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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蒂格利茨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认为,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当代美国式资本主义失衡加剧,具体表现在市场作用和国家干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人与自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失衡达到了新的程度;危机表明至少美国这个特殊“版本”的资本主义系统存在根本缺陷。尽管认识到了这些失衡来源于系统的根本缺陷,但他没有说清楚根本缺陷是什么,并且认为经过变革可以修正资本主义系统。笔者认为,这些失衡仍是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个根本失衡引发的;无论系统内部如何变革,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失衡状态,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步增长,并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替代准备条件。
关键词:美国资本主义;失衡;根源;社会主义替代
中图分类号:D73/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24-06
《自由市场的坠落》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分析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专著。他在书中对此次危机的原因、过程、美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及效果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衡及其变革方向等内容做了审慎的思考。结合自身的思考,笔者主要就书中论及的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衡及其表现,美国资本主义反失衡的变革措施和效果,以及社会主义因素的替代谈点看法。
一、金融与经济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严重失衡的后果
斯蒂格利茨在深入分析了此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基础上,在对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反思后,在“走向新社会”一章中发问:我们能否把握住机会,恢复市场和国家、个人和团体、人类和自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平衡呢?〔1〕(P262)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他理解的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失衡,也是他期望变革的途径,解决了失衡,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越来越好。对照美国原版的表述“the question is,Will we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restore our sense of balanc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th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eans and ends? ”〔2〕(P296)和笔者对书中论述语境的理解,本文在这里采用更为贴切的词语来表述这四大失衡,即市场作用和国家干预的失衡、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失衡。
(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当代的泛滥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扫清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破除封建的关税壁垒,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曾坚守“管的越少越好”理念,推崇“守夜人”政府。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阶段,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在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好,但保守主义者掩饰不住他们心底的焦虑。在经济危机中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问题上,实质上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交锋。
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来说,因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及严重化。从其叙述来看,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有效监管和正确救助。
从监管缺位看,斯蒂格利茨斥责的主要是政府对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的无效监管。“美联储时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放松监管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源于其未能有效地应对上次网络的破灭),美联储制造了危机。” 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就是信息公开透明,经济金融决策及凭据也应具有公开性,这是从监管机构治理和政策存在瑕疵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存在监管无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是:市场可以对自身的错误进行矫正,因此无需过多监管,这一思想得到很多机构和人士的认同。他们认为无需监管,危机总会过去。斯蒂格利茨不认同此观点,因为“像在竞争领域中一样,某种程度上需要在多处复制监管制度:一个错误带来的损失要比强制监管带来的额外成本大几千倍还多。要保证监管系统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多层次的监管。”〔1〕(P195) 所以他说“应该从那些可能深受监管失灵之苦的人中选拔一些监管者,而不是从那些可能从监管失灵中获利的人中来选拔。”〔1〕(P158)因此,他主张改造不符合要求的美国金融体制,加强和创新美国的金融和金融监管。
从无效的救助来看,无论是布什的犹豫还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在斯蒂格利茨看来,都存在严重问题。在现代社会,不论承认与否,危机时刻,人们普遍希望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只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才能挽回些颓势。他认为良好的刺激方案应包括七大原则:迅速、富于效率、关注国家长远问题、重视投资、公平、处理由危机引发的短期紧急事务、刺激目标应确定在失业领域。〔1〕(P52~54)危机后,政府的救助方案规模太小,过多依赖于减税,投入到州、地区的资金太少,特别是被社会保障体系遗忘的人获得的救助太少或没有。相反,政府“为银行供资金支持就会恢复经济健康,激活信用市场,重建房地产市场。”〔1〕(P65)的政策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取得多少好的效果。“破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1〕(P101)金融机构也不能例外。但政府认为“大银行不仅因为太大不能倒闭,也因为太大不能进行金融重组……太大就不适用于普通的资本主义规则。”〔1〕(P103)所以不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将大量的金钱和努力用在了救助银行上。“我们已经采取的为挽救我们从悬崖边缘跌入悬崖深处的政策同时也将抑制我们重返强劲增长之路……我们救援危机的行为也很短视,却将麻烦留给未来”。笔者认为,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对社会保障体系做了积极意义的补充,但因各种阻力,仍留下了很大的改革余地。
(二)个人主义在现实社会的极度增长
