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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作人的直译是以翻译的方法为焦点，希图建构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当实用的理论方法，但在实际实践中，并不存在直译这样一种最为正当的普遍适用的翻译方法。直译是在与意译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变化关系中显现内涵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实可以说是专取达意的翻译宗旨下灵活翻译的方法、策略和态度要求、价值追求。
最开始，在周作人这里，直译是一种与意译完全分开对立的方法，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其次，当直译无法通过直译的方式达到它所承诺的“信”时，直译灵活地将意译纳入自身的概念当中，两者相互转换，直译意译统一为兼顾“信与达”的“正译”，但同时，直译与意译也进行了态度和价值的区别：直译是更高的能力要求--兼顾风格的翻译。直译的第三个阶段，与意译从合一又有所分离，两者是翻译过程中有个人偏好性的策略选择。直译偏重于理解阶段，意译偏重于表达阶段，直译偏重于异化、提高的译本。
关键词：周作人；直译；专取达意
周作人的译文是可以拿来当文章读的。
他的翻译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姻缘。他总是选择符合自己个人趣味和审美的作品，翻译动机首先是满足自己内在的需要，或是因为与作品的共鸣引发了兴趣，或是因为作品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思想，总之因为完全的欣赏或者审美愉悦。这样一个看似游走于边缘，非专业的翻译家，却让人难以想象得穷尽一生大半时光，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还成为现代翻译史上直译理论的提倡者和开创者。我不禁想问，这究竟是一位学者型、事业型的严谨翻译家，还是一位耕耘个人园地、业余的翻译家？
事实上，我找到了答案。周作人是将翻译的事业与爱好完美结合的现代文人。我们通常看到周作人，总是第一想到他作为作家、美文提倡者、小品文大家的一个悠然书斋文人形象，然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翻译家、批评家、理论家背后的学理支撑，周作人的美文淡而无味的吧。同样，如果不知道周作人博学的外国文学理论和知识，只拿他的翻译作为一个文人的业余爱好，拿他提倡的直译观作为一个被历史选中的偶然，就未免浅薄。殊不知，任何看似偶然的东西都蕴藏着必然。
周作人是把翻译事业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的，在超过60年的翻译生涯里，周作人完成了一个从追随时代潮流的译坛小将，到引领一个时代潮流的翻译大家。
通过细读周作人有关直译的思想言论，细致梳理，笔者总结其直译的核心词为：专取达意和异化。
一、专取达意
（一）直译：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
清末民初时期，“信达雅”成为翻译界认可的标准，许多译者在序跋中都明确表明自己翻译上的求“信”意识，但实际中又对作品评头论足，甚至改头换面，译坛尚未形成明确具体的翻译规范，删减、妄评、译意成风。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翻译家的‘译意’大致表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便于阅读记忆；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裂回数，甚至重拟回目，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译者大加增补，译出好多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和议论来。”[1]
南京留学时的周作人，翻译跟随潮流风气，属于‘译意’阶段。到东京留学期间，视野打开，已经具备“移译亦期弗失文情”的翻译意识，直译思想萌芽。从周作人个人认识层面来说，直译最开始的萌芽是周作人对歪译、胡译的反拨。“直译”的倡导者每每喜欢通过批评“曲译”的弊病来为直译开道。”[2]五他和鲁迅为了纠正“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的流行翻译，动笔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并表明“词致朴讷”。从《域外小说集》的序言可以看出，周作人和鲁迅具备了明确的规范意识，提高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东京版的略例里，周氏兄弟针对晚清小说翻译集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提出了“人地名悉如原音”、标点符号使用规范、典故加注释等操作规范。这是超越同时代人的学者专业意识的体现。此时，由于意译指代对意译本身更宽松、更低级。周作人提出的翻译思想，虽然没有明确的“直译”词汇，却是一个在“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的正确的翻译”的意义上和意译区分度高的真命题。指代意译的对立面。
周作人和鲁迅作为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一批人，他们虽然提出了“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规范要求，却因为思想的超前，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五四时，规范意识才逐渐普遍化了。正如秦弓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里所说：“关于翻译方法问题的自觉意识，在近代翻译史上只是局限于周氏兄弟等少数人，而进入五四时期则渐渐普遍化了。”[3]这是直译达意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不多不少、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和要求。
（二）直译：表达源语意义，风格也不忽略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作者。他发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作品、作家介绍，体现出翻译的专业性。他对翻译发表的相关看法，用字至审慎，以一种学者的态度，体现出一定的学理性。
