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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这一生物之所以和地球上其他的物种不同，在于我们记录的智慧。在我们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区域或地方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进行记录的默契和需要。造纸术、印刷术又进一步推进了记录的效率和效果。环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比比皆是，甚至还演化成非理性的竞争和战争。在相同文化辐射圈下的文明团体或个体，有时可以和谐相处，有时互相嫌怨，或者说彼此为自身正名的意愿更加强烈。在中韩日这东北亚三国中，上述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微妙—其中包含了无为、有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态度。带着这些考虑，我踏上了韩国访书之旅。
一、仁寺洞里的古书时光
此次赴韩国考察是研究院古籍修复方向专业硕士继二○一六年年初赴日本之后的第二站。从仁川机场出境后我们就前往首尔的仁寺洞。这里满是画廊、茶馆和咖啡店，也有售卖古董和古书的店铺。每周末禁止车辆通行，成为名副其实的“步行者的天国”，也是当今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原本计划拜访的“通文馆”古书店，因为老板赴海外出差，阴差阳错地擦肩而过。还好周边也聚集着其他几家，让我们失望之余有所补偿。因为仁寺洞地价较高，古书店都很小很局促，只能容一人侧身入内。我们进入的一家店面由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经营。经交谈我们得知，店内的古书都是其父亲收购收藏的，后留给她作遗产，现在出售以补贴家用。根据韩国的法律，只要是在韩国出版的六十年以上的书都不可以卖到海外或卖给外国人，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淘的古籍就与我们无缘了。韩国将一九一○年之前出版的书籍定义为古籍，一五九二年之前的为善本。我们在店内购得一本一九八○年代翻印的《韩国印刷史》，女主人开价三万韩币，约合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店内的藏书从医学、法律、文学到绘画，可见原先的拥有者是一位阅读面较广的人。
书店的周边也散落着卖纸和文房四宝的主门店铺。纸张根据厚薄和制造厂的差异价格从四千韩币至六万韩币不等。韩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高丽纸，主要产于韩国南部的全州地区。造纸术在中国汉代传入朝鲜半岛，由于其坚韧厚实，在宋代开始成为重要的贡品。韩国人对于自己的纸张非常自信，在行程中偶遇的几位古书爱好者都跷着大拇指和我们说“高丽纸是世界上最好的纸”。
在仁寺洞一个小巷的拐角处，我们看到了“东洋文库”的标牌，抱着好奇心走进了地下室。原来那里是一家专营古书拍卖的公司—华峰。当时店内正在进行朝鲜金属活字和从日本收购而来的凸版印刷公司的几套微型书的展示。店内设有专门的空间给其他个人卖家用来展示藏品，有一些欧洲的彩色地图、乐谱以及中国的大字报。对于这个行程之外的意外收获，我们都兴趣盎然。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尤为热情，向我们介绍他们以往拍卖的宣传手册，并提出如果有时间他们的社长一定很想认识来自复旦的各位老师。出于礼貌我们留下了名片。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了社长的电话，无论如何邀请我们再去一聚。虽然行程安排非常紧凑，我们商量之下还是决定礼貌赴约。社长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从事古籍收藏已经有五十多个年头，除了韩国的古书，他也收集日本和中国的古书。老人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出售藏书是这几年才开始的行为，因为他要为它们的日后作打算。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得知老人全家都不支持他收集和收藏古书，他也几乎把自己经营其他产业的所得都扑到了收藏事业上。为此，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的两个儿子不能理解他。老人告诉我们，他挚爱的孙子今年高考落榜，他表示只要孙子学习汉语并从头在他的公司里做起，从事古书相关的事业，他就愿意负担他以后升学和生活的全部费用。可是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老人描述的时候十分平静，我的心却能感受到剧烈的刺痛。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众叛亲离”的孤独境地。老人带我们参观了他的部分藏书，有专门的活字印刷部分，包括陶土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以及佛经系列、圣经系列。在佛经系列的柜前，他特地翻看了有关佛家讲解如何行孝道的绘画本，有中文的、日文的、韩文的。并说道，现在连中国人也不大看这个书了吧。
