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半，要拍摄的戏是男—号中枪倒地。尖厉的枪声撕破夜幕，陈建斌背靠一辆黑色老式轿车，应声瘫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现场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他的手挣扎着伸向怀中，面部持续抽动着。
“过！”这部电视剧的导演高群书一声喊。陈建斌爬起身。助手迅速为他披上长及脚踝的羽绒服，很快，他的手中多了一根丹纳曼的细雪茄。拿着雪茄，他一言不发地走向监视器，查看回放。一扬手，助手适时递来便携烟灰缸。陈建斌对自己刚才的表现还算满意，只是提出“好像有一个地方虚了一下”。听到副导演说可以剪辑过去，他又不带表情地点了点头。
笑容出现在他脸上，是因为工作人员提起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就在这场夜戏拍摄的两周前，他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捧回了金马奖影帝、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男配角奖。在电影里，他演一个叫“拉条子”的农民，胡子拉碴，脏兮兮，穿着臃肿的棉袄，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勺子”。
“拉条子”是新疆人陈建斌喜欢的吃食，“勺子”也是纯正的西北说法，意思是骂一个人“傻”。金马奖颁奖礼上，陈建斌三次领奖，将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一句诗念了两次：“我已找到，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比起这句充满文青意味的领奖词，更容易理解的也许是妻子蒋勤勤含着眼泪的告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绝对标准的勺子。”
二
很多时候，陈建斌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勺子”。
他不习惯隆重的场合。每次出席活动前总要给自己鼓鼓劲儿：“加油！勺子！”金马奖颁奖礼，他上台领取最佳男配角奖，算是说出了实话：“我特别需要（这个奖）鼓励，否则今晚坐在这里就是煎熬。”
得奖的消息从台湾传来，导演高群书比他更激动。陈建斌是他这部谍战电视剧的男一号，也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我常跟年轻演员说，陈建斌那么执着，他不成功，天理难容！现在很多男演员26岁就开始着急，觉得自己怎么还不红。但是我说啊，40岁也别着急。”
但陈建斌也着急过。不是因为没红，而是压根儿没人找他演戏。快30岁时，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大学同班同学李亚鹏、王学兵都赶上了国产偶像剧的早班车，小有名气。但演员的江湖里，还没有“陈建斌”这号人物。他用“绝望”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甚至开始打算，要是真当不了演员，就老老实实留在学校当个老师。
1997年的一个晚上，他在中戏操场上散步，被回学校玩儿的孟京辉叫住了。孟京辉问：“你干什么呢？”陈建斌说：“没事，闲着。”孟京辉说：“我正在排一个话剧，你来吧。”陈建斌点点头，答应了。
当时他们排的戏叫《爱情蚂蚁》，是一部小剧场话剧。戏剧研究所投资一万块，场地和布景分别分走一半，没有钱剩下给演员。排戏的时候，陈建斌、周迅、陶虹和孟京辉四个人搭伙吃饭，大家轮流付钱。四人里只有陈建斌还是个穷学生。
那一年，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孟京辉把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排成话剧，陈建斌还是男主角。《爱情蚂蚁》里，他觉得自己有话说不出，这次才终于找到了演戏的感觉。后来，他跟着剧组一起去意大利都灵演出。演出结束，孟京辉因为其他工作多留了一天，陈建斌和当时的国话院长赵有亮一起回来。下飞机经过哈根达斯冰激凌店，陈建斌走不动路了。赵有亮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吃冰激凌。”赵有亮说：“那吃啊。”陈建斌老实回答：“我没钱。”
人来人往的剧场后台，孟京辉讲完这个十多年前的小故事，笑出声来。两人十几年没合作，却一直惺惺相情。孟京辉觉得陈建斌“执着、有艺术追求，和那些一心想出名的傻×演员不一样”，陈建斌则视孟京辉为演艺生涯的“贵人”。