1918年1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翻译发表了《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随后在第2号上翻译发表了（希腊）《古诗今译》，宣布自己的翻译观；第3号发表《童子Lin之奇迹》，第4号又发表了《皇帝之公园（幻想）》。 陈独秀曾在《我对鲁迅之认识》里回忆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4]其实周作人当时发表的翻译作品很多，而且已经明显不同于晚清流行的科幻、言情、侦探、社会小说，具有明显的纯文学性和现代性。此时周做人有关翻译的看法和方法的探索，不仅有专业性，也具有文学翻译的针对性，不惟是介绍文学作品，并且也是求这种作品的译文，也能稍有文学上的价值。
前面提到，早在晚清，周作人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求真意识。到了五四时期，“因为近代翻译史上有过任意增删、曲解原义的教训，所以，五四时期直译的呼声很高。”[5]五四时期，人们普遍具备了忠实原文的翻译意识，但是也仅仅是具备了忠实意识，翻译之难仍然是现实问题。对于应该据何种方法去达到严复信达雅的哪种程度确是不明晰的。因为不用意译，就用直译。而直译会造成文字佶屈聱牙看不懂。传统翻译理论“或者是工艺学的，即旨在提高某种翻译技术规范；或者是伦理的，即要求人们恪守对原本的忠实。最后，传统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征也就相应地表现为强烈的规范诉求。”[6]此时周作人提出翻译“不及原文，不像汉文”是翻译的要素的看法，不仅对翻译进行规范，更是从更高的立场视野反思翻译，对流行的翻译观进行反叛，刷新大众认识。从翻译的本质层面，为立起被翻译界低看的直译铺垫。 有批评，后有建构。改头换面的翻译是不符合翻译本质的，那什么样的翻译是正确的呢？周作人认为，能够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的翻译。但是周作人也认为这是很难的，因此只是说“竭力保存”。而如何保存，周作人首次明确提出了“最为正当”的方法：逐字逐句翻译。这是一种直接简明的、可操作的翻译方法。它是通过站在“科学”的角度，与意译对立的形式主义取向的翻译方法，达到它的最为正当性。周作人认为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可能会因为能力和条件限制“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但是它保证译本“不改头换面”，因此方法是最正当的方法，只是因为能力限制可能达不到目标。周作人此时的看法，虽然不成系统，但是用语审慎，正当其时，又有明确的规范内容。對习惯以译笔雅驯、缺乏现代意识的译界，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逐字逐句”和“保存风格”，突出了直译性，突出直译作为翻译方法对能指的保存特性，以及形式保存上的特性、优越性，换句话说，对原文形式上也不忽略，凸显出直译与意译的区分。这种提倡反应了人们对翻译要求的提高意识倾向，实际实践的困难让人对直译产生重视原文形式轻视原文内容的印象。周作人曾说自己对翻译的看法是在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过于强调逐字逐句的翻译，实践带来的是走向死译的缺陷，风格的保存也非易事。因此周作人其后补充，直译是把忠实传达原文语义放在第一位，在形式上也不忽略的翻译方法。“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但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并不忽略，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的风格。”从突出直译与意译在方法上的区别，到提醒人们直译的求信宗旨，把直译拉回直译本身的内涵：求信的方法和追求。
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对风格的描述，从“竭力保存”变成了“不忽略”、“尽汉语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这说明随着讨论和实践的深入、文学翻译的规范，随着翻译逐渐剔除了胡译、曲译的意义，当实际实践的复杂性造成直译“竭力”也无法达到“保存风格”的追求时，直译的适用性降低，只能转变为意译。直译对风格的保存变成态度要求上、价值追求上的方法提倡。也就是说直译从具体的逐字逐句保存风格的方法转向保存风格的态度要求、能力要求、方法要求的内容。“因为视直译是极容易的，轻心将事，结果也会使人看不懂。积极的补救，现在尚没有办法；消极的制裁，唯有请译书的人不要把‘直译’看做一件极容易的事。”[7]
因此，周作人强调“达意”的宗旨，逐渐将意译囊括入直译的概念，直译和意译统一成“达意”的正确方法。通过与胡译、死译进行区别，周作人对直译意译进行了统一：两者是兼顾信与达的“正译”。“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著’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雅了。据我的意见，‘仰卧著’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其例举的例子说明在实践中为了达意，直译可以和意译交汇：直译不是“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 的机械的方法，而是达意的方法，它可以是意译，是灵活的翻译方法，直译专取达意。直译是把忠实传达原文语义放在第一位，形式上也不忽略的翻译方法。周作人对翻译的“信与达”的理解有了更多认识，对直译和意译有了更加辩证的认识。
此时，周作人的直译思想基本形成。“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达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其核心意义是明了的，就是在忠实传达原文的原则下，经过逐字逐句的直译思维之路，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意、不忽略风格。其与意译同作为正确达意的方法，区别在于直译比意译有更高层次的风格形式上的要求。
茅盾曾谈到，“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8]直译浅处说，是不增不减，规范的达意方法和要求，往深处说是忠实传达原文语义，形式上也不忽略的达意方法和要求。
（三）直译：专取达意，表达作品个性价值
五四之后，翻译逐步规范。“在1920年代初，（讨论翻译）这类文章则很少见。”“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翻译界关于翻译原则的文章、论述逐渐增多。”[9]直译意译的认识趋于理性。