翻阅着古书的老人犹如孩童，满脸洋溢着欢乐。饭席间，老人特地叫来他的几位好友，有韩国中央研究院的教授，有钻研东亚文化的留学生，也有纽约的书商、韩国的古书爱好团体的代表。老人告诉我们，他曾经提出將自己所藏的古书全都捐给国家，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曾经收藏有两千本汉文古籍，在一次拍卖会上以六百亿韩币（约合人民币360万）的价格打包售出。老人爱书，但也是位商人。他的内心也时常矛盾挣扎，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藏书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空间。在他百年之后，谁将传承他对历史的这一份深情凝视呢？
二、奎章阁与首尔大学
此次韩国之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首尔大学。首尔大学在离开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的骆山附近，连接市中心的地铁站离开学校也有一大段路程，据说是为了让学生安心在校园学习，也有一说是首尔大学的学生经常喜欢上街游行表达意愿，因此也有隔离之用意。
位于首尔大学内的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收藏有原朝鲜王室图书馆“奎章阁”的书籍和文物。奎章阁由朝鲜二十二代王正祖在昌德宫内成立，保存有朝鲜时代的重要文献，收集和管理着历代先王的亲笔著作、遗物和国内外图书。现在这些文物由首尔大学同样以“奎章阁”命名的研究院进行保存。收藏有七件国宝以及十八万余卷的古地图、五万多件的古文书等共计二十八万件文物。其中国宝第一百五十一号—承政院日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非常有幸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院长李相燦教授进行了对谈。他了解到我们对于保护和修复古籍的热忱与关注，特地分享了自己前往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考察的经验和体会。他认为在古籍修复和保护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所长，谈不上优劣之分，但如果从技术领域来看的话，目前最为先进的是日本，但也的确存在着过度修复（有些暂不需要修复）或者炫耀自己所掌握技术的可能性。李教授还思索了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区域对于古籍修复和保护的理念之不同，这也是上次日本之行后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院长的一番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几位研究者都强调了最大的期许是让读者使用古籍，不会去过多考虑修复的事情，尽量通过空间的设置以及自然条件的改善（通风、木材使用等）保持古书的良好状态。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修复和保护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他们引进了两类人来从事这一工作。第一类是祖祖辈辈的工匠家庭，他们通过口耳相传的人生心得、精致的感悟力来做修复工作，所谓修复领域最高头衔的“国宝装潢师”大部分来自这样的匠人之家。第二类是年轻一代的七○后博士，毕业于东京工艺大学，以新材料、新科技为工作手段，并不断开发、研究、细化修复的标准和过程。根据李院长的心得，他将日本修复分为三个流派，主要是根据地域——关西派（以京都为代表）、关东派（以东京为代表）、东北派（以青森、秋田为代表）的分类法。根据李院长的描述，我将这三派的修复理念分别总结为无为、有为和介于两者之间。看似简单的每天在天气预报中都会听到的地域分类方式，在说清问题方面是如此实用。 院长还赠送给我们一套奎章阁国学研究院对修复工作的记录丛书。他们每完成一个案例、一个项目都会出一本书，慢慢集结成册。这样一种良好的学术习惯反映了韩国学术研究的一种共性。在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以及华峰古书公司我们都获赠了这样的书籍。
首尔大学的中央图书馆是一个充分彰显大学价值的设施，因为大家都说看一所学校首先要看图书馆。作为新馆与旧馆交融的设计，建筑学出身的馆长功不可没。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新馆套在旧馆的外围，旧馆的外墙成了内墙，不过多占据周边空间，也不破坏原有环境，是一种十分友善的设计。新馆耗资约合五亿人民币，全部来自校友捐赠和社会募集。除了多媒体、多功能和新科技的各种个人阅览室和集体学习室，新馆中鼎鼎有名的要数二○一五年十月开放的“习近平主席捐赠图书资料室”。捐赠资料中包括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工科以及东北亚形势的图书九千多册和影视资料七百多份，共一万余件。
三、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位于距首尔两小时车程的大田市，为了保证行程，这一天要早起。由于我们所住的酒店不供应早餐，每天我们都拜托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帮忙预备，每人每顿四千韩币，约合人民币二十四元。韩国人没有在外用早餐的习惯，因此很少有餐馆大清早营业的。老板娘人很好，虽然语言不通，对我们来自中国的师生照顾有加。每天的菜色都不一样，有中国式馒头白粥、韩式的大酱汤米饭或者面条，并配有紫菜、泡菜和自家腌制的藕片、小鱼干等。这天也是寒流来袭的第一天，降温幅度很大，清晨的气温在零下八度左右。我们预定了六点半用餐，十二人份，老板娘四点多就要起身准备了。每天的早饭我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和韩国普通妇女身上勤劳乐观的品质。十二月的清晨天还很暗，马路上已经有很多车辆。公路的两边满是树木，树叶落去，留下干干的树枝，如果是一个月之前来，想必也是枫红杏黄的美景。