个人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根本上说,个人主义可做两种界定,一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它是经由洛克、亚当•斯密、联邦党人创立……宣称人有自然权利是其实质精神,社会契约论则是其解释原则和框架。一种是作为极端重视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不顾社会阶级利益,强调自我支配,主张和实践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即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3〕(P13)笔者认为,斯蒂格利茨论述的当代美国社会极端膨胀的个人主义,和第二种含义相吻合。这种个人主义是危机发生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在反危机过程中很多人不承担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行为。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1880~1962)曾担忧“个人主义会引导现代资本主义成为不受约束的社会,成为人人只关心自己红利的股份公司,而丧失公正、公平、正义和正当性。”〔4〕(P23)托尼的这种担忧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在美国危机期间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实。市场上的高管和政府的决策者应该知道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放任把“银行暴露在继续下滑的高风险之下”,原因就是他们可以获利,并不承担责任。
从个人主义对道德领域的侵蚀来看,相对于“财政赤字”,“道德赤字”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和利己程度的加深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繁荣景象,反而导致了道德赤字。”“追逐自身利益和贪婪并没有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在之前的世界通信公司和安然丑闻中也没有。”〔1〕(P245~248)斯蒂格利茨认为,现代经济学为道德责任感的缺失提供了养料,并为利己主义的疯长正名,它直接塑造了美国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成功时,他们愿意为此得到好评;但失败时,他们不愿意承担给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1〕(P249)在经济部门和政府都是如此。
从个人主义对集体归属感和人际信任感的侵蚀来看,个人主义的增长无疑导致集体主义的萎缩,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就是团体感的弱化和信任感的降低。“在一个充斥着顽固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几乎不需要任何团体和信任” ,而没有团体,就没有外在强制,“ 没有‘强制执行’也就没有办法确保人们按照应该的方式行事……泛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顽固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已经导致了对信任的破坏。”〔1〕(P256)而这次经济危机加剧了对信任的腐蚀,主要表现就是证券化及其大量地被滥用。后果就是在包括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完全被破坏。有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信任资本的逐渐消失与金融泡沫财富的逐渐增加是统一于美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是共生相随,不可分割的。”〔5〕(P57)这从社会学的信用资本在社会的流失说明了人际信任的缺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房产次贷和金融泡沫随着被第一个人捅破,次贷危机就迅速地蔓延开来,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信任危机。
(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和环境生态危机的加剧
从消费习惯与模式来看,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高消费低储蓄”和“超前透支”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占用了大量资本并耗费了大量物质资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个10年美国家庭储蓄率一直在下降。
表1:美国家庭储蓄率年代变化表。从左向右依次为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21世纪前十年。〔6〕
在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几年,家庭储蓄率下降到历史低位,2005年4月份降到自1959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08%。〔6〕在长期过度消费的情况下,一旦金融泡沫破裂,信用丧失,次贷危机也就不可避免。有学者指出:“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的模式,利率持续上调,住房市场泡沫破裂,房价下跌。次级抵押贷款及其产生的金融风险是次要原因。利率提高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是美国消费增长超过经济所允许的限度。”〔7〕(P17)斯蒂格利茨谈到,“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根本不可持续”〔1〕(P166) ,他认为信贷宽松的“童话世界”应该而且已经结束。过度消费消耗了大量的物化资源,以此种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向未来透支的行为。”〔1〕(P251)
从美国面当前经济结构失衡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面临着六种重要的经济挑战:全球供需缺口、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资源稀缺、全球经济失衡、制造业困境、收入不平等和稳定问题。稀缺的环境资源一直被认为是免费的,所有的价格都被扭曲了,“环境价格的扭曲现象同样会带来类似的灾难(指扭曲的房屋价格扰乱了经济的运行):导致人们采取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关键资源。”〔1〕(P167)美国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经济结构需要更多的调整,社会应该进行拯救自然资源方面的创新,这样才能避免环境崩溃。被称为美国经济新基础的金融部门比重过高,所有公司利润的40%来自金融部门。因此,资源要重新流动,从金融、房地和制造业等部门流向可持续发展部门,政府救助投资应该流向基础设施、医疗、就业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领域。
(四)手段异化为目的
这主要从现代金融的异化方面来看,斯蒂格利茨说道:“问题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怎么能变成新经济的核心呢?”〔1〕(P166)言下之意,现在的银行等金融部门已经偏离了银行设立的目的——为其他产业服务,反而自身成为一种获得巨额利润的产业。现代银行“创新”了多种方式来获得高额利润,“在从前,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率差额……但赚不到很多的利润。(银行)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去获得利润……答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收费。”〔1〕(P74)收费依据来自于金融部门制造的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很多人靠金融产品赚钱,从抵押贷款发起人,也就是设计‘有毒’抵押贷款的人,到拆分成新证券的投资银行,再到认定证券安全性的评级机构,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以此为其高收入的合法性寻找一种借口。”〔1〕(P83)金融业的获利使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传统产业就风光不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金融业等服务性行业里是不产生剩余价值的,它们参与的只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金融业的“反客为主”就产生了金融泡沫。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是美国社会失衡的根源