演完几部小剧场话剧，有人开始找陈建斌演戏了。1999年，孟京辉为陈建斌量身打造了《恋爱的犀牛》，那句经典的开场白“黄昏是我—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就出白陈建斌的手笔。但陈建斌没去演。他当时研究生毕业，发现下个月800块的房租都交不上了，要去拍电视剧。为了这件事，陈建斌和孟京辉前后沟通了三次，终于互相理解。后来《恋爱的犀牛》100场纪念演出，陈建斌在里面客串了群众丙，算是略微弥补了当年的歉意。
两人最后一次合作是在2001年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里。陈建斌演来到小镇的失败诗人欧阳云飞，他在小镇的发廊剃光了头发，走在路上，面无表情。孟京辉用这个黑白粗颗粒的镜头和一段理想主义者的独白结束了电影：
“我23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样，剃成了光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他那样的诗人。但我像他—样剃成了光头，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那样的勇气。”
三
陈建斌的重大生活选择发生在20岁。
1988年，18岁的乌鲁木齐青年没有考上大学。作为家里三个孩子的老三，他期着脸当起了待业青年，平日里就去群艺馆学唱歌、朗诵、演戏。那一年，他看了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被二战里躲着纳粹排戏的演员撩得心痒痒，也梦想着进入银幕里的世界。
从事摩托车运动的父亲想着把他弄进体育大学。陈建斌—盘算，学成出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小学体育老师，要么当中学体育老师。他不想重复父母朝九晚五的生活，大着胆子跟父亲坦白，说他想当一个演员。
父亲爆发出洪钟大笑：“哈哈哈，你想当第二个马精武吗？”马精武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他。看着儿子点了点头，父亲说：“你要干这行，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待业第二年，姐姐回家带来消息，说当年中戏招收新疆班。陈建斌和滑冰时认识、比自己小一岁的王学兵一起复习考学。考试时，不会跳舞的陈建斌打了一套拳，朗诵选的是北岛的《回答》。
回忆起20岁，陈建斌感到一阵恍惚。“当时也不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生活，但至少知道自己不想过什么生活。”他记得在乌市外八家户村，他跟着舅舅小姨，打着手电到几公里外的车队看露天电影。幕布上是卓别林的黑白默片，在孩子眼里，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如今他进入了幕布上的世界，但在微博上，他用“八家户村”做名字，似乎还眷恋着幕布下的世界。他喜欢分享点儿名言警句，提醒别人，更像提醒自己。比如《美国丽人》导演萨姆-门德斯的那句话：“你以为挑起生活的担子是勇气，其实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更需要勇气。”
四
新世纪里，陈建斌投身电视剧拍摄的滚滚洪流。陈建斌白认赶上了电视剧的黄金时代，而且是这个时代里的幸运儿。“如果我都抱怨没拍到好的电视剧，那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乔家大院》、《后宫甄嬛传》，都是近十年来数得上的作品。”
在电视剧片场，他永远是不合群的那个。《后宫甄嬛传》一喊停，“妃子们”都围到“温太医”的身边叽叽喳喳，“皇上”陈建斌被晾在—边独自看书。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这些从上大学时代就熟读的剧本，是他的片场读物。
孟京辉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记住陈建斌，就是因为契诃夫。1994年，中戏表演班毕业大戏《樱桃园》，陈建斌演男主角，穿着白西装站在台上，孟京辉和其他人一起在台下边看边瞎起哄。
2012年，电影《人山人海》上映，陈建斌正好捣鼓出了一首歌，就做了个MV拿来宣传。歌名叫作《契诃夫来到我身边》，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对一个讲述山民“千里追凶”的电影，这个文艺的歌好像有点儿文不对题。他在歌词里这样写道：“诗篇总写在苦难的心灵中，契诃夫来到我身边。”
陈建斌曾被记者问有没有经历过磨难。他从考学开始说了一遍。记者说，哪儿有磨难，你考学、考研究生、排话剧、演戏都很顺利啊。陈建斌一想，也许自己觉得艰辛，别人看来也没什么，就不再说自己有什么苦难了。
