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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党史研究，从慢慢参与到逐步深入，最后成为自己的一项事业。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古田会议纪念馆，刚开始一头雾水。当时也没有老师作辅导，于是我就自学、模仿，选择自己喜欢的党史文章作为模仿對象。随着视野的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进而扩展，从研究古田会议到研究闽西革命根据地史、中央苏区史、福建革命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每个阶段都争取做出一定成果，如《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革命史》《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等，这样就逐渐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有了研究深度和广度。
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党史人物，我重点研究了毛泽东、邓子恢等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早期从事工人运动居多，从安源工人运动到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到五卅运动，他都是重要的领导者。毛泽东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重大转折点就在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从那里开始重视农民运动，而且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影响很大。我认为广州农讲所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重视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的，研究下限到延安时期为止。延安时期之后的毛泽东研究我很少涉及，只是对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冲突有所关注。我的书稿《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写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又因为研究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历史，我也关注邓子恢的研究，著有《邓子恢传》。因为研究党的领袖人物，因为认识了解他们而产生敬佩之情，发自内心地钦佩毛泽东、邓子恢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他们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牺牲和他们的智慧及战略眼光深深折服，自然地增强了想挖掘他们内心深处、对他们作更深研究的动力。
关于党史学的学科性，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党史是历史学，也是政治学。这说明党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入手作党史研究。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不同，有的人善于从思想理论上作党史史学理论上的研究，有的人善于做史学实证研究。像我追求的是实证研究，是某一客观历史事实的真相，需要大量的档案、史料，反复地验证某一件历史事实、某一个历史人物所发挥的作用。经过慎重的反复的思考，选定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课题。一旦认定，不要受太多的干扰。
不管做哪个方向和课题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我觉得不少地方在党史研究中，为了红色旅游、地方经济的发展，或者为了地方的荣誉，总是希望本地区历史上辉煌的事情多一些、红色亮点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更高大一些，难免在宣传上、研究上有些倾斜，甚至夸大、虚构，或者不恰当地贬低其他地方。作为党史研究者，应该追求历史的真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刻意地追求“高大上”而进行粉饰。比如，中共早期建党问题，因为时间久远、秘密状态、缺乏档案保管，历史文件缺乏，运用较多的是个人回忆录。但因为当事人年龄大、记忆力衰退或者个人见识的缘故，回忆录往往不太可靠。对学术研究来说，有历史文件的就应该用历史文件，而不应该用回忆录。即使回忆录回忆时间早于历史文件，也应该谨慎使用。但一些地方希望自己这里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是第一，都喜欢采用表明时间更早的回忆材料。又如，红九军团是从长汀出发进行长征的，但历史文件与当地群众关于长征的具体时间和出发地点回忆不同。现在宣传时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宣传，采用的都是当地群众的说法，还说当时群众敲锣打鼓欢送队伍。但是朱德电报反复强调一条，绝对秘密，不能在白天行军，一定要夜间行军，避免被国民党飞机发现。红军长征初期之所以能顺利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保密，国民党根本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我们现在的宣传却是一路上挥手送别，舞台上可以这样演，但历史真实不是这样的。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梅州市委、嘉应学院三家合作在嘉应学院成立了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我认为深化广东中央苏区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闽粤赣苏区视为一个整体。广东和福建是分不开的，闽粤赣苏区是一家的。闽粤赣苏区，包括闽西、粤东北、赣东南一部分，所辖地域主要包括闽西之龙岩、上杭、武平、永定、长汀、连城及平和，粤东北之兴宁、龙川、五华、蕉岭、平远、大埔、梅县、饶平、丰顺，赣东南之寻乌、安远、会昌等l9个县市。广东中央苏区主要是和闽西、闽南、赣南接壤的地方，我接触比较多的是梅县、蕉岭、大埔、饶平等与福建接壤的那一带。