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第24回，令狐冲率领恒山派众尼姑赶往龙泉铸剑谷，去救定闲、定逸两位师太，因为没有坐骑，半道上抢了几十匹官马。中午时分，众人来到一处市镇，没钱打尖。令狐冲吩咐道：“郑师妹，你和于嫂牵一匹马去卖了，官马却不能卖。”郑萼答应，牵着马到市上去卖，随后用卖马的钱付账。
　　以前读到这段情节，有点儿疑惑：令狐冲既然敢抢官马，为何不敢卖掉呢？近来多读史书，渐渐明白，原来官马身上都有记号，假如令狐冲等人去卖官马，很快就能被人识别出来，报告官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除了几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以外，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缺马。因为稀缺，所以珍贵。以宋朝为例，设有一套专门与马相关的机构，地位很高。最高级别的官马养殖机关，叫群牧司，下设“群牧使”“群牧都监”“群牧判官”等职位。其中，“群牧判官”与地方知州平级，相当于现在的正市长。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儒司马光，就曾经当过这样的正市长级的养马官。
　　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7岁砸缸救人，20岁考中进士，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和宋哲宗4位皇帝手下做过官，堪称四朝元老。他在36岁时担任群牧判官，而且他的父亲司马池也当过这个职务。
　　司马光在给儿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一文中写道：“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记得在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我的父亲担任群牧判官，客人来了也不是不买酒，但也就斟三五次，最多不过七次。
　　文中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勤俭是司马家的传统;第二，群牧判官也是“传统”。
　　先说勤俭。司马光生活得很艰苦朴素。宋朝官员高薪，按说司马光生活不至于困顿，但他把“俭”当人生原则，坚持到底。请朋友吃饭，酒不过三巡，菜不过五味，要是不尽兴，酒可以再来一壶，菜是坚决不再上。他给这种抠门饭局取了个名字，叫“真率会”，意思是朋友相见应该真实、坦率，有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不用在哥们儿面前装土豪、讲排场，恶俗透了。
　　要是别人请司马光吃饭，他一样主张少点菜，够吃就行。等饭局结束，桌子上一般还剩些内容，司马光定会“既食而携其余”，俗称“打包”。
　　但这些并不能说明司马光小气贪财。他20岁中进士，年纪轻轻就进人事部做官（判吏部南曹），后来官至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直到宋哲宗即位后当上宰相，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
　　非但不收非法贿赂，他连合法的馈赠都拒之门外。司马池去世时留下一所老宅，司马光不要，送给了哥哥司马旦;宋仁宗很喜欢司马光，赏下1000贯，他却把一半分给贫穷的舅舅，另一半捐给国家，自己丝毫不留;手头只要有多余的钱财，他就拿出来办书院、救济贫民，后来结发妻子病逝，却没钱安葬，只好卖地筹款;他去世以后，朝廷派人整理遗产，发现家无余财，枕头旁边只有一本书。这些内容都是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小传《司马温公行状》里记载的。这么视金钱如粪土的官员，真是让人心生敬仰。
　　再说第二点“传统”。说司马光出身“养马世家”，毫不为过。他的仕途与群牧司关系非常大，甚至其政敌都是曾经一同在群牧司“玩耍”的小伙伴。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群牧司当判官时，有两个同事，一个叫庞籍，一个叫张存。两人经常去司马池家里做客。多年以后，庞籍与张存飞黄腾达，一个官至枢密使、太子太保，封了国公;一个有战功，官至吏部侍郎。司马光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是庞籍;中了进士以后娶媳妇，娶的是张存的女儿。也就是说，司马光的父亲、岳父和科考恩师，都曾担任群牧判官。