斯蒂格利茨认识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存在诸多严重失衡,并将其看做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但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美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不仅改变了制度……还改变了资本主义规则”,〔1〕(P262)“这套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既非有效率也不公平,并不是通往幸福社会的必由之路。”〔1〕(P177)因此,他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内部改造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出低谷,还原或重拾榜样制度的魅力。笔者并不认同其观点,四个失衡,只是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美国社会最大的失衡(根本性失衡)仍然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危机的根源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经济危机的成因有很多在某一方面有道理的说法,比如金融体系缺陷论、管理失败论、美国责任论和全球化负效应等,但笔者仍赞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危机成因的判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当前,金融垄断资本在巩固和扩大其资本的支配地位时,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却进一步深化。何秉孟研究员认为:“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制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8〕(P137)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下,美国社会发展的双向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大企业、大金融公司、大集团聚集的财富愈来愈多,它们依靠的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为核心内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信息化条件下,金融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吸引了大量资本,并逐渐占据了新经济的核心。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通过对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的演化过程剖析,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金融化危机的一般症状,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人数相对较少的个人与公司掌控生产与金融部门,目的是为寡头服务。〔9〕(P53)一方面,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不足越来越明显,他们把自己绑在金融资本开办的银行、担保、保险、借贷等一系列部门,透支明天的收入,维持现代社会相对标准的生活。据2008年经合组织报告指出,“美国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10〕美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超出国际上公认的财富分配差距值04,为0468;如考虑税收等因素,分配差距更为严重,这是胜者独得的经济,报酬归富人。
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在形式上与传统资本主义有所改变,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并没改变,早期资本靠赤裸裸地殖民掠夺或剥削积累,现代资本则靠金融诈骗和信用造假来“获利”。凭借眼花缭乱的金融资本运作及种类丰富的所谓金融创新,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资产被移交到了华尔街,直至转移到了少数人手里。正是这些人来垄断市场,维持资本的统治地位。所以,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资本并在一定时刻导致危机也就容易理解了,只要少数人控制绝大部分的资本,相对生产过剩就会出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会走上死胡同,加上信用制度的畸形发展和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金融危机就可能在某一“临界点”来临。
(二)社会失衡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在社会领域的表现
20世纪70年代,英美发动了“回归市场”和“放松规制”的改革,这是保守主义的回归,也是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前奏。在哈耶克“自发秩序”和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的影响下,市场被认为能自发调节和克服自己的失灵,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否则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1〕表现就是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严格监管和调控,而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已经证明了国家计划和调控的有效性。2008年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失灵,最终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而这样的危机通过国家干预和有效调控本来是可以避免或把损失降到最低水平的。21世纪的自由主义会更加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社会在理论逻辑上先于政府,也大于政府,政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个人是目的,政府在性质上只是手段,是工具。”〔11〕(P349)笔者赞成这个理念,但政府这个工具为谁(资本家还是社会大众)和如何发挥作用;在个人目的论下,政府如何维护社会利益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从环境生态危机方面来看,由于资本逐利的需要和刺激,现代资本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危害,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开采和浪费,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开采资源、污染环境的获利都归资本家个人和集团大股东所有,成本和损失则转移到了社会和普通人身上。
三、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失衡的影响分析
(一)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反思
美国人一直尊崇自己的模式为最好的,它塑造了堪称最发达的国家体。在美推动下,经验总结性的华盛顿共识出笼;20世纪下半期所谓的美国新经济的短暂繁荣,使新自由主义者高呼美国已经消灭了经济危机。但突然爆发的危机使人们开始冷静思考美国模式的弊端,“现在这场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的这个特殊‘版本’资本主义系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缺陷。这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个体或个别错误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修正一些小的问题或者略微调整一些政策的问题。”〔1〕因此,被美国称为“老迈欧洲”的资本主义的西欧民主模式、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及其他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对美国有何启发和借鉴,成为学者们开始思考的东西。美国模式如不进行调整和变革,“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承担不起。”〔1〕(P260)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诸多学者不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还对美国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诊断,开出药方。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在《最大的“十月变数”——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一文中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资本主义在1914年以后就进入了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进入慢性持久危机阶段。”〔12〕(P5)虽然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在发挥巨大作用,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3〕(P277~278)
