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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团结群众，广泛发动群众，用文化提高并引领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岁月和和平年代不断赢得群众拥戴、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国人民的重大使命，这一使命向群众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如何认清并适应新的形势，如何抓住重点，把控全局，将群众文化工作推上一个新高度，开拓一个新局面，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首要课题。
笔者结合多年的群众文化工作实践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抓住群众文化工作的三大重点，即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家庭文化。工作思路是以红色文化为群众文化工作的底色，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的向心力、凝聚力；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带领群众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培育坚实的道德品质基础；以家庭文化为抓手，通过家教家风建设，打造以“家庭—社区”为单位的文化载体，由小及大，推己及人，将群众文化推向高潮。
一、以红色文化为群众文化工作的底色
按照色彩心理学的观点，红色天生给人热情、有力、果断和凯旋的感觉。在音乐里，红色是激越而嘹亮的喇叭和雷鸣一般的鼓声；在生产创造中，它是闪亮的镰刀与锻造出火花的铁锤。而从精神文化层面看，红色则象征激情、勇气和理想，以及为此理想拼搏奋斗和勇于献身的伟大情操。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起，红色文化就是党的力量之源和制胜法宝。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象征理想与激情的红色文化从民族的母腹里催生了无惧无畏的年轻政党。当时，中华民族确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如若没有从帝国主义的狼群环伺与封建主义遗留的枷锁中解救祖国母亲的激情、勇气与信念，如若没有一腔敢于取义成仁的红色热血以及为四万万受难同胞谋求安定与幸福的红色愿景，那些党的伟大缔造者们怎能从危难中奋身而起？怎会甘冒杀身破家之险毅然投身于建党之伟业？
这种像鲜血一样炽热与鲜红的激情与理想，这种驱动着个体生命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为劳苦大众再造新世界义举中的红色文化，是从中华民族沸腾的胸腔里迸发与产生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它与中华先民一以贯之的血性、勇气与责任感紧密相连，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与献身精神一脉相承。
这种红色文化，既有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当，也有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坚守。作为新时代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千万不可低估红色文化对广大群众、对整个时代、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因为每一个优秀的生命个体，在任何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都不能没有理想和激情的支撑，都不能没有勇气和梦想的激励，这就像在任何时刻，我们的肉体都不能缺少红色的血液，那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精神之乡。
红色，只有红色，才是群众文化工作不变的底色。也只有文化才能使群众的肉体与灵魂充满力量与生机，拥有不断过滤、不断更新自身杂质并使生命臻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能量。
在当前的群众文化工作中，群众文化工作者既要自上而下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也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创造红色文化，上下结合，打造红色文化的新阵地。
具体来说，群众文化工作者要利用一切与红色文化有关的节日，比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日等重大节日来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求幸福的宗旨，进而培养群众的爱党、爱国之心。
同时，我们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发动群众一起来丰富、创造新的红色文化。说到底，群众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红色文化正是广大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启发、指引下，结合特殊的形势与环境创造出来的。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激发广大群众的文化创造之心，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主动倾吐心声，创造出更多、更好、更新的红色文化作品，以此推进群众文化工作，为中國的文化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二、以传统文化为群众工作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而要想复兴民族文化，就必须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1.在宽容包纳的基础上做好青少年的传统文化引导工作
