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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翻》出版了。去年我曾带着韩丁的第一部书《翻身》到山西长治的张庄拜访王金红；今年再读他的第二部书《深翻》，更觉意蕴深远。《翻身》写的是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搞土改，分田地；《深翻》写的是触及到了每个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合作化运动，道出了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深层问题。看完这两本书，我对韩丁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用极其丰富、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再现了一个我从小生活在其中但并不真正了解的解放初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从中，我看到革命理想的激情如何与现实碰撞、冲突、摩擦、融合、转化，从而深深地影响着日常生活和生产。我一再地惊叹，一个外国人，不太懂中文，更不太懂长治方言，是如何靠着有限的翻译，记录、理解每一个普通张庄人的复杂、微妙的瞬时心理活动的，那一定是因为韩丁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社会变革和探索中了!
《深翻》就像一个富含各种金属的思想矿藏，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思想观点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素材，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佐证。但是，韩丁却能从如此真实、丰富、严酷、多样的生活中，拥有对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读者却不一定如此，因为韩丁还展示了合作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冲突、挫折和问题。习惯了一面倒思维的人，哪怕是经历过合作化的人，也常常跟风跑。说合作化好，就赛过天堂。一旦说包产到户好，合作化又变得一无是处了。对此，韩丁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客观?就是跟着上面的风向跑!
不跟着风向跑又如何?但惟有如此，才能认真地总结新中国60年的经验教训，才能认真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功过得失。遗憾的是，当前，舆论还在继续一边倒地刮风!我相信，如果韩丁地下有知，一定在替我们着急：能不能长点记性?千万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摔倒了啊!
当然，韩丁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在此，我想与韩丁，也与读者朋友讨论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合作化?
对于确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农村搞合作化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身强体壮，拥有耕畜，又善于经营，他们买田买地，逐渐成为新地主、新富农；一部分农民家庭则老弱病残多，又无耕畜，不善经营，则卖田卖地，重新沦为贫农、雇农。
建国初期，党的新民主主义的农村政策承诺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这样，土改四年以后，1950年，长治地委作过一次调查发现，3394户中13.7％的农民卖了地，9.6％的农户在出卖劳力，有1％是新富农。(《深翻》，第66页)因此，逻辑与事实相一致，四大自由将使农村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答案似乎是清楚的，全国各地农村都应该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但是，经历过30年改革开放后，答案反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如果今天对全国农村作一次阶级关系调查，我相信，全国的阶级分化状况一定远远超过1950年的长治。但是，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严重，还是城乡分化严重，还是城市内部分化严重?如果说，1950年的张庄有一些人搞投机倒把、不劳而获，那么，我相信，与90年代后城市炒股票、炒期货的投机倒把、不劳而获相比，一定是小巫见大巫。且张庄当时有人靠贩卖猪仔、养骡子赚钱，这种投机还带有较强的生产性，但如今城市里炒股票、炒期货却没有任何生产性。
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如果党政权力私有化倾向可以克服，企业实行公有制，那么，农村的两极分化是有限的，可调节的。一旦有此视野与自信，则合作化的进程完全可以放慢一些，巩固一些。
然而，为什么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农村阶级分化的警惕性那么高，而对政权内部的权力私有化倾向却重视不够呢?可能是因为领导人都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按此观点，农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的基础。如果农村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剥削阶级，那么这个剥削阶级就会腐蚀党的干部队伍，影响上层建筑的纯结性。照此推理，就需要尽快、尽可能地消灭城乡一切剥削因素，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但是，在人的觉悟没有充分提高以前，消灭一切剥削因素，也可能意味着排斥一部分本来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巩固需要农村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这完全正确。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却并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高标准的合作化、集体化。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强大、公正的需要，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追求，但却不完全等于自然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因素应该也可以从政权中心向外扩散。与农村的两极分化相比，更应该重视的是政权自身的权力私有化倾向。这样讲，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理论产生于实践，当时的实践情况是，农村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更加严重；而政权自身的权力私有化还处于隐蔽的不明显状态。因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防止农村两级分化上，这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经过十几年的斗争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终于把矛头指向了政权自身的权力私有化倾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已经终止，但是，它留下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二、如何搞合作化?