梅县、蕉岭、大埔、饶平地域上与闽西联在一起，关系密切，红军长征前中央战略上的决策也是从赣南、闽西向粤东方向扩展，与东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彻底实现，但实际上已经行动了。1929年10月，红四军从闽西进入东江，先后转战大埔、蕉岭、梅县、丰顺等县，占领了蕉岭和梅县县城。古田会议前后，国民党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也是“三省会剿”，广东地方军阀陈维元的部队从梅县、蕉岭一带向闽西压迫。从三省的国民党军队来讲，广东军阀实力最强，红四军在应对三方面敌人时对广东军阀花费的力量比较大。东江苏区形成以后，多次想跟闽西中央苏区打成一片，事实上也曾短时打成一片。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是分两次开，1930年11月先在东江地区的大南山召开，建立了中共闽粤赣特别委员会；一个月后，邓发又在闽西上杭主持召开了一次党代会，补选特委领导班子，成立闽粤赣军委会和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粤赣游击根据地关系更加密切。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带领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跟广东有一定联系。闽粤边根据地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全国15块根据地之一，闽粤边根据地很多骨干力量都是广东的。抗日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是国民党统治区，但国共合作在这里始终没有形成，共产党力量处于地下状态，是在方方为书记的南方工委领导下工作的，中共力量逐步转移到永定、大埔、梅县、蕉岭等地。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边关系特别密切，闽粤边军事力量发展很快，最初只有几十个人，以已牺牲的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名字命名为王涛支队，后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东、闽西南的广大地区。该纵队司令和政委是龙岩人，但其它的团级干部很多都是广东人。那时，提出“先粤东河口，后闽西”，先解放粤东，然后从粤东推向闽西，争取地方实力派起义。闽粤赣边区基本上是地方部队接管以后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初期，闽西的干部到广东工作，广东的干部到闽西工作。闽粤赣边区是一家，广东方面可以跟闽西方面联合起来做历史研究。 下面，再说一下如何办好党史学术刊物。
我曾担任《党史研究与教学》主编十多年，对办好一份专业杂志有一定的思考和体会。《党史研究与教学》创刊于1979年，1987年正式改名为《党史研究与教学》，公开出版发行。又过了一年，拿到了国际、国内发行的连续刊号。由于是福建中共党史学会办的刊物，自由度比较高。当时提出的办刊口号是“立足福建，面向全国”，刊登的文章主要以福建地方党史和中共发生在福建的历史为主，同时也刊登研究全国性党史的专业文章。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面向的对象是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党史部门，基本上覆盖了党史研究的各个系统、各个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刊登的稿件内容更加丰富，从内容上来讲，不再是福建的地方性刊物，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刊物。到21世纪初，《党史研究与教学》成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被评为党史系统优秀党史期刊，2007年纳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来源期刊。
在办刊生涯中，我感觉到，要办好党史学术性专业期刊，一是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二是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也就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政治性就是与我们党的基本原则、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不能出现偏差。科学性就是在坚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现在回头来看，《党史研究与教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越办越好，经验就是：一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导向，以正确的思想政治为指导；二是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了健康的学术气氛。这么多年来，这两个原则一直坚持得很好。自创刊以来，《党史研究与教学》从没有刊登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党的历史事实的文章。我们出版发行的每一期刊物，在政治导向上不能有丝毫偏差，以避免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反应和误导。
具体来说，一个期刊要走专业化、学术化的道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费大量的功夫。如何办好党史学术期刊，谈几点看法。
合乎规范。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期刊的管理比较严格，创办学术期刊要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尤其是处于转型起步阶段的刊物，在许多细节上都要注意，如刊名、学术规范、繁体字使用等等。