他的老乡兼同学王学兵更愿意谈论艰难岁月。1990级中戏表演班是为新疆话剧团定向委培的。毕业后，十几名同学都回到了新疆，没到两个月，大家都纷纷跑回了北京，继续拍戏、当“北漂”，只剩下陈建斌一个人。一年时间里，他每月拿着300元钱工资，只有一个剧本找上门，他翻了翻，拒绝了。同学劝他也回来当“北漂”，但陈建斌不同意，他觉得自己不会交际、不懂应酬，也没有“漂”的能力。直到中戏班主任何炳珠在电话中让他考研考回学校，他才终于来了精神，决定“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回来。
那一年里，陈建斌跟王学兵通过一次信。王学兵记得自己写得很简短，在信的最后用有点儿酸的文字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北漂”也有不为人知的辛苦。陈建斌的回信更简短，只是向王学兵表达了一下回北京的决心。
“其实我们平时交流都不会这么酸。”二十年过去，王学兵想起自己在信里吐露的酸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一个人待在新疆，为考研独自准备，应该更难熬吧。”
五
《一个勺子》的问世和王学兵也有点儿关系。
照王学兵的说法，两人毕业后一次都没合作过。加上自己到了这个年龄、玩了微博，发现“还是有些话想说的”。他打电话给陈建斌，说一起做点儿什么。
两人成立了“业余时间”公司，一致同意只有投入金钱和精力，这事才能落实下去。2013年6月，陈建斌在重庆拍电影《兄弟兄弟》时，买了一本《人民文学》，意外翻到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陈建斌读完小说，打电话给朋友：“赶紧去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故事里，农民宋河捡到一个傻子，四处为其寻找家人。但每天相处，感情渐深。等傻子真的被接走了，他们怅然若失。没想到接下来仍有接二连三的“家人”上门要人。本来是做好事的宋河，被所有人看作将傻子卖钱的人贩子。
陈建斌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他在那个“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就是一个有点儿傻，甚至有些讨厌的人。”
王学兵觉得，陈建斌的“讨厌”体现在他爱多管闲事，干些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有人传闻王学兵大学时代受陈建斌挤对。对此，王学兵说：“大学时代他挤对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也挤对他。”
大学时代，骨灰级文艺青年陈建斌过得如鱼得水，他看书、看碟、排小品、排戏。1999年，校友金琛请陈建斌演自己的电影《网络时代的爱情》。拍完这部电影，宣传时金琛提到自己已经为下—部电影物色好—篇短篇小说，但不知道找谁来改。陈建斌当下自告奋勇。
陈建斌不会打字，写剧本先是找打字员来听自己口述，再是手动删删改改。写成的剧本，金琛觉得“质量相当高”。剧本后来被西影厂投拍，拍成电影《菊花茶》，陈建斌是编剧也是男一号。电影成本很小，拍出来没多大动静，陈建斌对这个剧本的呈现也不太满意，这算是种下了当导演的种子。
等这颗种子发芽足足等了十五年。十五年间，陈建斌请人教过自己打字，但是学起来发现脑子里“一团乱麻”，索性认“傻”作罢。《一个勺子》的剧本，是他用手指在ipad上手写输入的。去金门拍《军中乐园》，他也把剧本带去片场，一有时间就写。在两部电影、半部电视剧的4个月时间里，他用手指写完了一万字的剧本。
拍摄《一个勺子》时，他碰到了所有“处女导演能碰上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在陈建斌的意料之外。“所谓问题，无外乎钱的问题，人的问题。”陈建斌掰着手指挨个数。预算“从十块钱变成五块钱”，那时候陈建斌已经看好了景，将故事的场景从河北农村改装到自己熟悉的西北农村。预算变少，团队经历了大的变动，好在朋友介绍了“刚拍完《归来》的摄影团队”，给了陈建斌一个友情打包价。但是打包价有个时限，只能用30天。
结果陈建斌只用了20天就拍完。“其实是19天，中间我给大家放了一天假，我觉得大家需要休息，我也该想想该怎么拍。”陈建斌言语中流露出对自己的满意。
演员团队是亲友大集合。开拍前，蒋勤勤问陈建斌，这片子里有没有自己的角色。陈建斌一直没有回答。直到出发当天，他才对妻子说：“你得来啊。”王学兵因为村里“首富”李大头拿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但陈建斌原本安排给他的角色不是这个，是因为一场大雪才临时决定用他顶上。老同学王旭峰也是进了组，发现自己的角色由村长变成了李老三。师弟苏小刚收到了陈建斌的一条短信“你是勺子的亲哥”，算是把事说定了。另一个客串卖瓜子小贩的老同学王澜，则根本没有收到短信，只是在读完剧本确认出演后，收到了陈建斌发来的两个字“谢谢”。