如何搞合作化?从中央推荐的合作社章程看，合作社贯彻了自愿、民主、多劳多得、等价交换原则，这最符合农民的思想实际。但是，成功的合作社往往有自我牺牲精神、目光长远的带头人。
我是从《深翻》中才真正认识了陈永贵和他的大寨。40年代末，大寨成立了两个互助组，一个“好汉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一个是“老少组”，都是老幼病残。陈永贵壮得像头牛，当然加入了好汉组。但是，他很快感到不安。因为，抗日战争时，他有42名战友被日本人杀害了，还有20人参加了解放军。这些老幼病残，就是战友们的双亲、老婆、孩子，他不忍心撇下他们不管。所以，陈永贵加入了老少组。开始，不但“好汉组”的人不理解，连“老少组”的人都不理解。陈永贵一次能挑100公斤，4个孩子一次只能抬50公斤。在众人眼里，陈永贵吃亏吃大了。但在陈永贵看来，他是在承担战友们的重托，是自觉地担当了这些老幼病残们的“大家长”的责任。他多劳少得，而老幼病残们少劳多得。领头人的多劳少得，和追随者的少劳多得，两者结合，才在追随者之间出现了大体上的多劳多得。秋天一算账，“老少组”的收成还比“好汉组”多。因为“好汉组”各自逞强，春耕时合作了一两个月，夏天就解散了。而老少组却齐心协力一直干到秋天。
那么，陈永贵是什么人?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陈永贵越位了，扮演了救世主、上帝的角色。陈永贵会认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上帝。战友们也的确如上帝，牺牲自己，成全社会。一旦和平到来，有相当一些人都忘了这些牺牲的战友了。只有为数不太 多的人还记得，这记得的人就是不平凡的人。如果都是凡人，都好了伤疤忘了疼，都奉行物质主义，都要求多劳多得，按劳分配，那集体必然解散，社会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和一切不公平的现象。
更加可贵的是，陈永贵并不因为自己所尽的“家长”责任而索要相应的“家长”权力，对那些老幼病残们颐指气使。相反，他遇事总与大家商量，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了民主的作用。陈永贵的权威来自他的模范带头作用，来自他的多劳少得，尊重他人。同样重要的是，陈永贵自己心里装着战友，装着集体，但是，允许老弱病残们的心里装自己更多一些，装集体少一些。陈永贵的互助组以及后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有差别，也有工分高低不同，但是固定工分，按劳动力的强弱一次性评定。具体到每天工作的难易程度和劳动强度，就要靠团结互助的精神力量，各尽所能。这样，大寨的工分制才能简便易行，很少发生矛盾冲突。
认识到带头人作用的重要，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进方式和速度就都有可能改变。在缺乏优秀带头人的地方，是否可以暂时不搞合作社?韩丁可能会问，优秀带头人难道是天生的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带头人，我们就不搞合作化了吗?群众中存在的合作化要求，难道不会“时势造英雄”，呼唤出一批优秀的合作化带头人吗?
优秀带头人固然不是天生的。但是，可否将优秀带头人的自发涌现和培养、锻炼结合起来?可否将学校培养的又红又专的学生放回农村锻炼，从中产生一批优秀带头人呢?可否设想，在党的号召、动员、鼓励、扶持下，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地冒出来一批优秀带头人，一批优秀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人数逐渐增长，经营的土地逐渐增加，影响逐渐扩大?同时，对农村单干、实干或投机致富的农民适当地利用、引导、调节和限制，在较长时间，例如30年时间里，使合作社成为巩固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这里的要害在于，我们需要将合作社的发展理解成一个社会生命体的成长。这是一个正反馈的发展过程，初期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中期关系逐渐理顺，技术成熟，越来越具有活力和效率，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达到亲如一家的地步，到后期甚至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来。过去的大寨如此，今天河南南街村、刘庄村、江苏的华西村、北京的韩村河村，等等，等等，都是如此。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合作社正如家庭，虽然成员间客观上有相互需要，但是，单靠章程，远远解决不了成员间种种复杂细致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矛盾，这正如捆绑不成夫妻。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么一大批优秀带头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地、逐渐扩张地发挥作用，那么，合作社的潜力将远远超过个人发家致富的潜力。如此，还愁农村社会主义道路战胜不了资本主义道路吗?
