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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在国内，他更是一位受到党中央的嘉奖和人民敬重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2008年2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科学巨匠钱学森排在获奖十位人物的第一位。在感动中国现场，每一个人都被钱学森的拳拳赤子之心所感动。
拳拳赤子心
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的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这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项目，从而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國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30年后，他回忆道：“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政治。”“回到祖国后，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词典》等图书，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科学的高度进行了认真地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江泽民、杨尚昆同志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科学与艺术
对于钱学森，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是如影相随地常伴左右，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
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时，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感到非常幸福！”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时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钱学森成功的事业和完美的婚姻，正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最好佐证。
重事业轻名利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时，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钱学森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归国后，他被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稿费，晚年还得到过几笔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都捐了出去。
1962年前后，他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将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他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不可谓不高。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钱学森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會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淡泊名利也是钱学森的一贯追求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老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对于这一如此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问：“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我过了头，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
他要求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告诉一定不要再登宣传钱学森的文章。
这就是钱学森，他那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展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2008年2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科学巨匠钱学森排在获奖十位人物的第一位。在感动中国现场，每一个人都被钱学森的拳拳赤子之心所感动。
拳拳赤子心
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的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这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项目，从而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國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30年后，他回忆道：“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政治。”“回到祖国后，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词典》等图书，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科学的高度进行了认真地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江泽民、杨尚昆同志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科学与艺术
对于钱学森，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是如影相随地常伴左右，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
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时，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感到非常幸福！”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时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钱学森成功的事业和完美的婚姻，正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最好佐证。
重事业轻名利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时，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钱学森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归国后，他被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稿费，晚年还得到过几笔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都捐了出去。
1962年前后，他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将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他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不可谓不高。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钱学森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會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淡泊名利也是钱学森的一贯追求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老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对于这一如此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问：“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我过了头，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
他要求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告诉一定不要再登宣传钱学森的文章。
这就是钱学森，他那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展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