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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遇见莱娜尔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是蓝色的。她身上到处都是海洋，甚至连那些不应该是海洋的地方也是，而且她的手指是大海的手指，长得很长，还是蓝色的。莱娜尔的笑脸就像长着牙齿的盛夏天空。莱娜尔有很多大陆，但是这些大陆都在不断地缩小。
我们是在城里开出的最后一班列车上相遇的。我们都迟到了。我和莱娜尔以前经常都会是这样，空荡荡的列车和黑色的轨道。但是自从上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那次，我们发生了争执，就像茶杯在茶托里那样，我们在列车上一路争执不停。
“嘉米?”莱娜尔一副吃惊的样子，“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很随意的，这样她就不会知道我在黑暗中来回坐车，为的就是能够像这样见到她。我很随意地说：“这是公共交通，莱娜尔。”但是这话听起来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聪明。
她离开她的座位，坐到我旁边。她身上穿着的那件长长的黑夹克散发出海藻和雨水的气味。她头发的分界处也是蓝色的，那是一处尚未被人们发现和命名的大洋，大概全都是冰。我想要知道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想知道她的皮肤是否硬得像鸡蛋壳，或者是像蛇皮那样又凉又干燥；我想知道她全身是否仍然还是又蓝又绿。但是这样的问话是很粗鲁的，所以我摆出一副最友好的笑脸，等她开口说话。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莱娜尔根本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她的皮肤是皮肤颜色的皮肤，嘴唇是嘴唇颜色的嘴唇，头发是棕色的，梳成两条辫子。那个时候，我才是个怪物。我在夏天里戴皮手套，用红色的扎染印花大头巾和羊毛帽把头裹得严严实实。任何人只要看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要把一些东西藏起来的。我们是在一列空荡荡的列车上相遇的。当时，一位男子要卧轨自杀，列车只能停下来，莱娜尔和我挨着坐在一起，为他编悼词。列车在两个站区之间停了好几个小时。救护车的呜叫声透过车窗传了进来，外面有一个姑娘在叫喊着救他。
“这是你想结束生命的方式吗?”莱娜尔问。
“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不在意地说，“我有九条命。”我以为莱娜尔会被感动，但是她看起来却显得有点失望。
此时，就像一片雨云，就像一幅汇聚了所有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大地图，她坐回她的座位，双手抱在胸前。“我并不感到遗憾。”她说。
“我也是。”
“我是说真的，嘉米。”
“我也是说真的。”我说，但是并不真的很肯定。
她坐得这么近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脸上和嘴上的欧洲大陆。她眨眼的时候，我看到了芬兰。欧洲并不知道这点，但是地中海却慢慢地爬上了她的肩膀，渴望着再来一次洪涝。应该给欧洲发出警告。然而，我认为我不是做这项工作的人。
“不管它了。你好吗?”她问。
“不错。”我说。
我应该这样说：我母亲死了最后的一次的时候，我在一辆列车下面建造了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既暖和又干燥。白天，我一整天都在点着来来往往的鞋子。到了晚上，那辆列车和我就一起在车站里睡觉。我的房子就像一只海贝壳那样围着我越长越大。我用那些闪闪发光的香口胶锡纸来装修房子，用那些日报做了一张床，而且我从来都不用付钱买票。我还应该这样说：我不舒服，但是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在我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从城里开出的最后一班列车上相遇。莱娜尔总是穿黑色的羊毛裙和笨重的黑鞋。
“还记得你说过你有九条命吗?”她在我们第二次相遇的时候问。
“你为什么那样说呢?”我耸耸肩，眼睛往窗外看。从打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像长着牙齿和指甲那么锋利。
“因为我在想着这事，”她说，“有九奈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以同一个身体重生九次呢，还是说你得变成其他人?或者是你得死九次才能活过来?”她弯腰向我靠过来，我可以闻到潮湿的羊毛味和带有花香的洗澡香波味。
“你死的时候，”她说，“你死了九次，是否有九个代表你的鬼在周围，等待着你最后的那个部分死亡?所以如果你有九条命，那是否意味着你每次都会变得小一点呢?是否一次比一次更像死亡?”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
但是，在我们第三次相遇的时候，她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而我则脱下皮手套，让她看我的手指。她仔细地验看着它们。“真是太奇怪了。”她说，好像很怀疑似的。
我摇晃着头让头发从头巾中掉落从来，让它们洒落在我的肩膀上。
莱娜尔紧紧地抓住我的一把头发。“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我没有那样做。
