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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个人：相互影响又彼此分离，以为离得很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生命的轨迹不断地交叉，一个点，又一个点，最终却分道扬镳。
对于宁子健来说，胡琪就是这样一个人。
孤独的少年时光
第一次见到胡琪，宁子健17岁。因为目睹了弟弟被淹死的过程，宁子健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总是觉得面前的一切都是红色的：红色的天，红色的树，红色的水……他从噩梦中一次次醒来，痛苦扼住了他的咽喉，让他呼喊不出。
父母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他们没有责备他，因为是他带弟弟去河边玩水，才出了意外。现在，他们就他这一个儿子了，可小心的呵护却让他的情绪更加压抑。后来，他们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也就是在那里，他见到了胡琪。
她戴着黑框眼镜，很瘦，脸色苍白得连毛细血管也可见到，唇抿得很紧很严实。每个星期有一下午的时间，他们会遇见——她从心理医生的诊室出来，他走进心理医生的诊室。
她轻飘飘地从他面前过去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会轻轻碰触一下。他懂这个眼神，和他一样，无奈、悲伤、迷茫。他们有着相同颜色的青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能看出彼此的孤独。
那天，宁子健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到胡琪站在旁边的面包店门口，橱窗里是各种各样的面包。宁子健想也没想就走过去了，说：“我请你吃吧。”他们在台阶上坐了好一会儿，各自拿着面包，胡琪一直对着面包发呆，而他则对着她发呆。
他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阳光在他们身后拖出两个孤独沉重的影子。宁子健开始说起弟弟被河水吞没的那个瞬间，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汹涌而出。他从来没有跟心理医生讲过这些话，他知道没有人会理解他的，直到遇到胡琪。
他哭的时候，她突然握住了他的手。那种灼热感让他震住，他抬眼望着她，正接住了她温和美好的笑容。她说：“你怕蛇吗？我很害怕蛇，我每晚都在想我的房间里会不会有蛇，越是这样想就越害怕，其实根本就没有蛇。”
宁子健明白她的意思，有时候，一些事情越害怕就越无法面对，只有无视那些“蛇”，才不会害怕。这个方法真的很灵，每一次宁子健在害怕恐慌的时候，都会在心里暗示自己，那就是“蛇”。
后来，他们在诊所遇见的时候，会微微地点点头。有时候，他看完心理医生出来，会看到她在门口等着他。他从来不问她要去哪里，就是跟着她，一前一后地走着。
她总是挑僻静的地方，阴凉的地方。即使走了很远，她也不会回头，因为她非常肯定他一定会在后面跟着。她带他去的是旧书店或者音像店，又或者只是去看看开得繁茂的小雏菊。
他们有时什么都不用说，只要她把耳机塞到他耳朵里，他就知道那是他喜欢的歌。他也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到她的手上，那一定是她所喜欢的书。
这段时光，是宁子健最平静的时候。
命运的邂逅
宁子健坚持看心理医生足足有一年，直到某一天他去的时候没有遇到胡琪，之后也没有，再也没有，因为她不会再来看医生了。宁子健依然是父母所担忧的儿子，孤僻、沉默、忧郁、内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把痛苦的感觉掩饰住，对父母多了一些体谅。他常常会想起胡琪，想起那个苍白瘦弱的少女。
大三那年暑假，宁子健打算坐火车去内蒙古，然后从那里到外蒙古，最后去俄罗斯。火车是凌晨时刻发车的，他蜷着身子等在候车大厅，突然看到了胡琪。她穿着帆布衣，背着一个硕大的包。他呆住了，想要喊出声的时候，嗓子哽住了，一种被命运约定的感觉涌上心头。
宁子健站在胡琪的面前时，她愣了愣，笑了。她的笑容，柔和地落在了宁子健的心里。他握着手里的火车票，想要问她：“你去哪儿？我跟你走。”可是话还没说出口，旁边就有了另外一个声音，问宁子健是谁。胡琪淡淡地说：“朋友。”
宁子健想过他们会遇见，却没有想过遇见的时候，她的身边已经有了别的男生。他心里有着嫉妒，却把这种感觉隐藏得滴水不漏。他们就像是故地遇见的旧友，简单谈论着这些年的种种。胡琪没有上大学，在家里呆了两年后，开始给杂志拍一些照片、写一些文章来赚取生活费。