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我们要敏锐地认识到，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既是党中央文化工作的要求，也是群众文化工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部分青少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轻视民族传统文化，甚至恶搞传统文化。
比如，2015年10月10日当天，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张拼字图片刷屏。“十月十日”四个汉字被拼成一个大大的“萌”字。图片配文是：“今天我们应该这样上班！”传统意义上的“十全十美日”就这样被改造成青年上班族“萌萌哒”的一场视觉秀。
其实我们在日常群众文化工作中也发现，无论是大街小巷、报纸版面和影视屏幕，还是QQ空间、微信朋友圈中早已“触目皆萌”了。由此有人惊呼：“萌文化已经破坏了传统语言秩序。”（来源：《新京报》），并有论者针对少男少女“头顶长草”现象，从传统文化语境展开专题讨论，认为青少年如此标新立异的头饰文化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食不果腹的父母忍痛将子女“插标卖首”的悲惨现实（来源：新浪网）。而大多数年纪稍长且被传统文化塑造过的文化行业从业者多认为，以“头顶长草”为标志的“萌文化”令人反感，他们毫不掩饰对“萌文化”的蔑视。
从群众文化本身的意义上说，被质疑的“萌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青年文化。对于扩张中的“萌文化”，我们强行禁止显然是愚蠢的，道德教化可能也行不通。除了更深地加强两种文化对垒的沟壑，打压与说教绝对一无益处。因为一切以反主流为特征的新兴文化正是在主流的压抑与挤兑之中诞生并不断获取生命力的。对此，最有效且可行的态度，还是宽容，以及在宽容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引导。因为一切自信的主流文化，一切有生命力的传统，都该有此气度与气派。就像大海容纳百川，也不拒绝一条调皮的小溪在流动中闪烁几朵浪花。 2.提高普通群众的传统文化素养应从普及常识开始
前不久，一幅《玖球天後》的书法作品在新浪微博上大火，题写此四字赠人的某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因秀书法错用繁体而遭吐槽，并再次引出“文艺名人究竟有没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旧话题。名人书写的“玖球天後”四字究竟错在了哪里？其错最少有二：一是误将大写当成了繁体，二是在不辨字义的情况下同体混用。这完全是不具备传统文化素养，没有传统文化常识而导致的低级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应着力普及传统文化常识，让群众通晓一般性的传统要素。
包括汉字、书法、绘画、戏曲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庄严而深邃的，它们作为一种技艺以及几近于道的文化，不但需要灵性，更需要艰辛而长期的修炼。群众文化工作者要担负起传播文化常识、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的责任。通过送文化进乡村、社区，举办群众文化学习班、文化活动竞赛等形式，让群众亲近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进而真正提高传统文化素养。
3.重视年节文化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熏陶作用
年与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无不体现着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年节时特殊的氛围、风俗、礼仪所蕴含的文化，体现着中华人民独特的心理特征，凝聚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所以重视年节文化、抓住年节文化、利用好年节文化，可以将群众文化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但在当前的群众文化工作中，诸多民族传统节日已经被人民群众所忽视，相反，一些“洋节”却广受追捧。比如，我们眼下的新年，“年味儿”一年比一年淡薄，好像群众已经不再将“过大年”视作一件人生大事。比如过端午节，年轻一代只知道过端午要吃粽子，而对端午节赛龙舟、祭屈原等文化习俗不闻不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源于我国的端午节，被韩国“申遗”，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再比如，清明节本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悲悼先人”的重大文化节日，但随着目前的工业化和农民进城务工潮，大量的青年男女群众在清明节无法回家为先人扫墓，造成了大量的“荒坟”现象。这也是极不符合我国传统文化要求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一些群众的年节文化意识已经非常淡薄。在传统年节文化式微的同时，源于西方的诸多“洋节”文化却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如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情人节等。在商业文化的推波助澜下，洋节文化大有将传统节日取而代之的势头。对群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是不得不深思的现象，因为，这正是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只有解决年节文化式微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引起群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