大田市是一座科技中心城市，被誉为韩国的“硅谷”，也是二○○二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场地。整座城市给人的感觉现代、简洁，安静、有序；整个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建筑也是这样的风格。
在研究所我们看到了先进材料、环境对应、人类遗传DNA实验室等，重点参观了我们最感兴趣的处理织物和纸张修复的实验室。织物部门正在给刚刚收到的两套军人练兵服输入数据，为明年开始的修复工程做准备。有些织物由于常年在地方博物馆展出，出现了褪色、灰尘侵蚀、材质老化变形等问题，定期要进行清理和修复工作。地方博物馆只需提出申请并送到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一切费用则由国家承担。两位女性工作人员相当专业，从材质分析到图纸绘画，多角度地记录原始数据，也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两套服装的历史背景等。特别告诉我们练兵服的皮帽设计很不一样，有多个夹层以及更好的防风功能。让我想到现在流行的韩式羽绒服，连体的大帽子和缀有大量动物皮毛的圍边是标配，一方面增强了服装整体的御寒功能，一方面毛边使帽子的自重增加，在有大风吹的情况下，也不会轻易翻落。在首尔的这几天，我们充分地体会到戴帽子的必要性。可见所有的设计都是实用的，也都是人民百姓日积月累的经验。
纸张修复室正在进行的是朝鲜王朝后期大臣朴定阳撰写的《竹泉稿》原本的修复。一八八一年朝鲜王朝派出了前往日本的考察团，俗称“绅士游览团”，朴定阳是十二名代表之一。从一八八七到一八八九年，他出使美国，使当时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大为不悦，几经周折之后终于成行。目前正在研究所修复的《竹泉稿·美俗拾遗》就是记录朴定阳在美国的所见所闻。阅读了正在修复中的几页，字迹娟秀、内容生动客观，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期朝鲜人认识世界的方方面面。由于修复稿尚未公开和展示，研究所示意不可以任何形式透露其内容。非常可惜的是有些书页的粘连非常厉害，尝试了多次分解都失败。曾经还受到过不专业的修复对待，裂开的纸上有透明胶修补的痕迹。
纸张修复室正在进行的另一个项目是昌德宫仁政殿的壁画—《日月五岳图》。昌德宫是朝鲜王朝五大古宫之一，一九九七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大长今》的取景地。修复人员告诉我们，把壁画取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背面垫裱的纸张不是白纸，而是写有字的。实物就摆在一边，我们充满好奇地过去解读。原先我以为那些工整隽秀的字体是诗歌或短文用来解释画面涵义的，但阅读之后却发现有谈礼仪的，有谈国事的，还有谈情爱的！修复人员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些纸张竟是参加国考的答题纸，朝鲜王朝竟如此节约。
四、私立三校的“天空”
此次我们也走访了韩国的三大私立大学：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有很多政商及娱乐圈的名流毕业于这三校，取其首字母相连正好构成英文的sky，也不得不说这三所学校代表了韩国高等教育的一片天空。
成均馆大学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的一三九八年，这一年设立了成均馆，作为朝鲜时代的最高教育机构。在校园里的好几处醒目位置我们都看到了建校六百年的纪念石。校园内原有明伦堂和大成殿等十八栋古建筑，可惜均因战乱和火灾遭受破坏，现在看到的是后来复原重建的。汉唐时期起中国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儒学一直被尊为国学。大成殿里供奉着孔子等圣贤的牌位。成均馆大学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
我们重点考察的尊经阁是成均馆大学收藏东亚古籍和进行研究的地方，其前身是由朝鲜朝九代皇帝成宗赐名并在一四七五年下令设立的图书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量图书遗失和转移，目前被确认为朝鲜时代尊经阁的藏书已经不多。二○○○年三月，成均馆大学创立了东亚学术院，并以“尊经阁”来命名其附属图书馆。根据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官方网站的说明，“尊经阁”出典是来自于朝鲜李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徐居正（1420-1488）的《尊经阁记》。在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也创作有散文《尊经阁记》，其写作目的是规劝当时的一些读书人端正学习儒家经典的态度。图书馆现在有藏书七万余册、东亚学术相关的杂志四百余种。据介绍，馆藏的一大特色是族谱，最早的是一六○○年的，已经编写了相关电子目录。