周作人对直译意译的理解又有了微妙的区分，直译意译不仅不再冲突，甚至有了具体的分工“配合”。对直译意译的辩证性与区分性，有了具体的认知。即在翻译的过程中，理解的过程更多地指向直译，而表达阶段更多地指向意译。从周作人提倡集体翻译法来看：“最初由甲照原文一一直译，”“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其次由乙来把译文整理通顺，再加修饰，”“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翻译作为一个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一一直译”体现的是依循原文思维的求信之路、异化之路。而“整理通顺，再加修饰”指向遵循本国思维的求达之路、归化之路。周作人认为忠实不忠实是重在从源语思维进行理解的直译阶段，但是只有流畅地翻译出来才能将意义表达出来，也即直译的“信”需要意译的“达”。“本来翻译的事情千言万语地讨论，归根结蒂只是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所要的条件即是三字诀中的信与达。” 达意的翻译要设法把意义流畅表达出来。因此，直译是保证文本客观意义不偏离的翻译方法和阶段，体现出直译作为翻译方法的第一必要性，但意译也是必要的。直译和意译有了区分和分工，直译求信，意译求达，但都必要、不可割裂。周作人认为意译的错误只是在于浅俗雅化。“单顾说好中国话，更要说的漂亮，则达而不信，虽然或者更可以当得一个雅字的恭维。”周作人理解与认可的“意译”是流畅达意的意译，而非雅化、浅化、过于直白的意译。
此阶段，“专取达意”的核心思想成为覆盖直译实践矛盾的纲领性原则，周作人认为翻译就是“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作人的翻译方法有些是偏向直译，有些是直译意译调和的。比如欧化、加注释等方法是偏向直译的，而用普通字翻译、名从主人音译则是偏向调和的。欧化是表达意义上的需要，不用生僻字是为了阐释得清晰。“正当的办法只是用简单普通的字对译出来，尽可能地少用实物名词，偏旁复杂的文字，连起来有意义的字面，那也就行了。”不提倡追求意义的优美明白，而是把意味准确恰当体现出来。而加注释是为了保留文化风俗知识。 另外，周作人的直译所要达的意，不再是第二阶段“忠实传达原文语义，形式上也不忽略”宽泛的意义，而是对翻译操作过程有指导性的、相对狭窄的意义：重点传达文化风俗以及能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个人认定的价值意义。傅斯年曾在《译书有感》里谈到：“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10]伽达默尔曾说：“正如所有的解释一样，翻译也是突出重点的活动。”[11]周作人坚持个人主义、精英主义、趣味注意。达意不仅是内容和风格的泛化言说，也变成了向着可操作性的文化方向、向着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的个人的认定的价值意义方向聚焦。此阶段是周作人将为书的翻译与为自己的翻译统一的时期。“他将翻译分为‘为自己翻译’与‘为别人翻译’，而他所真正心仪的乃是‘为自己而翻译’。”[12]一方面，周作人希求真翻译，添加注释保留“文化风俗”，一方面求好翻译，能传达原作最特别的 “色彩”“意味”“多保留它原有的特殊的色彩。’ “我不主张把一句话译成四平八稳的，个个字说得十分明白，我把留下来一、二分不明白的东西，来加注解说明它，这样便可将本来的色彩多保住一点。”他所言“本来的色彩”，就是文本的个性色彩、文化色彩、艺术成就等，即文本本体内容以外，“提高”的东西。周作人认为直译偏向于为个人的翻译，提高的译本。直译的达意是重在表达作品的价值意义。
我们可以结合周作人的翻译实践和“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来进行印证。周作人翻译的作品主要是现代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这些作品都是与周作人的兴趣和气质相符合的。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文学转向了“个人的园地。”周作人在《苦口甘口》中提到：“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有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13]周作人提倡翻译世界艺术精品，他认为文学翻译高于一般的言情、社会、科学、侦探小说，它更具有文学现代性和艺术性，在“意义”外还有一点艺术成就或意味。“现在译文中的不信多是对于原文的不了解”。周作人所谓“不了解”，是指译者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本进行深入理解，只是译出了字面意思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译出作品的个性价值意义。
从“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来看，周作人人类学的视角让他看到文本“并非一族一国”，“知道我们以外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与文词”，看到其中的文化和色彩的不同，“特殊的色彩”、“文化和风俗”等。因此坚持个人主义、趣味主义、精英主义的周作人在翻译的达意上特别强调保存的是个人主观认定的文本价值意义。
沈雁冰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中，提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了解新思想的人”、“有些创作天才的人”。[14]可以想见，当时对文学翻译的价值期待、定位评价和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周作人是现代文学翻译的开辟者，在翻译上追求一种为书翻译和为自己翻译统一的翻译。
许钧说：“一个译者想要赋予原著以现实的生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尽可能接近原著的精神，用另一种语言将原著的内在价值或‘潜在意义’表现出来。”[15]
总之，直译和意译从“正确达意的方法”的合一，又有了微妙的区分分离，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分工和“配合”。即在翻译的过程中，理解的过程更多地指向直译，而表达阶段更多地指向意译。
直译达意的第三个阶段的表达就是从竭力地保存内容、不忽略风格的第二个阶段，到专取达意的第三个阶段，追求体现出作品艺术个性价值和文化内容的意义，突出文学翻译的特性。
二、异化
前面提到， “专取达意”的核心思想成为覆盖直译实践矛盾的纲领性原则，周作人的直译观成熟时，达意已经从关注语言内容与风格变成关注译本的诗学、文化层面。事实上，周作人的直译观已经扩大到文化、诗学层面的异化取向。
