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曙光
　　1982年春，我从我上班的商店骑了四五十分钟的自行车，到杭州师范学院找我弟弟莫小不，向他借复习资料，我想考电大。
　　对于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的那一批年轻人来说，重新求学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我已全部错过。
　　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条件苛刻，家庭出身要好，个人表现要强，还有令人难以想象的明争暗斗，我无从争起。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下乡的弟弟们都是在此后三年里考上的。此时我已经在商店工作，早上8点开门，晚上7点打烊，还有个幼小的孩子要带，哪敢奢望脱产上大学。
　　三十出头了，文凭没有，学识浅薄，站一辈子柜台，不甘心。我陷入了左冲右突四面楚歌的境地，读过一堆乱七八糟的“班”，还是找不到北。
　　广播电视大学，其实早几年就已经办了，只是这年刚刚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
　　电大的学习形式，仿佛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求學路上的落难者设计的。老师在电视上讲课，广播同步播出，只需一个小半导体，无论人在哪里，都可以“上”大学。其优势后来更是被我那些大龄同学利用到登峰造极：白天上班没时间听课，就让年迈的父母录下来，晚上听，坐公交车听，骑自行车听，给孩子哺乳时听……我有个同学是领导，竟然坐在主席台上塞着耳机听。
　　终于有了读书机会
　　电大也有面授课，是各单位自己组织的，尤其是在考试前，会请一些高校老师来“提纲挈领”。于是各系统的同学之间就有这样的交流：“你们的写作老师是哪里请的？”“你们的古汉语老师讲得好不好？”于是就有了赶场子一样的听课。记得最远的一次我赶到岳坟那边，听园林管理局电大班的辅导课，课上了一半，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回家时雨停了，北山街靠新新饭店那一段地势很低，自行车大军涉水而过，黑夜里一片哗哗水响。那次听课挺值的，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一位老师为我们猜中一道10分大题，功德无量啊。
　　我那时挂靠商业局电大班，为什么只是挂靠？开头我不是急急找复习资料，废寝忘食背历史地理吗？直到入学考试前几天，别人都拿到了准考证，我没有。一问，原来我非培养对象，没将我报上去。领导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别在这儿妨碍工作，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当时我几近绝望，但电大为我们这些底层求学者想得真是太周全了。没参加入学考试，可以自学，修满学分，一样拿文凭。所不同的只是，每周两个半天的面授课，同学们可以脱产，而我必须用自己的时间；考试若不及格，同学们可以补考，我不能。即使如此，我已经非常非常地感谢电大，感谢收留了我的商业局电大班，我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
　　命运的转折点
　　读了不到三个学期，1983年年末，《杭州日报》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条件：本地户口，全民所有制单位，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包括在读）。我刚刚卡进，好险！
　　我原本是想写“招聘”的，我觉得是《杭州日报》的那次招聘改变了我的命运。再一想，没有电大，我连应聘的资格都没有。
　　跟电大有关的另一个招聘细节是，面试时，我一无知识储备，二无好口才，连普通话都讲不顺溜，考官们凭什么看中了我？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讲到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将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调换成两个半天，上电大的面授课。《杭州日报》总编莫念祖问：“这么说，在一年半里你没休息过一天？”我说是。我猜测，这是《杭州日报》录用我的原因之一。
　　有人说王小波的名字就像一个接头暗号，可以从别人对他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我觉得电大也是个接头暗号，它暗含的内容就是———绝处逢生。
　　1985年秋天，我拿到了大专文凭，这也是我的最高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