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的潺潺流淌的小河。
　　那时的农场没有澡堂，夏天太热，到田里干一天活儿，就会全身臭汗，奇痒难受，我们就到一个水塘子里游泳洗澡。在两百多的青工里，有两三个总会想方设法地逗人发笑的男青工。我的一位施姓老乡正是如此。一次他在水塘边上，“得意洋洋”地说，我跳水跳得最好，不信你们看。当他头朝下，双手平行前伸纵身跃入水塘之后。我们却只看到一堵泥浆往上翻涌，不见人影。大家以为他又在开玩笑。但半天都不见一个人头冒出来。我急了。立马跳入水中，我是头朝上脚朝下跳的，想尽快把他打捞上来。我刚沉入水底，他就立马抱住了我的腰，我急忙脚蹬稀泥。猛往上蹿，把他也带了上来。他爬起来，大家一看。他一头一脸全是泥巴。在一阵剧烈咳嗽之后，他在水边洗净了一头一脸的泥巴，惊魂未定地吐出一句话：我把头插进泥巴里去了！
　　小河里的水不够深，不够宽，我们在里面不能游泳。只能洗澡。那时的日用品都凭号票供应，我们每人每三个月只能拥有一块肥皂。到河里洗澡，我们只能把肥皂用来洗短裤和汗衫。我们在互相搓洗脊背的时候发明了一种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抓一把细沙敷在对方的背上。用手掌上下左右地搓擦。第一次接受这种方式搓澡的青工大声叫好。因为这不仅擦去了所有汗渍，还能止痒。渐渐地。我们把洗澡时间都定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细沙当肥皂的方法逐渐得到推广，人人拍手叫好。这条小河的水是汇入海稍水库的，我不禁联想到，也许海稍水库还会残存着我们当年的青春气息。 　　那时的野生鱼到处都有，田里有，沟里有，小河里有。我在劳动中观察到一个现象，田沟里的瓜子大的鲫鱼，最后都会游进河里，由河里又游进水库。雨季发洪水的时候，又会有更大的鱼从水库里逆流而上。从小河里游进水沟，又从水沟里游进稻田。于是，这就到了我们收获的季节了。起初，青工们用三块石头搭个灶，三五人一伙，用脸盆煮鱼。再后来，鱼获最多的时候，男工们干脆将鱼集中了贡献给厨房，让那些不会捉鱼的女工们也能吃到。
　　五
　　我回到红色大院里，目光又被墙上许多“红军”合影的照片吸引了。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一位身着以大红色为主调的彝族服装的女主持人前来招呼我们，她说所有“群众”都跟她到村口去，迎接马上就要进村的“红军”。在村口，许多男女老少都站立在道路两侧。有的人手里端着一个竹筛，里面放着葵花籽、核桃和糖果。女主持说，摄像机对着你们呢，大家要表现得热情洋溢。我便把相机挂在脖子上，做好抓拍几张精彩相片的准备。
　　然而久久不见“红军”归来，我便趁着空当对身旁的友人讲述我当年从今天的宾川县城走回乔甸的经历。当年。我们刚到乔甸总站农场的时候，就打听到了宾川县城在西北方的另一个坝子里，距离这里三十多公里。那时汽车很少，在乔甸有时一整天也看不到一辆过路车。道路都是土质的，很窄，坑洼很多。但我想，若有一辆汽车，我就一定能把它开到县城了，因为在同一批的两百多青工中，我有过能把小道奇汽车开出十多米又倒回来的“壮举”。那时农场要修一片三合土的篮球场，就从总站调来一辆小道奇汽车，小道奇汽车的花脸壳像个笑眯眯的性情温柔的女人，载重量也就两吨。驾驶员姓龚，老师傅了，一脸慈祥。我们去另一个坝子的蹇街拉碎瓦片，蹇街就在红军攻打过的州城。我是排长就坐进了驾驶室里，坐了两三次，也就弄懂了起步前和起步时的程序。乘龚师傅不在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去模拟操作，熟悉档位之后，又熟悉了离合器、油门、刹车的关系。最终我瞅准了机会把汽车平稳地开出了十多米，停住后又顺利地挂上了倒档，将车倒回原位。
　　在某一个休息日的早上，有一辆拉化肥的大道奇汽车停在农场门外，驾驶员进农场找熟人去了。乘此机会，我们五个男青工在我的谋划指挥下，掀开篷布一角，一个个钻进了货厢。驾驶员一会儿就出来了，径直走向驾驶室。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汽车顺利开到了县城，在一个化肥仓库下货。毫无悬念地，我们被发现了，被驾驶员狠狠地骂了一顿。骂毕，我厚着脸皮问他汽车返回乔甸吗。他面色缓和了很多，似乎有点于心不忍地说，我要回下关了，你们到车站看一下，没车就只有走回去。
