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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果品、油盐酱醋，古朴的店招，上翻的店铺门板，这就是江苏苏州东山陆巷古村落里的遂高堂，正在恢复重建的明代洞庭商帮（又称“山上帮”）的店铺风格。据了解，遂高堂原为明代宰相王鏊胞弟王铨的故居，当年王铨曾在一楼开过店铺并保留至今。这次修缮除了恢复明代店铺，还将开设洞庭商帮博物馆。
东山镇陆巷村书记叶庆荣说：“洞庭商帮中有很多经营之道对现代企业和个人生活都有启发意义，但现在记得洞庭商帮的人不多了。”当年，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当初的吴县为名，而只以洞庭东西山扬名的“山上帮”，扬长避短，闯出一条奇特的成功路径。
从苏州地图上看，洞庭东山是一个伸入太湖的半岛，西山则在太湖中。这样一个风景绮丽的地方，从来不乏浪漫的传说：相传2000多年前，“商圣”范蠡助勾践灭吴后，曾携西施泛舟太湖，在太湖渔隐；就连金庸也把笔下的旷世才女王语嫣安排在太湖曼陀山庄出生。
因为临湖，从东山镇到陆巷古村的K629 公交算是一趟浪漫的班车：蓝天白云下，车辆悠悠行驶在盘山的柏油马路上，窗外就是太湖，山湖之间遍布绿树，闭眼呼吸，空中弥漫着桂花香……路边不时闪过一个个小村庄，大约一村一站，直到在一个叫陆巷的太湖渔村下车。
初进陆巷，没走几步就见到一家仿古的酒坊，老板邓帅是本地人。说起洞庭商铺，邓帅说：“老一辈人说，以前的店铺都是前店后坊。”许是访客多，村民见怪不怪，除了偶遇一家小店门口挂着一块写有“本店谢绝照相，没有为什么”的土黄色纸牌，透露了店主不愿被打扰的情绪以外，多数村民怡然自得。村中有不少农家乐，印着“咸肉菜饭、碧螺春茶”字样的红旗在白墙黛瓦中煞是好看。
因现存三十多幢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陆巷被称为“太湖第一古村”。村中筑有六条直通湖畔的巷弄，相传，陆巷的兴盛最早始于南宋，当时大批官员、战将随宋南下，途经太湖，便有陆、王、叶、李、姜、张等家族安顿于此，慢慢发展成一座有六条巷子组成的山村，遂名“陆巷”。
陆巷是明朝著名宰相王鏊的出生地。村中至今存有一条长达一里的明代古街，全由两米多长的花岗石条铺成，路上竖着“探花”“会元”“解元”三座明代牌楼，据陆巷村人介绍，这是纪念当年王鏊连捷解元、会元、探花而建的。王鏊的世祖在南宋时为太原府千七将军，到元末明初，朝廷在此推行重税，迫于生计，当地农民在种地之外，外出经商。
山岛外出，全赖水路，风里来，浪里去，“山浪人”走南闯北，乃至漂洋过海，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王鏊曾描述：“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魏、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洞庭东西山两地面积仅各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从地域而言，洞庭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中最小的。对于这个“长期以来连设县资格都没有”的弹丸之地诞生出列于晋商与徽商之间的洞庭商帮，民国期间福建大学者傅衣凌在《明代江苏洞庭商人》中说，晋商来自整个山西省，徽商来自徽州地区，而洞庭山只是两个小乡，却能与之并驾齐驱，让人费解。
借着山湖之利，洞庭东西山“遍种果实，既繁且美”。因游客多，陆巷村民叶根在门口卖起盆景，但他的生意可不只盆景一项。叶根在名片上列出了东山土特产：3月到5月，碧螺春茶叶；5月到6月，白玉枇杷和桃子；6月到7月，杨梅、桃子和枣子；9月到10月，白果、板栗和桔子；10月起，太湖清水大闸蟹和桔子。
顺着王鏊故居往后山走就是一片桔林，洞庭山是著名的桔子产区，当地的桔子称“洞庭红”。据《唐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唐代洞庭红柑桔就被称为“贡桔”，且有“桔非洞庭不甘”之说。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凌濛初编著过一个“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发家故事，说是苏州有个叫文若虚的破产商人，一次偶然出海经商，因无本钱只好带了只值一两多银子的洞庭红，不料到了海外竟卖了八百多两银子，大发横财……