她问他：“那些‘蛇’还会来吓你吗？”她说，她在印度学了禅修。她说：“当你只是观察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正视你心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
为什么会坐火车绕来绕去地走？因为他失恋了，女朋友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了。他成了笑柄。遇到胡琪，他明白了，这些年过去了，他依然还是那个赢弱的少年。
是她，让他想要逃走的步子停了下来。
她离开的时候，他仓促地撕了一张纸，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她选择行走他选择沉默
胡琪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年的冬天了。她说，她在大理，觉得景色挺好，问他要不要去。他放下课程和正在写的论文，拎了几件衣服就去了。
他到的时候，她在车站接他。她穿着黄色的羽绒服，裹着白色的围巾，风呼呼地吹，她的长发飘了起来，着实美。
他们骑着自行车去郊游，她在前面，他在后面，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跟着她，从来不问她要到哪里。
她说：“宁子健，给你打电话的那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就想起了你，想看看你好不好。”她的眼神，烟波浩渺。他抬起手来想搂搂她，可到底还是没有勇氣。
夜里，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隔着一段距离。清凉的月色，撒得满屋都是。他听着她浅浅的呼吸，觉得很幸福。
半夜的时候她醒来过一次，正对上他的目光。她浅浅地笑了笑，说：“我跟他在中东晃荡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女记者，想要安稳下来，所以我们分开了。”她已经在外面走了好些年了，不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地方，那样她会厌倦。她的生活就是行走，并不是为了看风景，就是为了走很远的路。
没有人理解她这种状态，宁子健却理解，她所有古怪的行为，他都能理解。他们都是带着伤口的人，不同的是，他选择了沉默，而她选择了行走。
他们是如此相似的人，彼此了解对方，但却终将告别。胡琪选择去非洲走走，他选择回去写论文和实习。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了，他一定得争气，所以他不能跟着胡琪走得更远了。
也就是在那次见面后，他知道胡琪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她是个厌食症患者，吃不下东西。她在念中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人欺负，她们逼她吃狗屎，从此以后她一吃东西就吐，再美味的食物都会让她觉得恶心。
宁子健把牛肉切成小块，想要哄胡琪吃一点，她勉强吃了下去，然后奔到卫生间里呕吐，宁子健一下子哭了。
他们终于像情侣一样了
宁子健是法医，整天面对的都是伤口，他试图从那些伤口中找到究竟，他喜欢这样一份安静沉默的工作。
父母唠叨着他应该找个女朋友了，他的脑子里就想起了胡琪。他们很少联系，偶尔他会收到她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她的足迹。他有过一千次一万次的念头想要去找她，可每一次都作罢了，他不能让父母担心。
再跟胡琪见面，是在医院里。她给他打电话说回来了，以后都不走了。他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厌食症，她严重营养不良，得了败血症。这些年她一直在走，这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这样下去她迟早会病的。
他在医院里看到她时，她胖了一点儿，是药物的作用让她浮肿了。
走出医院，他失声痛哭。他很想和她在一起，从17岁开始，可是他们之间却永远是遇见，分离，遇见，分离。
他依然记得那些孤独的夏日时光，他们默默地走在梧桐斑驳的街上，一路走着走着，却走不到天荒地老。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喜欢和爱，但这份感情却像一把锁，牢牢地锁着他。
胡琪最后的日子，他每天都去医院看她。他扶着她晒太阳，给她念报纸，给她梳头。她总是暖暖地微笑，好像要记住他的笑容。
有一天，她说：“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像情侣那样。”看电影时，他们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跟所有的情侣一样。