通过总结梳理，笔者发现，周作人不仅从最开始谈及直译的忠实、价值，总是和异质、外国文相连，直译观念成熟时，也依然如此。这说明对异质的重视，不仅是策略需要，更是内容上达意的需要。也就是说“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16]“因为原文是外国著作”、“习惯和思想上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有点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才有看的价值”、“原文佳胜，译本如能传达原意，已为满足”，“知道我们以外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与文词”、“多保留它原有的特殊的色彩。”“必须先将原来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要尊重原作的价值”。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外国文学的作品是一种崇拜的心理，在情感价值态度上是追随作者的。他认为源语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原文是外国著作”，在于作品有些大不同的东西和以及每部作品给人的不一样的感受，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或感受是作品新的、先进的、独特的价值的体现，保存作品的这些价值特点，才能提升国人和人类的精神境界。例如诗歌，“倘是诗歌，他的价值不全在于思想，还与调子及气韵很有关系的，要尊重原作的价值，那便实在没有法子。只有不译这一法。”言外之意，如若不能传达一篇原文独有的特殊的调子，不如不译。他在《古事记·引言》说：“我译这《古事记》神代卷的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我老实说，我的希望是极小的，我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17]一种“文艺个性意识”的突出。由此可以看到，周作人非常尊重原作的价值，宁肯“拂戾时人”，采取目的语读者不习惯的表达方式，在情感态度上靠近源语作者。因为“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周作人提倡直译都是从能够表达原文特殊意味、价值层面进行言说的，例如对句式欧化的提倡，“如不去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创造，使中国话的内容丰富，组织精密，不但不能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是自己的略为细腻优美的思想，也怕要不能表现出来了。”“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也就是说欧化的提倡是为了表达意义、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的需要。直译有一个从从语言形式层面的“异化”向文化层面的异化发展。正如如朱健平所说：“当一种语言尚未成熟，讨论多集中在语言形式，这时多强调形式异化；一旦语言走向成熟，讨论便转向文化因素，这时多指文化因素的异化”。[18]最开始，周作人提倡“逐字逐句”的方法，是为了从源语思维看原文，深入源语语言的内部，保存原作“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提出 “直译的文体”、“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达原语的意义”，是为了保存特别的文体、风格等可掌控部分；同时他还提出保存作品特别的色彩，保留异质的个人化感受，周作人认为文学最大的作用在于情感的感染，希圖保存中国缺乏的上等的情感，如悲哀、诙谐、痛感等。而根据文化表达上的需要添加注释，是因为 “竭力想保留它原来的意味，有时觉得译文不够彻透，便只好加注说明。”从这个角度看，直译就是更贴近外国、贴近作者的翻译取向，更个性化的追求，以及更高的能力要求和更高的翻译追求。 从阐释学看，周作人的直译就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对异化的选择，靠近作者。笔者认为，为表达方便，简单地说周作人的直译命题，必须扩大到文化、诗学层面的概念，也即从异化来谈。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的区别，正如孙致礼所说，“（异化和归化）从形式上看，这两种方法颇像我们常说的直译法和意译法。不过，1995年，Lawrence Venuti在其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似乎更为科学一些，因为异化和归化，一个要求“接近作者”，一个要求“接近读者”，非常‘原则化’，具有较强的界定性；相比之下，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不自由，容易引起‘非原则纠纷’”。[19]
从周作人的翻译实践来看，虽然周作人的直译以一种关于方法的理论提出，但实际情况中，运用更多的仍然是意译。周作人并非完全按照一句对一句的翻译方法，而是按照“先将原来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的翻译方法，一种没有直译意译之分的翻译方法。从周作人对直译的坚持来看，直译的必要性和与意译的区分性在于：直译在翻译中体现了翻译作为“翻译”而非创作的性质，体现了翻译追求保存译本独立价值的“个性”追求。“在翻译史这一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在着‘直译’与‘意译’之间的‘斗争’。但在《域外小说集》（1909）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在晚清末年这一中国语境中，由于周氏兄弟文学诗学不同的缘故，他们所采用的‘直译’却显得特别突出，成为当时一种‘另类’与‘异数’。”[20]
三、小结
周作人的直译是以翻译的方法为焦点，希图建构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当实用的理论方法，但在实际实践中，并不存在直译这样一种最为正当的普遍适用的翻译方法。直译是在与意译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变化关系中显现内涵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实可以说是专取达意的翻译宗旨下灵活翻译的方法、策略和态度要求、价值追求。
最开始，在周作人这里，直译是一种与意译完全分开对立的方法，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其次，当直译无法通过直译的方式达到它所承诺的“信”时，直译灵活地将意译纳入自身的概念当中，两者相互转换，直译意译统一为兼顾“信与达”的“正译”，但同时，直译与意译也进行了态度和价值的区别：直译是更高的能力要求--兼顾风格的翻译。直译的第三个阶段，与意译从合一又有所分离，两者是翻译过程中有前后时间顺序的翻译方法，也是一种价值和策略的选择。直译偏重于理解阶段，意译偏重于表达阶段。在价值选择上，直译偏重于异化、提高的译本。
直译之所以一直立于正确的地位，贯穿周作人的直译观念始终的是直译在达意上的首选性、必要性，即：能保证达意的客观，又能在较高层次上的达意。
总之，周作人的直译观点，不仅超前，而且鲜明。“周作人的翻译在意义、风格及标点符号诸方面均能忠实原作，因而广有影响。”[21]它的超前性不仅是时间上的超前，而且是翻译规范提高意识的超前。它的鲜明体现在它凸显直译的逐字逐句的方法形式意义，凸显直译在保存文章风格、依循原文思维进行理解表达上的异化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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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晓元.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國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3：225-226.
