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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何时传入韩国
《红楼梦》传人韩国的具体过程现在考察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清朝和朝鲜王朝的交流相对频繁，可以推断当时到过北京的朝鲜文人可以轻易地接触到《红楼梦》，朝鲜的文人社会不可能不知道《红楼梦》的存在。可能是当时古典小说受到排斥，他们进行自由地阅读和讨论比较困难，所以几乎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幸运的是，李圭景(1788-?)的文章中提到了《红楼梦》。他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小说辩证说》中留下的记录里第一次提到了《红楼梦》。这篇文章的写作时期考证起来比较困难，根据旁证资料，应该是19世纪30年代。所以，《红楼梦》传人朝鲜的时间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
《红楼梦》最初传人朝鲜的时候，得到了大部分有着先进思想的文人们的喜爱，随着被编译之后，一般读者和身份较高的女性读者也开始阅读《红楼梦》。现存的《红楼梦》韩语全译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朝鲜末期高宗年间的1884年前后，朝廷令李钟泰等翻译了《红楼梦》和初期的5种续书，与其他手抄本翻译小说一起收藏在昌德宫乐善斋。乐善斋原本是宪宗13年(1847)为后宫金氏建造的宫殿，后来成为保存妃嫔和宫女们阅读手抄本书籍的相当于王室内部图书馆的地方。乐善斋收藏了韩语的手抄本书籍，其中包括朝鲜时期的韩文小说和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小说翻译本。
在乐善斋本翻译小说中，虽然有些是在民间或书店里翻译以后传入宫中并进行再次抄写的，但至今为止没有发现民间翻译本的《红楼梦》，因此《红楼梦》在民间翻译以后传人宫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可以判断乐善斋本全译《红楼梦》是在宫中完成，由宫里人阅读的。虽然尚未找到宫中哪些人读过这本书的记录，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鲜末期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少与宫中有关系的一些人物或者他们的亲戚中有些人读过《红楼梦》。(乐善斋本《红楼梦》的读者，可能都是宫廷里生活的人物，间或也有和宫中有联系的宫外人物。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红楼梦》读者是高宗年间(1864～1907在位)朝廷大臣尹用九的女儿尹伯荣女士。她是朝鲜纯组大王的外曾孙女，而且当时和纯宗(1907～1910在位)的继妃尹氏是亲戚关系，因此可能经常出入乐善斋。据《中央日报》1969年8月25日的报道，她读了乐善斋本小说已经很久，曾读过好几遍，尤其是她特别提到这些小说中居然有七种《红楼梦》，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此可见，她确是很欣赏全译本《红楼梦》和其他五种续书。
由于其翻译主要是在宫中进行的，因此能够阅读到这部作品的读者是相当有限的。再加上道学家们对《红楼梦》持有偏见，所以《红楼梦》在以后也未能在民间传播开来。
从朝鲜时代开始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读者都没有像韩国读者那样接近中国古典小说。仅以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例，韩国的读者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孔明、曹操等和《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都耳熟能详，并且在对话中经常提到他们的名字。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韩国的读者对《红楼梦》却非常陌生，甚至连书名都很少听过，知道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人更是少数。更有甚者，一听到“红楼”这个词联想到的竟是“红灯街”、“色情酒吧”、“男女间的痴情”等。因此可以说韩国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比起其他中国古典小说来，相对要生疏的多。这与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红楼梦》全译本的事实相比，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红楼梦》的翻译现状
乐善斋本全译《红楼梦》不仅是韩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译本。在乐善斋里除了《红楼梦》外，还收藏了《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等5种续书的翻译本。
虽然在韩国至今尚未发现脂砚斋评本等早期手抄本及程伟元和高鹗刊行的程刻本，但是有早期翻刻本《东观阁本》和《本衙藏板本》及《藤花榭本》等，由此可以看出《红楼梦》传人韩国的时期并不晚。《东观阁本》刊行于1795年左右，《本衙藏板本》也在相似的时间内刊行。《东观阁本》经过民间收藏而加了一些点评后现有24册中的后15册藏于庆州市立图书馆。《本衙藏板本》上面印有“李王家图书之章”的藏书印，共24册，全部收藏在藏书阁，现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收藏。另外，在韩国的各大主要图书馆里还收藏有道光年间刊行并广为传播的点评本《王希廉评本》和清末的合评本《金玉缘》。