在洞庭东西山，水一直是个重要话题。据载，东西山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从地理位置上看，洞庭东山西至无锡69公里，西南至宜兴108公里，南到湖州45公里、南浔27公里、长兴80公里；洞庭东山，东至吴江25公里，北至胥口25公里。东西山人到经济发达的苏松常嘉湖少则半天，多则一两天。
洞庭商帮所在的太湖流域是棉花和桑树的主要种植区，烟草、苎麻、靛青、茶树、豆类等经济作物相当发达，明清时期“比户习织”“万家机声”的说法反映当地纺织业的发展，加上交通便利，这里一度成为明清时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至于商帮为何没有出现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这和东西山的情况相关。明清时，洞庭东西山人均面积仅1.4亩，适于种植粮食的水田仅为0.5亩，亩产比苏州平原低很多。这里“山地草荡居多，耕地极少，约计可稼之田不足五千亩，尚有荒坟桑柴错离阡陌之中，能产米者仅四千余亩，岁收不过仅可供全山一月之量，余则悉仰外来。”
因水而聚的商业，改变了东西山人的生活。“我们叶家祖上就是在太湖里开船的，我爷爷说过太湖里有湖盗。”叶根的父亲、64岁的陆巷村民叶金元说：“我父亲从小也跑船，直到他二十几岁分地以后才弃船。”据叶金元回忆，东山商人常载着杨梅、琵琶、桔子等果子往外运；再载着家具、古董等返回。
在偏远乡村，房子成为辉煌时光最忠实的记录者。“老地主的房子蛮漂亮咯！”抱着茶杯站在院落中的大树下，叶金元踢了踢一块偏白色的雕纹石头说，当年叶家是三进大院，这是门前的石雕，不远处还有同样的另一块。曾有游客开价一万想买这对石雕，叶金元拒绝了。
指着一旁的老妪，叶金元说：“这是我伯母，今年90岁了，她年轻时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当过挑夫，卸过粮食！”生存需要加上交通便利，使得洞庭东西山人很早有经商习惯。如北宋元丰年间西山人夏元富，明洪武永东年间西山人蔡仲铭，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就连当年郑和下西洋中也有不少东山人。《林屋民风杂记》转录的《五湖漫文》中载有东山人傅永纪于明正德初商游广东的事例，当时他“泛海被溺，获附木舟，三日夜流至孤岛”，随后偶遇的渔翁告诉他这是“佛郎机国”，并“以女妻之”。永纪“善为纸竹扇，一扇鬻金钱一文，不二年至于巨富。” 明代昆山的归有光也说过“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当然，“天下所至”也有前提，那就是在洞庭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运河沿线和长江沿线。东山翁氏后人翁澍曾记录：“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康熙时洞庭东山人汪琬说：“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
从今天东山镇整理出来的洞庭商人的故事中可见，明清时期洞庭商人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粮食、丝绸、棉花布匹、木材、花木果品、药材、山地海货、瓷器、纸张书籍等，但以粮食、布帛及相关行业为主，皆因衣食为生活必需品，量大利厚。目光敏锐的洞庭商人几乎不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上争夺市场（目前所知洞庭商人经营盐业的唯有东山蒋湾叶巷的叶氏），无需官商结合，因而发展偏稳定，这一点被广赞为“扬长避短稳中求胜”。
同为洞庭商人，两山商人的活跃区域和经营内容不完全相同。据目前担任陆巷洞庭博物馆设计的民俗家章本义分析，东山商人多通过一条从南向北的大运河，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镇等为起点，以运河重镇山东临清为终点，过江涉淮，北走齐鲁大地，中转后将丝布供应京师，通达边塞九镇，主营布匹。而西山商人多以苏州为起点，通过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等地，以南京、汉口、长沙、芜湖为重要活动场所，主营米粮、绸布。