三、为什么会加快合作化进程?
当然，我这种想法在50年代中期可能会被批评为右倾保守观点，有精英思想，有点像小脚女人走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缺乏阶级观点等。还可以用夫妻关系打比方，难道是先学会如何做丈夫、做妻子才成家吗?还是先成了家，在夫妻的打闹、冲突、出走中，逐渐学会处理夫妻关系?为什么不相信在合作社的群众社会实践中能够产生出大批优秀带头人呢?
但是，毕竟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一段急风暴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的合作化进程。历史表明，像陈永贵这样优秀的带头人合起来能达到1/3就不错了。另有1/3的农村集体长期别说找到优秀带头人，连稳定都不容易。韩丁笔下的张庄，从1948年到1958年的10年中，张庄9次换了7位党支书。合作社的干部们春天是大红人，被寄予无限希望，秋天被指责为笨蛋、饭桶，冬天又成为整风运动的靶子、对象。这样，个人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而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尚未被激发起来，生产受到挫折，农村内部的人际关系反而变得比较紧张。1958年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等都说明，不但在生产小队、大队一级，而且在公社、县一级，优秀的带头人数量都并不多。因此，不是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而是领导层对合作化过程中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不是合作化错了，而是合作化过于急躁了。
经历过风雨后，我们才能体会，当初为什么会加快合作化进程?恰恰可能是过于相信群众，过于相信章程和制度，过于忽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忽视他们的成长、发展过程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破坏容易建设难。破坏旧世界，群众办法很多，积极性很高。建设新世界，带头人的作用会更重要。
急风暴雨地推进合作化进程的历史后果，使合作社遭遇困难，使合作社的名誉遭到重创。这里固然与上层政治的根本转向有关，但是，如果合作社推进得缓慢、可靠一些，那么，上层政策妖魔化合作社、解散合作社，就缺乏群众基础。1979年前后，包产到户政策同样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推进，许多县、社、队的干部感叹：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我们不但要检讨上层政治的转向，也要检讨合社作运动自身的诸多问题。这样，才能认真地总结60年。(我这里将人民公社理解为合作社的高级阶段)
概括地说，新中国的前30年，过于重视了防止阶级分化，结果，造成社会生产的活力不足；后30年，又过于重视了人的个体活力，却放任了或有意无意地助长了阶级分化。两者的共同原因则是缺乏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
四、一点遗憾
韩丁写农村的人和事，都能洞察人心，活灵活现。但是，他对于中国高层政治的看法却不尽可取。特别是对于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他恐怕是接受了“文革”结束后的流行观点，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到毛泽东身上，又认为是毛泽东出于维护个人政治威望的需要将彭德怀打倒。(《深翻》，第230页到235页)
如果韩丁生前看过吴冷西写的《忆毛主席》一书，恐怕对此流行观点就会有不同看法。大跃进是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搞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是不是一定要攀比成风、浮夸成风?是不是一不定会出现亩产万斤的笑话?是不是一定要制定如此高不可攀的钢铁、粮食指标?或者，换句话说，当时直接领导经济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像吴芝圃这样的省委书记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像吴冷西这样的《人民日报》总编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
据吴冷西的回忆，早在推进大跃进的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多次强调要留有余地。针对河南、辽宁等地的高指标，毛主席就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即使你们“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忆毛主席》，第63页)4月11日，又要求人民日报“压缩空气”。(《忆毛主席》，第70页)此后一段时间，毛主席的主要精力转到了国际问题上，炮击金门，处理中美关系，支援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斗争。从1958年10月26日起，毛主席的精力才回到国内问题上来，派田家英与吴冷西到河南搞调查，意识到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共产风已经十分严重。从这时起，毛主席连续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京颐年堂会议，一路压缩空气，压缩指标，要求允许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反对一大二公。在1959年6月12日至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完全承揽到自己身上，说是自己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搞秋收起义一样，打了败仗，碰了钉子。
可见，毛泽东非但没有推卸责任，甚至过多地承担了责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的前半段。7月13日晚，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批转给大会讨论。7月23日，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的部分观点，也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准备下山。但是，一些领导人提出彭德怀的种种问题，要求解决，于是会议继续。因此，在彭德怀事件上，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因素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并不真正清楚。
当然，要让美国的韩丁搞清中国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个要求的确太高了。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难以忽略的遗憾。也许还是那首中国古诗说得更加准确：“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责编：肖 黎
《深翻》就像一个富含各种金属的思想矿藏，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思想观点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素材，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佐证。但是，韩丁却能从如此真实、丰富、严酷、多样的生活中，拥有对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读者却不一定如此，因为韩丁还展示了合作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冲突、挫折和问题。习惯了一面倒思维的人，哪怕是经历过合作化的人，也常常跟风跑。说合作化好，就赛过天堂。一旦说包产到户好，合作化又变得一无是处了。对此，韩丁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客观?就是跟着上面的风向跑!