乐善斋本《红楼梦》不仅有原文和译文，还有发音标记，是注音对译的全译本，其中有3册(第24回、第54回、第7l回)遗失，现在只有117册。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本后来收藏于昌庆宫藏书阁，现在藏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珍藏室。
由于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特殊翻译，其手抄的形式也与众不同。一页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占三分之一左右，用朱笔记录原文，每个汉字用黑笔标注发音。下段的译文是粗的宫体韩文。译文中有时会有双行批注。全书共有567条注释，大部分集中于前60回，有531条，后60回只有36条。双行批注最多的出现在第40回，共65条。
这篇译文完全没有记载译者、翻译年代、抄写年代等信息，没有序文、跋文和评论或者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那么这篇译文是由谁来翻译的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正式研究过。在《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和《韩国古小说目录》里标注的也是“译者未详”。但是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推断，《红楼梦》翻译本和乐善斋里收藏的其他翻译小说全部是在高宗21年(1884)前后，由李钟泰(1850～1908)等数十位译官共同翻译完成的。李钟泰曾经担任过译官和外语学校的校长，由他来主导乐善斋本翻译工作的推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乐善斋本《红楼梦》之后的翻译本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10～1945)出现的。曾经有梁建植(1889～1944)和张志瑛(1887～1976)两位试图翻译《红楼梦》，但都未能译完。梁建植自1918年3月23日开始在《每日申报》上连载《红楼梦》，这是继乐善斋本之后20世纪出现的最早的现代文译文。他的翻译到同年10月4日共138回(到原著第28回)为止中断。1925年开始重新翻译，在《时代日报》上以《石头记》的题目进行连载，从1925年1月12日开始到6月8日为止共连载了17回(到原著第3回)便中断。
张志瑛从1930年3月20日开始翻译《红楼梦》并在《朝鲜日报》上连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张志瑛的连载还配上了插图，比梁建植的译文更加现代化。但他的连载到1931年5月31日中断，共302回(到原著第40回)。
光复以后，出现最早的翻译本是 1955年和1956年正音社出版的由金龙济翻译的2册翻译本。扉页上的题目写的是“全译红楼梦”，但实际上是将内容缩略以后的缩略本。这本书被收录在《中国古典文学选集》第11卷和第12卷中，长期以来成为韩国比较权威的读本，有广泛的读者。
1969年李周洪参考日本的《红楼梦》翻译本，将120回全部翻译完成，共5册，由乙酉文化社出版。翻译达到了一定水准，但由于是对日译本进行的重译，降低了其翻译的价值。1980年由知星出版社出版的吴荣锡(1934～)翻译本《新译红楼梦》(共5册)在李周洪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和补充。
另外，将120回本的《红楼梦》大量压缩成为一册书的翻译本有两种。一种是金相一翻译的徽文出版社本《红楼梦》(1974)，共72章。一种是金河中翻译的金星出版社本的《曹雪芹红楼梦(抄)》(1982)，共73章。这两本翻译本都是在日译本的基础上翻译的，根据内容任意分段并添加了小标题。
禹玄民(1926～)的《红楼梦》翻译本共6册，1982年由瑞文堂出版。其前半部分几十回的翻译非常详细完整，越往后省略的部分越多。有必要解释的句子中加括号并标上双2行批注，由此判断它主要参考了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的翻译本(平凡社，1973，共3册)。
1988年平民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译》(第1册)，是在李家源教授的指导下由洌上古典研究会的11名会员共同翻译的。李家源教授主张将乐善斋本《红楼梦》影印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新的现代文翻译。尽管这个译本的企划意图和主旨是好的，但是没有专业学者的参与，翻译小组成员构成复杂，因此很难维持一贯的翻译体系和风格，最终未能完成翻译。
遗憾的是韩国的翻译家对《红楼梦》的翻译大都是根据日译本进行的重译，而韩文全译本是由中国的朝鲜族翻译家们完成的，分别由延边人民出版社(1978～1980，延边大学红楼梦翻译小组)和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1982，外文出版社翻译组)出版。这两种翻译本在韩国稍做修改后出版，长期以来起到了向韩国的读者们介绍《红楼梦》的窗口作用。
巧合的是在中国刊行的两种韩文全译本，于1990年在青年社(安义运、金光烈译)、图书出版艺河(许龙九等6人译)、东光出版社(许龙九外译)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1994年三省出版社又出版了北京外文出版社本。
20世纪90年代的《红楼梦》翻译主要还是以中国翻译的韩文翻译本的首尔版刊行为主，继30年代之后，也试图进行过报纸连载。1990年在《土曜新闻》周刊上连载了姜龙俊翻译的共34期，第二年中断；自1995年开始《韩国经济新闻》上共连载了赵星基翻译的613回，连载结束后将其分为3册由民音社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但是赵星基的《红楼梦》，过分强调原著中没有的吸引大家阅读兴趣的性爱描写，因此称之为原著的翻译还有一定距离，严格地说不能将其看作是《红楼梦》的翻译本。或许是译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用的不是“翻译”而是“编作”。
