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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县位于哈尔滨正东，那里有一支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又称巴彦游击队，创建人是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
1932年4月，受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张甲洲与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张清林等人回东北参加抗战。他们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后，在张甲洲的家乡——巴彦县七马架子村，拉起一支约200人的队伍。张甲洲为总指挥，原巴彦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为副总指挥，原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任参谋长。
在一些人看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并没怎么把这几个学生放在眼里。队伍初创时，这几个只搞过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也不知道该如何举足投步。没多久，王家善和孔庆尧就带着自己的人马走了，队伍减员一半。张甲洲这个着急上火啊，派郑炳文、张清林到安达组织抗日武装，他自己则去大烟沟联合胡子队“绿林好”共同抗战。
6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审时度势，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先任省委代表，后任游击队参谋长，意在巩固、发展、壮大这支党领导的反日武装。
经过发动，队伍再次发展到200多人，不过成分比较复杂，农民、工人、士绅、知识分子、大排队、胡子，什么人都有。张甲洲的宗旨是，只要真心打日本子，什么人都要。赵尚志赞同这种做法，但认为这支队伍还需要改造。且不说胡子、大排队出身的士兵，就是以前规规矩矩的农民，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也是要不得的。于是，赵尚志提出建立“中心队伍”——使之成为旗帜、样板，从而影响、带动乃至改造全队。
张甲洲也知道，这样一支三教九流的队伍，如果管严了，一些人受不了就跑了，不跟你干了；如果管松了，经常出现扰民问题，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所以，他很认同赵尚志的意见。
几个党员一商量，从所属的三个大队中选出20名年轻、健壮、思想品质比较好的队员，单独编成一个“模范队”，党的主张、部队纪律先在“模范队”中贯彻执行——长官不许打骂士兵，谁也不准打骂勒索老百姓，不许抽大烟，不许说胡子黑话等等。
“老太太，你别惊，过了胡子就是兵。”在老百姓眼里，除了胡子，没有比被拆解为“丘八”二字的兵名声再臭的了，警察则被称为“警察狗子”。在他们看来，这些扛枪挎刀的人，天生就是对他们施暴的。不打骂、不祸害百姓的军队谁见过？至于当官的打骂当兵的、老兵欺负新兵，也是世代相传，被视为家常便饭了。
那时，在队伍里大小当个官，就自然在下级面前端起架子，弄出许多特殊待遇来，仿佛不如此就不叫官了。而从巴彦游击队的省委代表、参谋长，到抗联三军军长、总司令，赵尚志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没什么与士兵不同的地方。
平时，赵尚志喜欢和士兵唠嗑：家在哪疙瘩的呀，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上队前干什么的呀，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乐意的地方呀……那时的人大多怕官，平时再油嘴滑舌的人，见了官也难免舌头发硬。有时几个人唠得正热乎，见赵尚志过来，立刻就噤声了。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士兵们发现这个来头不小的“小李先生”很随和，慢慢地，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了，就找他唠唠。
那时，赵尚志化名“李育才”，刚刚24岁。这一年打下巴彦城后，他和同志们有张合影，十几个人中，一张挺明显的圆圆娃娃脸，个子也小（2004年6月，在长春般若寺发现赵尚志的头颅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根据颅骨测量推断，他的身高在1.60至1.63米之间）。没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叱咤风云，威震北满，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大大的赵尚志”。可当时在大家眼里，“小李先生”只是见识广、人缘好、挺直性，说话办事显得特别与众不同，而且令人钦佩。
1932年11月，巴彦县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是这样评述这支队伍的：“在群众工作上建立了士兵会，发展了组织，在生活方面逐渐改善他们生活，衣物鞍马都平均来分配，打击过去个人的自私观念，改正他们的土匪意识和流氓行为。在过去，他们不分穷富，乱打、乱抢、打骂庄稼人，现在他们与庄稼人都很和善。”“过去土匪吃鸦片的很多，现在几个队伍只有一、二队和洋炮队里有幾个，其余少年队和教导队里一个也没有了。”
1932年7月，巴彦县城成立满洲国伪政权，但城外仍是义勇军的天下。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队西渡少陵河，到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活动。所到之处，只要反日的人加入队伍都欢迎。8月东返时，游击队扩大到800多人，而且全是马队。8月12日，张甲洲、赵尚志与活动在巴彦县东北老黑山的原马占山所部的才团（因团长才鸿猷姓才而得名）、在木兰县蒙古山活动的“绿林好”约定：鸡叫头遍为号，联合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天刚放亮就把县城打了下来，并活捉了伪县长。
打下巴彦城后，反日义勇军的声威大振，“才团”团长才鸿猷自封为旅长，让“绿林好”的头子当了团长，转而起了歹意。
张甲洲、赵尚志建立“模范队”，既让一些人感到稀奇、高兴，也让那些抽大烟、习惯“打精米，骂白面”的人觉得受不了。经才鸿猷封官许愿一拉拢，这些人一串联，呼啦啦都跑了，只剩下以“模范队”为骨干的不到200人的队伍。
经过一番发动，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成立一个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9月，得知呼（兰）海（伦）铁路线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定趁其立足未稳，吃掉这股敌人。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们摩拳擦掌。半夜时分，游击队的100多骑兵将康金井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哪知鬼子已经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从敌人手里夺取越冬物资。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但敌人也随即展开反攻。从中午战至深夜，因为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形势比较严峻，游击队不得不突围出城。突围过程中，游击队伤亡百余人，缴获的物资也未带出来，枪械、用具还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时，左眼被一块弹片击中，血流满面，從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一个要命的原因是“北方会议”精神。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早在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曾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了“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只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他俩据理力争——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然而，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从此，巴彦游击队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他们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积极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就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红军江北独立师的敌人。