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是梳理中、日、韩三国人际关系的交流，已经完成了三百多人次的相关研究，接待我们的崔老师还特地向我们演示了基于这一数据库研究而生成的朴定阳的人际关系图。 在成均馆大学，几乎碰到的所有人都热情且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了韩国纸币和学校的关系，一千韩元上的人物是该校的教授李滉，五千韩元上是奖学金生李珥，一万韩元上的世宗大王则是该校的理事长。如果要追溯朝鲜半岛的“去汉化”，就不得不提世宗大王。他在一四四六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也就是自创的“朝鲜文字”。一九四八年，韩国公布了专用“韩文”的法律，规定每年十月九日为“韩国文字节”。这次在韩国的街道上，我唯一见到的中文是“麻辣烫”。汉字也一直是韩国国内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为止，朝鲜王朝还是使用汉字撰写官方文件和历史著作，我们这次所考察的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古书和善本图书馆里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用汉字或者使用汉字成书的书籍。虽然从视觉上来说，韩文占绝对主导，但是在电视节目方面，韩国的电视台也播放日文、中文节目，尤其是中国制作的古装片、武侠片，均为原声播放。在韩语中也能发现不少日语，比如袋子一词，就是日文的kaban，发音完全相同。
高丽大学和复旦大学一样创校于一九○五年，我们这次拜访的是位于首尔北部的安岩洞主校区，它的几栋主建筑具有欧洲特色，为灰色石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中央图书馆分成新旧两栋，旧馆建立于一九三七年，属于国家史迹，新馆则是由企业捐助的非常现代化的建筑，内部还设有学校的百年历史展示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一系列阅览室、咖啡馆。新馆的地下与校内其他几栋主要功能建筑相通，并形成了地下商店街的模式，摆放有自动还书机和各种打印和发放在学证明文件的机器，糅合了学习与休闲，便利高效。
高丽大学善本书部位于旧图书馆内部，由于该史迹正在维修，没能一睹外部尊容，内部仍然照常工作。具赀训博士向我们介绍，高丽大学共藏有十二万册古书，其中汉籍约三万七千多册。他们有一位专门的修复人员，这在我们拜访的几所大学里是唯一的。在我们事前发送的调阅书单里，由于其中几本是国宝，只能提供影印本。我们表示由于学生学习的是修复专业，需要通过实物来判断书的纸张、墨、印刷等情况，如果是影印本的話，没有太大的意义。具博士友善、热情，欣然带领我们进入贵重书库直接参观。在那里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了很多古书，有的品相完好，有的可以看到当时读者留下的涂鸦，有的书里还夹着防虫草。人书对话，仿佛历史生动地还原于眼前。
在延世大学，复旦的好朋友金铉哲教授（他也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带领我们参观了三星集团捐助的中央图书馆。现代化的设施使得图书馆除了作为书的储藏空间，也成为学生们休闲、学习、自由活动的空间。但是金教授本人表示不太喜欢这一冷冰冰的建筑，企业大楼的风格让他感受不到做学问的温度。大量的玻璃窗设计使得电耗升高，冬天更冷、夏天更热，必须一年四季地使用空调。相比之下古籍图书馆的运作经费比较拮据，很多古书没有专门的修复经费。看到我们的学生聚精会神地翻阅着古书，他们十分羡慕，并告诉我们韩国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懂汉字。
有幸认识了几位在这三所大学工作的中国女性教师，闲聊之余对韩国的文化与社会进行了再观察。韩国在文化宣传方面很是用心，从现在韩流的受欢迎程度中就可以瞥见。韩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独创性毫不怀疑，有时候有着近乎粗暴的自傲，或者也可以说是极度敏感的佐证。在追根问源、认识自己方面博物馆兴许还没有大学或者高等学术机构做得好。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女性，大家都会十分在意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而在韩国，“男尊女卑”的氛围潜移默化、挥之不去。即使电影电视剧里有温柔的“长腿欧巴”、有不受制裁的“野蛮女友”，而在现实的社会地位方面，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男性至上的气息。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不得不学会“小泥鳅”的本领，不能拒绝，也不能答应，时时刻刻都要保护好自己。
从泥活字、木活字到金属活字，且先不论成本，印刷的效率以及记录的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各国人民都在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寻找更好的记录方式。大家也都拥有向世界说明、解释以及展示的权利。在这些方面，日韩的确做得很好。我曾经好几次看到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流连忘返在本国博物馆的东亚馆区域，惊叹于日韩的漆器、书法，一边还有韩国的志愿者在不厌其烦地解说。这种先入为主的强势体验帮助西方人构建了自己对东亚文化的认识。