1996年出版了由洪尚勋等9人翻译的精巧可爱的1册口袋书版本，是以英文版为基础进行翻译的。在韩国过去日语版的重译本比较多，现在也出版了英文版的重译本。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韩国国内一直没有出版新的全译本。因此，长期以来致力于《红楼梦》研究的崔溶澈和高旼喜两名红学研究者从几年前开始着手翻译《红楼梦》的最新译注本，计划于近期内出版。崔溶澈翻译前80回，高旼喜翻译后40回。翻译底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注本。除此之外还会出版标有详细注解的原文和一本导读书，并计划出版针对各种读者群的缩略本和连环画书等，相信将来韩国的读者可以用更深入、更多样的方法接触和了解《红楼梦》。
《红楼梦》的研究现状
在韩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比对诗词和散文的研究要晚。这是因为韩国社会和中国一样重视儒家传统，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小说和戏曲相对来说不被重视。韩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从1989年末开始的。这并不是说之前没有个别的研究成果，而是1989年末开始，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们成立了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并开始组织活动，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从那时开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红楼梦》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深入进行的。直到70年代，对《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正式形成，只有车柱环等写过的介绍文章。1979年末，以高旼喜的硕士论文(《论(红楼梦)的研究倾向》)为起点，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正式开始。后来在中国台湾留学的崔溶澈(《红楼梦的文学背景研究》，1983)、李光步(《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与家庭》，1983)、秦英燮(《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1987)等硕士论文相继发表，他们回国后进行了多种主题的红学研究。
崔溶澈调查了作者、版本和传入韩国的相关资料，李光步钻研主题思想问题。留在韩国的高旼喜致力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红学史研究，于1989年末完成了韩国最早的红学博士论文——《(红楼梦)现实批判的意义研究》。1990年末，崔溶澈在台湾完成了《清代红学研究》的博士论文，1994年韩惠京和崔炳圭分别完成了《(红楼梦)王张姚三家评点研究》和《(红楼梦)贾宝玉情案研究》的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后回国。
之后，在韩国国内也先后有蔡禹锡的《(红楼梦)的王熙凤形象研究》(1997)、李光步的《(红楼梦)的主题和思想研究》(2001)、赵美媛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样相研究》(2004)、崔亨燮的《从中国小说看“个人”认识的变化——以从“四大奇书”到(红楼梦)的变化为中心》等博士论文发表。在北京留学的李治翰完成了《红楼梦之文学语言研究》(2001)的论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至此，韩国学者有关红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共9篇。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韩国国内外发表的硕士论文近30篇，尽管主题多样，但尚未形成体系。对“藏书阁本(乐善斋本)”版本进行了严谨分析的金泰范(1988)、研究“索隐的读法”的李成贤(2002)、研究“乐善斋本的音韵体系”的李承姬(2003)等，他们的论文也值得关注。同时“对九云记的影响”(李京丹，1993)、“清代服饰研究”(罗海燕，1995)、“女性民俗研究”(韩云震，2003)等对特殊领域进行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
1980年李桂柱参加了在美国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举办的国际红学会议，回国以后研究领域转向《红楼梦》，发表了多篇有关女性形象和作品中诗词的论文；专攻韩中比较文学和民俗学的尚基淑，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对《红楼梦》的民俗领域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丰富了韩国红学研究的多样性。郑在书的专业虽然是神话，在许龙九翻译本出版的同时，另外刊行了解析本和研究资料集，对红学界给予了一定帮助。