[21] 秦弓.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M]，五四时期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 270.
最开始，在周作人这里，直译是一种与意译完全分开对立的方法，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其次，当直译无法通过直译的方式达到它所承诺的“信”时，直译灵活地将意译纳入自身的概念当中，两者相互转换，直译意译统一为兼顾“信与达”的“正译”，但同时，直译与意译也进行了态度和价值的区别：直译是更高的能力要求--兼顾风格的翻译。直译的第三个阶段，与意译从合一又有所分离，两者是翻译过程中有个人偏好性的策略选择。直译偏重于理解阶段，意译偏重于表达阶段，直译偏重于异化、提高的译本。
关键词：周作人；直译；专取达意
周作人的译文是可以拿来当文章读的。
他的翻译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姻缘。他总是选择符合自己个人趣味和审美的作品，翻译动机首先是满足自己内在的需要，或是因为与作品的共鸣引发了兴趣，或是因为作品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思想，总之因为完全的欣赏或者审美愉悦。这样一个看似游走于边缘，非专业的翻译家，却让人难以想象得穷尽一生大半时光，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还成为现代翻译史上直译理论的提倡者和开创者。我不禁想问，这究竟是一位学者型、事业型的严谨翻译家，还是一位耕耘个人园地、业余的翻译家？
事实上，我找到了答案。周作人是将翻译的事业与爱好完美结合的现代文人。我们通常看到周作人，总是第一想到他作为作家、美文提倡者、小品文大家的一个悠然书斋文人形象，然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翻译家、批评家、理论家背后的学理支撑，周作人的美文淡而无味的吧。同样，如果不知道周作人博学的外国文学理论和知识，只拿他的翻译作为一个文人的业余爱好，拿他提倡的直译观作为一个被历史选中的偶然，就未免浅薄。殊不知，任何看似偶然的东西都蕴藏着必然。
周作人是把翻译事业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的，在超过60年的翻译生涯里，周作人完成了一个从追随时代潮流的译坛小将，到引领一个时代潮流的翻译大家。
通过细读周作人有关直译的思想言论，细致梳理，笔者总结其直译的核心词为：专取达意和异化。
一、专取达意
（一）直译：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
清末民初时期，“信达雅”成为翻译界认可的标准，许多译者在序跋中都明确表明自己翻译上的求“信”意识，但实际中又对作品评头论足，甚至改头换面，译坛尚未形成明确具体的翻译规范，删减、妄评、译意成风。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翻译家的‘译意’大致表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便于阅读记忆；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裂回数，甚至重拟回目，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译者大加增补，译出好多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和议论来。”[1]
南京留学时的周作人，翻译跟随潮流风气，属于‘译意’阶段。到东京留学期间，视野打开，已经具备“移译亦期弗失文情”的翻译意识，直译思想萌芽。从周作人个人认识层面来说，直译最开始的萌芽是周作人对歪译、胡译的反拨。“直译”的倡导者每每喜欢通过批评“曲译”的弊病来为直译开道。”[2]五他和鲁迅为了纠正“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的流行翻译，动笔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并表明“词致朴讷”。从《域外小说集》的序言可以看出，周作人和鲁迅具备了明确的规范意识，提高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东京版的略例里，周氏兄弟针对晚清小说翻译集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提出了“人地名悉如原音”、标点符号使用规范、典故加注释等操作规范。这是超越同时代人的学者专业意识的体现。此时，由于意译指代对意译本身更宽松、更低级。周作人提出的翻译思想，虽然没有明确的“直译”词汇，却是一个在“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的正确的翻译”的意义上和意译区分度高的真命题。指代意译的对立面。
周作人和鲁迅作为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一批人，他们虽然提出了“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规范要求，却因为思想的超前，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五四时，规范意识才逐渐普遍化了。正如秦弓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里所说：“关于翻译方法问题的自觉意识，在近代翻译史上只是局限于周氏兄弟等少数人，而进入五四时期则渐渐普遍化了。”[3]这是直译达意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不多不少、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和要求。
（二）直译：表达源语意义，风格也不忽略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作者。他发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作品、作家介绍，体现出翻译的专业性。他对翻译发表的相关看法，用字至审慎，以一种学者的态度，体现出一定的学理性。
1918年1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翻译发表了《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随后在第2号上翻译发表了（希腊）《古诗今译》，宣布自己的翻译观；第3号发表《童子Lin之奇迹》，第4号又发表了《皇帝之公园（幻想）》。 陈独秀曾在《我对鲁迅之认识》里回忆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4]其实周作人当时发表的翻译作品很多，而且已经明显不同于晚清流行的科幻、言情、侦探、社会小说，具有明显的纯文学性和现代性。此时周做人有关翻译的看法和方法的探索，不仅有专业性，也具有文学翻译的针对性，不惟是介绍文学作品，并且也是求这种作品的译文，也能稍有文学上的价值。