(二)对美国的变革及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认识
对于变革的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调整,目的是优化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避免或减少类似的危机爆发,变革的理论指导主要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徘徊,也可能突破这两种理论,达成新凯恩斯主义之类的理论。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就是体制内的变革。一揽子计划的救援对象主要是大的资本公司、大银行和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在危机严重时,把濒于破产的公司国有经营或政府担保,形势好转,又回归私有。医疗改革加强了政府对社会生活的规制,通过公共财政和政策来缓和阶级矛盾并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为资本的继续发展准备条件。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变革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秩序,因此,他对政府的变革持有较多批评,“如果我们仅仅寅吃卯粮,借钱救助金融机构,或者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革,延缓问题的爆发,试图以此来避免政治瘫痪,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1〕(P184)但就实质来说,作为凯恩斯主义的膜拜者,他仍然属于寄希望于体质内的变革派。
二是资本主义的内部调整已经不能奏效,只能是积累自身毁灭的条件,这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客观结果。就克服危机的办法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就显得无计可施,“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3〕(P278)《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精辟地描述了如今的现实,面对危机,无计可施。斯蒂格利茨虽然认识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存在四大失衡,但如何解决也是乏善可陈,整个资产阶级集团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内部调整和变革的客观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步累积。
(三)美国模式及资本主义的“去魅”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过此次危机,华盛顿共识政策及其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迷人的魅力,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会找寻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涉及27国的社会调查显示:九成受访者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其中,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的人占受访者的23%。〔14〕再依靠强权和援助去推行资本主义规则和秩序会变得困难。
(四)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选择
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剧烈的震荡和挫折之后,一直陷于低谷。在此次危机中,现实社会主义的中国表现优异,这促使包括资本主义内部人士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内的有识之士,都来探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条件。德国《社会主义杂志》2007年第3期,发表了维尔纳•泽普曼撰写的《工人阶级是否还能被理解为历史性变革的主体?》一文,分析了科技革命和劳动市场国际化等因素对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影响,并从工人阶级的阶级特征和政治行动能力等方面论证了工人阶级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这说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尽管工人阶级的形式和分工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个整体依然保持着革命性,仍然是资本主义生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者。希腊共产党在第11国际工人党会议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在危机和萧条阶段才是危险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危险性。在它所有的发展阶段上,都是以对劳动力和无偿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以及对资本利润的贪婪为特征的。尽管现实资本主义仍有一定的调整和适应能力,但要恢复四大失衡之间的平衡,在现有制度内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累积和促使资本主义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集聚,将会使社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不管时间多么漫长,最终“替代”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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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ation, Root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Unbalance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apitalism——A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Unbalance in Stiglitz's Free 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LIU Xingbo, ZHAO Mingyi
(The Bas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In his book Free Fall, Stiglitz argues that the cause of America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lies with the aggravated unbalanc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capitalism,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new unbalances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eans and purpose. The crisis indicates that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capitalist system is fundamentally problematic. Even though Stiglitz realizes that these unbalances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fundamental defects in the system itself, he does not clarify what those defects are. He considers that reform can modify capitalist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balances stem from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expounded by Karl Marx, namely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 No matter what reforms are made, the unbalances of capitalism cannot be resolved.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hat socialist factors are gradually on the rise, paving the way for replacement of capitalism by socialism.