最近的韩国红学界仍然是以上介绍的几位《红楼梦》研究者根据个人的爱好和所关心的方面在不同的领域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论文。但是，由于研究的时间比较短，研究者的人数有限，因此还未能形成有韩国红学特色的真正的研究体系。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在现有的红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韩国学者的视角积极发现和研究可以提交给世界红学界的课题的话，一定能够正确形成韩国红学的本体性，同时对世界红学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红楼梦》传人韩国的具体过程现在考察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清朝和朝鲜王朝的交流相对频繁，可以推断当时到过北京的朝鲜文人可以轻易地接触到《红楼梦》，朝鲜的文人社会不可能不知道《红楼梦》的存在。可能是当时古典小说受到排斥，他们进行自由地阅读和讨论比较困难，所以几乎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幸运的是，李圭景(1788-?)的文章中提到了《红楼梦》。他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小说辩证说》中留下的记录里第一次提到了《红楼梦》。这篇文章的写作时期考证起来比较困难，根据旁证资料，应该是19世纪30年代。所以，《红楼梦》传人朝鲜的时间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
《红楼梦》最初传人朝鲜的时候，得到了大部分有着先进思想的文人们的喜爱，随着被编译之后，一般读者和身份较高的女性读者也开始阅读《红楼梦》。现存的《红楼梦》韩语全译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朝鲜末期高宗年间的1884年前后，朝廷令李钟泰等翻译了《红楼梦》和初期的5种续书，与其他手抄本翻译小说一起收藏在昌德宫乐善斋。乐善斋原本是宪宗13年(1847)为后宫金氏建造的宫殿，后来成为保存妃嫔和宫女们阅读手抄本书籍的相当于王室内部图书馆的地方。乐善斋收藏了韩语的手抄本书籍，其中包括朝鲜时期的韩文小说和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小说翻译本。
在乐善斋本翻译小说中，虽然有些是在民间或书店里翻译以后传入宫中并进行再次抄写的，但至今为止没有发现民间翻译本的《红楼梦》，因此《红楼梦》在民间翻译以后传人宫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可以判断乐善斋本全译《红楼梦》是在宫中完成，由宫里人阅读的。虽然尚未找到宫中哪些人读过这本书的记录，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鲜末期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少与宫中有关系的一些人物或者他们的亲戚中有些人读过《红楼梦》。(乐善斋本《红楼梦》的读者，可能都是宫廷里生活的人物，间或也有和宫中有联系的宫外人物。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红楼梦》读者是高宗年间(1864～1907在位)朝廷大臣尹用九的女儿尹伯荣女士。她是朝鲜纯组大王的外曾孙女，而且当时和纯宗(1907～1910在位)的继妃尹氏是亲戚关系，因此可能经常出入乐善斋。据《中央日报》1969年8月25日的报道，她读了乐善斋本小说已经很久，曾读过好几遍，尤其是她特别提到这些小说中居然有七种《红楼梦》，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此可见，她确是很欣赏全译本《红楼梦》和其他五种续书。
由于其翻译主要是在宫中进行的，因此能够阅读到这部作品的读者是相当有限的。再加上道学家们对《红楼梦》持有偏见，所以《红楼梦》在以后也未能在民间传播开来。
从朝鲜时代开始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读者都没有像韩国读者那样接近中国古典小说。仅以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例，韩国的读者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孔明、曹操等和《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都耳熟能详，并且在对话中经常提到他们的名字。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韩国的读者对《红楼梦》却非常陌生，甚至连书名都很少听过，知道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人更是少数。更有甚者，一听到“红楼”这个词联想到的竟是“红灯街”、“色情酒吧”、“男女间的痴情”等。因此可以说韩国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比起其他中国古典小说来，相对要生疏的多。这与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红楼梦》全译本的事实相比，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红楼梦》的翻译现状
乐善斋本全译《红楼梦》不仅是韩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译本。在乐善斋里除了《红楼梦》外，还收藏了《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等5种续书的翻译本。
虽然在韩国至今尚未发现脂砚斋评本等早期手抄本及程伟元和高鹗刊行的程刻本，但是有早期翻刻本《东观阁本》和《本衙藏板本》及《藤花榭本》等，由此可以看出《红楼梦》传人韩国的时期并不晚。《东观阁本》刊行于1795年左右，《本衙藏板本》也在相似的时间内刊行。《东观阁本》经过民间收藏而加了一些点评后现有24册中的后15册藏于庆州市立图书馆。《本衙藏板本》上面印有“李王家图书之章”的藏书印，共24册，全部收藏在藏书阁，现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收藏。另外，在韩国的各大主要图书馆里还收藏有道光年间刊行并广为传播的点评本《王希廉评本》和清末的合评本《金玉缘》。