我认识莱娜尔几个星期之后，在她的鼻子和左眼之间长出了波罗的海。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小粒蓝色的泪珠。莱娜尔显得比平时悲伤了些。我倾身靠近她的脸，这时，我看到那滴泪珠被一些小绿点围住了，而且泪珠上端端正正地标注着“地中海”。我伸手去摸它，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像是皮肤。“这是什么?”我开口说。莱娜尔把我的手推开。
“是文身，”她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嘉米，但这是一副文身。”
我问她文身疼不疼。
“一点儿也不比我原来想象的疼。”她说。
世界在莱娜尔的皮肤上扩展。接下来的是北海。欧洲在她的脸和脖子下面。俄罗斯慢慢地越过她的右胸和手臂，与在她肩胛骨上的美国边界相会合。非洲和澳大利亚分别在她的两条腿上。南美在她左大腿的后面。最后出现的是南极洲。南极洲结束后，她把鞋踢掉，将脚放在我的大腿上，展现给我看，她的脚仍然留着针扎后的红印，但是却白得像是在面粉上走过似的。
“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她说是大洋。
我最后一次见到莱娜尔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我问她怎么样。
“不错。”她说，就像是一种回音。
“你丈夫好吗?”我很有礼貌地问。
“他很好，”她说，“你母亲好点了吗?”
“她死了。”
“对不起。”莱娜尔小声地说。
这些平凡话都是密码。我想它们可能是我来回坐车的目的跟你是一样的密码，或者也许只不过是我想你。莱娜尔很雅致地把双手合在一起，我尽量不让自己去看它们的颜色，它们之中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像潮水般地乱成一团。
莱娜尔有位丈夫。我认识她一段时间后她对我讲了他的事。她说他有真正手型的手和真正发型的头发，尽管他缺乏想象，但是他用忠诚来弥补。我想我也可以忠诚，但是我什么也没说。莱娜尔说她丈夫在某个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的门上挂着写着他名字的铜牌。他有一只大黑狗，名字叫西沃恩。他星期天早上会用蘑菇做煎蛋饼。有一次，他喝醉了，打断了她的手臂。
“让我看看。”我听到这话的时候说。
莱娜尔笑了笑，好像她感到对不起我似的，她说：“你看不到了，嘉米。它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当然明白，但是我就是想弄清楚她是否好些了。 莱娜尔年纪比我大，但是并不老。我也不年轻了。她没有大到足以当我母亲，我也没有小到足以做她儿子。她的历史长一些，但是我也有一段历史。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我曾祖父娶了一只名叫玛赫甘妮的猫。她是一只很优秀的猫，我们家族全都遗传了她的眼睛和她的孤僻性格。我曾祖父是在一家图书馆认识玛赫甘妮的：她正蜷缩着身子在一本名为《大风暴》的书上睡觉，这本书正是他要读的书。他请她让开。还是非常有礼貌地请。作为一种规矩，我们家族都很有礼貌。玛赫甘妮睁开一只眼，看起来一点儿也没受感动的样子。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在我曾祖父所有的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中，他的脸上都有那次被打后留下的疤痕，就像一条整齐的缝合线，横过整个脸颊，直到眼睛下面。这真的是让人非常尴尬。他们就这样相识了。我曾祖父跟玛赫甘妮在西西里结婚，他穿的是他的军服，上面挂满了各种勋章佩带，而她却只穿戴着她自身的黑色皮毛。我曾祖父母很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他们生养了七个孩子。他们的孩子有男有女，全都是小提琴手。玛赫甘妮去世后，我曾祖父三天之后，也跟着去世了，是心脏病发作。
“你打算如何处理你的九条命?”莱娜尔有一次这样问我。我没有正面回答。有九条命并不意味着你不仅能够过完你一生中所有的最好的日子，而且还有更多的好日子。它意味着你有太多的时间去孤独地与你的思想相对。它意味着你会更快地厌倦你所喜爱的东西。老实说，我很不高兴我曾祖父娶了一只猫。
有一次，我问莱娜尔她是不是一个鬼。莱娜尔抬起眉头对着我。她的眉毛是两处黑色的岛屿，漂浮在北冰洋上面。“嘉米?”她问。
“我从未在列车外面见到过你。我从未在白天见到过你。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个人死了。你可能是个鬼。完全有可能。”我说。
莱娜尔张开嘴，从她的表情来看，我想她会说一些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或你喝醉酒了吧之类的话，但是她只是脱下我的一只手套。她的手指从我的手指上面滑过，阴凉得很。
“哦，嘉米。”她说。她只说这么多。
树枝刮到列车的车窗上。我在想，她是否曾经也那样对待过她丈夫，她是否曾经一边脱她丈夫的手套或领带，一边那样叫着她丈夫的名字，而我希望她是那样做的。她丈夫应该开心。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的东西是什么。我怀疑那些湛蓝的海洋和陆地是否把他的手留在她身上的伤痕都掩盖了。她丈夫有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铜牌，但是我敢打赌他不会为她在列车上建造一座房子、用报纸做床铺、用旧雨伞做窗帘、用空伏特加酒瓶做装饰性的玻璃雕塑品。我想也许莱娜尔得有个人来为她做那些事。我从未叫她离开她丈夫，或者是跟我私奔，从来没有过。那就是我们争吵的原因。因为我从未叫过。
在我们发生争执之前我见过她一次，当时她喝醉了。她手里拿着一瓶廉价的褐色朗姆酒，酒瓶的标签上印着海盗船。我说：“究竟怎么了?莱娜尔!”