不管过去和现在有怎样的争论与摩擦，所有的交往和关系都应该是面向未来的。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蒙田都一再呼吁和强调“认识自己”。对那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来说，历史进程中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被记录下来而更应当被铭记，不仅有助于未来的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
一、仁寺洞里的古书时光
此次赴韩国考察是研究院古籍修复方向专业硕士继二○一六年年初赴日本之后的第二站。从仁川机场出境后我们就前往首尔的仁寺洞。这里满是画廊、茶馆和咖啡店，也有售卖古董和古书的店铺。每周末禁止车辆通行，成为名副其实的“步行者的天国”，也是当今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原本计划拜访的“通文馆”古书店，因为老板赴海外出差，阴差阳错地擦肩而过。还好周边也聚集着其他几家，让我们失望之余有所补偿。因为仁寺洞地价较高，古书店都很小很局促，只能容一人侧身入内。我们进入的一家店面由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经营。经交谈我们得知，店内的古书都是其父亲收购收藏的，后留给她作遗产，现在出售以补贴家用。根据韩国的法律，只要是在韩国出版的六十年以上的书都不可以卖到海外或卖给外国人，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淘的古籍就与我们无缘了。韩国将一九一○年之前出版的书籍定义为古籍，一五九二年之前的为善本。我们在店内购得一本一九八○年代翻印的《韩国印刷史》，女主人开价三万韩币，约合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店内的藏书从医学、法律、文学到绘画，可见原先的拥有者是一位阅读面较广的人。
书店的周边也散落着卖纸和文房四宝的主门店铺。纸张根据厚薄和制造厂的差异价格从四千韩币至六万韩币不等。韩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高丽纸，主要产于韩国南部的全州地区。造纸术在中国汉代传入朝鲜半岛，由于其坚韧厚实，在宋代开始成为重要的贡品。韩国人对于自己的纸张非常自信，在行程中偶遇的几位古书爱好者都跷着大拇指和我们说“高丽纸是世界上最好的纸”。
在仁寺洞一个小巷的拐角处，我们看到了“东洋文库”的标牌，抱着好奇心走进了地下室。原来那里是一家专营古书拍卖的公司—华峰。当时店内正在进行朝鲜金属活字和从日本收购而来的凸版印刷公司的几套微型书的展示。店内设有专门的空间给其他个人卖家用来展示藏品，有一些欧洲的彩色地图、乐谱以及中国的大字报。对于这个行程之外的意外收获，我们都兴趣盎然。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尤为热情，向我们介绍他们以往拍卖的宣传手册，并提出如果有时间他们的社长一定很想认识来自复旦的各位老师。出于礼貌我们留下了名片。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了社长的电话，无论如何邀请我们再去一聚。虽然行程安排非常紧凑，我们商量之下还是决定礼貌赴约。社长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从事古籍收藏已经有五十多个年头，除了韩国的古书，他也收集日本和中国的古书。老人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出售藏书是这几年才开始的行为，因为他要为它们的日后作打算。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得知老人全家都不支持他收集和收藏古书，他也几乎把自己经营其他产业的所得都扑到了收藏事业上。为此，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的两个儿子不能理解他。老人告诉我们，他挚爱的孙子今年高考落榜，他表示只要孙子学习汉语并从头在他的公司里做起，从事古书相关的事业，他就愿意负担他以后升学和生活的全部费用。可是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老人描述的时候十分平静，我的心却能感受到剧烈的刺痛。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众叛亲离”的孤独境地。老人带我们参观了他的部分藏书，有专门的活字印刷部分，包括陶土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以及佛经系列、圣经系列。在佛经系列的柜前，他特地翻看了有关佛家讲解如何行孝道的绘画本，有中文的、日文的、韩文的。并说道，现在连中国人也不大看这个书了吧。
翻阅着古书的老人犹如孩童，满脸洋溢着欢乐。饭席间，老人特地叫来他的几位好友，有韩国中央研究院的教授，有钻研东亚文化的留学生，也有纽约的书商、韩国的古书爱好团体的代表。老人告诉我们，他曾经提出將自己所藏的古书全都捐给国家，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曾经收藏有两千本汉文古籍，在一次拍卖会上以六百亿韩币（约合人民币360万）的价格打包售出。老人爱书，但也是位商人。他的内心也时常矛盾挣扎，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藏书需要巨额的资金和空间。在他百年之后，谁将传承他对历史的这一份深情凝视呢？