乐善斋本《红楼梦》不仅有原文和译文，还有发音标记，是注音对译的全译本，其中有3册(第24回、第54回、第7l回)遗失，现在只有117册。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本后来收藏于昌庆宫藏书阁，现在藏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珍藏室。
由于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特殊翻译，其手抄的形式也与众不同。一页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占三分之一左右，用朱笔记录原文，每个汉字用黑笔标注发音。下段的译文是粗的宫体韩文。译文中有时会有双行批注。全书共有567条注释，大部分集中于前60回，有531条，后60回只有36条。双行批注最多的出现在第40回，共65条。
这篇译文完全没有记载译者、翻译年代、抄写年代等信息，没有序文、跋文和评论或者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那么这篇译文是由谁来翻译的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正式研究过。在《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和《韩国古小说目录》里标注的也是“译者未详”。但是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推断，《红楼梦》翻译本和乐善斋里收藏的其他翻译小说全部是在高宗21年(1884)前后，由李钟泰(1850～1908)等数十位译官共同翻译完成的。李钟泰曾经担任过译官和外语学校的校长，由他来主导乐善斋本翻译工作的推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乐善斋本《红楼梦》之后的翻译本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10～1945)出现的。曾经有梁建植(1889～1944)和张志瑛(1887～1976)两位试图翻译《红楼梦》，但都未能译完。梁建植自1918年3月23日开始在《每日申报》上连载《红楼梦》，这是继乐善斋本之后20世纪出现的最早的现代文译文。他的翻译到同年10月4日共138回(到原著第28回)为止中断。1925年开始重新翻译，在《时代日报》上以《石头记》的题目进行连载，从1925年1月12日开始到6月8日为止共连载了17回(到原著第3回)便中断。
张志瑛从1930年3月20日开始翻译《红楼梦》并在《朝鲜日报》上连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张志瑛的连载还配上了插图，比梁建植的译文更加现代化。但他的连载到1931年5月31日中断，共302回(到原著第40回)。
光复以后，出现最早的翻译本是 1955年和1956年正音社出版的由金龙济翻译的2册翻译本。扉页上的题目写的是“全译红楼梦”，但实际上是将内容缩略以后的缩略本。这本书被收录在《中国古典文学选集》第11卷和第12卷中，长期以来成为韩国比较权威的读本，有广泛的读者。
1969年李周洪参考日本的《红楼梦》翻译本，将120回全部翻译完成，共5册，由乙酉文化社出版。翻译达到了一定水准，但由于是对日译本进行的重译，降低了其翻译的价值。1980年由知星出版社出版的吴荣锡(1934～)翻译本《新译红楼梦》(共5册)在李周洪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和补充。
另外，将120回本的《红楼梦》大量压缩成为一册书的翻译本有两种。一种是金相一翻译的徽文出版社本《红楼梦》(1974)，共72章。一种是金河中翻译的金星出版社本的《曹雪芹红楼梦(抄)》(1982)，共73章。这两本翻译本都是在日译本的基础上翻译的，根据内容任意分段并添加了小标题。
禹玄民(1926～)的《红楼梦》翻译本共6册，1982年由瑞文堂出版。其前半部分几十回的翻译非常详细完整，越往后省略的部分越多。有必要解释的句子中加括号并标上双2行批注，由此判断它主要参考了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的翻译本(平凡社，1973，共3册)。
1988年平民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译》(第1册)，是在李家源教授的指导下由洌上古典研究会的11名会员共同翻译的。李家源教授主张将乐善斋本《红楼梦》影印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新的现代文翻译。尽管这个译本的企划意图和主旨是好的，但是没有专业学者的参与，翻译小组成员构成复杂，因此很难维持一贯的翻译体系和风格，最终未能完成翻译。
遗憾的是韩国的翻译家对《红楼梦》的翻译大都是根据日译本进行的重译，而韩文全译本是由中国的朝鲜族翻译家们完成的，分别由延边人民出版社(1978～1980，延边大学红楼梦翻译小组)和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1982，外文出版社翻译组)出版。这两种翻译本在韩国稍做修改后出版，长期以来起到了向韩国的读者们介绍《红楼梦》的窗口作用。
巧合的是在中国刊行的两种韩文全译本，于1990年在青年社(安义运、金光烈译)、图书出版艺河(许龙九等6人译)、东光出版社(许龙九外译)三家出版社同时出版，1994年三省出版社又出版了北京外文出版社本。
20世纪90年代的《红楼梦》翻译主要还是以中国翻译的韩文翻译本的首尔版刊行为主，继30年代之后，也试图进行过报纸连载。1990年在《土曜新闻》周刊上连载了姜龙俊翻译的共34期，第二年中断；自1995年开始《韩国经济新闻》上共连载了赵星基翻译的613回，连载结束后将其分为3册由民音社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但是赵星基的《红楼梦》，过分强调原著中没有的吸引大家阅读兴趣的性爱描写，因此称之为原著的翻译还有一定距离，严格地说不能将其看作是《红楼梦》的翻译本。或许是译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用的不是“翻译”而是“编作”。