莱娜尔摇摇头，用她那种悲观的笑容笑了笑。“我的名字不叫莱娜尔，”她阴沉地说，“是的，那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一切，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嘉米。”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列车在轨道上奔跑，朗姆酒从她的酒瓶中喷出来洒到她手上，她把酒瓶放到两腿之间紧紧地夹住。她的指甲内满是血迹和污垢。如果她皮肤上有青肿的话，我也不可能看到。
“没事，没发生什么事，”她怒气冲冲，“我只是累了。上帝，”她说，声音小到让人几乎听不清，“我太累了。”她把头靠到我的手臂上。太平洋膨胀了，一直涨过她的肩膀，把俄罗斯的一小部分给淹没了。我突然感到害怕。我害怕在各大洋吞食整个世界的时候跟她在一起，害怕我们屁股下面的那块土地未经战争就沉陷的时候跟她在一起。
“对不起，”莱娜尔说，说了一遍又一遍，“对不起，我太困惑了。”
“没事。”我对她说。
我们整个家族都憎恨水，这是因为我们的一半是猫，一半是军人。我母亲两次死在湖里，同一个湖。也许有人会说她很愚蠢，但我说这是命运。如果你碰巧很害怕水的话，那你就拿它没有办法。我收集留在列车上的报纸，寻找发洪涝的消息，包里带着一件雨衣和两把红色的雨伞。为此，我跟莱娜尔发生了争执。尽管它跟一场战争计划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它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计划。
我最后一次见到莱娜尔的时候，她打开车窗放夜色进来。我们俩都非常理智。我们坐得很近，但是又没有近到可以互相触摸的程度。我们讨论工作，讨论假日，还有今年的冬天会有多久等等。在我到站之前，在我要站起来之前，莱娜尔用手抓住我的手。“等等，”她说，“嘉米，等等。先不要走。”
我没有走，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即使是她的耳朵、耳蜗和耳背，也是蓝色的小旋涡。现在我得在风中步行回家了。
“我可以学会拉小提琴。”莱娜尔说。
“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我说。
那不是我的真实意思。我说的是水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水把她整个吞没的话。我怀疑莱娜尔的身体是否会是一个等待成为事实的先兆，即整个世界将被淹没。我甚至怀疑她本人是否知道她也会被淹没。
“听着。”我说。
我小心地将她的头从我的肩膀上推开。我收紧手指。解开头上的大头巾。我的头发硬得像钢丝，手指瘦瘦的。而且非常直。我将头发拉直到嘴边，紧紧地卷在我的拳头上。我用一根手指从一束头发上拉过去，发出的声音既高昂又甜蜜。
我母亲死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一起玩耍。那也是我曾祖母传给我们的：大家族的人总会早早离开家庭，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我的兄弟姐妹跟我在我母亲去世的那家医院的房间里玩了很长时间。我还记得我母亲说的话：我太累了。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走了。我没有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也没有问我打算到哪儿去。我知道，他们至少还在某个地方活着。这就是有九条命的好处之一。
那些音符就像是蜜蜂在我的嘴边嗡嗡地响着，一直回响到我的喉咙中，音符的震荡让我感到迷惑不解，但是那首歌却是非常好听。我想这也许是一首赞美堤岸的歌，要不就是赞美淹没的歌。莱娜尔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大腿之间。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哭。在她脖子的背部，格陵兰岛就像亚特兰蒂斯岛(译注：据传说，该岛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已沉入大洋)那样在下沉。
我们是在城里开出的最后一班列车上相遇的。我们都迟到了。我和莱娜尔以前经常都会是这样，空荡荡的列车和黑色的轨道。但是自从上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那次，我们发生了争执，就像茶杯在茶托里那样，我们在列车上一路争执不停。
“嘉米?”莱娜尔一副吃惊的样子，“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很随意的，这样她就不会知道我在黑暗中来回坐车，为的就是能够像这样见到她。我很随意地说：“这是公共交通，莱娜尔。”但是这话听起来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聪明。