针对上述传统年节文化被群众忽视的现象，笔者认为，必须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到年节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动亲近年节文化。为此，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主动深入社区，通过“传统年节文化周”活动，利用讲座、展板、宣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讲年节文化常识，尤其注重传统文化在年节中的体现。比如，要让群众懂得元宵节吃元宵所蕴含的“祥和圆满”之意，而“祥和圆满”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文化诉求。
群众文化工作者要发动群众，不断丰富、创新年节文化，让传统文化因子更鲜明地体现在年节中。为此，笔者在工作中注重引导群众利用年节开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比如，每逢年节，就发动妇女群众开展“剪窗花”比赛。剪纸是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而这一艺术形式又被深厚的民间土壤所滋养。山西是剪纸文化大省，尤其是晋北乡村，剪纸文化特别发达。为此，在新年前开展“剪窗花”活动，利用剪纸艺术，结合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创作出一幅幅既有传统年味，又有时代特色的剪纸作品，是非常有意义的。借此，既可满足群众的文化创造欲望，又可让群众认识到年节文化的可亲可爱之处，从而进一步为年节文化打下群众基础。
总之，群众文化工作者在群众文化工作中要重视年节文化的熏陶作用，及时开展工作，真正把年节文化落到实处。
三、以家庭文化為群众文化工作的抓手
2016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评选并表彰文明家庭，发愿“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这是全国上下继承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事，同时也为群众文化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启发我们应以家庭为群众文化工作的载体，利用家教家风建设创造“家庭—社区”一体的群众文化新阵地。
自古以来，家国一体，欲兴国运，必先齐家。家和则国兴旺，家败则国衰弱，千百年来，概莫能外。这是因为家庭不只是一个人口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正是从一个个家庭中孕育而来，故欲廓清社风、振作国运，必从家风家教始。
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注重子弟家教，讲究家风门风，故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美誉千古传扬。而作为一般的传统家庭规训，必使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妻之间亲爱有敬。家庭成员互相仁爱亲近，谦恭礼让，外延至邻里、社区，乃至全社会，便能推己及人，以人之亲为我之亲，如此则天下一家，天下大同。
山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三晋文化首先是家庭文化。桐叶封弟，始有晋祚，而从家庭文化角度来看，桐叶封弟又是一则兄弟之间亲爱守信、守家兴国的典范。三晋文化孕育出山西土地上一个个古老而优秀的家族，这些家族又凭借有效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向社会输送出一个个优秀的子弟。这些子弟精英又以过人的才华和高尚的道德推动了国家与民族的稳定与发展。如著名的河东裴氏家族在成百上千年中一直是中国高端精英人才的孵化器。江山更迭，而裴氏家族始终代有才人，这与其严密规范的家教家风有着绝对必然的因果关系。又如宋代名臣司马光，在洛阳编著《资治通鉴》期间，虽在高位，却宁可身居土室，也不贪污浪费国家一分钱。再比如明朝的理学大师薛暄先生，被国家选派到南方负责银山开采十年，卸任回家时仍是两袖清风、一身傲骨。他们的清正廉明与高风亮节，也与早年河东文化熏陶下优异的家风、家教是分不开的。 我们如今讲继承传统文明，讲实现民族复兴，这是必须社会全员参与的大事。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的继承与复兴，都必然要落实到生活日常与言行细节中，方能真正有效。而家庭，正是于自然而然的日常之中继承文化的最佳载体。在家庭这个亲和的小范围内，于吃穿住行、举止言动间浸染传统文化， 熏陶仁义道德，落实礼仪规范，方是 真的文而化之。家内满室馨香，里巷必然和美。由小及大，社会和谐指日可待矣。
2016年获得首届中华文明家庭荣誉称号的八个山西优秀家庭，其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富有纯正而宝贵的传统品德。诚信、仁爱、忠恕的古典美德越过时间的大潮清晰地体现在他们这些当代山西人身上，而这些美德，一定是他们从早年的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中得来的，也势必会在日后的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中延续传递，代代皆美。