在“三言”、“二拍”中，冯梦龙和凌濛初以通俗小说形式对洞庭商帮有不少描述和刻画，其中，冯梦龙最先在《醒世恒言》中的小说《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里提出“钻天洞庭”，写道：“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据章本义解读，“钻天”是夸赞洞庭商人“脑袋削尖了般聪明，看事物尖锐，本事大到通天。”如王鏊的叔祖王惟贞，“自小历揽江湖，深谙积蓄之术，江湖豪雄，尊为客师。”王惟贞是公认的理财大师，因为他不仅会做有本钱的买卖，还会做无本的生意。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经营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也很符合现代经商要求。尤其是及时掌握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数量及运输里程和方式，甚至气候变化、年成丰歉等信息，洞庭商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明清时期苏州等地人口众多，春夏之交常缺粮闹荒，而“地势饶食，饭稻羹鱼”的长沙、汉口，盛产大米，洞庭商人就将大米运到苏州，“故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也。”又如东山漾桥村的沈莱舟，年轻时曾在上海德记洋行当跑街，后与人合开恒源祥人造丝毛绒号，他以举办绒线时装展览推广绒线编结技艺，并赠送绒毛线编结书籍，成功打开销路。
学会预判为洞庭商人带来了诸多机会。如东山叶氏，先在开封经营，后“买布入陕，换褐，利倍，又贩药至扬州，数倍。贸易三载，货盈数千。”又如翁氏家族中，翁赞可以“达百货之情，审参伍之变”，翁启明“不出户而知万货之情，不杼轴而以东南之女工衣被半海内”。到明中期七世孙毅和其子永福时，父子为商，永福原在北京经营布业，适逢朝廷犒赏军士需要大量彩绸，便“易布销绸，一下获利百倍。”
洞庭商人善于行商，也忠于职守。如翁笾常告诫手下人“不要多求，不要妄取，不要在商品中夹杂窳败之货”，往往获取“一倍以上利润”。再如东山桔社的金汝鼐，自幼习经书，十几岁到席家做帮手。他为人忠厚清正，经营中善出奇计，同样资本、同样商品，常获利几倍于人，为此席本桢让他节制“诸客行贾”。和其他商人喜欢卖便宜货不同，金汝鼐“尤求其贵良者”。很多人根据市场波动乘机提价，却因“旷持日久，积压变质受损”，金汝鼐采取平价出售，以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他辅佐席家20多年，进出资金以万计，但“未尝取一无名钱”。有人劝他借机自润，他呵斥道：“人输腹心于我，而我负之，鬼神亦不饶恕！”
在筹资方面，洞庭商人会根据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采取多种独特的方式：第一是独资经营，包括直接经营和委托经营，前者多为中小商人，后者是有资本者雇用职业经理人经营；第二，领本经营，类似借贷资本；第三是合资经营，类似合伙制，如秦氏与蔡氏合作几代人之久，非常成功。其中，领本经营最值得一提，这种“领本”制是富者出资、穷者出力，按成分红。据载，席本桢常将资本大量借贷给他人营运，“恒例三七分认，出本者得七分，效力者得三分，赚折同规。”
今天，东西山人仍乐于自称正因当年“宋室南渡，挟中原文化俱来”，所以两山之人的经商思路活跃。和其他商帮组织形式类似，洞庭商帮主要是兄弟及亲戚联手式的家族经营，如王惟道、王惟能、王惟贞兄弟，翁参、翁赞兄弟，席氏左源、右源兄弟，而洞庭人“兄弟同居，财不私蓄，一人力而求之，三四昆弟均得析。”
陆巷村民说，王鏊的胞弟王铨就是商人，相传王铨也曾考取功名，只是身在朝中的王鏊为了避嫌，便力劝王铨转而经商。据陆巷村委会的朱文敖介绍，陆巷近期正在修缮的古建遂高堂便是王铨故居，当年王铨曾在其一楼开过店铺并保留至今。原先这里住了三户人家，因年久失修古建已破旧，陆巷村采用集体收购、村民异地置换方式，购下该古建加以修缮，期望恢复明代店铺样貌，并开设洞庭商帮博物馆。
今天，东山镇收集整理了东山明清两代商贾近千人，有影响的商人达300多人。其中，东山著名的家族有翁、席、叶、严四大家；西山著名的家族有秦、徐、马、邓、蒋、沈、孙、叶。这些家族多维持数百年以上，或与商人家族之间互相通婚有关。学者范金民在《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中提出，据他考查翁氏五代108人的婚嫁情况，发现翁氏主要通婚对象就是席氏、叶氏、周氏这三个经商世家。
不只联姻，洞庭商人同样注重乡谊，王惟德在《林屋民风》中写道：“至乡人之寓，如至己家，有危必持，有颠必扶，不待亲族也。即或平素有隙，遇有事于异乡，鲜有不援助者。如其不然，群起而非之也。”不仅如此，雍正元年（1723年）西山商人在汉口建了金庭会馆，嘉庆四年（1799年）东山商人在南京建的洞庭会馆。他们通过会馆实现同乡的互助，这使洞庭商帮许多家族维持了数百年，成为名门望族。
与洞庭商帮经济地位相提并论的另一个显著现象则是洞庭商帮家族后代的诗礼传家。1431年，东山出了第一位状元施槃；1475年，东山又出了一个探花王鏊，洞庭因此文风大振。说起来，施槃和王鏊都出身经商之家，其中，施槃的父亲经商淮扬，王鏊的伯父王公荣在景泰年间“货殖留毫，积十余年”而“业大起”。