东兴一战最终失利，就是因为地主武装都成了游击队的对头。原来江北独立师中有不少大户子弟，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包括前期被发展入党的两名大户子弟相继离队，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为此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走的就是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而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甚至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
前面写到的汤原游击队以及后面将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因为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自然也就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他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罗登贤被撤职后的满洲省委就不再认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红36军江北独立师）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与省委的矛盾、隔阂已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子，在官兵心目中一向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深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他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深感无奈。
江北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的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后才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江北独立师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因为要执行省委决定，一路上到处都是对头。有些队员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结果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了鄂伦春人的两支枪。
对于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来说，枪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命根子。于是，鄂伦春人火了，召集200多人围打独立师。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而独立师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失利都更难以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之后都能迅速恢复生机。而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队伍只好西返巴彦。待走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独立师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地区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待续）
1932年4月，受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张甲洲与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张清林等人回东北参加抗战。他们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后，在张甲洲的家乡——巴彦县七马架子村，拉起一支约200人的队伍。张甲洲为总指挥，原巴彦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为副总指挥，原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任参谋长。
在一些人看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并没怎么把这几个学生放在眼里。队伍初创时，这几个只搞过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也不知道该如何举足投步。没多久，王家善和孔庆尧就带着自己的人马走了，队伍减员一半。张甲洲这个着急上火啊，派郑炳文、张清林到安达组织抗日武装，他自己则去大烟沟联合胡子队“绿林好”共同抗战。
6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审时度势，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先任省委代表，后任游击队参谋长，意在巩固、发展、壮大这支党领导的反日武装。
经过发动，队伍再次发展到200多人，不过成分比较复杂，农民、工人、士绅、知识分子、大排队、胡子，什么人都有。张甲洲的宗旨是，只要真心打日本子，什么人都要。赵尚志赞同这种做法，但认为这支队伍还需要改造。且不说胡子、大排队出身的士兵，就是以前规规矩矩的农民，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也是要不得的。于是，赵尚志提出建立“中心队伍”——使之成为旗帜、样板，从而影响、带动乃至改造全队。
张甲洲也知道，这样一支三教九流的队伍，如果管严了，一些人受不了就跑了，不跟你干了；如果管松了，经常出现扰民问题，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所以，他很认同赵尚志的意见。
几个党员一商量，从所属的三个大队中选出20名年轻、健壮、思想品质比较好的队员，单独编成一个“模范队”，党的主张、部队纪律先在“模范队”中贯彻执行——长官不许打骂士兵，谁也不准打骂勒索老百姓，不许抽大烟，不许说胡子黑话等等。
“老太太，你别惊，过了胡子就是兵。”在老百姓眼里，除了胡子，没有比被拆解为“丘八”二字的兵名声再臭的了，警察则被称为“警察狗子”。在他们看来，这些扛枪挎刀的人，天生就是对他们施暴的。不打骂、不祸害百姓的军队谁见过？至于当官的打骂当兵的、老兵欺负新兵，也是世代相传，被视为家常便饭了。
那时，在队伍里大小当个官，就自然在下级面前端起架子，弄出许多特殊待遇来，仿佛不如此就不叫官了。而从巴彦游击队的省委代表、参谋长，到抗联三军军长、总司令，赵尚志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没什么与士兵不同的地方。
平时，赵尚志喜欢和士兵唠嗑：家在哪疙瘩的呀，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上队前干什么的呀，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乐意的地方呀……那时的人大多怕官，平时再油嘴滑舌的人，见了官也难免舌头发硬。有时几个人唠得正热乎，见赵尚志过来，立刻就噤声了。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士兵们发现这个来头不小的“小李先生”很随和，慢慢地，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了，就找他唠唠。