再后来，宁子健去了印度旅行。他上了10天的禅修班，在黑屋子里，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内心。他终于明白，将他从忧郁症里拯救出来的，不是医生，而是爱情。
（摘自《都市女报》2017年4月17日）
对于宁子健来说，胡琪就是这样一个人。
孤独的少年时光
第一次见到胡琪，宁子健17岁。因为目睹了弟弟被淹死的过程，宁子健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总是觉得面前的一切都是红色的：红色的天，红色的树，红色的水……他从噩梦中一次次醒来，痛苦扼住了他的咽喉，让他呼喊不出。
父母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他们没有责备他，因为是他带弟弟去河边玩水，才出了意外。现在，他们就他这一个儿子了，可小心的呵护却让他的情绪更加压抑。后来，他们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也就是在那里，他见到了胡琪。
她戴着黑框眼镜，很瘦，脸色苍白得连毛细血管也可见到，唇抿得很紧很严实。每个星期有一下午的时间，他们会遇见——她从心理医生的诊室出来，他走进心理医生的诊室。
她轻飘飘地从他面前过去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会轻轻碰触一下。他懂这个眼神，和他一样，无奈、悲伤、迷茫。他们有着相同颜色的青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能看出彼此的孤独。
那天，宁子健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到胡琪站在旁边的面包店门口，橱窗里是各种各样的面包。宁子健想也没想就走过去了，说：“我请你吃吧。”他们在台阶上坐了好一会儿，各自拿着面包，胡琪一直对着面包发呆，而他则对着她发呆。
他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阳光在他们身后拖出两个孤独沉重的影子。宁子健开始说起弟弟被河水吞没的那个瞬间，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汹涌而出。他从来没有跟心理医生讲过这些话，他知道没有人会理解他的，直到遇到胡琪。
他哭的时候，她突然握住了他的手。那种灼热感让他震住，他抬眼望着她，正接住了她温和美好的笑容。她说：“你怕蛇吗？我很害怕蛇，我每晚都在想我的房间里会不会有蛇，越是这样想就越害怕，其实根本就没有蛇。”
宁子健明白她的意思，有时候，一些事情越害怕就越无法面对，只有无视那些“蛇”，才不会害怕。这个方法真的很灵，每一次宁子健在害怕恐慌的时候，都会在心里暗示自己，那就是“蛇”。
后来，他们在诊所遇见的时候，会微微地点点头。有时候，他看完心理医生出来，会看到她在门口等着他。他从来不问她要去哪里，就是跟着她，一前一后地走着。
她总是挑僻静的地方，阴凉的地方。即使走了很远，她也不会回头，因为她非常肯定他一定会在后面跟着。她带他去的是旧书店或者音像店，又或者只是去看看开得繁茂的小雏菊。
他们有时什么都不用说，只要她把耳机塞到他耳朵里，他就知道那是他喜欢的歌。他也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到她的手上，那一定是她所喜欢的书。
这段时光，是宁子健最平静的时候。
命运的邂逅
宁子健坚持看心理医生足足有一年，直到某一天他去的时候没有遇到胡琪，之后也没有，再也没有，因为她不会再来看医生了。宁子健依然是父母所担忧的儿子，孤僻、沉默、忧郁、内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把痛苦的感觉掩饰住，对父母多了一些体谅。他常常会想起胡琪，想起那个苍白瘦弱的少女。
大三那年暑假，宁子健打算坐火车去内蒙古，然后从那里到外蒙古，最后去俄罗斯。火车是凌晨时刻发车的，他蜷着身子等在候车大厅，突然看到了胡琪。她穿着帆布衣，背着一个硕大的包。他呆住了，想要喊出声的时候，嗓子哽住了，一种被命运约定的感觉涌上心头。
宁子健站在胡琪的面前时，她愣了愣，笑了。她的笑容，柔和地落在了宁子健的心里。他握着手里的火车票，想要问她：“你去哪儿？我跟你走。”可是话还没说出口，旁边就有了另外一个声音，问宁子健是谁。胡琪淡淡地说：“朋友。”
宁子健想过他们会遇见，却没有想过遇见的时候，她的身边已经有了别的男生。他心里有着嫉妒，却把这种感觉隐藏得滴水不漏。他们就像是故地遇见的旧友，简单谈论着这些年的种种。胡琪没有上大学，在家里呆了两年后，开始给杂志拍一些照片、写一些文章来赚取生活费。
她问他：“那些‘蛇’还会来吓你吗？”她说，她在印度学了禅修。她说：“当你只是观察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正视你心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