在甘肃农村拍了20天，戏杀青了。女主角蒋勤勤收到了一束花，不是陈建斌买的。至于其他老同学，不仅都是零片酬，收到的还是同一束重复利用的捧花。演完，王旭峰特别欣慰地表示，陈建斌还是和大学时代一样“讨厌”啊。
六
这个被称为“90年代话剧台柱子”的演员，已经很久没有登上过话剧舞台。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自己最好的表演奉献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表演里的亢奋、癫狂，还有演那部戏的青春和激情，再难以复制。
他想有机会也做一次话剧导演。“《等待戈多》、《哈姆雷特》，或者《理查三世》都可以。”但是契诃夫的本子，他觉得自己还导不出来。
契诃夫灰色生活里的喜剧感，倒是被他糅进了自己的电影里。《一个勺子》里天真质朴的农村人，都像是从契诃夫的笔下走出来的。他们困在生活的迷宫里，迷失在从乡村到城镇两个小时的旅程里。小说里，故事原本是一个开放结局，但导演陈建斌决定加入自己的经验。
“你摆脱傻子，其实是摆脱掉你性格中傻的部分。但是摆脱掉了，你还是你吗？”
这些道理，都是陈建斌经历过中年危机后自己想明白的。他的中年危机来得比其他人格外早一些，30岁。那段时间，他近乎“疾病乱投医”地读了所有经典：《圣经》《金刚经》、《古兰经》……“所谓中年危机，就是你活到这个时候，对生活有了疑问。”他想从先贤的文字里找到答案，最后发现只是徒劳无功。
后来他不折腾了，找到了和这个世界握手和解的方式：“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能聚焦在有限的事物上。这个时代太聪明了，你得甘心当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儿傻，有点儿讨厌的人。”他总结自己“讨厌”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不喝酒、不交际、读契诃夫—一但令人意外的是，“永远戴着墨镜”并不在此列。
采访的最后，他摘下墨镜，连连解释说，这一充满戒意的装备其实是因为眼睛不好，怕光。然而陈建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墨镜已经与那些他的“讨厌”之处一起，使他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感。
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半，要拍摄的戏是男—号中枪倒地。尖厉的枪声撕破夜幕，陈建斌背靠一辆黑色老式轿车，应声瘫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现场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他的手挣扎着伸向怀中，面部持续抽动着。
“过！”这部电视剧的导演高群书一声喊。陈建斌爬起身。助手迅速为他披上长及脚踝的羽绒服，很快，他的手中多了一根丹纳曼的细雪茄。拿着雪茄，他一言不发地走向监视器，查看回放。一扬手，助手适时递来便携烟灰缸。陈建斌对自己刚才的表现还算满意，只是提出“好像有一个地方虚了一下”。听到副导演说可以剪辑过去，他又不带表情地点了点头。
笑容出现在他脸上，是因为工作人员提起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就在这场夜戏拍摄的两周前，他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捧回了金马奖影帝、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男配角奖。在电影里，他演一个叫“拉条子”的农民，胡子拉碴，脏兮兮，穿着臃肿的棉袄，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勺子”。
“拉条子”是新疆人陈建斌喜欢的吃食，“勺子”也是纯正的西北说法，意思是骂一个人“傻”。金马奖颁奖礼上，陈建斌三次领奖，将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一句诗念了两次：“我已找到，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比起这句充满文青意味的领奖词，更容易理解的也许是妻子蒋勤勤含着眼泪的告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绝对标准的勺子。”
二
很多时候，陈建斌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勺子”。
他不习惯隆重的场合。每次出席活动前总要给自己鼓鼓劲儿：“加油！勺子！”金马奖颁奖礼，他上台领取最佳男配角奖，算是说出了实话：“我特别需要（这个奖）鼓励，否则今晚坐在这里就是煎熬。”