文要对题。党史学术期刊是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刊登的应当是有学术价值的、专业性强的党史研究或党的文献研究的文章。比如，广东办的《党史与文献研究》，就要紧扣主题，刊登党史研究和党史文献方面的文章，做到文要对题。党史和党的文献是有较多相关联系的两回事，涉及到两个领域，要兼顾到，要在这两个方面发表一些高质量的好文章。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这两份期刊的侧重点不一样。《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刊登党史研究性的文章。《党的文献》起初主要是公布党的重要文献，现在逐步增加了研究党的文献的文章和少量的党史研究文章。文献的文本内容，是不能改动的。在刊登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时，最好约请相关专家写一篇对这个文献的解读性文章，对这篇文献的来源、价值和意义做一些阐释。学术界都希望看到更多重要历史文献的公布，因为公布一个文献就可能会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或者存在不少疑点的历史问题。比如，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曾经给朱毛红军写过一封信，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有这样一句话：“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那么，中央九月来信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是谁写的，信里提到了什么问题，在党史学界一直不清楚。我在古田工作四年，没有看到过这封信，后来找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才第一次看到了这封“九月来信”。《周恩来选集》收录了这封信，“九月来信”的内容就公布于众了，相关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党史学术刊物要为党史学界正在研究或亟需研究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做好服务，搭建好的学术平台。要在专业性的研究课题上有所突破，这就需要有好的选题策划。作为广东主办的刊物，广东地方党史应该是研究重点之一。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广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不仅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也是共产党培养工农运动骨干，最早开展工农运动的地方，广东的工农革命运动，对全国的革命运动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促进作用。广东工农革命运动史以及琼崖、东江、闽粤赣地区的党史，都是全国性意义的党史课题。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是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研究课题。再者，广东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物，在党史人物研究方面也大有作为。广东党史研究的选题来源是很丰富的，有很多题目可以做，这些题目都可以作为刊物重点关注和挖掘的课题。
怎么选到好稿子？一个高质量的刊物，一定要有好的稿子。选到好稿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自发的，也要有意引导。以《党史教学与研究》为例，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稿子。作者是谁，写的什么，没办法精准控制，起初是来什么稿子就看什么稿子。后来来稿量太大，只好先看选题和题目。选题和题目的设置是一个大学问，选题是第一位的。若是选题好，让人眼前一亮，便成功了一半。选题好，就意味着研究内容本身有学术研究价值。党史党建类的课题不容易有亮点，好的选题比较难得。面对众多稿件，如何快速筛选出好的稿件呢？一是先看选题和题目，这样就能筛选出一多半来，剩下的是选题较好的，就再通览一遍，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再筛选掉一些，最后剩下的就比较精了。二是选文章不要太注重作者名头和资历。《党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受到大家肯定，就是不唯资历，不唯職称，我们注重发表年轻人的高质量的有创新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可能会有幼稚不成熟的地方，但一般来说年轻人思想比较新，选题有新角度。据张静如先生的观察，在核心期刊中，《党史教学与研究》是刊登年轻人文章最多的期刊。三是不以文章长短取舍文章。好文章不怕长，只要是文章好，长点也没关系，压缩太多，就会把精华压缩掉，变得干巴巴的。哪怕是少发几篇文章，也要优先发表那些虽然篇幅长但拿出去叫得响的文章。四是拒绝人情稿。好的刊物一定要拒绝人情稿。可以通过建立匿名审稿制度，送给专家来审读把握。能够提升刊物质量和影响的稿件就用，不能提升的就不用，要“以我为主”。
建设好作者群和读者群。办期刊要注意建设两个群体，一个是作者群体，一个是读者群体。首先要抓好作者群体建设，培植高层次的作者队伍。党史系统只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走出去，主动联系高校、社科院所、党校的研究力量，组织社会上各方面力量一起来做。多组织高层次的作者队伍撰写有分量的文章，通过这些高层次的作者，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会得到逐步提升。没有较高层次的、稳定的作者队伍，来稿的质量就会平庸化。刊物的知名度美誉度是和文章质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质量就没有知名度美誉度。C刊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影响因子和转载率，通过它们就可以评定刊物到了什么层次。办学术期刊若要向C刊方向发展，就要重点建设高层次的作者队伍。
培养读者群体，除了本地区的读者，还要逐步扩大到外地去。首先文章要能吸引外地读者，要使那些读者能在你这份刊物中看到在别的刊物看不到的文章，慢慢地读者数量就会增加。若是在这份刊物中看到的文章，和别的刊物看到的文章差不多，阅读群体就越来越少。
提高办刊特色。一个刊物要有明确的办刊特色的定位。《党史与文献研究》免不了有官方的影响，但它不是在党史系统内发号施令的刊物，而是要在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研究领域里发挥旗帜引领作用的刊物。一个刊物办出自己的特色，可以通过设置特色栏目来凸显自身特色。特色栏目要根据刊物的定位、方向来设置。比如，可以结合广东党史资源的实际，提出大革命研究、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等选题，邀请这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和写作。2016年，江西创办了《苏区研究》，第一期创刊号就在南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半年后，又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在井冈山牵头召开座谈会，推出的主题是苏维埃研究。近期又要在上饶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八一南昌起义”。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既能较好地设置特色的栏目，又可以约到质量较高的稿子。