　　司马光曾说：“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判官。”王介甫就是王安石——司马光年轻时的好友、后来的政敌，他也当过群牧判官。

　　后人将司马光称为政治家，其实他不该拥有这个称号，因为真正的政治家都懂得妥协，而司马光根本不懂。

　　实际上，群牧司总共就那么几个判官空缺，司马光、王安石之外，其余人之间，彼此或是亲友，或是同年，基本上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说是个亲友团，丝毫不过分。
　　比如，群牧判官庞元鲁，是庞籍的长子、同时也是张存的女婿。王安石有一位进士同年吴充（后来成为王安石的亲家），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当上群牧判官不久，也被朝廷任命为群牧判官。
　　谁是这个亲友团的上司呢？说出来您或许不信，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位最著名的清官——包拯。司马光他们当群牧判官时，包拯时任群牧使，是司里的大领导，比司马光和王安石高两级。
　　领导分很多种，包拯属于让人怕的领导，因为他太严肃，太不苟言笑了。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写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让包拯笑一次，比让黄河变清都难。
　　不仅严肃，包拯还严厉，严厉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拯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很直白地说包拯当领导时，对下属很不客气，有时候把下属骂得狗血淋头。
　　面对这样的领导，司马光也有点儿怕。他自己说过：“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有一次，群牧司牡丹花开，包拯召集下属饮酒赏花。他是大上司，第一个举杯，并要求所有下属都得举杯。司马光平常不喝酒，可是包拯让喝，哪敢不喝？不得不捏着鼻子灌了一杯。倒是王安石坚决不喝，包拯无可奈何，没有强行灌酒。司马光评价，包拯执拗，王安石更执拗。
　　话说回来，司马光的性子同样执拗，他怕包拯，可能有尊重的成分，不全是因为畏惧。
　　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想任命司马光为三司度支判官，负责修起居注，就是记录帝王的言行。一旦被任命，意味着天天待在帝王身旁，很容易得到升迁。然而，这么一份别人求而不得的美差，司马光却一再拒绝！
　　后来，宋仁宗又想任命司马光为知制诰，就是皇帝的秘书兼顾問。司马光还是不接受，理由是自己不是做知制诰的材料。牛脾气一上来，谁也劝不动，所以苏东坡才戏称他为“司马牛”。
　　司马光的执拗有时显得很可怕。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山东登州出了一件少女杀人未遂案。父母双亡的13岁女子阿云，被家人说定了一门亲事，要她嫁给一个长得又丑、又比她大很多的男子韦某。阿云很不满，情急之下动了杀机，拿着把柴刀去找韦某。最终的结果是，韦某被砍伤，阿云被捕。
　　根据大宋刑律，妻子谋杀丈夫是要判处死刑的，而死刑必须逐级上报，由最高司法机构刑部核准后才能执行。案子上报到朝廷，司马光认为妇女杀夫，十恶不赦;王安石却认为情有可原，主张减刑。两人竟然在这个案子上争了一年多。宋神宗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30多年有期徒刑。司马光上章抗议，批评神宗亲小人而远君子。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司马光掌权，那个案子过去了17年，阿云已经碰上大赦释放回家了。可执拗的司马光却复审此案，将阿云重新抓回，以谋杀亲夫罪判处死刑。
　　至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先是部分反对，然后全部反对，最后干脆将王安石归入奸邪之辈。他掌权不久，就把王安石的政策全部废除，无论可行还是不可行的。好朋友苏东坡和程颐虽然也是保守派，但都建议保留一些合理改革，却被司马光断然拒绝（参见《二程集》卷7）。
　　后人将司马光称为政治家，其实他不该拥有这个称号，因为真正的政治家都懂得妥协，而司马光根本不懂。
　　北宋和辽国、西夏对峙百年，敌人那么强大，宋朝也没有轻易被打趴下，因为经济发达，不缺饷不缺粮;但宋朝也没把敌人打趴下，因为缺马。出身群牧司的司马光，如果能深切时弊，和那么多优秀的小伙伴一起帮北宋这艘航船走出泥淖，也许大宋朝的历史际遇会是另一番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