　　宾川县城叫牛井街，很小，很破旧。我们用一个钟头逛遍了县城，用十多分钟到国营食堂吃了午饭，然后就满怀雄心壮志地按原路步行返回。那时，社会上已经流传着这两句豪言壮语了：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正常的行军速度，每个钟头是五公里。也许一开始我们的速度也是五公里，但我们大约下午三点就出发，竟然走到深夜十二点才回到农场。这是一段艰难而又漫长的行程，在烈日下的黄土公路上，一步一步又一步地前行。
　　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危及我们生命的插曲。当我们走到州城至海稍的路段时，脚上起了泡，肚子又饿，口干舌燥。这是一条依山傍河的道路，渴了，我们可以在河里喝水，可是饿了呢？只能忍着。突然有人看见路边桐树上的桐子果了。桐子果是用来榨桐油的。桐油是一种工业用油。但饥饿总会让人失去理智，我们中有一人摘下一个桐子果。他用牙齿咬去皮，再小心翼翼地咬下桐子仁，一点一点地咀嚼，慢慢地咽了下去。然后他说：好吃。我心中疑惑，吃了半个便忍住了。并竭力阻止其他人吃太多，但大家或多或少还是吃了。
　　从这一路段到海稍，要走一段异常陡峭的上坡路。我们终于爬完了这个坡，眼前就是一览无余的乔甸坝子了。半轮月亮高懸天幕，满天繁星下，我们的农场已经影影绰绰。我们，终于就要回到舒适的家了。忽然，有一人吐了，又有一人说头昏头痛。而我在他们的影响下，身体也出现了些许类似的征状。我明白，这是桐子果在作祟。大家都食物中毒了。没有电话，没有人影，路就在脚下，家就在前方，但是中毒的不适却让我们感觉家那么遥远，举步维艰，寸步难行。我们便挣扎着，由三个人架着两个人。如长征途中的红军一般，一步一步地，极为艰难地向前挪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铭心刻骨的生命体验。
　　终于，我们回到了农场：终于，我们敲开了医务室的小门。农场医生在听了简单的情况汇报后，第一件事就是拨开那两人的眼皮，查看瞳仁。然后，找来一根鸡毛让他们大张着嘴，用毛尖轻拂喉咙内壁，让他们强行呕吐，等吐完了就倒了开水给他俩喂药。然后，医生又用那根鸡毛以同样的方法对付我们三人，让我们也都吐尽腹中之物。这一行人中。我是最为清醒的一人。直到医生认为我们都已安全，才让我们去睡觉，我感觉这时候天就快亮了。
　　六
　　我们在村头站着，在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期盼感中。“红军”终于回来了。“红军”们渐渐地向我们走近，他们的形象在我的取景框里就渐渐地大了起来。这是大场景，我按下快门，一张之后又接着来了一张。端着竹筛的男女老少迎上去了，双方都微笑着寒暄。我观察着眼前的场景，一张又一张地抓拍着最生动的镜头。
　　我们跟在“红军”后面走数百米就到了水库边上的红色餐厅。热腾腾的饭菜早就准备好了，主菜就是海稍鱼。这是我第一次在海稍水库吃海稍鱼。一块鱼肉入口。大家都叫好。我夹起了一个鱼鳔放在碗里。邻座的女红军也夹了一个。她问这是什么东西，没吃过，我说是鱼鳔，我帮你吃，她就夹进了我的碗里。海稍水库的水面很宽阔，没有任何网箱养鱼的迹象，在弯弯曲曲的湿地近岸，也没有投放鱼饲料的机器，我据此对同桌的人说。这鱼绝对是生态鱼。不多吃点就可惜了。
　　我一边吃，一边在回想那些遥远的旧时光，心里头冒出很多疑问。我们在总站农场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农场的领导为什么不弄些海稍鱼来给我们吃呢？那时，近旁村庄的村民们，一定开始用这样的方法煮鱼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时，因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水库里的鱼只愁卖不掉。这样的美味和营养，让我在几十年后才能享受到，真是遗憾。 　　在那个猛长身体却又严重缺乏营养的日子里。我记得最解馋的伙食只有一次。农场放养了很多鸭子，到了秋天，鸭子都长得膘肥体壮了。因为要一次性杀一百多只鸭子，领导便安排我带十个男工去帮厨。帮厨是件美差，不仅没有下田累，还能多蹭点油水。因为杀鸭子的方法奇特，让我永远记住了这一次帮厨的经历。