（责编：张丽红 周晓辉）
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党史人物，我重点研究了毛泽东、邓子恢等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早期从事工人运动居多，从安源工人运动到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到五卅运动，他都是重要的领导者。毛泽东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重大转折点就在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从那里开始重视农民运动，而且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影响很大。我认为广州农讲所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重视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的，研究下限到延安时期为止。延安时期之后的毛泽东研究我很少涉及，只是对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冲突有所关注。我的书稿《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写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又因为研究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历史，我也关注邓子恢的研究，著有《邓子恢传》。因为研究党的领袖人物，因为认识了解他们而产生敬佩之情，发自内心地钦佩毛泽东、邓子恢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他们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牺牲和他们的智慧及战略眼光深深折服，自然地增强了想挖掘他们内心深处、对他们作更深研究的动力。
关于党史学的学科性，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党史是历史学，也是政治学。这说明党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入手作党史研究。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不同，有的人善于从思想理论上作党史史学理论上的研究，有的人善于做史学实证研究。像我追求的是实证研究，是某一客观历史事实的真相，需要大量的档案、史料，反复地验证某一件历史事实、某一个历史人物所发挥的作用。经过慎重的反复的思考，选定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课题。一旦认定，不要受太多的干扰。
不管做哪个方向和课题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我觉得不少地方在党史研究中，为了红色旅游、地方经济的发展，或者为了地方的荣誉，总是希望本地区历史上辉煌的事情多一些、红色亮点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更高大一些，难免在宣传上、研究上有些倾斜，甚至夸大、虚构，或者不恰当地贬低其他地方。作为党史研究者，应该追求历史的真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刻意地追求“高大上”而进行粉饰。比如，中共早期建党问题，因为时间久远、秘密状态、缺乏档案保管，历史文件缺乏，运用较多的是个人回忆录。但因为当事人年龄大、记忆力衰退或者个人见识的缘故，回忆录往往不太可靠。对学术研究来说，有历史文件的就应该用历史文件，而不应该用回忆录。即使回忆录回忆时间早于历史文件，也应该谨慎使用。但一些地方希望自己这里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是第一，都喜欢采用表明时间更早的回忆材料。又如，红九军团是从长汀出发进行长征的，但历史文件与当地群众关于长征的具体时间和出发地点回忆不同。现在宣传时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宣传，采用的都是当地群众的说法，还说当时群众敲锣打鼓欢送队伍。但是朱德电报反复强调一条，绝对秘密，不能在白天行军，一定要夜间行军，避免被国民党飞机发现。红军长征初期之所以能顺利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保密，国民党根本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我们现在的宣传却是一路上挥手送别，舞台上可以这样演，但历史真实不是这样的。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梅州市委、嘉应学院三家合作在嘉应学院成立了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我认为深化广东中央苏区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闽粤赣苏区视为一个整体。广东和福建是分不开的，闽粤赣苏区是一家的。闽粤赣苏区，包括闽西、粤东北、赣东南一部分，所辖地域主要包括闽西之龙岩、上杭、武平、永定、长汀、连城及平和，粤东北之兴宁、龙川、五华、蕉岭、平远、大埔、梅县、饶平、丰顺，赣东南之寻乌、安远、会昌等l9个县市。广东中央苏区主要是和闽西、闽南、赣南接壤的地方，我接触比较多的是梅县、蕉岭、大埔、饶平等与福建接壤的那一带。梅县、蕉岭、大埔、饶平地域上与闽西联在一起，关系密切，红军长征前中央战略上的决策也是从赣南、闽西向粤东方向扩展，与东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彻底实现，但实际上已经行动了。1929年10月，红四军从闽西进入东江，先后转战大埔、蕉岭、梅县、丰顺等县，占领了蕉岭和梅县县城。古田会议前后，国民党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也是“三省会剿”，广东地方军阀陈维元的部队从梅县、蕉岭一带向闽西压迫。从三省的国民党军队来讲，广东军阀实力最强，红四军在应对三方面敌人时对广东军阀花费的力量比较大。