得奖的消息从台湾传来，导演高群书比他更激动。陈建斌是他这部谍战电视剧的男一号，也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我常跟年轻演员说，陈建斌那么执着，他不成功，天理难容！现在很多男演员26岁就开始着急，觉得自己怎么还不红。但是我说啊，40岁也别着急。”
但陈建斌也着急过。不是因为没红，而是压根儿没人找他演戏。快30岁时，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大学同班同学李亚鹏、王学兵都赶上了国产偶像剧的早班车，小有名气。但演员的江湖里，还没有“陈建斌”这号人物。他用“绝望”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甚至开始打算，要是真当不了演员，就老老实实留在学校当个老师。
1997年的一个晚上，他在中戏操场上散步，被回学校玩儿的孟京辉叫住了。孟京辉问：“你干什么呢？”陈建斌说：“没事，闲着。”孟京辉说：“我正在排一个话剧，你来吧。”陈建斌点点头，答应了。
当时他们排的戏叫《爱情蚂蚁》，是一部小剧场话剧。戏剧研究所投资一万块，场地和布景分别分走一半，没有钱剩下给演员。排戏的时候，陈建斌、周迅、陶虹和孟京辉四个人搭伙吃饭，大家轮流付钱。四人里只有陈建斌还是个穷学生。
那一年，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孟京辉把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排成话剧，陈建斌还是男主角。《爱情蚂蚁》里，他觉得自己有话说不出，这次才终于找到了演戏的感觉。后来，他跟着剧组一起去意大利都灵演出。演出结束，孟京辉因为其他工作多留了一天，陈建斌和当时的国话院长赵有亮一起回来。下飞机经过哈根达斯冰激凌店，陈建斌走不动路了。赵有亮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吃冰激凌。”赵有亮说：“那吃啊。”陈建斌老实回答：“我没钱。”
人来人往的剧场后台，孟京辉讲完这个十多年前的小故事，笑出声来。两人十几年没合作，却一直惺惺相情。孟京辉觉得陈建斌“执着、有艺术追求，和那些一心想出名的傻×演员不一样”，陈建斌则视孟京辉为演艺生涯的“贵人”。
演完几部小剧场话剧，有人开始找陈建斌演戏了。1999年，孟京辉为陈建斌量身打造了《恋爱的犀牛》，那句经典的开场白“黄昏是我—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就出白陈建斌的手笔。但陈建斌没去演。他当时研究生毕业，发现下个月800块的房租都交不上了，要去拍电视剧。为了这件事，陈建斌和孟京辉前后沟通了三次，终于互相理解。后来《恋爱的犀牛》100场纪念演出，陈建斌在里面客串了群众丙，算是略微弥补了当年的歉意。
两人最后一次合作是在2001年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里。陈建斌演来到小镇的失败诗人欧阳云飞，他在小镇的发廊剃光了头发，走在路上，面无表情。孟京辉用这个黑白粗颗粒的镜头和一段理想主义者的独白结束了电影：
“我23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样，剃成了光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他那样的诗人。但我像他—样剃成了光头，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那样的勇气。”
三
陈建斌的重大生活选择发生在20岁。
1988年，18岁的乌鲁木齐青年没有考上大学。作为家里三个孩子的老三，他期着脸当起了待业青年，平日里就去群艺馆学唱歌、朗诵、演戏。那一年，他看了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被二战里躲着纳粹排戏的演员撩得心痒痒，也梦想着进入银幕里的世界。
从事摩托车运动的父亲想着把他弄进体育大学。陈建斌—盘算，学成出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小学体育老师，要么当中学体育老师。他不想重复父母朝九晚五的生活，大着胆子跟父亲坦白，说他想当一个演员。
父亲爆发出洪钟大笑：“哈哈哈，你想当第二个马精武吗？”马精武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他。看着儿子点了点头，父亲说：“你要干这行，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待业第二年，姐姐回家带来消息，说当年中戏招收新疆班。陈建斌和滑冰时认识、比自己小一岁的王学兵一起复习考学。考试时，不会跳舞的陈建斌打了一套拳，朗诵选的是北岛的《回答》。