前面提到，早在晚清，周作人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求真意识。到了五四时期，“因为近代翻译史上有过任意增删、曲解原义的教训，所以，五四时期直译的呼声很高。”[5]五四时期，人们普遍具备了忠实原文的翻译意识，但是也仅仅是具备了忠实意识，翻译之难仍然是现实问题。对于应该据何种方法去达到严复信达雅的哪种程度确是不明晰的。因为不用意译，就用直译。而直译会造成文字佶屈聱牙看不懂。传统翻译理论“或者是工艺学的，即旨在提高某种翻译技术规范；或者是伦理的，即要求人们恪守对原本的忠实。最后，传统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征也就相应地表现为强烈的规范诉求。”[6]此时周作人提出翻译“不及原文，不像汉文”是翻译的要素的看法，不仅对翻译进行规范，更是从更高的立场视野反思翻译，对流行的翻译观进行反叛，刷新大众认识。从翻译的本质层面，为立起被翻译界低看的直译铺垫。 有批评，后有建构。改头换面的翻译是不符合翻译本质的，那什么样的翻译是正确的呢？周作人认为，能够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的翻译。但是周作人也认为这是很难的，因此只是说“竭力保存”。而如何保存，周作人首次明确提出了“最为正当”的方法：逐字逐句翻译。这是一种直接简明的、可操作的翻译方法。它是通过站在“科学”的角度，与意译对立的形式主义取向的翻译方法，达到它的最为正当性。周作人认为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可能会因为能力和条件限制“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但是它保证译本“不改头换面”，因此方法是最正当的方法，只是因为能力限制可能达不到目标。周作人此时的看法，虽然不成系统，但是用语审慎，正当其时，又有明确的规范内容。對习惯以译笔雅驯、缺乏现代意识的译界，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逐字逐句”和“保存风格”，突出了直译性，突出直译作为翻译方法对能指的保存特性，以及形式保存上的特性、优越性，换句话说，对原文形式上也不忽略，凸显出直译与意译的区分。这种提倡反应了人们对翻译要求的提高意识倾向，实际实践的困难让人对直译产生重视原文形式轻视原文内容的印象。周作人曾说自己对翻译的看法是在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过于强调逐字逐句的翻译，实践带来的是走向死译的缺陷，风格的保存也非易事。因此周作人其后补充，直译是把忠实传达原文语义放在第一位，在形式上也不忽略的翻译方法。“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但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并不忽略，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的风格。”从突出直译与意译在方法上的区别，到提醒人们直译的求信宗旨，把直译拉回直译本身的内涵：求信的方法和追求。
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对风格的描述，从“竭力保存”变成了“不忽略”、“尽汉语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这说明随着讨论和实践的深入、文学翻译的规范，随着翻译逐渐剔除了胡译、曲译的意义，当实际实践的复杂性造成直译“竭力”也无法达到“保存风格”的追求时，直译的适用性降低，只能转变为意译。直译对风格的保存变成态度要求上、价值追求上的方法提倡。也就是说直译从具体的逐字逐句保存风格的方法转向保存风格的态度要求、能力要求、方法要求的内容。“因为视直译是极容易的，轻心将事，结果也会使人看不懂。积极的补救，现在尚没有办法；消极的制裁，唯有请译书的人不要把‘直译’看做一件极容易的事。”[7]
因此，周作人强调“达意”的宗旨，逐渐将意译囊括入直译的概念，直译和意译统一成“达意”的正确方法。通过与胡译、死译进行区别，周作人对直译意译进行了统一：两者是兼顾信与达的“正译”。“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著’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雅了。据我的意见，‘仰卧著’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其例举的例子说明在实践中为了达意，直译可以和意译交汇：直译不是“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 的机械的方法，而是达意的方法，它可以是意译，是灵活的翻译方法，直译专取达意。直译是把忠实传达原文语义放在第一位，形式上也不忽略的翻译方法。周作人对翻译的“信与达”的理解有了更多认识，对直译和意译有了更加辩证的认识。
此时，周作人的直译思想基本形成。“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达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其核心意义是明了的，就是在忠实传达原文的原则下，经过逐字逐句的直译思维之路，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意、不忽略风格。其与意译同作为正确达意的方法，区别在于直译比意译有更高层次的风格形式上的要求。
茅盾曾谈到，“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8]直译浅处说，是不增不减，规范的达意方法和要求，往深处说是忠实传达原文语义，形式上也不忽略的达意方法和要求。
（三）直译：专取达意，表达作品个性价值
五四之后，翻译逐步规范。“在1920年代初，（讨论翻译）这类文章则很少见。”“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翻译界关于翻译原则的文章、论述逐渐增多。”[9]直译意译的认识趋于理性。
周作人对直译意译的理解又有了微妙的区分，直译意译不仅不再冲突，甚至有了具体的分工“配合”。对直译意译的辩证性与区分性，有了具体的认知。即在翻译的过程中，理解的过程更多地指向直译，而表达阶段更多地指向意译。从周作人提倡集体翻译法来看：“最初由甲照原文一一直译，”“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其次由乙来把译文整理通顺，再加修饰，”“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翻译作为一个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一一直译”体现的是依循原文思维的求信之路、异化之路。而“整理通顺，再加修饰”指向遵循本国思维的求达之路、归化之路。周作人认为忠实不忠实是重在从源语思维进行理解的直译阶段，但是只有流畅地翻译出来才能将意义表达出来，也即直译的“信”需要意译的“达”。“本来翻译的事情千言万语地讨论，归根结蒂只是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所要的条件即是三字诀中的信与达。” 达意的翻译要设法把意义流畅表达出来。因此，直译是保证文本客观意义不偏离的翻译方法和阶段，体现出直译作为翻译方法的第一必要性，但意译也是必要的。直译和意译有了区分和分工，直译求信，意译求达，但都必要、不可割裂。周作人认为意译的错误只是在于浅俗雅化。“单顾说好中国话，更要说的漂亮，则达而不信，虽然或者更可以当得一个雅字的恭维。”周作人理解与认可的“意译”是流畅达意的意译，而非雅化、浅化、过于直白的意译。