东江苏区形成以后，多次想跟闽西中央苏区打成一片，事实上也曾短时打成一片。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是分两次开，1930年11月先在东江地区的大南山召开，建立了中共闽粤赣特别委员会；一个月后，邓发又在闽西上杭主持召开了一次党代会，补选特委领导班子，成立闽粤赣军委会和红军闽粤赣军区司令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粤赣游击根据地关系更加密切。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带领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跟广东有一定联系。闽粤边根据地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全国15块根据地之一，闽粤边根据地很多骨干力量都是广东的。抗日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是国民党统治区，但国共合作在这里始终没有形成，共产党力量处于地下状态，是在方方为书记的南方工委领导下工作的，中共力量逐步转移到永定、大埔、梅县、蕉岭等地。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边关系特别密切，闽粤边军事力量发展很快，最初只有几十个人，以已牺牲的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名字命名为王涛支队，后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东、闽西南的广大地区。该纵队司令和政委是龙岩人，但其它的团级干部很多都是广东人。那时，提出“先粤东河口，后闽西”，先解放粤东，然后从粤东推向闽西，争取地方实力派起义。闽粤赣边区基本上是地方部队接管以后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初期，闽西的干部到广东工作，广东的干部到闽西工作。闽粤赣边区是一家，广东方面可以跟闽西方面联合起来做历史研究。 下面，再说一下如何办好党史学术刊物。
我曾担任《党史研究与教学》主编十多年，对办好一份专业杂志有一定的思考和体会。《党史研究与教学》创刊于1979年，1987年正式改名为《党史研究与教学》，公开出版发行。又过了一年，拿到了国际、国内发行的连续刊号。由于是福建中共党史学会办的刊物，自由度比较高。当时提出的办刊口号是“立足福建，面向全国”，刊登的文章主要以福建地方党史和中共发生在福建的历史为主，同时也刊登研究全国性党史的专业文章。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面向的对象是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党史部门，基本上覆盖了党史研究的各个系统、各个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刊登的稿件内容更加丰富，从内容上来讲，不再是福建的地方性刊物，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刊物。到21世纪初，《党史研究与教学》成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被评为党史系统优秀党史期刊，2007年纳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来源期刊。
在办刊生涯中，我感觉到，要办好党史学术性专业期刊，一是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二是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也就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政治性就是与我们党的基本原则、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不能出现偏差。科学性就是在坚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现在回头来看，《党史研究与教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越办越好，经验就是：一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导向，以正确的思想政治为指导；二是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了健康的学术气氛。这么多年来，这两个原则一直坚持得很好。自创刊以来，《党史研究与教学》从没有刊登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党的历史事实的文章。我们出版发行的每一期刊物，在政治导向上不能有丝毫偏差，以避免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反应和误导。
具体来说，一个期刊要走专业化、学术化的道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费大量的功夫。如何办好党史学术期刊，谈几点看法。
合乎规范。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期刊的管理比较严格，创办学术期刊要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尤其是处于转型起步阶段的刊物，在许多细节上都要注意，如刊名、学术规范、繁体字使用等等。
文要对题。党史学术期刊是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刊登的应当是有学术价值的、专业性强的党史研究或党的文献研究的文章。比如，广东办的《党史与文献研究》，就要紧扣主题，刊登党史研究和党史文献方面的文章，做到文要对题。党史和党的文献是有较多相关联系的两回事，涉及到两个领域，要兼顾到，要在这两个方面发表一些高质量的好文章。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这两份期刊的侧重点不一样。《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刊登党史研究性的文章。《党的文献》起初主要是公布党的重要文献，现在逐步增加了研究党的文献的文章和少量的党史研究文章。文献的文本内容，是不能改动的。在刊登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时，最好约请相关专家写一篇对这个文献的解读性文章，对这篇文献的来源、价值和意义做一些阐释。学术界都希望看到更多重要历史文献的公布，因为公布一个文献就可能会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或者存在不少疑点的历史问题。