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共和党家庭长大，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对肯尼迪总统的越南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经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具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而感到愈发不安。就像大多我的同代人一樣，我成长的年代充斥着大量有关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信息，以及关于在亚洲永无止境的战争、名不副实的国家构建策略、反暴力手段、政政变和政权更迭行动以及秘密战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国内为改变历史上的不公平而做出的努力、国内民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美国对华政策。

正确理解复杂背景下的中国革命

　　1966年我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那时许多学生都在反对全面对越战争，但美国与中国的问题更为棘手。没人想和中国开战，大多数人谈的是“遏制不孤立”政策，而非自杜鲁门政府以来基本占据主流的“孤立遏制”政策;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对“世界秩序”来说是种威胁，对他们认为美国所支持捍卫的“现代 ”世界方式来说也是种威胁。
　　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华盛顿对中国的潜在敌意，这种敌意几乎贯穿了所有讨论，这种敌意与美国全球性角色理想化交织在一起——它们同样强烈。
　　接着，一个奇特的命运转折深深影响了我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在1966年，当时被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机构成立了。在这里，学者、来访的政府官员、记者和一些研究生，将在一年的时间里，聚在特别研讨会上讨论问题。人们决定请一位在中国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来主持其中一个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于是中国研究主任费正清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来主持。
　　我决定请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回来，他们的职业生涯曾因参议员麦卡锡和50年代被大肆渲染的反华呼声留下了伤痕和“污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了他们的著作、认识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譬如外交官谢伟思、记者埃德加·斯诺、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作家韩丁，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其他老一辈的“中国通”，如索尔·艾德勒。
　　斯诺、谢伟思、艾德勒和其他一些人倾向于将中国革命视为一种不顾一切的尝试，以振兴和改造整个文明，而其他很多方式都失败了。他们把革命看作是基础正义的一种形式。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为独立、为站起来、为找到自己的道路而进行的斗争的深度。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和为什么领导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和为什么代表了中国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的希望，有一种直观的感觉。他们深切感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残暴与羞辱。
　　他们同意了我的邀请。他们向我传达了一种想法，即为什么中国革命不是美国应该遏制或孤立的东西。他们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巨大问题的态度更接近于同情，而不是敌视。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以某种方式学会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处，但担心它不会——这个担心是正确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所面临任务复杂且艰巨，意识到美国的敌意和美国政府旨在孤立一个不断受核威胁的中国的政策是如何阻碍1949年后中国的发展。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明、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对中国独立寻找自己道路的追求的感受和见解依然留在我的心中，直至今日。

美国为什么不能理解？

　　中国的惊人转变——经济实力、没有贫民窟的快速城市化、科技实力、庞大人口的教育、令世界大部分地区羡慕的现代基础设施结构，以及使这些发展得以实现的、不断演变的治理模式，当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这些史无前例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远见、技巧、持久力，需要其不停总结自身经验，科学民调也显示出了民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支持。然而，我生活在一个认为“共产党”几乎等同于“停止”的国家。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了这些惊人成就，但这些成就在美国几乎都无法被客观或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不同的。正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语言的局限就是我们全部世界的局限”。美国政府很清楚，谁来主宰语言，往往就由谁来塑造人们所看到的东西以及怎样来评判它。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为寻找那些不同的概念、框架和关键词——能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映射下的、往往带有限制性和禁锢性的理论和话语——而作出的努力，仍是亟需的。
　　在美国，这些概念的缺位往往阻碍了对以下问题的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而非是绊脚石？为什么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治理体系，而是寻求自己的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独特历史、革命和核心方面发展出自己的执政模式？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维持国家统一和如今的稳定，使其能够快速进行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长期变革？
　　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难以理解谢伟思、斯诺和其他人从骨子里就知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如何以及为什么能承担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从最黑暗的日子走向一个彻底转变的、现代的、更公正的社会。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没有范式，也没有蓝图，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一个不断变化、充满威胁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激烈的斗争，找到了保持一个充满活力、勇于尝试、总是高度务实的政党的方法，在不同的境况下改革，并依然坚持其中心理念。

美国的“敌意”