当前，笔者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现，很多重视家教家风建设的家庭非常注重年幼子女的传统道德教育。如家长往往用传统经典中的《弟子规》《菜根谭》《颜氏家训》等读本来引导孩子完成最初的道德教育。这当然是值得嘉许的，但却又远远不够。這并不是说《弟子规》等传统经典读物的教育能量不足，而是说子女通过言语阅读吸收得来的归根结底只是一种知识和理念，他们还远远缺乏一种激活这种知识、理念，使其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从作为教育方的父母自身向善的行动中得来。父母只有以充分符合家教理念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孩子才能自觉自愿地点亮那盏真善美的心灯。2017年山西省荣获“全国幸福家庭”称号的三个优秀家庭注重行动的事实即可说明这一点。
家教家风建设，最后无疑要落到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有益行动上来，只有孩子的行动有益于家庭的幸福，有益于社会的和谐，才能证明家教家风建设是成功的。而落实不到行动中，经不起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检验的家教也只能说是失败的，这是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认识清楚并向群众解释清楚的。
在工作中，群众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社区与家庭，通过讲座或个别谈话等形式，使家长认识到身教的重要性。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群众文化工作者要让家长认识到，在家教家风建设中，家长的种种言语训诫无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令”。如果家长自身不正，行动不符合自己提倡的家教理念，又怎能让子女心领神会、心服口服呢？比如，著名的“曾子杀猪”故事，曾子之所以因妻子随口的一句承诺就为儿子杀一头大猪，就是为了让儿子懂得“有诺必践”的道理，进而培养儿子诚实守信、不说空话的优良品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极其注重从生活细节上以行动来规范、塑造子女的道德，以此为子女未来的人生奠基。
身教重于言教，还体现在对子女教育成果的判断中。我们要让家长认识到，当孩子开始自觉做出一件有益于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小事时，就可判定自己的家教已经生效。在家教中真正实现子女的修身立德，要远比孩子把一部《弟子规》背得滚瓜烂熟更为可喜，也远比在升学压力下单纯获得一个高分数更有益于孩子的长远人生。所以，家长与其将精力与时间浪费在为子女择校与各种校外培训补课上，还不如在家庭内部以身作则塑造孩子的品质，在和睦而亲密的亲子关系中培养出一个品行端正的道德模范。
所以，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家庭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在家风家教建设中踏实投入，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收获家庭文化成果。
综上所述，面对新形势，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从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家庭文化三个重点入手，方能真正将群众文化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成向阳.从“玖球天後”看文化传播[N].山西日报，2014-11-19.
[2]曹济槟.身教无声胜有声[N].山西日报，2017-01-10.
笔者结合多年的群众文化工作实践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抓住群众文化工作的三大重点，即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家庭文化。工作思路是以红色文化为群众文化工作的底色，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的向心力、凝聚力；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带领群众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培育坚实的道德品质基础；以家庭文化为抓手，通过家教家风建设，打造以“家庭—社区”为单位的文化载体，由小及大，推己及人，将群众文化推向高潮。
一、以红色文化为群众文化工作的底色
按照色彩心理学的观点，红色天生给人热情、有力、果断和凯旋的感觉。在音乐里，红色是激越而嘹亮的喇叭和雷鸣一般的鼓声；在生产创造中，它是闪亮的镰刀与锻造出火花的铁锤。而从精神文化层面看，红色则象征激情、勇气和理想，以及为此理想拼搏奋斗和勇于献身的伟大情操。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起，红色文化就是党的力量之源和制胜法宝。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象征理想与激情的红色文化从民族的母腹里催生了无惧无畏的年轻政党。当时，中华民族确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如若没有从帝国主义的狼群环伺与封建主义遗留的枷锁中解救祖国母亲的激情、勇气与信念，如若没有一腔敢于取义成仁的红色热血以及为四万万受难同胞谋求安定与幸福的红色愿景，那些党的伟大缔造者们怎能从危难中奋身而起？怎会甘冒杀身破家之险毅然投身于建党之伟业？
这种像鲜血一样炽热与鲜红的激情与理想，这种驱动着个体生命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为劳苦大众再造新世界义举中的红色文化，是从中华民族沸腾的胸腔里迸发与产生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它与中华先民一以贯之的血性、勇气与责任感紧密相连，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与献身精神一脉相承。