王鏊之后，王家中举者众多，著名的有其曾孙王禹声（1589年进士）、八世孙王士琛（1712年状元），清末还出了进士王颂蔚、王季烈。明清两代，东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28名进士；西山出过12名进士，至于举贡、诸生，则不计其数。
文商融合的洞庭商帮家族延续了耕读诗礼之家的传统，从历史资料来分析，东山进士家属或本人90%以上经过商，他们始为农家，后外出经商积聚了资金，供子弟读书，又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
今天，这样的传奇还在延续：东山近现代获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达400多人，其中任过博士生导师的教授3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42人，这些教授大多在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同济、南大等大学教书育人。作为“钻天洞庭”的后代，他们的祖上逾90%都经过商，大多是祖父辈就到上海经商、生养在上海。翁氏后裔翁世荣，现为著名文学艺术家，为原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翁世荣说，翻查东山家谱时，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家训格言，如“一念之善，吉祥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富时不俭贫时悔，闲时不学用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
同样，在东山席氏一族后裔席时珞的印象中，席家先祖席温的第27世孙席洙就曾撰写过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提出了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或许正是这些特质，让洞庭商帮位列中国十大商帮，而又与其他商帮有着本质区别。洞庭商帮不同于其他商帮多从小贩、学徒起家，他们有传统的经营经验，并有大量资本，所以起点不低。
想来，以一弹丸之地而成著名商帮，终究唯洞庭而已。
东山镇陆巷村书记叶庆荣说：“洞庭商帮中有很多经营之道对现代企业和个人生活都有启发意义，但现在记得洞庭商帮的人不多了。”当年，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当初的吴县为名，而只以洞庭东西山扬名的“山上帮”，扬长避短，闯出一条奇特的成功路径。
从苏州地图上看，洞庭东山是一个伸入太湖的半岛，西山则在太湖中。这样一个风景绮丽的地方，从来不乏浪漫的传说：相传2000多年前，“商圣”范蠡助勾践灭吴后，曾携西施泛舟太湖，在太湖渔隐；就连金庸也把笔下的旷世才女王语嫣安排在太湖曼陀山庄出生。
因为临湖，从东山镇到陆巷古村的K629 公交算是一趟浪漫的班车：蓝天白云下，车辆悠悠行驶在盘山的柏油马路上，窗外就是太湖，山湖之间遍布绿树，闭眼呼吸，空中弥漫着桂花香……路边不时闪过一个个小村庄，大约一村一站，直到在一个叫陆巷的太湖渔村下车。
初进陆巷，没走几步就见到一家仿古的酒坊，老板邓帅是本地人。说起洞庭商铺，邓帅说：“老一辈人说，以前的店铺都是前店后坊。”许是访客多，村民见怪不怪，除了偶遇一家小店门口挂着一块写有“本店谢绝照相，没有为什么”的土黄色纸牌，透露了店主不愿被打扰的情绪以外，多数村民怡然自得。村中有不少农家乐，印着“咸肉菜饭、碧螺春茶”字样的红旗在白墙黛瓦中煞是好看。
因现存三十多幢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陆巷被称为“太湖第一古村”。村中筑有六条直通湖畔的巷弄，相传，陆巷的兴盛最早始于南宋，当时大批官员、战将随宋南下，途经太湖，便有陆、王、叶、李、姜、张等家族安顿于此，慢慢发展成一座有六条巷子组成的山村，遂名“陆巷”。
陆巷是明朝著名宰相王鏊的出生地。村中至今存有一条长达一里的明代古街，全由两米多长的花岗石条铺成，路上竖着“探花”“会元”“解元”三座明代牌楼，据陆巷村人介绍，这是纪念当年王鏊连捷解元、会元、探花而建的。王鏊的世祖在南宋时为太原府千七将军，到元末明初，朝廷在此推行重税，迫于生计，当地农民在种地之外，外出经商。
