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就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留美7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以担任过清廷巡抚、尚书和民国总理而蜚声政坛，又以就任民国广东省中山县长而被毛泽东引为“能上能下”的例子。
　　
　　三次荣得“大臣头衔”
　　
　　唐绍仪第一次出任清朝的大臣是在1904年，他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作为“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奉命赴印度，和英国谈判西藏问题。
　　19世纪末，英国以防俄保印为名，发动侵藏战争。1904年8月，英军侵入拉萨，强迫西藏地方部分官员，签订了实际上使西藏地方成为英国势力范围的《拉萨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也表示强烈不满，于是英国不得不与中国谈判。
　　捍卫中国对西藏所拥有主权的重任，就落在唐绍仪肩头。1905年2月，中英双方在加尔各答举行谈判，唐绍仪在谈判中采总理县长唐绍仪取了清朝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重申中国对《拉萨条约》的立场，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废除《拉萨条约》，由中英两国重新订约。在陷入僵局时，他断然中断谈判回国，决不在声称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条约上签字。
　　1906年，清廷发布敕令，任命唐绍仪为“会办税务大臣”，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大臣”头衔。中国税务的重心在海关，而海关长期由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控制。“那一道敕令令人沮丧”，赫德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我的运气到了尽头”，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因为赫德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 “庚子事变”后的数年间，唐绍仪平步青云，深受朝廷赏识。他被称为“清末外交新秀”，外国人再也不能像上个世纪面对颟顸无知的满大人那样，来面对这位洞悉“洋务”、处事果决、正当年华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这似乎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当年希望栽培的人物：熟悉世界，又忠于国家。
　　唐绍仪在为官生涯中的第三个“大臣”头衔就是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名义上，他代表清廷来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表示感谢，并考察财政；更重要的目的却是想将美国的资本引入中国东北，借此抗衡日益扩张的日本势力。为此，他还专程会见了他母校哈特福德公立高中的校友、美国著名银行家J.P.Mogan。不过，这次精心策划的外交活动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日本抢在中国之前，迅速开展对美国的外交，使美国默许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不愿轻易做出任何支持中国的姿态。
　　
　　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民国初年，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绍仪得到了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但由于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两人之间的裂痕逐步加深。
　　我们知道，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显然，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注定是要不讨好的。可悲的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唐绍仪，当时却并不明白自己的命运，反而很认真地要负起责任内阁的责任来。结果不问可知，不仅责任内阁搞不下去，袁唐之间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绍仪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并多次拒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举重若轻，唇枪舌剑，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干。“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唐绍仪开始从政治上淡出。
　　
　　布衣县长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他虽曾居高位，在一个县内，可谓德高望重，然而办事尚能群策群力，有一定的民主作风，并且做到身体力行。据不完全统计，唐在政期间，共召开“训委会”73次；自1931-1933年，共举行113次县政会议。唐事事躬亲，各项决议均经会议讨论，甚至连公园修石级、石凳，学校扩充班级等事，亦经讨论通过。唐在乡期间，穿着朴素，平易近人，经常微服察访，即时解决一些群众关心的问题，时人称之为“布衣县长”。
　　在不到四年的工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去当县长，在民国时期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倒是中共建国后，此事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唐绍仪之死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上海沦陷后，唐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国民党对其只身滞留上海甚不放心，蒋介石、孔祥熙等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希望他保持晚节， 不要为敌所用。广东的抗日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但他不从，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
　　日本亦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而且日本政府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特务头子土肥原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仅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另外两人也不是初交，早在抗战前就有过交往。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赴唐宅长谈，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到手下送来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孔祥熙就对他说，“少老(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动静，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于9月30日将唐刺杀。为掩人耳目，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在法租界捕房验尸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后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实习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