二、奎章阁与首尔大学
此次韩国之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首尔大学。首尔大学在离开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的骆山附近，连接市中心的地铁站离开学校也有一大段路程，据说是为了让学生安心在校园学习，也有一说是首尔大学的学生经常喜欢上街游行表达意愿，因此也有隔离之用意。
位于首尔大学内的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收藏有原朝鲜王室图书馆“奎章阁”的书籍和文物。奎章阁由朝鲜二十二代王正祖在昌德宫内成立，保存有朝鲜时代的重要文献，收集和管理着历代先王的亲笔著作、遗物和国内外图书。现在这些文物由首尔大学同样以“奎章阁”命名的研究院进行保存。收藏有七件国宝以及十八万余卷的古地图、五万多件的古文书等共计二十八万件文物。其中国宝第一百五十一号—承政院日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非常有幸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院长李相燦教授进行了对谈。他了解到我们对于保护和修复古籍的热忱与关注，特地分享了自己前往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考察的经验和体会。他认为在古籍修复和保护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所长，谈不上优劣之分，但如果从技术领域来看的话，目前最为先进的是日本，但也的确存在着过度修复（有些暂不需要修复）或者炫耀自己所掌握技术的可能性。李教授还思索了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区域对于古籍修复和保护的理念之不同，这也是上次日本之行后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院长的一番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几位研究者都强调了最大的期许是让读者使用古籍，不会去过多考虑修复的事情，尽量通过空间的设置以及自然条件的改善（通风、木材使用等）保持古书的良好状态。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修复和保护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他们引进了两类人来从事这一工作。第一类是祖祖辈辈的工匠家庭，他们通过口耳相传的人生心得、精致的感悟力来做修复工作，所谓修复领域最高头衔的“国宝装潢师”大部分来自这样的匠人之家。第二类是年轻一代的七○后博士，毕业于东京工艺大学，以新材料、新科技为工作手段，并不断开发、研究、细化修复的标准和过程。根据李院长的心得，他将日本修复分为三个流派，主要是根据地域——关西派（以京都为代表）、关东派（以东京为代表）、东北派（以青森、秋田为代表）的分类法。根据李院长的描述，我将这三派的修复理念分别总结为无为、有为和介于两者之间。看似简单的每天在天气预报中都会听到的地域分类方式，在说清问题方面是如此实用。 院长还赠送给我们一套奎章阁国学研究院对修复工作的记录丛书。他们每完成一个案例、一个项目都会出一本书，慢慢集结成册。这样一种良好的学术习惯反映了韩国学术研究的一种共性。在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以及华峰古书公司我们都获赠了这样的书籍。
首尔大学的中央图书馆是一个充分彰显大学价值的设施，因为大家都说看一所学校首先要看图书馆。作为新馆与旧馆交融的设计，建筑学出身的馆长功不可没。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新馆套在旧馆的外围，旧馆的外墙成了内墙，不过多占据周边空间，也不破坏原有环境，是一种十分友善的设计。新馆耗资约合五亿人民币，全部来自校友捐赠和社会募集。除了多媒体、多功能和新科技的各种个人阅览室和集体学习室，新馆中鼎鼎有名的要数二○一五年十月开放的“习近平主席捐赠图书资料室”。捐赠资料中包括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工科以及东北亚形势的图书九千多册和影视资料七百多份，共一万余件。
三、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位于距首尔两小时车程的大田市，为了保证行程，这一天要早起。由于我们所住的酒店不供应早餐，每天我们都拜托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帮忙预备，每人每顿四千韩币，约合人民币二十四元。韩国人没有在外用早餐的习惯，因此很少有餐馆大清早营业的。老板娘人很好，虽然语言不通，对我们来自中国的师生照顾有加。每天的菜色都不一样，有中国式馒头白粥、韩式的大酱汤米饭或者面条，并配有紫菜、泡菜和自家腌制的藕片、小鱼干等。这天也是寒流来袭的第一天，降温幅度很大，清晨的气温在零下八度左右。我们预定了六点半用餐，十二人份，老板娘四点多就要起身准备了。每天的早饭我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和韩国普通妇女身上勤劳乐观的品质。十二月的清晨天还很暗，马路上已经有很多车辆。公路的两边满是树木，树叶落去，留下干干的树枝，如果是一个月之前来，想必也是枫红杏黄的美景。
大田市是一座科技中心城市，被誉为韩国的“硅谷”，也是二○○二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场地。整座城市给人的感觉现代、简洁，安静、有序；整个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建筑也是这样的风格。