回忆起20岁，陈建斌感到一阵恍惚。“当时也不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生活，但至少知道自己不想过什么生活。”他记得在乌市外八家户村，他跟着舅舅小姨，打着手电到几公里外的车队看露天电影。幕布上是卓别林的黑白默片，在孩子眼里，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如今他进入了幕布上的世界，但在微博上，他用“八家户村”做名字，似乎还眷恋着幕布下的世界。他喜欢分享点儿名言警句，提醒别人，更像提醒自己。比如《美国丽人》导演萨姆-门德斯的那句话：“你以为挑起生活的担子是勇气，其实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更需要勇气。”
四
新世纪里，陈建斌投身电视剧拍摄的滚滚洪流。陈建斌白认赶上了电视剧的黄金时代，而且是这个时代里的幸运儿。“如果我都抱怨没拍到好的电视剧，那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乔家大院》、《后宫甄嬛传》，都是近十年来数得上的作品。”
在电视剧片场，他永远是不合群的那个。《后宫甄嬛传》一喊停，“妃子们”都围到“温太医”的身边叽叽喳喳，“皇上”陈建斌被晾在—边独自看书。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这些从上大学时代就熟读的剧本，是他的片场读物。
孟京辉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记住陈建斌，就是因为契诃夫。1994年，中戏表演班毕业大戏《樱桃园》，陈建斌演男主角，穿着白西装站在台上，孟京辉和其他人一起在台下边看边瞎起哄。
2012年，电影《人山人海》上映，陈建斌正好捣鼓出了一首歌，就做了个MV拿来宣传。歌名叫作《契诃夫来到我身边》，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对一个讲述山民“千里追凶”的电影，这个文艺的歌好像有点儿文不对题。他在歌词里这样写道：“诗篇总写在苦难的心灵中，契诃夫来到我身边。”
陈建斌曾被记者问有没有经历过磨难。他从考学开始说了一遍。记者说，哪儿有磨难，你考学、考研究生、排话剧、演戏都很顺利啊。陈建斌一想，也许自己觉得艰辛，别人看来也没什么，就不再说自己有什么苦难了。
他的老乡兼同学王学兵更愿意谈论艰难岁月。1990级中戏表演班是为新疆话剧团定向委培的。毕业后，十几名同学都回到了新疆，没到两个月，大家都纷纷跑回了北京，继续拍戏、当“北漂”，只剩下陈建斌一个人。一年时间里，他每月拿着300元钱工资，只有一个剧本找上门，他翻了翻，拒绝了。同学劝他也回来当“北漂”，但陈建斌不同意，他觉得自己不会交际、不懂应酬，也没有“漂”的能力。直到中戏班主任何炳珠在电话中让他考研考回学校，他才终于来了精神，决定“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回来。
那一年里，陈建斌跟王学兵通过一次信。王学兵记得自己写得很简短，在信的最后用有点儿酸的文字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北漂”也有不为人知的辛苦。陈建斌的回信更简短，只是向王学兵表达了一下回北京的决心。
“其实我们平时交流都不会这么酸。”二十年过去，王学兵想起自己在信里吐露的酸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一个人待在新疆，为考研独自准备，应该更难熬吧。”
五
《一个勺子》的问世和王学兵也有点儿关系。
照王学兵的说法，两人毕业后一次都没合作过。加上自己到了这个年龄、玩了微博，发现“还是有些话想说的”。他打电话给陈建斌，说一起做点儿什么。
两人成立了“业余时间”公司，一致同意只有投入金钱和精力，这事才能落实下去。2013年6月，陈建斌在重庆拍电影《兄弟兄弟》时，买了一本《人民文学》，意外翻到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陈建斌读完小说，打电话给朋友：“赶紧去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故事里，农民宋河捡到一个傻子，四处为其寻找家人。但每天相处，感情渐深。等傻子真的被接走了，他们怅然若失。没想到接下来仍有接二连三的“家人”上门要人。本来是做好事的宋河，被所有人看作将傻子卖钱的人贩子。
陈建斌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他在那个“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就是一个有点儿傻，甚至有些讨厌的人。”