她离开她的座位，坐到我旁边。她身上穿着的那件长长的黑夹克散发出海藻和雨水的气味。她头发的分界处也是蓝色的，那是一处尚未被人们发现和命名的大洋，大概全都是冰。我想要知道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想知道她的皮肤是否硬得像鸡蛋壳，或者是像蛇皮那样又凉又干燥；我想知道她全身是否仍然还是又蓝又绿。但是这样的问话是很粗鲁的，所以我摆出一副最友好的笑脸，等她开口说话。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莱娜尔根本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她的皮肤是皮肤颜色的皮肤，嘴唇是嘴唇颜色的嘴唇，头发是棕色的，梳成两条辫子。那个时候，我才是个怪物。我在夏天里戴皮手套，用红色的扎染印花大头巾和羊毛帽把头裹得严严实实。任何人只要看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要把一些东西藏起来的。我们是在一列空荡荡的列车上相遇的。当时，一位男子要卧轨自杀，列车只能停下来，莱娜尔和我挨着坐在一起，为他编悼词。列车在两个站区之间停了好几个小时。救护车的呜叫声透过车窗传了进来，外面有一个姑娘在叫喊着救他。
“这是你想结束生命的方式吗?”莱娜尔问。
“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不在意地说，“我有九条命。”我以为莱娜尔会被感动，但是她看起来却显得有点失望。
此时，就像一片雨云，就像一幅汇聚了所有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大地图，她坐回她的座位，双手抱在胸前。“我并不感到遗憾。”她说。
“我也是。”
“我是说真的，嘉米。”
“我也是说真的。”我说，但是并不真的很肯定。
她坐得这么近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脸上和嘴上的欧洲大陆。她眨眼的时候，我看到了芬兰。欧洲并不知道这点，但是地中海却慢慢地爬上了她的肩膀，渴望着再来一次洪涝。应该给欧洲发出警告。然而，我认为我不是做这项工作的人。
“不管它了。你好吗?”她问。
“不错。”我说。
我应该这样说：我母亲死了最后的一次的时候，我在一辆列车下面建造了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既暖和又干燥。白天，我一整天都在点着来来往往的鞋子。到了晚上，那辆列车和我就一起在车站里睡觉。我的房子就像一只海贝壳那样围着我越长越大。我用那些闪闪发光的香口胶锡纸来装修房子，用那些日报做了一张床，而且我从来都不用付钱买票。我还应该这样说：我不舒服，但是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在我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从城里开出的最后一班列车上相遇。莱娜尔总是穿黑色的羊毛裙和笨重的黑鞋。
“还记得你说过你有九条命吗?”她在我们第二次相遇的时候问。
“你为什么那样说呢?”我耸耸肩，眼睛往窗外看。从打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像长着牙齿和指甲那么锋利。
“因为我在想着这事，”她说，“有九奈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以同一个身体重生九次呢，还是说你得变成其他人?或者是你得死九次才能活过来?”她弯腰向我靠过来，我可以闻到潮湿的羊毛味和带有花香的洗澡香波味。
“你死的时候，”她说，“你死了九次，是否有九个代表你的鬼在周围，等待着你最后的那个部分死亡?所以如果你有九条命，那是否意味着你每次都会变得小一点呢?是否一次比一次更像死亡?”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
但是，在我们第三次相遇的时候，她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而我则脱下皮手套，让她看我的手指。她仔细地验看着它们。“真是太奇怪了。”她说，好像很怀疑似的。
我摇晃着头让头发从头巾中掉落从来，让它们洒落在我的肩膀上。
莱娜尔紧紧地抓住我的一把头发。“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我没有那样做。
我认识莱娜尔几个星期之后，在她的鼻子和左眼之间长出了波罗的海。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小粒蓝色的泪珠。莱娜尔显得比平时悲伤了些。我倾身靠近她的脸，这时，我看到那滴泪珠被一些小绿点围住了，而且泪珠上端端正正地标注着“地中海”。我伸手去摸它，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像是皮肤。“这是什么?”我开口说。莱娜尔把我的手推开。
“是文身，”她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嘉米，但这是一副文身。”
我问她文身疼不疼。
“一点儿也不比我原来想象的疼。”她说。
世界在莱娜尔的皮肤上扩展。接下来的是北海。欧洲在她的脸和脖子下面。俄罗斯慢慢地越过她的右胸和手臂，与在她肩胛骨上的美国边界相会合。非洲和澳大利亚分别在她的两条腿上。南美在她左大腿的后面。最后出现的是南极洲。南极洲结束后，她把鞋踢掉，将脚放在我的大腿上，展现给我看，她的脚仍然留着针扎后的红印，但是却白得像是在面粉上走过似的。
“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她说是大洋。
我最后一次见到莱娜尔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我问她怎么样。
“不错。”她说，就像是一种回音。
“你丈夫好吗?”我很有礼貌地问。
“他很好，”她说，“你母亲好点了吗?”