在研究所我们看到了先进材料、环境对应、人类遗传DNA实验室等，重点参观了我们最感兴趣的处理织物和纸张修复的实验室。织物部门正在给刚刚收到的两套军人练兵服输入数据，为明年开始的修复工程做准备。有些织物由于常年在地方博物馆展出，出现了褪色、灰尘侵蚀、材质老化变形等问题，定期要进行清理和修复工作。地方博物馆只需提出申请并送到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一切费用则由国家承担。两位女性工作人员相当专业，从材质分析到图纸绘画，多角度地记录原始数据，也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两套服装的历史背景等。特别告诉我们练兵服的皮帽设计很不一样，有多个夹层以及更好的防风功能。让我想到现在流行的韩式羽绒服，连体的大帽子和缀有大量动物皮毛的圍边是标配，一方面增强了服装整体的御寒功能，一方面毛边使帽子的自重增加，在有大风吹的情况下，也不会轻易翻落。在首尔的这几天，我们充分地体会到戴帽子的必要性。可见所有的设计都是实用的，也都是人民百姓日积月累的经验。
纸张修复室正在进行的是朝鲜王朝后期大臣朴定阳撰写的《竹泉稿》原本的修复。一八八一年朝鲜王朝派出了前往日本的考察团，俗称“绅士游览团”，朴定阳是十二名代表之一。从一八八七到一八八九年，他出使美国，使当时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大为不悦，几经周折之后终于成行。目前正在研究所修复的《竹泉稿·美俗拾遗》就是记录朴定阳在美国的所见所闻。阅读了正在修复中的几页，字迹娟秀、内容生动客观，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期朝鲜人认识世界的方方面面。由于修复稿尚未公开和展示，研究所示意不可以任何形式透露其内容。非常可惜的是有些书页的粘连非常厉害，尝试了多次分解都失败。曾经还受到过不专业的修复对待，裂开的纸上有透明胶修补的痕迹。
纸张修复室正在进行的另一个项目是昌德宫仁政殿的壁画—《日月五岳图》。昌德宫是朝鲜王朝五大古宫之一，一九九七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大长今》的取景地。修复人员告诉我们，把壁画取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背面垫裱的纸张不是白纸，而是写有字的。实物就摆在一边，我们充满好奇地过去解读。原先我以为那些工整隽秀的字体是诗歌或短文用来解释画面涵义的，但阅读之后却发现有谈礼仪的，有谈国事的，还有谈情爱的！修复人员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些纸张竟是参加国考的答题纸，朝鲜王朝竟如此节约。
四、私立三校的“天空”
此次我们也走访了韩国的三大私立大学：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有很多政商及娱乐圈的名流毕业于这三校，取其首字母相连正好构成英文的sky，也不得不说这三所学校代表了韩国高等教育的一片天空。
成均馆大学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的一三九八年，这一年设立了成均馆，作为朝鲜时代的最高教育机构。在校园里的好几处醒目位置我们都看到了建校六百年的纪念石。校园内原有明伦堂和大成殿等十八栋古建筑，可惜均因战乱和火灾遭受破坏，现在看到的是后来复原重建的。汉唐时期起中国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儒学一直被尊为国学。大成殿里供奉着孔子等圣贤的牌位。成均馆大学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
我们重点考察的尊经阁是成均馆大学收藏东亚古籍和进行研究的地方，其前身是由朝鲜朝九代皇帝成宗赐名并在一四七五年下令设立的图书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量图书遗失和转移，目前被确认为朝鲜时代尊经阁的藏书已经不多。二○○○年三月，成均馆大学创立了东亚学术院，并以“尊经阁”来命名其附属图书馆。根据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官方网站的说明，“尊经阁”出典是来自于朝鲜李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徐居正（1420-1488）的《尊经阁记》。在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也创作有散文《尊经阁记》，其写作目的是规劝当时的一些读书人端正学习儒家经典的态度。图书馆现在有藏书七万余册、东亚学术相关的杂志四百余种。据介绍，馆藏的一大特色是族谱，最早的是一六○○年的，已经编写了相关电子目录。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是梳理中、日、韩三国人际关系的交流，已经完成了三百多人次的相关研究，接待我们的崔老师还特地向我们演示了基于这一数据库研究而生成的朴定阳的人际关系图。 在成均馆大学，几乎碰到的所有人都热情且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了韩国纸币和学校的关系，一千韩元上的人物是该校的教授李滉，五千韩元上是奖学金生李珥，一万韩元上的世宗大王则是该校的理事长。如果要追溯朝鲜半岛的“去汉化”，就不得不提世宗大王。