此阶段，“专取达意”的核心思想成为覆盖直译实践矛盾的纲领性原则，周作人认为翻译就是“将外国文里的意思说成中国话”。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作人的翻译方法有些是偏向直译，有些是直译意译调和的。比如欧化、加注释等方法是偏向直译的，而用普通字翻译、名从主人音译则是偏向调和的。欧化是表达意义上的需要，不用生僻字是为了阐释得清晰。“正当的办法只是用简单普通的字对译出来，尽可能地少用实物名词，偏旁复杂的文字，连起来有意义的字面，那也就行了。”不提倡追求意义的优美明白，而是把意味准确恰当体现出来。而加注释是为了保留文化风俗知识。 另外，周作人的直译所要达的意，不再是第二阶段“忠实传达原文语义，形式上也不忽略”宽泛的意义，而是对翻译操作过程有指导性的、相对狭窄的意义：重点传达文化风俗以及能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个人认定的价值意义。傅斯年曾在《译书有感》里谈到：“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10]伽达默尔曾说：“正如所有的解释一样，翻译也是突出重点的活动。”[11]周作人坚持个人主义、精英主义、趣味注意。达意不仅是内容和风格的泛化言说，也变成了向着可操作性的文化方向、向着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的个人的认定的价值意义方向聚焦。此阶段是周作人将为书的翻译与为自己的翻译统一的时期。“他将翻译分为‘为自己翻译’与‘为别人翻译’，而他所真正心仪的乃是‘为自己而翻译’。”[12]一方面，周作人希求真翻译，添加注释保留“文化风俗”，一方面求好翻译，能传达原作最特别的 “色彩”“意味”“多保留它原有的特殊的色彩。’ “我不主张把一句话译成四平八稳的，个个字说得十分明白，我把留下来一、二分不明白的东西，来加注解说明它，这样便可将本来的色彩多保住一点。”他所言“本来的色彩”，就是文本的个性色彩、文化色彩、艺术成就等，即文本本体内容以外，“提高”的东西。周作人认为直译偏向于为个人的翻译，提高的译本。直译的达意是重在表达作品的价值意义。
我们可以结合周作人的翻译实践和“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来进行印证。周作人翻译的作品主要是现代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这些作品都是与周作人的兴趣和气质相符合的。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文学转向了“个人的园地。”周作人在《苦口甘口》中提到：“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有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13]周作人提倡翻译世界艺术精品，他认为文学翻译高于一般的言情、社会、科学、侦探小说，它更具有文学现代性和艺术性，在“意义”外还有一点艺术成就或意味。“现在译文中的不信多是对于原文的不了解”。周作人所谓“不了解”，是指译者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本进行深入理解，只是译出了字面意思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译出作品的个性价值意义。
从“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来看，周作人人类学的视角让他看到文本“并非一族一国”，“知道我们以外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与文词”，看到其中的文化和色彩的不同，“特殊的色彩”、“文化和风俗”等。因此坚持个人主义、趣味主义、精英主义的周作人在翻译的达意上特别强调保存的是个人主观认定的文本价值意义。
沈雁冰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中，提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了解新思想的人”、“有些创作天才的人”。[14]可以想见，当时对文学翻译的价值期待、定位评价和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周作人是现代文学翻译的开辟者，在翻译上追求一种为书翻译和为自己翻译统一的翻译。
许钧说：“一个译者想要赋予原著以现实的生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尽可能接近原著的精神，用另一种语言将原著的内在价值或‘潜在意义’表现出来。”[15]
总之，直译和意译从“正确达意的方法”的合一，又有了微妙的区分分离，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分工和“配合”。即在翻译的过程中，理解的过程更多地指向直译，而表达阶段更多地指向意译。
直译达意的第三个阶段的表达就是从竭力地保存内容、不忽略风格的第二个阶段，到专取达意的第三个阶段，追求体现出作品艺术个性价值和文化内容的意义，突出文学翻译的特性。
二、异化
前面提到， “专取达意”的核心思想成为覆盖直译实践矛盾的纲领性原则，周作人的直译观成熟时，达意已经从关注语言内容与风格变成关注译本的诗学、文化层面。事实上，周作人的直译观已经扩大到文化、诗学层面的异化取向。
