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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空间理论对阿加莎·克里斯蒂已出版侦探作品分析发现，克里斯蒂小說中独特的乡村设景空间与英国传统文学观念存在极大不同，带给了读者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这不但是将时代伦理问题入文的写作探索，更是为突出伦理问题而进行的功能性叙述。在这样实验性的空间场域中，犯罪背后的伦理问题和困境也因此得到极具深度和张力的表现，作者本人的伦理观念也得以彰显。
关键词：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小说 空间 文学伦理学批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其数量众多和构思精妙的作品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但其作品在学术领域大多数时候仍然被作为通俗文学进行解读，而缺乏对其深度价值的挖掘，在空间与伦理等议题上更是未受到关注。
本文立足于对克里斯蒂已出版的侦探小说的细读，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空间理论，从克式侦探小说独特的乡村设景空间切入，审视其中空间特性，以及其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外壳之下伦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一.突破乡村空间的伦理想象
在当代空间理论语境中，空间指一种有人参与、与人相关的“多层面、复杂、意向性人化关系”。社会空间理论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适用性潜能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为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
通常认为，侦探小说是源于城市的文学，与城市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典型代表如柯南·道尔，其福尔摩斯系列是工业文明与殖民主义背景下都市的产物。而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乡间别墅派”的开创者，即她的凶杀案多发生在一个外表安静和谐的特定封闭环境中，比如英国某乡村。涉及到的人物数量有限且关系相对紧密。因此其作品空间结构常被诟病为单一。
一个海上旅行团、一座村庄、一栋公寓、一个退休军人俱乐部，一个孤岛上的别墅……相对封闭的空间，关系有些紧张的中年夫妇、朴实无华却又爱管闲事的乡村老太、脾气暴躁的老将军、反叛期的年轻绅士和活泼却又穷困的女家庭教师……就在这群普通的登场人物中间，谋杀发生了。
同时在以波洛为主角的38部作品中，以乡村为背景的有26部，以飞机、船舱、列车等较为封闭的场所为空间背景的有4部，以旅行异国为背景的有10部（三种背景存在交叉情况）。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14部小说空间都全程或部分设定在英国乡村中。因此，其作品的空间通常被视为与其他古典侦探小说家相对的另一面，两者互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而成立。
同时，出身于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家庭且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克里斯蒂更是作为“保守的古典侦探小说代表”为批评家所严正批判。克式的乡村设景也被普遍认为是缅怀过去的“英国化”乡村生活，是一种“大英帝国想象共同体”。
但以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观点作为前提探讨克里斯蒂的小说设定背景未免有失偏颇。
回到文学现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影响就是使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其中资本流动带来人口的大量迁徙不仅带来了空间上人口数量直观的此消彼长，更有两者物质财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对比。城市已然取代乡村田园成为大不列颠社会运行的中心。
在都市想象中，乡村呈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平和、天真与单纯的美德”，而城市则是“一个教养、沟通、光明的中心”。但实际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进步和安全。简言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城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姿，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感知，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城市迷宫般的空间、数量庞大的人群和异化的生活方式，使得这里成为了酝酿犯罪、藏匿踪迹的温床。福尔摩斯也称伦敦为“丛林”和“大污水坑”。可以看到，城市不再是文明进步的中心，而是人人都暴露在犯罪中的危险区域。
与之相对，乡村的变化相对缓慢，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存续下来的传统。它的稳定、有序使其成为了人们怀旧和远离动荡污染的想象场域。奥登认为乡村“必须得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在如此美好的地方“尸体必须不仅因为是尸体而令人震惊，也因为它如此格格不入，就像是客厅的地毯上狗的排泄物”。
表面上来看，克里斯蒂小说的乡村空间完全契合以上论述。一方面，克里斯蒂小说的背景设定多为封闭且有限的空间，如困在雪中的特快列车、偏僻的小村庄别墅、茫茫大海上的豪华游轮与世隔绝的孤岛;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小说里常见的时间表和建筑平面图也代表了秩序和稳定。在如此封闭稳定的架构下，所有营造的恐惧、不安与悬疑都将在罪犯身份揭晓时随之解决，犯罪不会破坏原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仍会回归到和谐的世界。
但深入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克里斯蒂的乡村绝非一个单纯平静的真空空间。如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伯特伦旅馆具有充满旧时代荣耀气息的装潢、服务和精神内核。“时光倒流，你再一次置身于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但最后却被揭破为“实际上是多年来为人所知的最优秀、最大的犯罪集团之一的总部。”而在另一个被形容为“不合时代的古老地方”的洛塞尔别庄中，一如既往，与周边人过着热热闹闹的城市生活不同，别庄中的人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这个平静的村庄中的却出现了一具尸体。这并不是偶然，“那个石棺，以及钥匙在那里，那地方整个的布置情形，当地的人，远近皆知。任何一个住在附近的人都会想到那是一个藏尸首的好地方。”
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肯定人性本善，但会被文明所腐蚀;而未开化的人未被败坏，如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因此，美德最后的阵地存留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而以挑战伦理道德为本质的犯罪行为在乡村却并未缺席。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小说的乡村作为一个立体的空间，矛盾地包蕴了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承袭自英国浪漫主义的阿卡狄亚式的美德乐园，另一副是在表层下汹涌的伦理冲突的炼狱。