　　有个老乡姓杨，在厨房当炊事员。我在打饭菜时不用多说话，他舀饭时那个三两半斤的铁皮做的量桶会在饭箩里压得实一点，他打菜的勺子也仿佛长着眼睛，会给我多盛点儿。他指挥杀鸭子的时候让我更加佩服他了。他做示范说，看着。鸭子的后脑上有一个洞，拔一根翅膀上的老毛，从这个洞里戳进去。我们都呆呆地看着他，果然，他边说边做。把后脑袋上戳了一根羽毛的鸭子丢在地上，它扑腾几下就死了。杀鸭子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拔鸭毛才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用沸水烫过鸭子之后，鸭毛仍然生得很紧。拔起来费劲且慢。把长毛拔光之后，还有许多短小的血管毛嵌在肉里。一根一个黑点。据杨厨师说，鸭血是非常营养的东西，这样杀鸭子不放血，红烧出来的鸭肉非常鲜美。你吃鸭子肉长你的肉，你吃鸭子血生你的血。我至今还记着杨厨师的“恩情”，飽餐一顿之后，他还悄悄地给我留了一碗。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工资只有十五元，但我买饭菜票时就算好了自己的生活账，每顿饭四至五两。菜五分。如此。我每月还能节约出三四元钱来。农场第一次给我们发放购买日用品的号票时，我记得我买了一斤茶叶，两斤白糖，便找老职工要了一块破旧的白布，缝成包裹后按邮局要求。规规矩矩地写上地址、收件人和落款，到杨保街邮政所里寄回家中。每月，我还得到此寄上至少三两封平信。
　　杨保街是整个坝子最热闹的地方，街子天的时候，杨保街上集中了全坝子五花八门的物件，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来采购。从穿着打扮和口音上看，赶街的人大都是三个农场的职工，其中以总站农场的青工最多。许多青工在范围狭小的街上逛来逛去。最大的收获是把昨天的生人变成今天的熟人。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微妙的暖昧的现象，让我在许多年后才知道叫做情窦初开，那就是不止一对的青年男女，在这个更为放松也更为隐蔽的环境中，用如同电影里特务的方式，传递着他们朦胧的关于爱情的信息。当我发觉别人情况的时候。我也敏感地发现了自己的情况，总有一些炽烈的目光投射在我的身上。我沿着目光回望过去，总会看到一两双年轻女人的眼睛，她们像特务盯梢一样地紧盯着我，但那些目光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杨保街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虽破旧却也热闹的全县唯一的国营食堂。我到杨保街时总会约三五个老乡，我们必须到的地方是邮政所和国营食堂。国营食堂每天都会重复着一道名菜，叫做回锅肉。炒菜师傅很胖，天热时赤裸着上身，油光光、水淋淋的。我的老乡们常常在他炒菜时去讨好他。但有一次为了一只苍蝇我们好好地吵了一架。炒菜师傅是这里的权威人物，我们早听说他一铲子把人打昏了的故事。不过，我们总站农场人多势众。让他在举起锅铲时犹豫了一下。这一下让我的那位姓施的把头扎进塘泥里的老乡成为“叛徒”。他说，苍蝇是自己飞进菜盘里的。从此，我们把那位厨师叫做大杨保，把这个“叛徒”叫做二杨保。这件事像是在清烫寡水般的生活里放入的一点调味料，使生活不那么平淡乏味了。当大杨保彻底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之后，二杨保的称呼还一直保留到现在。
　　七
　　饭后的活动还有红色诗歌朗诵会的，我们都自觉地坐到门外广场上的凉棚里，面对着一个露天舞台。舞台的背墙上，有着“传承文脉，重温经典，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喜迎十九大‘红色经典’诗歌朗诵会”的横幅。从主办方的宣传册上我得知，今天其实是个特殊的日子，既是端午节，又是中国诗人节。诗人节于1941年首次举办，以老舍、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胡风等五十三人的公议决定，并共同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宣言非常短小精练准确，把我的一颗诗心也激活起来。我的座位面对南方，也就是曾经的总站农场的方向，我的第一首红色小诗，在那里的墙报上发表。我承认，我有被认可的红色的一面，也有隐蔽着的“灰色”的一面。“灰色”的一面就是偶尔在僻静的地方，与其他人在一起唱俄罗斯民歌，还有一首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动的《知青之歌》。这是一首让许多年轻人一唱就流泪的歌曲。重回海稍的场景触动了我沉睡的往事，我在途中为同行者哼唱了几句。