Keywords:American capitalism; unbalance; root cause; replacement by socialism
〔责任编辑:左安嵩〕
收稿日期:2011-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02)
作者简介:刘兴波(1978— ),男,山东莱芜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所2009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大学经管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研究;赵明义(1932— ),男,河北景县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国外资本主义研究。
关键词:美国资本主义;失衡;根源;社会主义替代
中图分类号:D73/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24-06
《自由市场的坠落》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分析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专著。他在书中对此次危机的原因、过程、美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及效果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衡及其变革方向等内容做了审慎的思考。结合自身的思考,笔者主要就书中论及的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衡及其表现,美国资本主义反失衡的变革措施和效果,以及社会主义因素的替代谈点看法。
一、金融与经济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严重失衡的后果
斯蒂格利茨在深入分析了此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基础上,在对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反思后,在“走向新社会”一章中发问:我们能否把握住机会,恢复市场和国家、个人和团体、人类和自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平衡呢?〔1〕(P262)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他理解的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失衡,也是他期望变革的途径,解决了失衡,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越来越好。对照美国原版的表述“the question is,Will we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restore our sense of balanc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th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eans and ends? ”〔2〕(P296)和笔者对书中论述语境的理解,本文在这里采用更为贴切的词语来表述这四大失衡,即市场作用和国家干预的失衡、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失衡。
(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当代的泛滥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扫清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破除封建的关税壁垒,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曾坚守“管的越少越好”理念,推崇“守夜人”政府。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阶段,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在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好,但保守主义者掩饰不住他们心底的焦虑。在经济危机中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问题上,实质上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交锋。
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来说,因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及严重化。从其叙述来看,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有效监管和正确救助。
从监管缺位看,斯蒂格利茨斥责的主要是政府对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的无效监管。“美联储时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放松监管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源于其未能有效地应对上次网络的破灭),美联储制造了危机。” 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就是信息公开透明,经济金融决策及凭据也应具有公开性,这是从监管机构治理和政策存在瑕疵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存在监管无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是:市场可以对自身的错误进行矫正,因此无需过多监管,这一思想得到很多机构和人士的认同。他们认为无需监管,危机总会过去。斯蒂格利茨不认同此观点,因为“像在竞争领域中一样,某种程度上需要在多处复制监管制度:一个错误带来的损失要比强制监管带来的额外成本大几千倍还多。要保证监管系统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多层次的监管。”〔1〕(P195) 所以他说“应该从那些可能深受监管失灵之苦的人中选拔一些监管者,而不是从那些可能从监管失灵中获利的人中来选拔。”〔1〕(P158)因此,他主张改造不符合要求的美国金融体制,加强和创新美国的金融和金融监管。
从无效的救助来看,无论是布什的犹豫还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在斯蒂格利茨看来,都存在严重问题。在现代社会,不论承认与否,危机时刻,人们普遍希望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只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才能挽回些颓势。他认为良好的刺激方案应包括七大原则:迅速、富于效率、关注国家长远问题、重视投资、公平、处理由危机引发的短期紧急事务、刺激目标应确定在失业领域。〔1〕(P52~54)危机后,政府的救助方案规模太小,过多依赖于减税,投入到州、地区的资金太少,特别是被社会保障体系遗忘的人获得的救助太少或没有。相反,政府“为银行供资金支持就会恢复经济健康,激活信用市场,重建房地产市场。”〔1〕(P65)的政策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取得多少好的效果。“破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1〕(P101)金融机构也不能例外。但政府认为“大银行不仅因为太大不能倒闭,也因为太大不能进行金融重组……太大就不适用于普通的资本主义规则。”〔1〕(P103)所以不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将大量的金钱和努力用在了救助银行上。“我们已经采取的为挽救我们从悬崖边缘跌入悬崖深处的政策同时也将抑制我们重返强劲增长之路……我们救援危机的行为也很短视,却将麻烦留给未来”。笔者认为,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对社会保障体系做了积极意义的补充,但因各种阻力,仍留下了很大的改革余地。
(二)个人主义在现实社会的极度增长
个人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根本上说,个人主义可做两种界定,一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它是经由洛克、亚当•斯密、联邦党人创立……宣称人有自然权利是其实质精神,社会契约论则是其解释原则和框架。一种是作为极端重视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不顾社会阶级利益,强调自我支配,主张和实践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即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3〕(P13)笔者认为,斯蒂格利茨论述的当代美国社会极端膨胀的个人主义,和第二种含义相吻合。这种个人主义是危机发生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在反危机过程中很多人不承担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行为。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1880~1962)曾担忧“个人主义会引导现代资本主义成为不受约束的社会,成为人人只关心自己红利的股份公司,而丧失公正、公平、正义和正当性。”〔4〕(P23)托尼的这种担忧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在美国危机期间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实。市场上的高管和政府的决策者应该知道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放任把“银行暴露在继续下滑的高风险之下”,原因就是他们可以获利,并不承担责任。