“她死了。”
“对不起。”莱娜尔小声地说。
这些平凡话都是密码。我想它们可能是我来回坐车的目的跟你是一样的密码，或者也许只不过是我想你。莱娜尔很雅致地把双手合在一起，我尽量不让自己去看它们的颜色，它们之中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像潮水般地乱成一团。
莱娜尔有位丈夫。我认识她一段时间后她对我讲了他的事。她说他有真正手型的手和真正发型的头发，尽管他缺乏想象，但是他用忠诚来弥补。我想我也可以忠诚，但是我什么也没说。莱娜尔说她丈夫在某个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的门上挂着写着他名字的铜牌。他有一只大黑狗，名字叫西沃恩。他星期天早上会用蘑菇做煎蛋饼。有一次，他喝醉了，打断了她的手臂。
“让我看看。”我听到这话的时候说。
莱娜尔笑了笑，好像她感到对不起我似的，她说：“你看不到了，嘉米。它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当然明白，但是我就是想弄清楚她是否好些了。 莱娜尔年纪比我大，但是并不老。我也不年轻了。她没有大到足以当我母亲，我也没有小到足以做她儿子。她的历史长一些，但是我也有一段历史。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我曾祖父娶了一只名叫玛赫甘妮的猫。她是一只很优秀的猫，我们家族全都遗传了她的眼睛和她的孤僻性格。我曾祖父是在一家图书馆认识玛赫甘妮的：她正蜷缩着身子在一本名为《大风暴》的书上睡觉，这本书正是他要读的书。他请她让开。还是非常有礼貌地请。作为一种规矩，我们家族都很有礼貌。玛赫甘妮睁开一只眼，看起来一点儿也没受感动的样子。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在我曾祖父所有的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中，他的脸上都有那次被打后留下的疤痕，就像一条整齐的缝合线，横过整个脸颊，直到眼睛下面。这真的是让人非常尴尬。他们就这样相识了。我曾祖父跟玛赫甘妮在西西里结婚，他穿的是他的军服，上面挂满了各种勋章佩带，而她却只穿戴着她自身的黑色皮毛。我曾祖父母很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他们生养了七个孩子。他们的孩子有男有女，全都是小提琴手。玛赫甘妮去世后，我曾祖父三天之后，也跟着去世了，是心脏病发作。
“你打算如何处理你的九条命?”莱娜尔有一次这样问我。我没有正面回答。有九条命并不意味着你不仅能够过完你一生中所有的最好的日子，而且还有更多的好日子。它意味着你有太多的时间去孤独地与你的思想相对。它意味着你会更快地厌倦你所喜爱的东西。老实说，我很不高兴我曾祖父娶了一只猫。
有一次，我问莱娜尔她是不是一个鬼。莱娜尔抬起眉头对着我。她的眉毛是两处黑色的岛屿，漂浮在北冰洋上面。“嘉米?”她问。
“我从未在列车外面见到过你。我从未在白天见到过你。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个人死了。你可能是个鬼。完全有可能。”我说。
莱娜尔张开嘴，从她的表情来看，我想她会说一些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或你喝醉酒了吧之类的话，但是她只是脱下我的一只手套。她的手指从我的手指上面滑过，阴凉得很。
“哦，嘉米。”她说。她只说这么多。
树枝刮到列车的车窗上。我在想，她是否曾经也那样对待过她丈夫，她是否曾经一边脱她丈夫的手套或领带，一边那样叫着她丈夫的名字，而我希望她是那样做的。她丈夫应该开心。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的东西是什么。我怀疑那些湛蓝的海洋和陆地是否把他的手留在她身上的伤痕都掩盖了。她丈夫有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铜牌，但是我敢打赌他不会为她在列车上建造一座房子、用报纸做床铺、用旧雨伞做窗帘、用空伏特加酒瓶做装饰性的玻璃雕塑品。我想也许莱娜尔得有个人来为她做那些事。我从未叫她离开她丈夫，或者是跟我私奔，从来没有过。那就是我们争吵的原因。因为我从未叫过。
在我们发生争执之前我见过她一次，当时她喝醉了。她手里拿着一瓶廉价的褐色朗姆酒，酒瓶的标签上印着海盗船。我说：“究竟怎么了?莱娜尔!”
