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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欧洲国际关系一直错综复杂，各大国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十分激烈，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碎了旧有的欧洲统治秩序，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同拿破仑帝国进行了多次较量，最终击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当1814年拿破仑的败亡已不可避免之时，重建欧洲秩序已成当务之急，战胜国于9月齐集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
一、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于6月签署《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主要内容是恢复欧洲封建秩序，各战胜国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确立新的领土均势及要求法国赔款。随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神圣同盟条约》，并与英国签订《四国同盟条约》，以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这些条约、宣言和文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
会议本身开创了举行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客观上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此后，为了贯彻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原则，欧洲各大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外交协调机制，各国“外相定期见面或召集正式会议”，讨论欧洲局势。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协调机制，“旨在就欧洲所遭遇之问题凝聚共识，为多边行动解决问题找到出路”，即以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国际会议的方法，来处理国际问题或国家间的争端，从而否定了欧洲历史上常见的以武力和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方式。
大国协调机制的产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首先，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欧洲各国需要稳定和平的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因此急需通过协调的方式缓解相互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其次，欧洲各王朝忙于镇压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无暇对外战争，因此各国极力避免外部战争，这就使各国就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达成谅解成为可能；再次，长期战争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破坏使各国民生凋敝，财政恶化，国内矛盾激化，社会趋于崩溃边缘，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各国无力再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只有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协调相互间的矛盾。
维也纳体系下的大国协调建立在 “正统原则”“补偿原则”和“遏制原则”的基础之上。正统原则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结合，补偿原则是形成大国协调的基础，遏制原则体现了对均势的操作，配以神圣同盟下保守王朝对意识形态的维护，四国同盟下集体安全模式雏形对均势的保障，形成了保障体系稳定和大国协调顺利进行的机制，确保了欧洲和平赖以存在的均势。它使大国保有行动自由且承担不确定的义务，这种灵活性是欧洲协调的主要特征，它维持了欧洲和平达一个世纪之久。然而，也正是大国保有行动自由的灵活性，导致一战的爆发。
二、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影响及其评价
从1815年建立到1914年彻底瓦解，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维持了欧洲大约100年的和平。但是它是建立在欧洲各大国的实力基本形成均势的基础之上，既没有消除各国的扩张野心，也没有停止它们之间的为了自身利益的争斗，一系列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在一百年间从未停止，最终导致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也纳体系彻底崩溃。这场主要由于欧洲列强的争斗而引发的世界性战争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际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
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是欧洲大国第一次以多边外交协商的形式来确定国际安全合作的安排形式，这种囊括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协调机制为缓和列强间的矛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处理“东方问题”时，这种机制一再发挥作用，协调列强间的利益冲突，有效地保障了均势的稳定，减缓了维也纳体系瓦解的速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开创了大国间通过协商而不是一味对抗和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先例，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对其后的国际关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国通过这种‘会议外交’，能及时就影响各国共同利益的事项或突发事件进行沟通，并采取相应措施；也有助于各大国以相互妥协的方式，缓冲彼此之间的矛盾，形成暂时一致或多数一致的意见”。如若没有大国协调这一缓冲机制，维也纳体系所重新构建的均势以及依据意识形态所建立的同盟布局是很难有效地运转的。维也纳体系之所以能维系欧洲长久的和平，其大国协调机制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这种大国协调是很不完善的，维也纳大国协调只限于几个主要大国之间，是建立在大国之间互相妥协和利益均衡的基础上的，是为大国的目标服务的，主要反映的是大国间的均势，排除了中小国家的参与。其目的是为了限制直接冲突或避免敌意上升，其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依赖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状态以及各国当权者对均势信念的理解、信仰和坚持，其基础极不牢固，国际制度、国际法等制度性、规范性力量只能起着无关紧要的作用。因此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从产生之初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即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利益分歧使这种安全很不可靠，“其成员同意坐视不管的可能性大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大家要不是集结在泛泛的大原则下，便是眼睁睁看着最强大的一员，因自觉最安全最不需要此制度的保障而出走”。英国就是其典型，英国对于本国外相卡斯尔雷一手策划的这种“欧洲会议制度”始终持保留态度，不愿在无实质威胁之时参加欧洲会议，随时讨论欧洲的局势。失去了当时最强大国家的支持，这种大国协调机制很难发挥最大作用。