　　如今，美国最大的生存威胁不是中国，但美国正将中国当作自己的威胁。我们越来越能意识到气候和环境恶化、全球性大流行病以及因缺乏全球治理而产生的混乱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要想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使这场不重视以上风险的“新冲突”淡化是不可能的，这也要求各国以新方式合作，特别是中国和美国。 　　然而，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的敌意升级得如此明显，一直准备鼓动国内反对中国——威胁美国的“正在逼近的新兴超级大国”，将美国全球主义长期以来的阴暗面映射到中国身上，这在过去时常发生。在这种可怕的映射中，中国像美国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它的经济实力会引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的世界秩序;它的军事力量会拓展到全世界;无人机无处不在;意识形态将威胁全球。
　　但这只是幻想。与美国政府不同，中国不会像美国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有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推翻众多政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世界也不是1945年后美国企图塑造一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时的样子。世界已是今非昔比。
　　即使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参照衰落的美国中心模式创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事实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进行攻击——有希望成为推动多极秩序的有力一步，而不是新殖民主义。它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泛欧亚经济合作区奠定了基础，无论多么艰巨，都有望进一步改变现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动态。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一个金融强国和全球投资者，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大国，其发展和治理方式的成功范例，能让其以多种方式为长期被“西方”封锁的国家提供更多选择。通过成为拉丁美洲、非洲、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为各国提供了一系列替代美国的选择，催生了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在全球的全面主导地位及其以美国为中心的历程正慢慢接近尾声。
　　中国的崛起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的“崛起”， 这与美国设想的世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非常不一样。美国政府当下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其对崛起的中国的印象来窥视全球变化，而不是将中国的出现视为这个“崛起”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成了问题。美国并没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正不断变化——这才是根本。
　　美国当局依然拒绝接受的是——正如它70年来所做的那样——无论是它还是其他大国，都不能单枪匹马地统治世界。它将中国的成功视为对自己优势地位和“规则”的冲撞，但这却是它从一开始就追求的主导力量——控制关键经济和全球模式，从而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财富和权力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观念和以前一样，严重扭曲了美国政府准确接受当今世界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的能力，使得美国倾向于看到激进一面，而这些“激进”实际上往往是防御性的。美国政府没有聚焦具体问题的优良传统，而是经常将问题复杂化，以便让全球问题凌驾于具体问题之上混淆视听。继续走这条路的危险性显而易见。
　　当然，多年来美国一直也有截然不同的呼声。参议员富布赖特曾表示：“要形成有效的国家利益概念，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是重新摆正态度——尤其是培养一种友好的好奇心，而不是对与我们陌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产生恐惧和敌意。”这种观点至今仍有支持者，它提醒着美国人必须接受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多样性而非同质化

　　如果说，在美国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理解中国，那么在非西方世界就不一样了。在我看来，中国的影响力在那里得到了更积极的理解。
　　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一条独立道路，孕育并催化了真正意义上的、更加多极化和多元化世界。它进一步为许多国家开辟了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与中国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决心联系在一起，帮助其他国家找到适当的发展道路，这与发展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有着内在联系。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金融市场改革，以及反映时代需求的公平公正的治理模式仍处于初始阶段，中国为这一切带来了经验。
　　与中国不同，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体系功能失调、越来越不稳定的国家，随着内部困难的增加，对“敌人”的需求也会日益强烈。有些美国人（数量肯定会增加）意识到在对中国的敌意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或全球性问题，所有这些都强调了中美之间需要达成根本和解，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遗憾的是，美国正让一系列次要议题来阻碍需要做的事情。当我与美国人谈论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时，他们有很多话说，但当谈到气候和环境恶化时，他们又立刻强烈主张，美国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优先考虑对华政策。
　　我读过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就更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治国理政的。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族振兴的承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愿景编织在一起，这方式令我颇为震撼。他对全球问题的看法当然是广博的，一位领袖如此轻松地利用世界上各种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实属罕见。

　　这向我传达出，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但并不需要标准化和同质化的人类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直接说明了这点。人类已经在多种语言、多种道德体验以及相当多的哲学和宗教中演绎了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不可简化的复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这与美国人经常以为的那种认为文化差异的衰落才是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准相比，是一种截然不同且更加丰富的态度。
　　从这本书中我明白，为什么中国更易理解人类的多样性，而不是同质的全球化。找到合适的语言向美国人和西方其他人传达中国已经和现在正在作出的贡献并不容易。但美国走下坡路的境况并非意味着失败，相反，它暗示了一种可能性，无论多么小：美国对世界来说将更“开放”，因为它实际上承认并接受中国即将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在那个世界里，中国将是复兴的，有发达的现代化文明，并将是长期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