从个人主义对道德领域的侵蚀来看,相对于“财政赤字”,“道德赤字”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和利己程度的加深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繁荣景象,反而导致了道德赤字。”“追逐自身利益和贪婪并没有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在之前的世界通信公司和安然丑闻中也没有。”〔1〕(P245~248)斯蒂格利茨认为,现代经济学为道德责任感的缺失提供了养料,并为利己主义的疯长正名,它直接塑造了美国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成功时,他们愿意为此得到好评;但失败时,他们不愿意承担给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1〕(P249)在经济部门和政府都是如此。
从个人主义对集体归属感和人际信任感的侵蚀来看,个人主义的增长无疑导致集体主义的萎缩,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就是团体感的弱化和信任感的降低。“在一个充斥着顽固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几乎不需要任何团体和信任” ,而没有团体,就没有外在强制,“ 没有‘强制执行’也就没有办法确保人们按照应该的方式行事……泛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顽固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已经导致了对信任的破坏。”〔1〕(P256)而这次经济危机加剧了对信任的腐蚀,主要表现就是证券化及其大量地被滥用。后果就是在包括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完全被破坏。有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信任资本的逐渐消失与金融泡沫财富的逐渐增加是统一于美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是共生相随,不可分割的。”〔5〕(P57)这从社会学的信用资本在社会的流失说明了人际信任的缺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房产次贷和金融泡沫随着被第一个人捅破,次贷危机就迅速地蔓延开来,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信任危机。
(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和环境生态危机的加剧
从消费习惯与模式来看,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高消费低储蓄”和“超前透支”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占用了大量资本并耗费了大量物质资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个10年美国家庭储蓄率一直在下降。
表1:美国家庭储蓄率年代变化表。从左向右依次为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21世纪前十年。〔6〕
在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几年,家庭储蓄率下降到历史低位,2005年4月份降到自1959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08%。〔6〕在长期过度消费的情况下,一旦金融泡沫破裂,信用丧失,次贷危机也就不可避免。有学者指出:“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的模式,利率持续上调,住房市场泡沫破裂,房价下跌。次级抵押贷款及其产生的金融风险是次要原因。利率提高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是美国消费增长超过经济所允许的限度。”〔7〕(P17)斯蒂格利茨谈到,“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根本不可持续”〔1〕(P166) ,他认为信贷宽松的“童话世界”应该而且已经结束。过度消费消耗了大量的物化资源,以此种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向未来透支的行为。”〔1〕(P251)
从美国面当前经济结构失衡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面临着六种重要的经济挑战:全球供需缺口、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资源稀缺、全球经济失衡、制造业困境、收入不平等和稳定问题。稀缺的环境资源一直被认为是免费的,所有的价格都被扭曲了,“环境价格的扭曲现象同样会带来类似的灾难(指扭曲的房屋价格扰乱了经济的运行):导致人们采取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关键资源。”〔1〕(P167)美国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经济结构需要更多的调整,社会应该进行拯救自然资源方面的创新,这样才能避免环境崩溃。被称为美国经济新基础的金融部门比重过高,所有公司利润的40%来自金融部门。因此,资源要重新流动,从金融、房地和制造业等部门流向可持续发展部门,政府救助投资应该流向基础设施、医疗、就业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领域。
(四)手段异化为目的
这主要从现代金融的异化方面来看,斯蒂格利茨说道:“问题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怎么能变成新经济的核心呢?”〔1〕(P166)言下之意,现在的银行等金融部门已经偏离了银行设立的目的——为其他产业服务,反而自身成为一种获得巨额利润的产业。现代银行“创新”了多种方式来获得高额利润,“在从前,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率差额……但赚不到很多的利润。(银行)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去获得利润……答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收费。”〔1〕(P74)收费依据来自于金融部门制造的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很多人靠金融产品赚钱,从抵押贷款发起人,也就是设计‘有毒’抵押贷款的人,到拆分成新证券的投资银行,再到认定证券安全性的评级机构,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以此为其高收入的合法性寻找一种借口。”〔1〕(P83)金融业的获利使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传统产业就风光不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金融业等服务性行业里是不产生剩余价值的,它们参与的只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金融业的“反客为主”就产生了金融泡沫。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是美国社会失衡的根源
斯蒂格利茨认识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存在诸多严重失衡,并将其看做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但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美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不仅改变了制度……还改变了资本主义规则”,〔1〕(P262)“这套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既非有效率也不公平,并不是通往幸福社会的必由之路。”〔1〕(P177)因此,他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内部改造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出低谷,还原或重拾榜样制度的魅力。笔者并不认同其观点,四个失衡,只是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美国社会最大的失衡(根本性失衡)仍然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危机的根源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经济危机的成因有很多在某一方面有道理的说法,比如金融体系缺陷论、管理失败论、美国责任论和全球化负效应等,但笔者仍赞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危机成因的判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当前,金融垄断资本在巩固和扩大其资本的支配地位时,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却进一步深化。