那时，赵尚志化名“李育才”，刚刚24岁。这一年打下巴彦城后，他和同志们有张合影，十几个人中，一张挺明显的圆圆娃娃脸，个子也小（2004年6月，在长春般若寺发现赵尚志的头颅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根据颅骨测量推断，他的身高在1.60至1.63米之间）。没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叱咤风云，威震北满，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大大的赵尚志”。可当时在大家眼里，“小李先生”只是见识广、人缘好、挺直性，说话办事显得特别与众不同，而且令人钦佩。
1932年11月，巴彦县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是这样评述这支队伍的：“在群众工作上建立了士兵会，发展了组织，在生活方面逐渐改善他们生活，衣物鞍马都平均来分配，打击过去个人的自私观念，改正他们的土匪意识和流氓行为。在过去，他们不分穷富，乱打、乱抢、打骂庄稼人，现在他们与庄稼人都很和善。”“过去土匪吃鸦片的很多，现在几个队伍只有一、二队和洋炮队里有幾个，其余少年队和教导队里一个也没有了。”
1932年7月，巴彦县城成立满洲国伪政权，但城外仍是义勇军的天下。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队西渡少陵河，到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活动。所到之处，只要反日的人加入队伍都欢迎。8月东返时，游击队扩大到800多人，而且全是马队。8月12日，张甲洲、赵尚志与活动在巴彦县东北老黑山的原马占山所部的才团（因团长才鸿猷姓才而得名）、在木兰县蒙古山活动的“绿林好”约定：鸡叫头遍为号，联合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天刚放亮就把县城打了下来，并活捉了伪县长。
打下巴彦城后，反日义勇军的声威大振，“才团”团长才鸿猷自封为旅长，让“绿林好”的头子当了团长，转而起了歹意。
张甲洲、赵尚志建立“模范队”，既让一些人感到稀奇、高兴，也让那些抽大烟、习惯“打精米，骂白面”的人觉得受不了。经才鸿猷封官许愿一拉拢，这些人一串联，呼啦啦都跑了，只剩下以“模范队”为骨干的不到200人的队伍。
经过一番发动，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成立一个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9月，得知呼（兰）海（伦）铁路线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定趁其立足未稳，吃掉这股敌人。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们摩拳擦掌。半夜时分，游击队的100多骑兵将康金井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哪知鬼子已经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从敌人手里夺取越冬物资。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但敌人也随即展开反攻。从中午战至深夜，因为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形势比较严峻，游击队不得不突围出城。突围过程中，游击队伤亡百余人，缴获的物资也未带出来，枪械、用具还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时，左眼被一块弹片击中，血流满面，從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一个要命的原因是“北方会议”精神。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早在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曾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了“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只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他俩据理力争——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然而，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从此，巴彦游击队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他们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积极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就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红军江北独立师的敌人。东兴一战最终失利，就是因为地主武装都成了游击队的对头。原来江北独立师中有不少大户子弟，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包括前期被发展入党的两名大户子弟相继离队，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为此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走的就是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而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甚至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
前面写到的汤原游击队以及后面将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因为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自然也就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他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罗登贤被撤职后的满洲省委就不再认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红36军江北独立师）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与省委的矛盾、隔阂已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子，在官兵心目中一向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深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他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深感无奈。
江北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的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后才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江北独立师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因为要执行省委决定，一路上到处都是对头。有些队员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结果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了鄂伦春人的两支枪。
对于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来说，枪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命根子。于是，鄂伦春人火了，召集200多人围打独立师。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而独立师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失利都更难以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之后都能迅速恢复生机。而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队伍只好西返巴彦。待走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独立师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地区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