这种红色文化，既有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当，也有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坚守。作为新时代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千万不可低估红色文化对广大群众、对整个时代、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因为每一个优秀的生命个体，在任何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都不能没有理想和激情的支撑，都不能没有勇气和梦想的激励，这就像在任何时刻，我们的肉体都不能缺少红色的血液，那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精神之乡。
红色，只有红色，才是群众文化工作不变的底色。也只有文化才能使群众的肉体与灵魂充满力量与生机，拥有不断过滤、不断更新自身杂质并使生命臻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能量。
在当前的群众文化工作中，群众文化工作者既要自上而下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也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创造红色文化，上下结合，打造红色文化的新阵地。
具体来说，群众文化工作者要利用一切与红色文化有关的节日，比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日等重大节日来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求幸福的宗旨，进而培养群众的爱党、爱国之心。
同时，我们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发动群众一起来丰富、创造新的红色文化。说到底，群众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红色文化正是广大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启发、指引下，结合特殊的形势与环境创造出来的。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激发广大群众的文化创造之心，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主动倾吐心声，创造出更多、更好、更新的红色文化作品，以此推进群众文化工作，为中國的文化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二、以传统文化为群众工作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而要想复兴民族文化，就必须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1.在宽容包纳的基础上做好青少年的传统文化引导工作
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我们要敏锐地认识到，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既是党中央文化工作的要求，也是群众文化工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部分青少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轻视民族传统文化，甚至恶搞传统文化。
比如，2015年10月10日当天，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张拼字图片刷屏。“十月十日”四个汉字被拼成一个大大的“萌”字。图片配文是：“今天我们应该这样上班！”传统意义上的“十全十美日”就这样被改造成青年上班族“萌萌哒”的一场视觉秀。
其实我们在日常群众文化工作中也发现，无论是大街小巷、报纸版面和影视屏幕，还是QQ空间、微信朋友圈中早已“触目皆萌”了。由此有人惊呼：“萌文化已经破坏了传统语言秩序。”（来源：《新京报》），并有论者针对少男少女“头顶长草”现象，从传统文化语境展开专题讨论，认为青少年如此标新立异的头饰文化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食不果腹的父母忍痛将子女“插标卖首”的悲惨现实（来源：新浪网）。而大多数年纪稍长且被传统文化塑造过的文化行业从业者多认为，以“头顶长草”为标志的“萌文化”令人反感，他们毫不掩饰对“萌文化”的蔑视。
从群众文化本身的意义上说，被质疑的“萌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青年文化。对于扩张中的“萌文化”，我们强行禁止显然是愚蠢的，道德教化可能也行不通。除了更深地加强两种文化对垒的沟壑，打压与说教绝对一无益处。因为一切以反主流为特征的新兴文化正是在主流的压抑与挤兑之中诞生并不断获取生命力的。对此，最有效且可行的态度，还是宽容，以及在宽容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引导。因为一切自信的主流文化，一切有生命力的传统，都该有此气度与气派。就像大海容纳百川，也不拒绝一条调皮的小溪在流动中闪烁几朵浪花。 2.提高普通群众的传统文化素养应从普及常识开始
前不久，一幅《玖球天後》的书法作品在新浪微博上大火，题写此四字赠人的某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因秀书法错用繁体而遭吐槽，并再次引出“文艺名人究竟有没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旧话题。名人书写的“玖球天後”四字究竟错在了哪里？其错最少有二：一是误将大写当成了繁体，二是在不辨字义的情况下同体混用。这完全是不具备传统文化素养，没有传统文化常识而导致的低级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应着力普及传统文化常识，让群众通晓一般性的传统要素。