　　朗诵会开始了，不管是一人独诵，还是两人合诵，都表现得抑扬顿挫，感情充沛。朗诵的过程中穿插了歌舞节目。节目由八位中年妇女上台，打扮为地方性的群众着装，歌伴舞，唱的是曾经遍及大江南北的红歌《盼红军》：“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这几位舞者柔美的舞姿伴着红歌的优美旋律，叩开了每一位观众的心扉。在所有朗诵者中，我最熟悉的是祥云诗人郁东和麦田，因为早已拜读他们的作品，更觉亲切。很早以前，我就说郁东是红色诗人。从他送的诗集里，总是透出质朴的革命情结，而且，把革命的历史典故运用得恰到好处。朗诵会的高潮也来自于郁东的作品——曾经被党报刊载了一个大版面的《重温党史》。朗诵会上，大家都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篇篇扣人心弦的红色诗歌，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昂扬的激情中，仿佛又回到那些斗志昂扬、艰苦奋斗的革命岁月中。当年，我与两百多青工在总站农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多姿多彩。每一天伴随着我们的都是汗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劳作中我们也有热血沸腾的时候，那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或者说是另一种革命的形式。我们在每天出工前都要集合，一起唱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段集体劳动的青春时光让我至今非常怀念。在轰轰烈烈的秋收结束之后，农场杀了几头肥猪，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秋收之后的一段空闲时光也让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了很好的调节。冬天到了，田地都处在休耕状态，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学习或参与体育文化活动。我会用日记的形式，来记录每一天之中让我感觉有意义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文学来源于生活。我的独立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文学萌芽也是从这里开始。
　　按照总站的计划，我们将在冬末分工，工种明确后统一地返回总站。离开农场后的情景让我们满怀期待，这种期待中又夹杂着淡淡的离别之情。然而，想不到的是另一件对我充满诱惑的任务，让我在结束农场生活时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独自拼搏了一段时间。农场革委会李主任很看重我，他在接近分工的时候对我说，有两项工作任我挑选，一是总站办公室的话务员。二是六车间的车工。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汽车工人是最让人羡慕的工人，在社会上，沾了“汽车”两个字，就等于脸上贴了块金。我们那批青工里没有驾驶员的工种，于是我说我要当修理工。 　　我最后的任务是挑选五个身强体壮的、思想品德好的男青工和龚师傅一道，去南涧的公郎拉一车木料。返回农场后就去各自的单位上班。总站的优越性还在于在每一个县以及相对热闹的乡镇都有自己的汽车站。我们以公郎汽车站为立脚点，每天到景云桥东向的原始森林中赶木料。那座山叫漫海山，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木料是早被伐木工人砍好的，但东一棵、西一棵地散落在林中。我们非常生疏又卖力地把所选木料赶到路边的侧坡上，等待木料足够时装车。这次为我们领队的成年人是李科长。我们非常感谢李科长，因为他从农场带来一只叫做九斤黄的大母鸡，一到公郎就把鸡杀了，煮了一大鍋鸡肉，让我们吃得满嘴流油。这样的任务似乎并不急迫，并没有人给我们严格的要求和压力。我们都急着回去分工好知道自己的去向，所以都尽力地在森林中表现自己，但还是耽搁了好几天。