不跟着风向跑又如何?但惟有如此，才能认真地总结新中国60年的经验教训，才能认真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功过得失。遗憾的是，当前，舆论还在继续一边倒地刮风!我相信，如果韩丁地下有知，一定在替我们着急：能不能长点记性?千万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摔倒了啊!
当然，韩丁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在此，我想与韩丁，也与读者朋友讨论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合作化?
对于确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农村搞合作化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身强体壮，拥有耕畜，又善于经营，他们买田买地，逐渐成为新地主、新富农；一部分农民家庭则老弱病残多，又无耕畜，不善经营，则卖田卖地，重新沦为贫农、雇农。
建国初期，党的新民主主义的农村政策承诺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这样，土改四年以后，1950年，长治地委作过一次调查发现，3394户中13.7％的农民卖了地，9.6％的农户在出卖劳力，有1％是新富农。(《深翻》，第66页)因此，逻辑与事实相一致，四大自由将使农村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答案似乎是清楚的，全国各地农村都应该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但是，经历过30年改革开放后，答案反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如果今天对全国农村作一次阶级关系调查，我相信，全国的阶级分化状况一定远远超过1950年的长治。但是，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严重，还是城乡分化严重，还是城市内部分化严重?如果说，1950年的张庄有一些人搞投机倒把、不劳而获，那么，我相信，与90年代后城市炒股票、炒期货的投机倒把、不劳而获相比，一定是小巫见大巫。且张庄当时有人靠贩卖猪仔、养骡子赚钱，这种投机还带有较强的生产性，但如今城市里炒股票、炒期货却没有任何生产性。
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如果党政权力私有化倾向可以克服，企业实行公有制，那么，农村的两极分化是有限的，可调节的。一旦有此视野与自信，则合作化的进程完全可以放慢一些，巩固一些。
然而，为什么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农村阶级分化的警惕性那么高，而对政权内部的权力私有化倾向却重视不够呢?可能是因为领导人都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按此观点，农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的基础。如果农村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剥削阶级，那么这个剥削阶级就会腐蚀党的干部队伍，影响上层建筑的纯结性。照此推理，就需要尽快、尽可能地消灭城乡一切剥削因素，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但是，在人的觉悟没有充分提高以前，消灭一切剥削因素，也可能意味着排斥一部分本来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巩固需要农村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这完全正确。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却并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高标准的合作化、集体化。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强大、公正的需要，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追求，但却不完全等于自然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因素应该也可以从政权中心向外扩散。与农村的两极分化相比，更应该重视的是政权自身的权力私有化倾向。这样讲，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理论产生于实践，当时的实践情况是，农村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更加严重；而政权自身的权力私有化还处于隐蔽的不明显状态。因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防止农村两级分化上，这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经过十几年的斗争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终于把矛头指向了政权自身的权力私有化倾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已经终止，但是，它留下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二、如何搞合作化?