王学兵觉得，陈建斌的“讨厌”体现在他爱多管闲事，干些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有人传闻王学兵大学时代受陈建斌挤对。对此，王学兵说：“大学时代他挤对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也挤对他。”
大学时代，骨灰级文艺青年陈建斌过得如鱼得水，他看书、看碟、排小品、排戏。1999年，校友金琛请陈建斌演自己的电影《网络时代的爱情》。拍完这部电影，宣传时金琛提到自己已经为下—部电影物色好—篇短篇小说，但不知道找谁来改。陈建斌当下自告奋勇。
陈建斌不会打字，写剧本先是找打字员来听自己口述，再是手动删删改改。写成的剧本，金琛觉得“质量相当高”。剧本后来被西影厂投拍，拍成电影《菊花茶》，陈建斌是编剧也是男一号。电影成本很小，拍出来没多大动静，陈建斌对这个剧本的呈现也不太满意，这算是种下了当导演的种子。
等这颗种子发芽足足等了十五年。十五年间，陈建斌请人教过自己打字，但是学起来发现脑子里“一团乱麻”，索性认“傻”作罢。《一个勺子》的剧本，是他用手指在ipad上手写输入的。去金门拍《军中乐园》，他也把剧本带去片场，一有时间就写。在两部电影、半部电视剧的4个月时间里，他用手指写完了一万字的剧本。
拍摄《一个勺子》时，他碰到了所有“处女导演能碰上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在陈建斌的意料之外。“所谓问题，无外乎钱的问题，人的问题。”陈建斌掰着手指挨个数。预算“从十块钱变成五块钱”，那时候陈建斌已经看好了景，将故事的场景从河北农村改装到自己熟悉的西北农村。预算变少，团队经历了大的变动，好在朋友介绍了“刚拍完《归来》的摄影团队”，给了陈建斌一个友情打包价。但是打包价有个时限，只能用30天。
结果陈建斌只用了20天就拍完。“其实是19天，中间我给大家放了一天假，我觉得大家需要休息，我也该想想该怎么拍。”陈建斌言语中流露出对自己的满意。
演员团队是亲友大集合。开拍前，蒋勤勤问陈建斌，这片子里有没有自己的角色。陈建斌一直没有回答。直到出发当天，他才对妻子说：“你得来啊。”王学兵因为村里“首富”李大头拿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但陈建斌原本安排给他的角色不是这个，是因为一场大雪才临时决定用他顶上。老同学王旭峰也是进了组，发现自己的角色由村长变成了李老三。师弟苏小刚收到了陈建斌的一条短信“你是勺子的亲哥”，算是把事说定了。另一个客串卖瓜子小贩的老同学王澜，则根本没有收到短信，只是在读完剧本确认出演后，收到了陈建斌发来的两个字“谢谢”。
在甘肃农村拍了20天，戏杀青了。女主角蒋勤勤收到了一束花，不是陈建斌买的。至于其他老同学，不仅都是零片酬，收到的还是同一束重复利用的捧花。演完，王旭峰特别欣慰地表示，陈建斌还是和大学时代一样“讨厌”啊。
六
这个被称为“90年代话剧台柱子”的演员，已经很久没有登上过话剧舞台。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自己最好的表演奉献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表演里的亢奋、癫狂，还有演那部戏的青春和激情，再难以复制。
他想有机会也做一次话剧导演。“《等待戈多》、《哈姆雷特》，或者《理查三世》都可以。”但是契诃夫的本子，他觉得自己还导不出来。
契诃夫灰色生活里的喜剧感，倒是被他糅进了自己的电影里。《一个勺子》里天真质朴的农村人，都像是从契诃夫的笔下走出来的。他们困在生活的迷宫里，迷失在从乡村到城镇两个小时的旅程里。小说里，故事原本是一个开放结局，但导演陈建斌决定加入自己的经验。
“你摆脱傻子，其实是摆脱掉你性格中傻的部分。但是摆脱掉了，你还是你吗？”
这些道理，都是陈建斌经历过中年危机后自己想明白的。他的中年危机来得比其他人格外早一些，30岁。那段时间，他近乎“疾病乱投医”地读了所有经典：《圣经》《金刚经》、《古兰经》……“所谓中年危机，就是你活到这个时候，对生活有了疑问。”他想从先贤的文字里找到答案，最后发现只是徒劳无功。
后来他不折腾了，找到了和这个世界握手和解的方式：“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能聚焦在有限的事物上。这个时代太聪明了，你得甘心当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儿傻，有点儿讨厌的人。”他总结自己“讨厌”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不喝酒、不交际、读契诃夫—一但令人意外的是，“永远戴着墨镜”并不在此列。
采访的最后，他摘下墨镜，连连解释说，这一充满戒意的装备其实是因为眼睛不好，怕光。然而陈建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墨镜已经与那些他的“讨厌”之处一起，使他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