包括汉字、书法、绘画、戏曲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庄严而深邃的，它们作为一种技艺以及几近于道的文化，不但需要灵性，更需要艰辛而长期的修炼。群众文化工作者要担负起传播文化常识、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的责任。通过送文化进乡村、社区，举办群众文化学习班、文化活动竞赛等形式，让群众亲近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进而真正提高传统文化素养。
3.重视年节文化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熏陶作用
年与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无不体现着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年节时特殊的氛围、风俗、礼仪所蕴含的文化，体现着中华人民独特的心理特征，凝聚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所以重视年节文化、抓住年节文化、利用好年节文化，可以将群众文化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但在当前的群众文化工作中，诸多民族传统节日已经被人民群众所忽视，相反，一些“洋节”却广受追捧。比如，我们眼下的新年，“年味儿”一年比一年淡薄，好像群众已经不再将“过大年”视作一件人生大事。比如过端午节，年轻一代只知道过端午要吃粽子，而对端午节赛龙舟、祭屈原等文化习俗不闻不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源于我国的端午节，被韩国“申遗”，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再比如，清明节本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悲悼先人”的重大文化节日，但随着目前的工业化和农民进城务工潮，大量的青年男女群众在清明节无法回家为先人扫墓，造成了大量的“荒坟”现象。这也是极不符合我国传统文化要求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一些群众的年节文化意识已经非常淡薄。在传统年节文化式微的同时，源于西方的诸多“洋节”文化却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如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情人节等。在商业文化的推波助澜下，洋节文化大有将传统节日取而代之的势头。对群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是不得不深思的现象，因为，这正是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只有解决年节文化式微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引起群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
针对上述传统年节文化被群众忽视的现象，笔者认为，必须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到年节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动亲近年节文化。为此，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主动深入社区，通过“传统年节文化周”活动，利用讲座、展板、宣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讲年节文化常识，尤其注重传统文化在年节中的体现。比如，要让群众懂得元宵节吃元宵所蕴含的“祥和圆满”之意，而“祥和圆满”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文化诉求。
群众文化工作者要发动群众，不断丰富、创新年节文化，让传统文化因子更鲜明地体现在年节中。为此，笔者在工作中注重引导群众利用年节开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比如，每逢年节，就发动妇女群众开展“剪窗花”比赛。剪纸是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而这一艺术形式又被深厚的民间土壤所滋养。山西是剪纸文化大省，尤其是晋北乡村，剪纸文化特别发达。为此，在新年前开展“剪窗花”活动，利用剪纸艺术，结合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创作出一幅幅既有传统年味，又有时代特色的剪纸作品，是非常有意义的。借此，既可满足群众的文化创造欲望，又可让群众认识到年节文化的可亲可爱之处，从而进一步为年节文化打下群众基础。
总之，群众文化工作者在群众文化工作中要重视年节文化的熏陶作用，及时开展工作，真正把年节文化落到实处。
三、以家庭文化為群众文化工作的抓手
2016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评选并表彰文明家庭，发愿“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这是全国上下继承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事，同时也为群众文化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启发我们应以家庭为群众文化工作的载体，利用家教家风建设创造“家庭—社区”一体的群众文化新阵地。
自古以来，家国一体，欲兴国运，必先齐家。家和则国兴旺，家败则国衰弱，千百年来，概莫能外。这是因为家庭不只是一个人口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正是从一个个家庭中孕育而来，故欲廓清社风、振作国运，必从家风家教始。
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注重子弟家教，讲究家风门风，故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美誉千古传扬。而作为一般的传统家庭规训，必使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妻之间亲爱有敬。家庭成员互相仁爱亲近，谦恭礼让，外延至邻里、社区，乃至全社会，便能推己及人，以人之亲为我之亲，如此则天下一家，天下大同。