1996年出版了由洪尚勋等9人翻译的精巧可爱的1册口袋书版本，是以英文版为基础进行翻译的。在韩国过去日语版的重译本比较多，现在也出版了英文版的重译本。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韩国国内一直没有出版新的全译本。因此，长期以来致力于《红楼梦》研究的崔溶澈和高旼喜两名红学研究者从几年前开始着手翻译《红楼梦》的最新译注本，计划于近期内出版。崔溶澈翻译前80回，高旼喜翻译后40回。翻译底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注本。除此之外还会出版标有详细注解的原文和一本导读书，并计划出版针对各种读者群的缩略本和连环画书等，相信将来韩国的读者可以用更深入、更多样的方法接触和了解《红楼梦》。
《红楼梦》的研究现状
在韩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比对诗词和散文的研究要晚。这是因为韩国社会和中国一样重视儒家传统，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小说和戏曲相对来说不被重视。韩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从1989年末开始的。这并不是说之前没有个别的研究成果，而是1989年末开始，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们成立了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并开始组织活动，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从那时开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红楼梦》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深入进行的。直到70年代，对《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正式形成，只有车柱环等写过的介绍文章。1979年末，以高旼喜的硕士论文(《论(红楼梦)的研究倾向》)为起点，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正式开始。后来在中国台湾留学的崔溶澈(《红楼梦的文学背景研究》，1983)、李光步(《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与家庭》，1983)、秦英燮(《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1987)等硕士论文相继发表，他们回国后进行了多种主题的红学研究。
崔溶澈调查了作者、版本和传入韩国的相关资料，李光步钻研主题思想问题。留在韩国的高旼喜致力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红学史研究，于1989年末完成了韩国最早的红学博士论文——《(红楼梦)现实批判的意义研究》。1990年末，崔溶澈在台湾完成了《清代红学研究》的博士论文，1994年韩惠京和崔炳圭分别完成了《(红楼梦)王张姚三家评点研究》和《(红楼梦)贾宝玉情案研究》的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后回国。
之后，在韩国国内也先后有蔡禹锡的《(红楼梦)的王熙凤形象研究》(1997)、李光步的《(红楼梦)的主题和思想研究》(2001)、赵美媛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样相研究》(2004)、崔亨燮的《从中国小说看“个人”认识的变化——以从“四大奇书”到(红楼梦)的变化为中心》等博士论文发表。在北京留学的李治翰完成了《红楼梦之文学语言研究》(2001)的论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至此，韩国学者有关红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共9篇。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韩国国内外发表的硕士论文近30篇，尽管主题多样，但尚未形成体系。对“藏书阁本(乐善斋本)”版本进行了严谨分析的金泰范(1988)、研究“索隐的读法”的李成贤(2002)、研究“乐善斋本的音韵体系”的李承姬(2003)等，他们的论文也值得关注。同时“对九云记的影响”(李京丹，1993)、“清代服饰研究”(罗海燕，1995)、“女性民俗研究”(韩云震，2003)等对特殊领域进行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
1980年李桂柱参加了在美国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举办的国际红学会议，回国以后研究领域转向《红楼梦》，发表了多篇有关女性形象和作品中诗词的论文；专攻韩中比较文学和民俗学的尚基淑，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对《红楼梦》的民俗领域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丰富了韩国红学研究的多样性。郑在书的专业虽然是神话，在许龙九翻译本出版的同时，另外刊行了解析本和研究资料集，对红学界给予了一定帮助。
最近的韩国红学界仍然是以上介绍的几位《红楼梦》研究者根据个人的爱好和所关心的方面在不同的领域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论文。但是，由于研究的时间比较短，研究者的人数有限，因此还未能形成有韩国红学特色的真正的研究体系。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在现有的红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韩国学者的视角积极发现和研究可以提交给世界红学界的课题的话，一定能够正确形成韩国红学的本体性，同时对世界红学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