莱娜尔摇摇头，用她那种悲观的笑容笑了笑。“我的名字不叫莱娜尔，”她阴沉地说，“是的，那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一切，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嘉米。”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列车在轨道上奔跑，朗姆酒从她的酒瓶中喷出来洒到她手上，她把酒瓶放到两腿之间紧紧地夹住。她的指甲内满是血迹和污垢。如果她皮肤上有青肿的话，我也不可能看到。
“没事，没发生什么事，”她怒气冲冲，“我只是累了。上帝，”她说，声音小到让人几乎听不清，“我太累了。”她把头靠到我的手臂上。太平洋膨胀了，一直涨过她的肩膀，把俄罗斯的一小部分给淹没了。我突然感到害怕。我害怕在各大洋吞食整个世界的时候跟她在一起，害怕我们屁股下面的那块土地未经战争就沉陷的时候跟她在一起。
“对不起，”莱娜尔说，说了一遍又一遍，“对不起，我太困惑了。”
“没事。”我对她说。
我们整个家族都憎恨水，这是因为我们的一半是猫，一半是军人。我母亲两次死在湖里，同一个湖。也许有人会说她很愚蠢，但我说这是命运。如果你碰巧很害怕水的话，那你就拿它没有办法。我收集留在列车上的报纸，寻找发洪涝的消息，包里带着一件雨衣和两把红色的雨伞。为此，我跟莱娜尔发生了争执。尽管它跟一场战争计划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它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计划。
我最后一次见到莱娜尔的时候，她打开车窗放夜色进来。我们俩都非常理智。我们坐得很近，但是又没有近到可以互相触摸的程度。我们讨论工作，讨论假日，还有今年的冬天会有多久等等。在我到站之前，在我要站起来之前，莱娜尔用手抓住我的手。“等等，”她说，“嘉米，等等。先不要走。”
我没有走，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即使是她的耳朵、耳蜗和耳背，也是蓝色的小旋涡。现在我得在风中步行回家了。
“我可以学会拉小提琴。”莱娜尔说。
“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我说。
那不是我的真实意思。我说的是水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水把她整个吞没的话。我怀疑莱娜尔的身体是否会是一个等待成为事实的先兆，即整个世界将被淹没。我甚至怀疑她本人是否知道她也会被淹没。
“听着。”我说。
我小心地将她的头从我的肩膀上推开。我收紧手指。解开头上的大头巾。我的头发硬得像钢丝，手指瘦瘦的。而且非常直。我将头发拉直到嘴边，紧紧地卷在我的拳头上。我用一根手指从一束头发上拉过去，发出的声音既高昂又甜蜜。
我母亲死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一起玩耍。那也是我曾祖母传给我们的：大家族的人总会早早离开家庭，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我的兄弟姐妹跟我在我母亲去世的那家医院的房间里玩了很长时间。我还记得我母亲说的话：我太累了。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走了。我没有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也没有问我打算到哪儿去。我知道，他们至少还在某个地方活着。这就是有九条命的好处之一。
那些音符就像是蜜蜂在我的嘴边嗡嗡地响着，一直回响到我的喉咙中，音符的震荡让我感到迷惑不解，但是那首歌却是非常好听。我想这也许是一首赞美堤岸的歌，要不就是赞美淹没的歌。莱娜尔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大腿之间。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哭。在她脖子的背部，格陵兰岛就像亚特兰蒂斯岛(译注：据传说，该岛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已沉入大洋)那样在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