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生，每一个国家，都活在一些历史的记忆中。2012年，在欧洲，最热闹的文化活动是纪念狄更斯诞生200周年，而经济界的头等话题则是欧元诞生10周年。在中国，可拿来纪念的事件也不少，比如邓小平南巡20周年，中美恢复邦交40周年，还有就是，清政府签署《南京条约》170周年。
　　《南京条约》的签署意味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842年8月，清政府在与英国军队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接连失去厦门、宁波、上海等重要城市，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内容包括：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须与英国协商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
　　这份条约如同一枚炮弹，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此前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当欧洲人进入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
　　这种均衡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彻底击破。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1700年到1820年的12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同期，美国为72%，欧洲为14%，日本为13%，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6%。这些数据如此残酷地告诉我们，历史的转折为什么会发生。
　　很多人带着复杂而惋惜的心情解读这一影响世界走向的转折。
　　后世的中西方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评价有微妙的差异。中国学者大多数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论述道：“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封闭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彭慕兰写道，“仔细研究可知，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也是如此。”
　　尽管，发生在史界的这些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某些具有共识性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至今，我们回望170年前的那场战争以及那份条约，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但是，在制度的意义上，它给予国人的警醒却依旧存在。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经济总量已经居于全球第二的国家，是否已经建立了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那些外来的“变革基因”是否已经在我们的政治及社会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和融合？
　　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其实还仍然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