　　第一个离家之后的新年到来了，李科长说今天休息。然后，他领着我走到了公郎街上，找到县食品公司的食品组，买了五斤油渣。出门前，李科长当着我的面拿出纸笔，认真地写了一份介绍信，然后认真地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大印。也就是说，那五斤油渣是看在那颗鲜红大印的份上才买到的，这让我们在吃油渣时感到特别够味儿。
　　三天后，我们满载而归地回到了农场，期待的热闹场面没有了，一眼看去空空荡荡。就在两天前。所有青工都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被留守的干部告知要到祥云的青华洞，总站的第二车间报到，做汽车修理工：其他四人，回下关总站报到。下完木料，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淡淡的伤感，独自离开了位于乔甸的总站农场。
　　八
　　又要再一次离开海稍了，放眼四顾，整个乔甸坝子到处是绿色的葡萄藤蔓，在身旁近处，一串串葡萄是浅蓝色的，有的果面上还蒙着淡淡的白粉。随着仲夏气温的不断升高，葡萄就要成熟了。葡萄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这里经济的进步，在来时看到路两旁不断延伸的崭新房屋，我就揣摩着这必是葡萄产业带来的繁华。在坝子的中心地段，人口越来越多。却很难再看到几株古老的大树，而我却在海稍的红色新庄见到一棵独处或几棵相聚的古老大树，为此地的历史增加了些厚重感。
　　我们婉谢了主办方的热情挽留，与许多新老朋友握手或相拥告别。夕阳西下，我们一行五人，不约而同地在飞天坡上驻足，回望整个乔甸坝子，目光尤其投注在最北端的海稍水库，以及水库旁的新庄。我想当年红军在海稍地区稍作停留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水库，但会有规模不等的若干湖泊。如此，当地群众也许会以海稍鱼来慰问红军。深红绛紫的葡萄，火辣红艳的海稍鱼，热情似火的群众，以及殷红似血的“红色文化”，定会为新庄吸引来更多寻找红军足迹的游客。红军精神和红色文化不仅会一点点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新的生机。也将指引一代代到此访游的人们不断拾取那些珍贵无比的精神财富。
　　编辑手记：
　　2017年，作者随文友参加了在乔句举办的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这次活动唤醒了作者在乔句所经历的青春时光记忆。作者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在乔句当青工的生产生活经历。讲述了青年人在这种环境里发生的点滴故事，描绘了特殊年代里青年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深刻反映了当时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在作者两段相隔多年又在同一地点交织的回忆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红军长征途中不畏艰险、艰苦卓绝的精神不仅深深影响着当年那群满怀雄心壮志的青年人，也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到此游历的后来人。这些苦乐交织的记忆对作者而言，是磨砺其品质、丰厚其精神的青年时代最宝贵的财富，而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则是一种在当今社会已难以寻觅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