他在一四四六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也就是自创的“朝鲜文字”。一九四八年，韩国公布了专用“韩文”的法律，规定每年十月九日为“韩国文字节”。这次在韩国的街道上，我唯一见到的中文是“麻辣烫”。汉字也一直是韩国国内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为止，朝鲜王朝还是使用汉字撰写官方文件和历史著作，我们这次所考察的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古书和善本图书馆里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用汉字或者使用汉字成书的书籍。虽然从视觉上来说，韩文占绝对主导，但是在电视节目方面，韩国的电视台也播放日文、中文节目，尤其是中国制作的古装片、武侠片，均为原声播放。在韩语中也能发现不少日语，比如袋子一词，就是日文的kaban，发音完全相同。
高丽大学和复旦大学一样创校于一九○五年，我们这次拜访的是位于首尔北部的安岩洞主校区，它的几栋主建筑具有欧洲特色，为灰色石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中央图书馆分成新旧两栋，旧馆建立于一九三七年，属于国家史迹，新馆则是由企业捐助的非常现代化的建筑，内部还设有学校的百年历史展示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一系列阅览室、咖啡馆。新馆的地下与校内其他几栋主要功能建筑相通，并形成了地下商店街的模式，摆放有自动还书机和各种打印和发放在学证明文件的机器，糅合了学习与休闲，便利高效。
高丽大学善本书部位于旧图书馆内部，由于该史迹正在维修，没能一睹外部尊容，内部仍然照常工作。具赀训博士向我们介绍，高丽大学共藏有十二万册古书，其中汉籍约三万七千多册。他们有一位专门的修复人员，这在我们拜访的几所大学里是唯一的。在我们事前发送的调阅书单里，由于其中几本是国宝，只能提供影印本。我们表示由于学生学习的是修复专业，需要通过实物来判断书的纸张、墨、印刷等情况，如果是影印本的話，没有太大的意义。具博士友善、热情，欣然带领我们进入贵重书库直接参观。在那里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了很多古书，有的品相完好，有的可以看到当时读者留下的涂鸦，有的书里还夹着防虫草。人书对话，仿佛历史生动地还原于眼前。
在延世大学，复旦的好朋友金铉哲教授（他也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带领我们参观了三星集团捐助的中央图书馆。现代化的设施使得图书馆除了作为书的储藏空间，也成为学生们休闲、学习、自由活动的空间。但是金教授本人表示不太喜欢这一冷冰冰的建筑，企业大楼的风格让他感受不到做学问的温度。大量的玻璃窗设计使得电耗升高，冬天更冷、夏天更热，必须一年四季地使用空调。相比之下古籍图书馆的运作经费比较拮据，很多古书没有专门的修复经费。看到我们的学生聚精会神地翻阅着古书，他们十分羡慕，并告诉我们韩国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懂汉字。
有幸认识了几位在这三所大学工作的中国女性教师，闲聊之余对韩国的文化与社会进行了再观察。韩国在文化宣传方面很是用心，从现在韩流的受欢迎程度中就可以瞥见。韩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独创性毫不怀疑，有时候有着近乎粗暴的自傲，或者也可以说是极度敏感的佐证。在追根问源、认识自己方面博物馆兴许还没有大学或者高等学术机构做得好。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女性，大家都会十分在意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而在韩国，“男尊女卑”的氛围潜移默化、挥之不去。即使电影电视剧里有温柔的“长腿欧巴”、有不受制裁的“野蛮女友”，而在现实的社会地位方面，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男性至上的气息。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不得不学会“小泥鳅”的本领，不能拒绝，也不能答应，时时刻刻都要保护好自己。
从泥活字、木活字到金属活字，且先不论成本，印刷的效率以及记录的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各国人民都在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寻找更好的记录方式。大家也都拥有向世界说明、解释以及展示的权利。在这些方面，日韩的确做得很好。我曾经好几次看到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流连忘返在本国博物馆的东亚馆区域，惊叹于日韩的漆器、书法，一边还有韩国的志愿者在不厌其烦地解说。这种先入为主的强势体验帮助西方人构建了自己对东亚文化的认识。
不管过去和现在有怎样的争论与摩擦，所有的交往和关系都应该是面向未来的。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蒙田都一再呼吁和强调“认识自己”。对那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来说，历史进程中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被记录下来而更应当被铭记，不仅有助于未来的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