如何搞合作化?从中央推荐的合作社章程看，合作社贯彻了自愿、民主、多劳多得、等价交换原则，这最符合农民的思想实际。但是，成功的合作社往往有自我牺牲精神、目光长远的带头人。
我是从《深翻》中才真正认识了陈永贵和他的大寨。40年代末，大寨成立了两个互助组，一个“好汉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一个是“老少组”，都是老幼病残。陈永贵壮得像头牛，当然加入了好汉组。但是，他很快感到不安。因为，抗日战争时，他有42名战友被日本人杀害了，还有20人参加了解放军。这些老幼病残，就是战友们的双亲、老婆、孩子，他不忍心撇下他们不管。所以，陈永贵加入了老少组。开始，不但“好汉组”的人不理解，连“老少组”的人都不理解。陈永贵一次能挑100公斤，4个孩子一次只能抬50公斤。在众人眼里，陈永贵吃亏吃大了。但在陈永贵看来，他是在承担战友们的重托，是自觉地担当了这些老幼病残们的“大家长”的责任。他多劳少得，而老幼病残们少劳多得。领头人的多劳少得，和追随者的少劳多得，两者结合，才在追随者之间出现了大体上的多劳多得。秋天一算账，“老少组”的收成还比“好汉组”多。因为“好汉组”各自逞强，春耕时合作了一两个月，夏天就解散了。而老少组却齐心协力一直干到秋天。
那么，陈永贵是什么人?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陈永贵越位了，扮演了救世主、上帝的角色。陈永贵会认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上帝。战友们也的确如上帝，牺牲自己，成全社会。一旦和平到来，有相当一些人都忘了这些牺牲的战友了。只有为数不太 多的人还记得，这记得的人就是不平凡的人。如果都是凡人，都好了伤疤忘了疼，都奉行物质主义，都要求多劳多得，按劳分配，那集体必然解散，社会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和一切不公平的现象。
更加可贵的是，陈永贵并不因为自己所尽的“家长”责任而索要相应的“家长”权力，对那些老幼病残们颐指气使。相反，他遇事总与大家商量，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了民主的作用。陈永贵的权威来自他的模范带头作用，来自他的多劳少得，尊重他人。同样重要的是，陈永贵自己心里装着战友，装着集体，但是，允许老弱病残们的心里装自己更多一些，装集体少一些。陈永贵的互助组以及后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有差别，也有工分高低不同，但是固定工分，按劳动力的强弱一次性评定。具体到每天工作的难易程度和劳动强度，就要靠团结互助的精神力量，各尽所能。这样，大寨的工分制才能简便易行，很少发生矛盾冲突。
认识到带头人作用的重要，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进方式和速度就都有可能改变。在缺乏优秀带头人的地方，是否可以暂时不搞合作社?韩丁可能会问，优秀带头人难道是天生的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带头人，我们就不搞合作化了吗?群众中存在的合作化要求，难道不会“时势造英雄”，呼唤出一批优秀的合作化带头人吗?
优秀带头人固然不是天生的。但是，可否将优秀带头人的自发涌现和培养、锻炼结合起来?可否将学校培养的又红又专的学生放回农村锻炼，从中产生一批优秀带头人呢?可否设想，在党的号召、动员、鼓励、扶持下，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地冒出来一批优秀带头人，一批优秀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人数逐渐增长，经营的土地逐渐增加，影响逐渐扩大?同时，对农村单干、实干或投机致富的农民适当地利用、引导、调节和限制，在较长时间，例如30年时间里，使合作社成为巩固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这里的要害在于，我们需要将合作社的发展理解成一个社会生命体的成长。这是一个正反馈的发展过程，初期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中期关系逐渐理顺，技术成熟，越来越具有活力和效率，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达到亲如一家的地步，到后期甚至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来。过去的大寨如此，今天河南南街村、刘庄村、江苏的华西村、北京的韩村河村，等等，等等，都是如此。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合作社正如家庭，虽然成员间客观上有相互需要，但是，单靠章程，远远解决不了成员间种种复杂细致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矛盾，这正如捆绑不成夫妻。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么一大批优秀带头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地、逐渐扩张地发挥作用，那么，合作社的潜力将远远超过个人发家致富的潜力。如此，还愁农村社会主义道路战胜不了资本主义道路吗?
三、为什么会加快合作化进程?