三、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是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演变的结果。
维也纳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大国间定期举行的多边外交协商机制形成了集体安全模式的雏形。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安全机制扩大到全球范围，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安全机制。与欧洲大国协调机制相比，国际联盟形成了自己的正式组织，包括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等，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对国际安全问题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并且初步构造了国际关系准则。尽管如此，国联在实践效果上甚至远远不如维也纳大国协调。后者在十九世纪无数次缓解了大国争端。而前者在其存在的那若干年中却很少成功地协调国家间的矛盾、制止侵略，只有在极少见的情况下,也就是会员国中的大国利益不受妨害、或各会员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似乎用得着国联时，国联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十九世纪欧洲大国协调囊括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五个国家，是建立在五大国势力均衡的前提下的，由于五国力量基本能维持一种平衡，相互能形成一种牵制，因此其所共同参与的大国协调得以发挥作用；而国际联盟并未囊括当时所有的强国，最强大的美国和最具潜力的苏联并未参加，其主导的英法两国相对实力也远不如一战前，这就导致国联不可能使所有大国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国联无法使各大国间形成一种均势，这样大国能够成功协调和相互遏制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虽然国联失败了,但它为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安全机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它所起草的国联盟约和各种组织设置都为后来的联合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国际安全机制。
可以说，联合国是在吸收大国协调机制的有益经验和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联的理想主义色彩很重，把决定权平均分配给行政院的所有到会国家,凡是形成一个有效的决议都需获得行政院全体成员的同意, 其中包括它打算要控制的那个“怀有侵略意图的成员”。这种“集体一致”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空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一项决议让所有国家都达成一致，这就使国联在面对重大国际争端时不可能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措施。与此相比，联合国显然更好地继承了大国协调机制，更加突出大国的地位和权威，强调“大国一致”原则。所谓大国一致，是指联合国的主要权力集中于以五大常任理事国为核心的安理会,在五大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它有权做出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的强制性决议”。“大国一致”原则无疑提高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因为“大国一致”要比国联的“全体一致”容易做到的多。
另外，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于安理会的决议只要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则该决议便无法通过），这可以避免安理会再次出现像国联那样软弱无力的状况，并且“有助于避免某些大国反对另一些大国的企图”。从这一点上看，“大国一致”起到了与大国协调类似的功效，即能够有效地缓解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者，由于安理会赋予了五大国“一票否决”这一特殊权力，这就使五大国得以通过联合国来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那么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主动离开联合国而放弃这一权力。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维也纳时期各大国对欧洲协调若即若离的状态，又可以避免出现国联时期那种常常有大国退出的情况。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联合国（尤其是掌握其主要权力的安理会）是对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国联。与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弱点（见文章第二部分）一样，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与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现今这种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各国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常常多于在这一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这就使国际社会不可能随时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来抗击侵略。各国始终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这造成一种状况：若维护集体安全的行为不损害本国利益，则各国有可能参加；而一旦危机本国利益，则绝不参加或立即退出，大国尤其如此。这一缺陷与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弱点是极为相似的，因此，可以说，这是集体安全制度的共性问题。
然而，集体安全制度决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维也纳体系下通过大国协调所建立的集体安全模式的雏形维护了欧洲百年和平；联合国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也的确为解决国际争端，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这两者从实践角度证明了集体安全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施兴和主编.近代国际关系史.[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2] 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