比如，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曾经给朱毛红军写过一封信，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有这样一句话：“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那么，中央九月来信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是谁写的，信里提到了什么问题，在党史学界一直不清楚。我在古田工作四年，没有看到过这封信，后来找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才第一次看到了这封“九月来信”。《周恩来选集》收录了这封信，“九月来信”的内容就公布于众了，相关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党史学术刊物要为党史学界正在研究或亟需研究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做好服务，搭建好的学术平台。要在专业性的研究课题上有所突破，这就需要有好的选题策划。作为广东主办的刊物，广东地方党史应该是研究重点之一。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广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不仅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也是共产党培养工农运动骨干，最早开展工农运动的地方，广东的工农革命运动，对全国的革命运动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促进作用。广东工农革命运动史以及琼崖、东江、闽粤赣地区的党史，都是全国性意义的党史课题。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是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研究课题。再者，广东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物，在党史人物研究方面也大有作为。广东党史研究的选题来源是很丰富的，有很多题目可以做，这些题目都可以作为刊物重点关注和挖掘的课题。
怎么选到好稿子？一个高质量的刊物，一定要有好的稿子。选到好稿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自发的，也要有意引导。以《党史教学与研究》为例，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稿子。作者是谁，写的什么，没办法精准控制，起初是来什么稿子就看什么稿子。后来来稿量太大，只好先看选题和题目。选题和题目的设置是一个大学问，选题是第一位的。若是选题好，让人眼前一亮，便成功了一半。选题好，就意味着研究内容本身有学术研究价值。党史党建类的课题不容易有亮点，好的选题比较难得。面对众多稿件，如何快速筛选出好的稿件呢？一是先看选题和题目，这样就能筛选出一多半来，剩下的是选题较好的，就再通览一遍，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再筛选掉一些，最后剩下的就比较精了。二是选文章不要太注重作者名头和资历。《党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受到大家肯定，就是不唯资历，不唯職称，我们注重发表年轻人的高质量的有创新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可能会有幼稚不成熟的地方，但一般来说年轻人思想比较新，选题有新角度。据张静如先生的观察，在核心期刊中，《党史教学与研究》是刊登年轻人文章最多的期刊。三是不以文章长短取舍文章。好文章不怕长，只要是文章好，长点也没关系，压缩太多，就会把精华压缩掉，变得干巴巴的。哪怕是少发几篇文章，也要优先发表那些虽然篇幅长但拿出去叫得响的文章。四是拒绝人情稿。好的刊物一定要拒绝人情稿。可以通过建立匿名审稿制度，送给专家来审读把握。能够提升刊物质量和影响的稿件就用，不能提升的就不用，要“以我为主”。
建设好作者群和读者群。办期刊要注意建设两个群体，一个是作者群体，一个是读者群体。首先要抓好作者群体建设，培植高层次的作者队伍。党史系统只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走出去，主动联系高校、社科院所、党校的研究力量，组织社会上各方面力量一起来做。多组织高层次的作者队伍撰写有分量的文章，通过这些高层次的作者，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会得到逐步提升。没有较高层次的、稳定的作者队伍，来稿的质量就会平庸化。刊物的知名度美誉度是和文章质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质量就没有知名度美誉度。C刊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影响因子和转载率，通过它们就可以评定刊物到了什么层次。办学术期刊若要向C刊方向发展，就要重点建设高层次的作者队伍。
培养读者群体，除了本地区的读者，还要逐步扩大到外地去。首先文章要能吸引外地读者，要使那些读者能在你这份刊物中看到在别的刊物看不到的文章，慢慢地读者数量就会增加。若是在这份刊物中看到的文章，和别的刊物看到的文章差不多，阅读群体就越来越少。
提高办刊特色。一个刊物要有明确的办刊特色的定位。《党史与文献研究》免不了有官方的影响，但它不是在党史系统内发号施令的刊物，而是要在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研究领域里发挥旗帜引领作用的刊物。一个刊物办出自己的特色，可以通过设置特色栏目来凸显自身特色。特色栏目要根据刊物的定位、方向来设置。比如，可以结合广东党史资源的实际，提出大革命研究、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等选题，邀请这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和写作。2016年，江西创办了《苏区研究》，第一期创刊号就在南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半年后，又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在井冈山牵头召开座谈会，推出的主题是苏维埃研究。近期又要在上饶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八一南昌起义”。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既能较好地设置特色的栏目，又可以约到质量较高的稿子。
（责编：张丽红 周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