为什么会坐火车绕来绕去地走？因为他失恋了，女朋友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了。他成了笑柄。遇到胡琪，他明白了，这些年过去了，他依然还是那个赢弱的少年。
是她，让他想要逃走的步子停了下来。
她离开的时候，他仓促地撕了一张纸，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她选择行走他选择沉默
胡琪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年的冬天了。她说，她在大理，觉得景色挺好，问他要不要去。他放下课程和正在写的论文，拎了几件衣服就去了。
他到的时候，她在车站接他。她穿着黄色的羽绒服，裹着白色的围巾，风呼呼地吹，她的长发飘了起来，着实美。
他们骑着自行车去郊游，她在前面，他在后面，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跟着她，从来不问她要到哪里。
她说：“宁子健，给你打电话的那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就想起了你，想看看你好不好。”她的眼神，烟波浩渺。他抬起手来想搂搂她，可到底还是没有勇氣。
夜里，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隔着一段距离。清凉的月色，撒得满屋都是。他听着她浅浅的呼吸，觉得很幸福。
半夜的时候她醒来过一次，正对上他的目光。她浅浅地笑了笑，说：“我跟他在中东晃荡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女记者，想要安稳下来，所以我们分开了。”她已经在外面走了好些年了，不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地方，那样她会厌倦。她的生活就是行走，并不是为了看风景，就是为了走很远的路。
没有人理解她这种状态，宁子健却理解，她所有古怪的行为，他都能理解。他们都是带着伤口的人，不同的是，他选择了沉默，而她选择了行走。
他们是如此相似的人，彼此了解对方，但却终将告别。胡琪选择去非洲走走，他选择回去写论文和实习。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了，他一定得争气，所以他不能跟着胡琪走得更远了。
也就是在那次见面后，他知道胡琪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她是个厌食症患者，吃不下东西。她在念中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人欺负，她们逼她吃狗屎，从此以后她一吃东西就吐，再美味的食物都会让她觉得恶心。
宁子健把牛肉切成小块，想要哄胡琪吃一点，她勉强吃了下去，然后奔到卫生间里呕吐，宁子健一下子哭了。
他们终于像情侣一样了
宁子健是法医，整天面对的都是伤口，他试图从那些伤口中找到究竟，他喜欢这样一份安静沉默的工作。
父母唠叨着他应该找个女朋友了，他的脑子里就想起了胡琪。他们很少联系，偶尔他会收到她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她的足迹。他有过一千次一万次的念头想要去找她，可每一次都作罢了，他不能让父母担心。
再跟胡琪见面，是在医院里。她给他打电话说回来了，以后都不走了。他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厌食症，她严重营养不良，得了败血症。这些年她一直在走，这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这样下去她迟早会病的。
他在医院里看到她时，她胖了一点儿，是药物的作用让她浮肿了。
走出医院，他失声痛哭。他很想和她在一起，从17岁开始，可是他们之间却永远是遇见，分离，遇见，分离。
他依然记得那些孤独的夏日时光，他们默默地走在梧桐斑驳的街上，一路走着走着，却走不到天荒地老。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喜欢和爱，但这份感情却像一把锁，牢牢地锁着他。
胡琪最后的日子，他每天都去医院看她。他扶着她晒太阳，给她念报纸，给她梳头。她总是暖暖地微笑，好像要记住他的笑容。
有一天，她说：“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像情侣那样。”看电影时，他们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跟所有的情侣一样。
再后来，宁子健去了印度旅行。他上了10天的禅修班，在黑屋子里，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内心。他终于明白，将他从忧郁症里拯救出来的，不是医生，而是爱情。
（摘自《都市女报》2017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