何秉孟研究员认为:“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制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8〕(P137)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下,美国社会发展的双向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大企业、大金融公司、大集团聚集的财富愈来愈多,它们依靠的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为核心内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信息化条件下,金融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吸引了大量资本,并逐渐占据了新经济的核心。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通过对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的演化过程剖析,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金融化危机的一般症状,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人数相对较少的个人与公司掌控生产与金融部门,目的是为寡头服务。〔9〕(P53)一方面,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不足越来越明显,他们把自己绑在金融资本开办的银行、担保、保险、借贷等一系列部门,透支明天的收入,维持现代社会相对标准的生活。据2008年经合组织报告指出,“美国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10〕美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超出国际上公认的财富分配差距值04,为0468;如考虑税收等因素,分配差距更为严重,这是胜者独得的经济,报酬归富人。
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在形式上与传统资本主义有所改变,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并没改变,早期资本靠赤裸裸地殖民掠夺或剥削积累,现代资本则靠金融诈骗和信用造假来“获利”。凭借眼花缭乱的金融资本运作及种类丰富的所谓金融创新,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资产被移交到了华尔街,直至转移到了少数人手里。正是这些人来垄断市场,维持资本的统治地位。所以,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资本并在一定时刻导致危机也就容易理解了,只要少数人控制绝大部分的资本,相对生产过剩就会出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会走上死胡同,加上信用制度的畸形发展和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金融危机就可能在某一“临界点”来临。
(二)社会失衡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在社会领域的表现
20世纪70年代,英美发动了“回归市场”和“放松规制”的改革,这是保守主义的回归,也是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前奏。在哈耶克“自发秩序”和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的影响下,市场被认为能自发调节和克服自己的失灵,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否则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1〕表现就是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严格监管和调控,而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已经证明了国家计划和调控的有效性。2008年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失灵,最终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而这样的危机通过国家干预和有效调控本来是可以避免或把损失降到最低水平的。21世纪的自由主义会更加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社会在理论逻辑上先于政府,也大于政府,政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个人是目的,政府在性质上只是手段,是工具。”〔11〕(P349)笔者赞成这个理念,但政府这个工具为谁(资本家还是社会大众)和如何发挥作用;在个人目的论下,政府如何维护社会利益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从环境生态危机方面来看,由于资本逐利的需要和刺激,现代资本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危害,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开采和浪费,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开采资源、污染环境的获利都归资本家个人和集团大股东所有,成本和损失则转移到了社会和普通人身上。
三、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失衡的影响分析
(一)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反思
美国人一直尊崇自己的模式为最好的,它塑造了堪称最发达的国家体。在美推动下,经验总结性的华盛顿共识出笼;20世纪下半期所谓的美国新经济的短暂繁荣,使新自由主义者高呼美国已经消灭了经济危机。但突然爆发的危机使人们开始冷静思考美国模式的弊端,“现在这场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的这个特殊‘版本’资本主义系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缺陷。这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个体或个别错误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修正一些小的问题或者略微调整一些政策的问题。”〔1〕因此,被美国称为“老迈欧洲”的资本主义的西欧民主模式、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及其他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对美国有何启发和借鉴,成为学者们开始思考的东西。美国模式如不进行调整和变革,“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承担不起。”〔1〕(P260)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诸多学者不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还对美国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诊断,开出药方。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在《最大的“十月变数”——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一文中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资本主义在1914年以后就进入了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进入慢性持久危机阶段。”〔12〕(P5)虽然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在发挥巨大作用,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3〕(P277~278)
(二)对美国的变革及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认识