山岛外出，全赖水路，风里来，浪里去，“山浪人”走南闯北，乃至漂洋过海，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王鏊曾描述：“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魏、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洞庭东西山两地面积仅各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从地域而言，洞庭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中最小的。对于这个“长期以来连设县资格都没有”的弹丸之地诞生出列于晋商与徽商之间的洞庭商帮，民国期间福建大学者傅衣凌在《明代江苏洞庭商人》中说，晋商来自整个山西省，徽商来自徽州地区，而洞庭山只是两个小乡，却能与之并驾齐驱，让人费解。
借着山湖之利，洞庭东西山“遍种果实，既繁且美”。因游客多，陆巷村民叶根在门口卖起盆景，但他的生意可不只盆景一项。叶根在名片上列出了东山土特产：3月到5月，碧螺春茶叶；5月到6月，白玉枇杷和桃子；6月到7月，杨梅、桃子和枣子；9月到10月，白果、板栗和桔子；10月起，太湖清水大闸蟹和桔子。
顺着王鏊故居往后山走就是一片桔林，洞庭山是著名的桔子产区，当地的桔子称“洞庭红”。据《唐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唐代洞庭红柑桔就被称为“贡桔”，且有“桔非洞庭不甘”之说。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凌濛初编著过一个“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发家故事，说是苏州有个叫文若虚的破产商人，一次偶然出海经商，因无本钱只好带了只值一两多银子的洞庭红，不料到了海外竟卖了八百多两银子，大发横财……
在洞庭东西山，水一直是个重要话题。据载，东西山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从地理位置上看，洞庭东山西至无锡69公里，西南至宜兴108公里，南到湖州45公里、南浔27公里、长兴80公里；洞庭东山，东至吴江25公里，北至胥口25公里。东西山人到经济发达的苏松常嘉湖少则半天，多则一两天。
洞庭商帮所在的太湖流域是棉花和桑树的主要种植区，烟草、苎麻、靛青、茶树、豆类等经济作物相当发达，明清时期“比户习织”“万家机声”的说法反映当地纺织业的发展，加上交通便利，这里一度成为明清时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至于商帮为何没有出现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这和东西山的情况相关。明清时，洞庭东西山人均面积仅1.4亩，适于种植粮食的水田仅为0.5亩，亩产比苏州平原低很多。这里“山地草荡居多，耕地极少，约计可稼之田不足五千亩，尚有荒坟桑柴错离阡陌之中，能产米者仅四千余亩，岁收不过仅可供全山一月之量，余则悉仰外来。”
因水而聚的商业，改变了东西山人的生活。“我们叶家祖上就是在太湖里开船的，我爷爷说过太湖里有湖盗。”叶根的父亲、64岁的陆巷村民叶金元说：“我父亲从小也跑船，直到他二十几岁分地以后才弃船。”据叶金元回忆，东山商人常载着杨梅、琵琶、桔子等果子往外运；再载着家具、古董等返回。
在偏远乡村，房子成为辉煌时光最忠实的记录者。“老地主的房子蛮漂亮咯！”抱着茶杯站在院落中的大树下，叶金元踢了踢一块偏白色的雕纹石头说，当年叶家是三进大院，这是门前的石雕，不远处还有同样的另一块。曾有游客开价一万想买这对石雕，叶金元拒绝了。
指着一旁的老妪，叶金元说：“这是我伯母，今年90岁了，她年轻时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当过挑夫，卸过粮食！”生存需要加上交通便利，使得洞庭东西山人很早有经商习惯。如北宋元丰年间西山人夏元富，明洪武永东年间西山人蔡仲铭，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就连当年郑和下西洋中也有不少东山人。《林屋民风杂记》转录的《五湖漫文》中载有东山人傅永纪于明正德初商游广东的事例，当时他“泛海被溺，获附木舟，三日夜流至孤岛”，随后偶遇的渔翁告诉他这是“佛郎机国”，并“以女妻之”。永纪“善为纸竹扇，一扇鬻金钱一文，不二年至于巨富。” 明代昆山的归有光也说过“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当然，“天下所至”也有前提，那就是在洞庭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运河沿线和长江沿线。东山翁氏后人翁澍曾记录：“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康熙时洞庭东山人汪琬说：“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