[4] 杨国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特征——兼谈欧洲统一性内涵的近代化.[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6] 徐弃郁、唐永胜.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全球性安全机制的演变及前景.[J].欧洲研究.2005（3）．
[7] 苏联外交部编.1941 - 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 .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一、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于6月签署《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主要内容是恢复欧洲封建秩序，各战胜国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确立新的领土均势及要求法国赔款。随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签订《神圣同盟条约》，并与英国签订《四国同盟条约》，以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这些条约、宣言和文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
会议本身开创了举行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客观上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此后，为了贯彻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原则，欧洲各大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外交协调机制，各国“外相定期见面或召集正式会议”，讨论欧洲局势。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协调机制，“旨在就欧洲所遭遇之问题凝聚共识，为多边行动解决问题找到出路”，即以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国际会议的方法，来处理国际问题或国家间的争端，从而否定了欧洲历史上常见的以武力和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方式。
大国协调机制的产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首先，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欧洲各国需要稳定和平的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因此急需通过协调的方式缓解相互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其次，欧洲各王朝忙于镇压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无暇对外战争，因此各国极力避免外部战争，这就使各国就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达成谅解成为可能；再次，长期战争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破坏使各国民生凋敝，财政恶化，国内矛盾激化，社会趋于崩溃边缘，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各国无力再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只有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协调相互间的矛盾。
维也纳体系下的大国协调建立在 “正统原则”“补偿原则”和“遏制原则”的基础之上。正统原则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结合，补偿原则是形成大国协调的基础，遏制原则体现了对均势的操作，配以神圣同盟下保守王朝对意识形态的维护，四国同盟下集体安全模式雏形对均势的保障，形成了保障体系稳定和大国协调顺利进行的机制，确保了欧洲和平赖以存在的均势。它使大国保有行动自由且承担不确定的义务，这种灵活性是欧洲协调的主要特征，它维持了欧洲和平达一个世纪之久。然而，也正是大国保有行动自由的灵活性，导致一战的爆发。
二、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影响及其评价
从1815年建立到1914年彻底瓦解，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维持了欧洲大约100年的和平。但是它是建立在欧洲各大国的实力基本形成均势的基础之上，既没有消除各国的扩张野心，也没有停止它们之间的为了自身利益的争斗，一系列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在一百年间从未停止，最终导致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也纳体系彻底崩溃。这场主要由于欧洲列强的争斗而引发的世界性战争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际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
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是欧洲大国第一次以多边外交协商的形式来确定国际安全合作的安排形式，这种囊括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协调机制为缓和列强间的矛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处理“东方问题”时，这种机制一再发挥作用，协调列强间的利益冲突，有效地保障了均势的稳定，减缓了维也纳体系瓦解的速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开创了大国间通过协商而不是一味对抗和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先例，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对其后的国际关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国通过这种‘会议外交’，能及时就影响各国共同利益的事项或突发事件进行沟通，并采取相应措施；也有助于各大国以相互妥协的方式，缓冲彼此之间的矛盾，形成暂时一致或多数一致的意见”。如若没有大国协调这一缓冲机制，维也纳体系所重新构建的均势以及依据意识形态所建立的同盟布局是很难有效地运转的。维也纳体系之所以能维系欧洲长久的和平，其大国协调机制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这种大国协调是很不完善的，维也纳大国协调只限于几个主要大国之间，是建立在大国之间互相妥协和利益均衡的基础上的，是为大国的目标服务的，主要反映的是大国间的均势，排除了中小国家的参与。其目的是为了限制直接冲突或避免敌意上升，其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依赖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状态以及各国当权者对均势信念的理解、信仰和坚持，其基础极不牢固，国际制度、国际法等制度性、规范性力量只能起着无关紧要的作用。因此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从产生之初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即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利益分歧使这种安全很不可靠，“其成员同意坐视不管的可能性大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大家要不是集结在泛泛的大原则下，便是眼睁睁看着最强大的一员，因自觉最安全最不需要此制度的保障而出走”。英国就是其典型，英国对于本国外相卡斯尔雷一手策划的这种“欧洲会议制度”始终持保留态度，不愿在无实质威胁之时参加欧洲会议，随时讨论欧洲的局势。失去了当时最强大国家的支持，这种大国协调机制很难发挥最大作用。
