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感觉。当日王林最终只完成了5单送餐，仅获得了41块钱的收入，这让快累瘫的他感慨这个钱太不好挣。这位“网红”副处长王林，在体验完送外卖后，又转战另一个体验“新战场”。在北京卫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中，人社局副处长王林化身乘客，调研网约车司机社保现状。
　　 副处长下基层是一件好事，也赢得了舆论的赞声一片。一些人觉得，下基层能听到很多真话。比如，网约车司机说，不希望交社保。对比一直在呼吁平台交社保的舆论，这似乎显得出人意料。但这并非一个新鲜的、出人意料的新知，而是一个旧常识。
　　 交社保的钱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会影响车手最终到手的钱，加上他们最终要回老家，如果社保转移不畅，那么交社保对他们来说，并不划算。当然，如果“不愿意交社保”这个声音，能推进社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那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无论如何，在社保知识中，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实，而是一个被重复多次的常识。除了网约车司机不愿意交社保，大货车司机超速、疲劳驾驶等，这都是生活的常识。
　　 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之下，身坐办公室之中，收集各方信息，既整体掌握，又深入细节，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手段了。比如，对企业来说，一个广告效果好不好，一个车是否受到消费者的喜欢，喜欢什么地方，喜欢到什么程度，通过市场调研手段，设计师安坐办公室中，都可以精确掌握。乔布斯、雷军不需要去卖手机，也能把握最新动向。甚至小米和苹果的产品经理，也不需要去做地推，去卖手机，依据现代的信息调研方法，他们都可以精确地掌握信息。所以，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外卖小哥对社保的态度，对加班的态度，并不难收集。
　　 当然，能感性地了解一下，得到一些个人体验，也不是坏事。但前提是，首先对个体体验，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比如说，干部的个体感受有时可能是失真的。送外卖与其他工作一样，有一个熟练的过程，最初效率肯定很低，随着熟练程度提升，工资会逐渐提高。其次，同样的钱对于不同收入的人而言，效用是不一样的，40块钱对经济条件好的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包烟钱，但对有些人而言，或许就是一天的生活费。与此同时，不同的劳动对不同人群来说，也是不一样的，送外卖一天对于一个办公室白领而言很累，对于收割麦子的人来说，可能觉得轻松。
　　 所以，此消彼长之下，对工作值不值、工资值不值、这个钱好不好挣的评价，一个干部，一个北大毕业生，一个进城务工的青年，他们的评价是大不一样的。一些人不愿意做的，却很可能是另一些人想做的。
　　 另外，体验可能有系统性的偏差。比如，问網约车司机、餐饮商户佣金高不高，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佣金高的。这很正常，哪怕是卖奢侈品的地方，这种“不要最好，只要最贵”的地方，去问一个消费者，想不想打个折，得到的也一定是肯定的回答。但反过来，副处长显然是无法去到平台经营者的位置亲身体验一下的，即便能体验到，他体验到的也是市场上的“一将功成”，而非“万骨枯”。一方声音之下，容易忽略市场，并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应当调整“不合理的”市场关系。这种结论也必然是受普罗大众欢迎的，但付诸实践，却未必是好的政策。
　　 所以，下基层的体验，必须有相应的前提认知，才能把握体验;修正体验，去掉失真与系统性偏差，才能更接近事实。
　　 摘自《南方都市报》202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