关键词：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小说 空间 文学伦理学批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其数量众多和构思精妙的作品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但其作品在学术领域大多数时候仍然被作为通俗文学进行解读，而缺乏对其深度价值的挖掘，在空间与伦理等议题上更是未受到关注。
本文立足于对克里斯蒂已出版的侦探小说的细读，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空间理论，从克式侦探小说独特的乡村设景空间切入，审视其中空间特性，以及其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外壳之下伦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一.突破乡村空间的伦理想象
在当代空间理论语境中，空间指一种有人参与、与人相关的“多层面、复杂、意向性人化关系”。社会空间理论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适用性潜能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为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
通常认为，侦探小说是源于城市的文学，与城市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典型代表如柯南·道尔，其福尔摩斯系列是工业文明与殖民主义背景下都市的产物。而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乡间别墅派”的开创者，即她的凶杀案多发生在一个外表安静和谐的特定封闭环境中，比如英国某乡村。涉及到的人物数量有限且关系相对紧密。因此其作品空间结构常被诟病为单一。
一个海上旅行团、一座村庄、一栋公寓、一个退休军人俱乐部，一个孤岛上的别墅……相对封闭的空间，关系有些紧张的中年夫妇、朴实无华却又爱管闲事的乡村老太、脾气暴躁的老将军、反叛期的年轻绅士和活泼却又穷困的女家庭教师……就在这群普通的登场人物中间，谋杀发生了。
同时在以波洛为主角的38部作品中，以乡村为背景的有26部，以飞机、船舱、列车等较为封闭的场所为空间背景的有4部，以旅行异国为背景的有10部（三种背景存在交叉情况）。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14部小说空间都全程或部分设定在英国乡村中。因此，其作品的空间通常被视为与其他古典侦探小说家相对的另一面，两者互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而成立。
同时，出身于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家庭且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克里斯蒂更是作为“保守的古典侦探小说代表”为批评家所严正批判。克式的乡村设景也被普遍认为是缅怀过去的“英国化”乡村生活，是一种“大英帝国想象共同体”。
但以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观点作为前提探讨克里斯蒂的小说设定背景未免有失偏颇。
回到文学现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影响就是使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其中资本流动带来人口的大量迁徙不仅带来了空间上人口数量直观的此消彼长，更有两者物质财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对比。城市已然取代乡村田园成为大不列颠社会运行的中心。
在都市想象中，乡村呈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平和、天真与单纯的美德”，而城市则是“一个教养、沟通、光明的中心”。但实际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进步和安全。简言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城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姿，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感知，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城市迷宫般的空间、数量庞大的人群和异化的生活方式，使得这里成为了酝酿犯罪、藏匿踪迹的温床。福尔摩斯也称伦敦为“丛林”和“大污水坑”。可以看到，城市不再是文明进步的中心，而是人人都暴露在犯罪中的危险区域。
与之相对，乡村的变化相对缓慢，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存续下来的传统。它的稳定、有序使其成为了人们怀旧和远离动荡污染的想象场域。奥登认为乡村“必须得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在如此美好的地方“尸体必须不仅因为是尸体而令人震惊，也因为它如此格格不入，就像是客厅的地毯上狗的排泄物”。
表面上来看，克里斯蒂小说的乡村空间完全契合以上论述。一方面，克里斯蒂小说的背景设定多为封闭且有限的空间，如困在雪中的特快列车、偏僻的小村庄别墅、茫茫大海上的豪华游轮与世隔绝的孤岛;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小说里常见的时间表和建筑平面图也代表了秩序和稳定。在如此封闭稳定的架构下，所有营造的恐惧、不安与悬疑都将在罪犯身份揭晓时随之解决，犯罪不会破坏原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仍会回归到和谐的世界。
但深入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克里斯蒂的乡村绝非一个单纯平静的真空空间。如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伯特伦旅馆具有充满旧时代荣耀气息的装潢、服务和精神内核。“时光倒流，你再一次置身于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但最后却被揭破为“实际上是多年来为人所知的最优秀、最大的犯罪集团之一的总部。”而在另一个被形容为“不合时代的古老地方”的洛塞尔别庄中，一如既往，与周边人过着热热闹闹的城市生活不同，别庄中的人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这个平静的村庄中的却出现了一具尸体。这并不是偶然，“那个石棺，以及钥匙在那里，那地方整个的布置情形，当地的人，远近皆知。任何一个住在附近的人都会想到那是一个藏尸首的好地方。”
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肯定人性本善，但会被文明所腐蚀;而未开化的人未被败坏，如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因此，美德最后的阵地存留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而以挑战伦理道德为本质的犯罪行为在乡村却并未缺席。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小说的乡村作为一个立体的空间，矛盾地包蕴了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承袭自英国浪漫主义的阿卡狄亚式的美德乐园，另一副是在表层下汹涌的伦理冲突的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