对于变革的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调整,目的是优化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避免或减少类似的危机爆发,变革的理论指导主要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徘徊,也可能突破这两种理论,达成新凯恩斯主义之类的理论。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就是体制内的变革。一揽子计划的救援对象主要是大的资本公司、大银行和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在危机严重时,把濒于破产的公司国有经营或政府担保,形势好转,又回归私有。医疗改革加强了政府对社会生活的规制,通过公共财政和政策来缓和阶级矛盾并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为资本的继续发展准备条件。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变革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秩序,因此,他对政府的变革持有较多批评,“如果我们仅仅寅吃卯粮,借钱救助金融机构,或者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革,延缓问题的爆发,试图以此来避免政治瘫痪,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1〕(P184)但就实质来说,作为凯恩斯主义的膜拜者,他仍然属于寄希望于体质内的变革派。
二是资本主义的内部调整已经不能奏效,只能是积累自身毁灭的条件,这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客观结果。就克服危机的办法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就显得无计可施,“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3〕(P278)《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精辟地描述了如今的现实,面对危机,无计可施。斯蒂格利茨虽然认识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存在四大失衡,但如何解决也是乏善可陈,整个资产阶级集团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内部调整和变革的客观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步累积。
(三)美国模式及资本主义的“去魅”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过此次危机,华盛顿共识政策及其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迷人的魅力,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会找寻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涉及27国的社会调查显示:九成受访者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其中,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的人占受访者的23%。〔14〕再依靠强权和援助去推行资本主义规则和秩序会变得困难。
(四)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选择
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剧烈的震荡和挫折之后,一直陷于低谷。在此次危机中,现实社会主义的中国表现优异,这促使包括资本主义内部人士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内的有识之士,都来探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条件。德国《社会主义杂志》2007年第3期,发表了维尔纳•泽普曼撰写的《工人阶级是否还能被理解为历史性变革的主体?》一文,分析了科技革命和劳动市场国际化等因素对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影响,并从工人阶级的阶级特征和政治行动能力等方面论证了工人阶级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这说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尽管工人阶级的形式和分工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个整体依然保持着革命性,仍然是资本主义生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者。希腊共产党在第11国际工人党会议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在危机和萧条阶段才是危险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危险性。在它所有的发展阶段上,都是以对劳动力和无偿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以及对资本利润的贪婪为特征的。尽管现实资本主义仍有一定的调整和适应能力,但要恢复四大失衡之间的平衡,在现有制度内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累积和促使资本主义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集聚,将会使社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不管时间多么漫长,最终“替代”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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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ation, Root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Unbalance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apitalism——A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Unbalance in Stiglitz's Free 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LIU Xingbo, ZHAO Mingyi
(The Bas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In his book Free Fall, Stiglitz argues that the cause of America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lies with the aggravated unbalanc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capitalism,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new unbalances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eans and purpose. The crisis indicates that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capitalist system is fundamentally problematic. Even though Stiglitz realizes that these unbalances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fundamental defects in the system itself, he does not clarify what those defects are. He considers that reform can modify capitalist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balances stem from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expounded by Karl Marx, namely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 No matter what reforms are made, the unbalances of capitalism cannot be resolved.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hat socialist factors are gradually on the rise, paving the way for replacement of capitalism by socialism.
Keywords:American capitalism; unbalance; root cause; replacement by socialism
〔责任编辑:左安嵩〕
收稿日期:2011-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02)
作者简介:刘兴波(1978— ),男,山东莱芜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所2009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大学经管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研究;赵明义(1932— ),男,河北景县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国外资本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