山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三晋文化首先是家庭文化。桐叶封弟，始有晋祚，而从家庭文化角度来看，桐叶封弟又是一则兄弟之间亲爱守信、守家兴国的典范。三晋文化孕育出山西土地上一个个古老而优秀的家族，这些家族又凭借有效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向社会输送出一个个优秀的子弟。这些子弟精英又以过人的才华和高尚的道德推动了国家与民族的稳定与发展。如著名的河东裴氏家族在成百上千年中一直是中国高端精英人才的孵化器。江山更迭，而裴氏家族始终代有才人，这与其严密规范的家教家风有着绝对必然的因果关系。又如宋代名臣司马光，在洛阳编著《资治通鉴》期间，虽在高位，却宁可身居土室，也不贪污浪费国家一分钱。再比如明朝的理学大师薛暄先生，被国家选派到南方负责银山开采十年，卸任回家时仍是两袖清风、一身傲骨。他们的清正廉明与高风亮节，也与早年河东文化熏陶下优异的家风、家教是分不开的。 我们如今讲继承传统文明，讲实现民族复兴，这是必须社会全员参与的大事。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的继承与复兴，都必然要落实到生活日常与言行细节中，方能真正有效。而家庭，正是于自然而然的日常之中继承文化的最佳载体。在家庭这个亲和的小范围内，于吃穿住行、举止言动间浸染传统文化， 熏陶仁义道德，落实礼仪规范，方是 真的文而化之。家内满室馨香，里巷必然和美。由小及大，社会和谐指日可待矣。
2016年获得首届中华文明家庭荣誉称号的八个山西优秀家庭，其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富有纯正而宝贵的传统品德。诚信、仁爱、忠恕的古典美德越过时间的大潮清晰地体现在他们这些当代山西人身上，而这些美德，一定是他们从早年的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中得来的，也势必会在日后的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中延续传递，代代皆美。
当前，笔者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现，很多重视家教家风建设的家庭非常注重年幼子女的传统道德教育。如家长往往用传统经典中的《弟子规》《菜根谭》《颜氏家训》等读本来引导孩子完成最初的道德教育。这当然是值得嘉许的，但却又远远不够。這并不是说《弟子规》等传统经典读物的教育能量不足，而是说子女通过言语阅读吸收得来的归根结底只是一种知识和理念，他们还远远缺乏一种激活这种知识、理念，使其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从作为教育方的父母自身向善的行动中得来。父母只有以充分符合家教理念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孩子才能自觉自愿地点亮那盏真善美的心灯。2017年山西省荣获“全国幸福家庭”称号的三个优秀家庭注重行动的事实即可说明这一点。
家教家风建设，最后无疑要落到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有益行动上来，只有孩子的行动有益于家庭的幸福，有益于社会的和谐，才能证明家教家风建设是成功的。而落实不到行动中，经不起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检验的家教也只能说是失败的，这是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认识清楚并向群众解释清楚的。
在工作中，群众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社区与家庭，通过讲座或个别谈话等形式，使家长认识到身教的重要性。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群众文化工作者要让家长认识到，在家教家风建设中，家长的种种言语训诫无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令”。如果家长自身不正，行动不符合自己提倡的家教理念，又怎能让子女心领神会、心服口服呢？比如，著名的“曾子杀猪”故事，曾子之所以因妻子随口的一句承诺就为儿子杀一头大猪，就是为了让儿子懂得“有诺必践”的道理，进而培养儿子诚实守信、不说空话的优良品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极其注重从生活细节上以行动来规范、塑造子女的道德，以此为子女未来的人生奠基。
身教重于言教，还体现在对子女教育成果的判断中。我们要让家长认识到，当孩子开始自觉做出一件有益于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小事时，就可判定自己的家教已经生效。在家教中真正实现子女的修身立德，要远比孩子把一部《弟子规》背得滚瓜烂熟更为可喜，也远比在升学压力下单纯获得一个高分数更有益于孩子的长远人生。所以，家长与其将精力与时间浪费在为子女择校与各种校外培训补课上，还不如在家庭内部以身作则塑造孩子的品质，在和睦而亲密的亲子关系中培养出一个品行端正的道德模范。
所以，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家庭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在家风家教建设中踏实投入，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收获家庭文化成果。
综上所述，面对新形势，群众文化工作者必须从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家庭文化三个重点入手，方能真正将群众文化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成向阳.从“玖球天後”看文化传播[N].山西日报，2014-11-19.
[2]曹济槟.身教无声胜有声[N].山西日报，2017-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