从今天东山镇整理出来的洞庭商人的故事中可见，明清时期洞庭商人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粮食、丝绸、棉花布匹、木材、花木果品、药材、山地海货、瓷器、纸张书籍等，但以粮食、布帛及相关行业为主，皆因衣食为生活必需品，量大利厚。目光敏锐的洞庭商人几乎不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上争夺市场（目前所知洞庭商人经营盐业的唯有东山蒋湾叶巷的叶氏），无需官商结合，因而发展偏稳定，这一点被广赞为“扬长避短稳中求胜”。
同为洞庭商人，两山商人的活跃区域和经营内容不完全相同。据目前担任陆巷洞庭博物馆设计的民俗家章本义分析，东山商人多通过一条从南向北的大运河，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镇等为起点，以运河重镇山东临清为终点，过江涉淮，北走齐鲁大地，中转后将丝布供应京师，通达边塞九镇，主营布匹。而西山商人多以苏州为起点，通过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等地，以南京、汉口、长沙、芜湖为重要活动场所，主营米粮、绸布。
在“三言”、“二拍”中，冯梦龙和凌濛初以通俗小说形式对洞庭商帮有不少描述和刻画，其中，冯梦龙最先在《醒世恒言》中的小说《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里提出“钻天洞庭”，写道：“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据章本义解读，“钻天”是夸赞洞庭商人“脑袋削尖了般聪明，看事物尖锐，本事大到通天。”如王鏊的叔祖王惟贞，“自小历揽江湖，深谙积蓄之术，江湖豪雄，尊为客师。”王惟贞是公认的理财大师，因为他不仅会做有本钱的买卖，还会做无本的生意。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经营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也很符合现代经商要求。尤其是及时掌握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数量及运输里程和方式，甚至气候变化、年成丰歉等信息，洞庭商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明清时期苏州等地人口众多，春夏之交常缺粮闹荒，而“地势饶食，饭稻羹鱼”的长沙、汉口，盛产大米，洞庭商人就将大米运到苏州，“故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皆洞庭人也。”又如东山漾桥村的沈莱舟，年轻时曾在上海德记洋行当跑街，后与人合开恒源祥人造丝毛绒号，他以举办绒线时装展览推广绒线编结技艺，并赠送绒毛线编结书籍，成功打开销路。
学会预判为洞庭商人带来了诸多机会。如东山叶氏，先在开封经营，后“买布入陕，换褐，利倍，又贩药至扬州，数倍。贸易三载，货盈数千。”又如翁氏家族中，翁赞可以“达百货之情，审参伍之变”，翁启明“不出户而知万货之情，不杼轴而以东南之女工衣被半海内”。到明中期七世孙毅和其子永福时，父子为商，永福原在北京经营布业，适逢朝廷犒赏军士需要大量彩绸，便“易布销绸，一下获利百倍。”
洞庭商人善于行商，也忠于职守。如翁笾常告诫手下人“不要多求，不要妄取，不要在商品中夹杂窳败之货”，往往获取“一倍以上利润”。再如东山桔社的金汝鼐，自幼习经书，十几岁到席家做帮手。他为人忠厚清正，经营中善出奇计，同样资本、同样商品，常获利几倍于人，为此席本桢让他节制“诸客行贾”。和其他商人喜欢卖便宜货不同，金汝鼐“尤求其贵良者”。很多人根据市场波动乘机提价，却因“旷持日久，积压变质受损”，金汝鼐采取平价出售，以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他辅佐席家20多年，进出资金以万计，但“未尝取一无名钱”。有人劝他借机自润，他呵斥道：“人输腹心于我，而我负之，鬼神亦不饶恕！”
在筹资方面，洞庭商人会根据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采取多种独特的方式：第一是独资经营，包括直接经营和委托经营，前者多为中小商人，后者是有资本者雇用职业经理人经营；第二，领本经营，类似借贷资本；第三是合资经营，类似合伙制，如秦氏与蔡氏合作几代人之久，非常成功。其中，领本经营最值得一提，这种“领本”制是富者出资、穷者出力，按成分红。据载，席本桢常将资本大量借贷给他人营运，“恒例三七分认，出本者得七分，效力者得三分，赚折同规。”