通过总结梳理，笔者发现，周作人不仅从最开始谈及直译的忠实、价值，总是和异质、外国文相连，直译观念成熟时，也依然如此。这说明对异质的重视，不仅是策略需要，更是内容上达意的需要。也就是说“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16]“因为原文是外国著作”、“习惯和思想上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有点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才有看的价值”、“原文佳胜，译本如能传达原意，已为满足”，“知道我们以外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与文词”、“多保留它原有的特殊的色彩。”“必须先将原来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要尊重原作的价值”。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外国文学的作品是一种崇拜的心理，在情感价值态度上是追随作者的。他认为源语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原文是外国著作”，在于作品有些大不同的东西和以及每部作品给人的不一样的感受，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或感受是作品新的、先进的、独特的价值的体现，保存作品的这些价值特点，才能提升国人和人类的精神境界。例如诗歌，“倘是诗歌，他的价值不全在于思想，还与调子及气韵很有关系的，要尊重原作的价值，那便实在没有法子。只有不译这一法。”言外之意，如若不能传达一篇原文独有的特殊的调子，不如不译。他在《古事记·引言》说：“我译这《古事记》神代卷的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我老实说，我的希望是极小的，我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17]一种“文艺个性意识”的突出。由此可以看到，周作人非常尊重原作的价值，宁肯“拂戾时人”，采取目的语读者不习惯的表达方式，在情感态度上靠近源语作者。因为“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周作人提倡直译都是从能够表达原文特殊意味、价值层面进行言说的，例如对句式欧化的提倡，“如不去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创造，使中国话的内容丰富，组织精密，不但不能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是自己的略为细腻优美的思想，也怕要不能表现出来了。”“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也就是说欧化的提倡是为了表达意义、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的需要。直译有一个从从语言形式层面的“异化”向文化层面的异化发展。正如如朱健平所说：“当一种语言尚未成熟，讨论多集中在语言形式，这时多强调形式异化；一旦语言走向成熟，讨论便转向文化因素，这时多指文化因素的异化”。[18]最开始，周作人提倡“逐字逐句”的方法，是为了从源语思维看原文，深入源语语言的内部，保存原作“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提出 “直译的文体”、“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达原语的意义”，是为了保存特别的文体、风格等可掌控部分；同时他还提出保存作品特别的色彩，保留异质的个人化感受，周作人认为文学最大的作用在于情感的感染，希圖保存中国缺乏的上等的情感，如悲哀、诙谐、痛感等。而根据文化表达上的需要添加注释，是因为 “竭力想保留它原来的意味，有时觉得译文不够彻透，便只好加注说明。”从这个角度看，直译就是更贴近外国、贴近作者的翻译取向，更个性化的追求，以及更高的能力要求和更高的翻译追求。 从阐释学看，周作人的直译就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对异化的选择，靠近作者。笔者认为，为表达方便，简单地说周作人的直译命题，必须扩大到文化、诗学层面的概念，也即从异化来谈。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的区别，正如孙致礼所说，“（异化和归化）从形式上看，这两种方法颇像我们常说的直译法和意译法。不过，1995年，Lawrence Venuti在其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似乎更为科学一些，因为异化和归化，一个要求“接近作者”，一个要求“接近读者”，非常‘原则化’，具有较强的界定性；相比之下，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不自由，容易引起‘非原则纠纷’”。[19]
从周作人的翻译实践来看，虽然周作人的直译以一种关于方法的理论提出，但实际情况中，运用更多的仍然是意译。周作人并非完全按照一句对一句的翻译方法，而是按照“先将原来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的翻译方法，一种没有直译意译之分的翻译方法。从周作人对直译的坚持来看，直译的必要性和与意译的区分性在于：直译在翻译中体现了翻译作为“翻译”而非创作的性质，体现了翻译追求保存译本独立价值的“个性”追求。“在翻译史这一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在着‘直译’与‘意译’之间的‘斗争’。但在《域外小说集》（1909）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在晚清末年这一中国语境中，由于周氏兄弟文学诗学不同的缘故，他们所采用的‘直译’却显得特别突出，成为当时一种‘另类’与‘异数’。”[20]
三、小结
周作人的直译是以翻译的方法为焦点，希图建构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当实用的理论方法，但在实际实践中，并不存在直译这样一种最为正当的普遍适用的翻译方法。直译是在与意译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变化关系中显现内涵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实可以说是专取达意的翻译宗旨下灵活翻译的方法、策略和态度要求、价值追求。
最开始，在周作人这里，直译是一种与意译完全分开对立的方法，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其次，当直译无法通过直译的方式达到它所承诺的“信”时，直译灵活地将意译纳入自身的概念当中，两者相互转换，直译意译统一为兼顾“信与达”的“正译”，但同时，直译与意译也进行了态度和价值的区别：直译是更高的能力要求--兼顾风格的翻译。直译的第三个阶段，与意译从合一又有所分离，两者是翻译过程中有前后时间顺序的翻译方法，也是一种价值和策略的选择。直译偏重于理解阶段，意译偏重于表达阶段。在价值选择上，直译偏重于异化、提高的译本。
直译之所以一直立于正确的地位，贯穿周作人的直译观念始终的是直译在达意上的首选性、必要性，即：能保证达意的客观，又能在较高层次上的达意。
总之，周作人的直译观点，不仅超前，而且鲜明。“周作人的翻译在意义、风格及标点符号诸方面均能忠实原作，因而广有影响。”[21]它的超前性不仅是时间上的超前，而且是翻译规范提高意识的超前。它的鲜明体现在它凸显直译的逐字逐句的方法形式意义，凸显直译在保存文章风格、依循原文思维进行理解表达上的异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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