当然，我这种想法在50年代中期可能会被批评为右倾保守观点，有精英思想，有点像小脚女人走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缺乏阶级观点等。还可以用夫妻关系打比方，难道是先学会如何做丈夫、做妻子才成家吗?还是先成了家，在夫妻的打闹、冲突、出走中，逐渐学会处理夫妻关系?为什么不相信在合作社的群众社会实践中能够产生出大批优秀带头人呢?
但是，毕竟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一段急风暴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的合作化进程。历史表明，像陈永贵这样优秀的带头人合起来能达到1/3就不错了。另有1/3的农村集体长期别说找到优秀带头人，连稳定都不容易。韩丁笔下的张庄，从1948年到1958年的10年中，张庄9次换了7位党支书。合作社的干部们春天是大红人，被寄予无限希望，秋天被指责为笨蛋、饭桶，冬天又成为整风运动的靶子、对象。这样，个人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而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尚未被激发起来，生产受到挫折，农村内部的人际关系反而变得比较紧张。1958年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等都说明，不但在生产小队、大队一级，而且在公社、县一级，优秀的带头人数量都并不多。因此，不是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而是领导层对合作化过程中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不是合作化错了，而是合作化过于急躁了。
经历过风雨后，我们才能体会，当初为什么会加快合作化进程?恰恰可能是过于相信群众，过于相信章程和制度，过于忽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忽视他们的成长、发展过程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破坏容易建设难。破坏旧世界，群众办法很多，积极性很高。建设新世界，带头人的作用会更重要。
急风暴雨地推进合作化进程的历史后果，使合作社遭遇困难，使合作社的名誉遭到重创。这里固然与上层政治的根本转向有关，但是，如果合作社推进得缓慢、可靠一些，那么，上层政策妖魔化合作社、解散合作社，就缺乏群众基础。1979年前后，包产到户政策同样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推进，许多县、社、队的干部感叹：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我们不但要检讨上层政治的转向，也要检讨合社作运动自身的诸多问题。这样，才能认真地总结60年。(我这里将人民公社理解为合作社的高级阶段)
概括地说，新中国的前30年，过于重视了防止阶级分化，结果，造成社会生产的活力不足；后30年，又过于重视了人的个体活力，却放任了或有意无意地助长了阶级分化。两者的共同原因则是缺乏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
四、一点遗憾
韩丁写农村的人和事，都能洞察人心，活灵活现。但是，他对于中国高层政治的看法却不尽可取。特别是对于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他恐怕是接受了“文革”结束后的流行观点，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到毛泽东身上，又认为是毛泽东出于维护个人政治威望的需要将彭德怀打倒。(《深翻》，第230页到235页)
如果韩丁生前看过吴冷西写的《忆毛主席》一书，恐怕对此流行观点就会有不同看法。大跃进是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搞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是不是一定要攀比成风、浮夸成风?是不是一不定会出现亩产万斤的笑话?是不是一定要制定如此高不可攀的钢铁、粮食指标?或者，换句话说，当时直接领导经济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像吴芝圃这样的省委书记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像吴冷西这样的《人民日报》总编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
据吴冷西的回忆，早在推进大跃进的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多次强调要留有余地。针对河南、辽宁等地的高指标，毛主席就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即使你们“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忆毛主席》，第63页)4月11日，又要求人民日报“压缩空气”。(《忆毛主席》，第70页)此后一段时间，毛主席的主要精力转到了国际问题上，炮击金门，处理中美关系，支援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斗争。从1958年10月26日起，毛主席的精力才回到国内问题上来，派田家英与吴冷西到河南搞调查，意识到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共产风已经十分严重。从这时起，毛主席连续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京颐年堂会议，一路压缩空气，压缩指标，要求允许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反对一大二公。在1959年6月12日至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完全承揽到自己身上，说是自己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搞秋收起义一样，打了败仗，碰了钉子。
可见，毛泽东非但没有推卸责任，甚至过多地承担了责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的前半段。7月13日晚，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批转给大会讨论。7月23日，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的部分观点，也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准备下山。但是，一些领导人提出彭德怀的种种问题，要求解决，于是会议继续。因此，在彭德怀事件上，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因素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并不真正清楚。
当然，要让美国的韩丁搞清中国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个要求的确太高了。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难以忽略的遗憾。也许还是那首中国古诗说得更加准确：“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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