今天，东西山人仍乐于自称正因当年“宋室南渡，挟中原文化俱来”，所以两山之人的经商思路活跃。和其他商帮组织形式类似，洞庭商帮主要是兄弟及亲戚联手式的家族经营，如王惟道、王惟能、王惟贞兄弟，翁参、翁赞兄弟，席氏左源、右源兄弟，而洞庭人“兄弟同居，财不私蓄，一人力而求之，三四昆弟均得析。”
陆巷村民说，王鏊的胞弟王铨就是商人，相传王铨也曾考取功名，只是身在朝中的王鏊为了避嫌，便力劝王铨转而经商。据陆巷村委会的朱文敖介绍，陆巷近期正在修缮的古建遂高堂便是王铨故居，当年王铨曾在其一楼开过店铺并保留至今。原先这里住了三户人家，因年久失修古建已破旧，陆巷村采用集体收购、村民异地置换方式，购下该古建加以修缮，期望恢复明代店铺样貌，并开设洞庭商帮博物馆。
今天，东山镇收集整理了东山明清两代商贾近千人，有影响的商人达300多人。其中，东山著名的家族有翁、席、叶、严四大家；西山著名的家族有秦、徐、马、邓、蒋、沈、孙、叶。这些家族多维持数百年以上，或与商人家族之间互相通婚有关。学者范金民在《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中提出，据他考查翁氏五代108人的婚嫁情况，发现翁氏主要通婚对象就是席氏、叶氏、周氏这三个经商世家。
不只联姻，洞庭商人同样注重乡谊，王惟德在《林屋民风》中写道：“至乡人之寓，如至己家，有危必持，有颠必扶，不待亲族也。即或平素有隙，遇有事于异乡，鲜有不援助者。如其不然，群起而非之也。”不仅如此，雍正元年（1723年）西山商人在汉口建了金庭会馆，嘉庆四年（1799年）东山商人在南京建的洞庭会馆。他们通过会馆实现同乡的互助，这使洞庭商帮许多家族维持了数百年，成为名门望族。
与洞庭商帮经济地位相提并论的另一个显著现象则是洞庭商帮家族后代的诗礼传家。1431年，东山出了第一位状元施槃；1475年，东山又出了一个探花王鏊，洞庭因此文风大振。说起来，施槃和王鏊都出身经商之家，其中，施槃的父亲经商淮扬，王鏊的伯父王公荣在景泰年间“货殖留毫，积十余年”而“业大起”。
王鏊之后，王家中举者众多，著名的有其曾孙王禹声（1589年进士）、八世孙王士琛（1712年状元），清末还出了进士王颂蔚、王季烈。明清两代，东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28名进士；西山出过12名进士，至于举贡、诸生，则不计其数。
文商融合的洞庭商帮家族延续了耕读诗礼之家的传统，从历史资料来分析，东山进士家属或本人90%以上经过商，他们始为农家，后外出经商积聚了资金，供子弟读书，又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
今天，这样的传奇还在延续：东山近现代获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达400多人，其中任过博士生导师的教授3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42人，这些教授大多在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同济、南大等大学教书育人。作为“钻天洞庭”的后代，他们的祖上逾90%都经过商，大多是祖父辈就到上海经商、生养在上海。翁氏后裔翁世荣，现为著名文学艺术家，为原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翁世荣说，翻查东山家谱时，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家训格言，如“一念之善，吉祥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富时不俭贫时悔，闲时不学用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
同样，在东山席氏一族后裔席时珞的印象中，席家先祖席温的第27世孙席洙就曾撰写过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提出了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或许正是这些特质，让洞庭商帮位列中国十大商帮，而又与其他商帮有着本质区别。洞庭商帮不同于其他商帮多从小贩、学徒起家，他们有传统的经营经验，并有大量资本，所以起点不低。
想来，以一弹丸之地而成著名商帮，终究唯洞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