三、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是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演变的结果。
维也纳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大国间定期举行的多边外交协商机制形成了集体安全模式的雏形。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安全机制扩大到全球范围，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安全机制。与欧洲大国协调机制相比，国际联盟形成了自己的正式组织，包括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等，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对国际安全问题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并且初步构造了国际关系准则。尽管如此，国联在实践效果上甚至远远不如维也纳大国协调。后者在十九世纪无数次缓解了大国争端。而前者在其存在的那若干年中却很少成功地协调国家间的矛盾、制止侵略，只有在极少见的情况下,也就是会员国中的大国利益不受妨害、或各会员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似乎用得着国联时，国联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十九世纪欧洲大国协调囊括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五个国家，是建立在五大国势力均衡的前提下的，由于五国力量基本能维持一种平衡，相互能形成一种牵制，因此其所共同参与的大国协调得以发挥作用；而国际联盟并未囊括当时所有的强国，最强大的美国和最具潜力的苏联并未参加，其主导的英法两国相对实力也远不如一战前，这就导致国联不可能使所有大国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国联无法使各大国间形成一种均势，这样大国能够成功协调和相互遏制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虽然国联失败了,但它为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安全机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它所起草的国联盟约和各种组织设置都为后来的联合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国际安全机制。
可以说，联合国是在吸收大国协调机制的有益经验和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联的理想主义色彩很重，把决定权平均分配给行政院的所有到会国家,凡是形成一个有效的决议都需获得行政院全体成员的同意, 其中包括它打算要控制的那个“怀有侵略意图的成员”。这种“集体一致”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空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一项决议让所有国家都达成一致，这就使国联在面对重大国际争端时不可能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措施。与此相比，联合国显然更好地继承了大国协调机制，更加突出大国的地位和权威，强调“大国一致”原则。所谓大国一致，是指联合国的主要权力集中于以五大常任理事国为核心的安理会,在五大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它有权做出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的强制性决议”。“大国一致”原则无疑提高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因为“大国一致”要比国联的“全体一致”容易做到的多。
另外，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于安理会的决议只要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则该决议便无法通过），这可以避免安理会再次出现像国联那样软弱无力的状况，并且“有助于避免某些大国反对另一些大国的企图”。从这一点上看，“大国一致”起到了与大国协调类似的功效，即能够有效地缓解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者，由于安理会赋予了五大国“一票否决”这一特殊权力，这就使五大国得以通过联合国来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那么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主动离开联合国而放弃这一权力。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维也纳时期各大国对欧洲协调若即若离的状态，又可以避免出现国联时期那种常常有大国退出的情况。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联合国（尤其是掌握其主要权力的安理会）是对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国联。与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弱点（见文章第二部分）一样，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与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现今这种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各国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常常多于在这一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这就使国际社会不可能随时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来抗击侵略。各国始终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这造成一种状况：若维护集体安全的行为不损害本国利益，则各国有可能参加；而一旦危机本国利益，则绝不参加或立即退出，大国尤其如此。这一缺陷与维也纳大国协调机制的弱点是极为相似的，因此，可以说，这是集体安全制度的共性问题。
然而，集体安全制度决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维也纳体系下通过大国协调所建立的集体安全模式的雏形维护了欧洲百年和平；联合国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也的确为解决国际争端，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这两者从实践角度证明了集体安全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施兴和主编.近代国际关系史.[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2] 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
[4] 杨国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特征——兼谈欧洲统一性内涵的近代化.[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6] 徐弃郁、唐永胜.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全球性安全机制的演变及前景.[J].欧洲研究.2005（3）．
[7] 苏联外交部编.1941 - 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 .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