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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力倡秉笔直书,确保“实录史学”,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另一方面又主张“激扬名教”,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求实录”与“扬名教”构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