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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一直对第三帝国的广播电台自信满满，
因为那是他的得意之作，当然也包括第三帝国电台中对盟军广播的那个“迷人的电波女神”——阿克西斯·萨莉。
在当今微博客、手机等媒体横行无忌的时代，电台已经是众多形式媒体中的末路黄花。然而，在1945年3月，电台却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剂强心镇定剂。
那时的纳粹德国，已然是腹背受敌、气息奄奄，但戈培尔却在3月15日的日记中给自己心理暗示：“众多的法国人在收听我们德国的电台，几乎就像当年他们在我们占领下收听英国电台一样。由此可见，局面在改观，至少部分在改观。”
盟军与轴心国的猛烈炮火对拼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战场——宣传战，双方都利用电台这种当时最普及的大众传媒来进行心理战，绞尽脑汁构思出来的动人词句通过电波传遍了每一条战壕和街巷。戈培尔一直对第三帝国的广播电台自信满满，因为那是他的得意之作，当然也包括第三帝国电台中对盟军广播的那个“迷人的电波女神”——阿克西斯·萨莉。
纳粹电波下摇摇欲坠的英国民心
早在战争初期，戈培尔的“电台战计划”就被执行得很迅速，爱尔兰籍美国人威廉姆斯·乔伊斯被选中担任首席播音员，他那口英国上流社会腔，在1939年时，曾吸引了三成英国人收听德国广播，因为在说话时总要清嗓子，他被称为“呵呵勋爵”。到1940年，“呵呵勋爵”在英国的固定听众和随机听众人数分别高达600万和1800万。这年春天，通过柏林郊区100千瓦的发射器，德国纳粹广播电台使用12种语言，24小时不间断向全世界广播。纳粹对英国的广播宣传战在初期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用谁来拉拢美国听众呢？
1935年，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的爱荷华州教师因为组织“希特勒青年团”而被炒鱿鱼，他便成了美国版的“呵呵勋爵”，与德国文学教授马克思·考克维茨一起主宰了纳粹德国电台的对美国广播。但是戈培尔觉得，纳粹电台需要一个女声来“助战”，萨莉女神便出现了。
“我猜戈培尔博士一定是想利用萨莉那甜美的声音来瓦解盟军小子们的斗志，但我想效果恰恰相反，我们深受她的鼓舞，我们爱她！”美国空军爱德华·冯·丹尼下士在回忆“萨莉女神”时说。
“孩子们，你知道我会对你说：‘把你的烦恼打包在行囊中’，可是，你那小小的行囊如何装得下你那无尽的烦恼呢？”从北非沙漠到诺曼底海滩，这个美国女人诱人的声音让无数身在战壕里或是密林中的盟军战士听得如痴如迷。然而事实上，“萨莉女神”是两个人，一个是在柏林播音的马尔的里德·吉拉尔斯，曾经做过模特女郎的俄亥俄州中年女人；另一个是在罗马播音的里塔·祖卡，声音甜美的30岁纽约女人，但两个女人投靠纳粹的心路历程各不相同。
1925年，在纽约亨特学院，音乐系学生马尔的里德·吉拉尔斯对德国文学教授考克维茨一见钟情。她曾经在俄亥俄州大学学习过戏剧艺术，擅长演说、语言和戏剧表演。但因为无法达到学校要求而无法毕业，此后做过售货员、服务生、收银员，1929年跟随母亲去了欧洲学习音乐，半年后就回到美国。
20世纪30年代，恰逢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马尔的里德在证券公司、音乐喜剧和杂技中找活干，但是并没有出名。1933年她又回到法国当了一名公务员，2年后在德国她又变成了英语教师。但是当时英语教师的薪水比俄语教师低很多，她一气之下去做了播音员。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身陷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就业无门的她随着导师兼梦中情人的考克维茨去了柏林，先是在德累斯顿继续她的音乐学习，随后在考克维茨的鼎力支持下，担任纳粹电台对欧洲美国人的女播音员，内容只是放放音乐，谈谈文化艺术，甜美、性感的声音让她一夜蹿红，她不但坐收高薪，还被允许不参与政治。
1941年春，美国大使馆要求在欧洲的美国人回国，马尔的里德曾想回国，但德国未婚夫保尔·卡尔森威胁说，你回美国就别想和我结婚。为了得到一个女人一生中梦寐以求的婚姻，马尔的里德留在了柏林，但此时，她的命运已经渐渐脱离了她自己的掌控范围。
纳粹广播带给盟军战士的乡愁与阴影
就在马尔的里德留在柏林后不久，未婚夫在东线前线阵亡，这时的柏林只有一个男人可以帮助他，就是带她来柏林的导师——考克维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马尔的里德无所顾忌地在她的同事面前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我只是说了我对日本人的看法，我觉得德国人自己会渐渐发现我说的是对的”，但首先被验证的不是她对日本人的看法，而是她陷入了孤立。
之后的某天，考克维茨拿着一叠谴责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广播稿给马尔的里德广播，或许是出于对美国故乡的感情，她拒绝了。
“你必须念！否则他们会杀了我！”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导师考克维茨双手颤抖着对她叫喊道，她只好打开麦克风开始播音。几天之后，她的美国护照被美国使馆非法没收（因为美国公民有言论自由，谴责罗斯福并不犯法），她向外交部门申诉，可就在收到答复之前，美国对德宣战，她成了没有国籍的女人，她在对美广播中的节目也暂时被导师考克维茨取代，导师千方百计想让她为纳粹宣传服务，对她说：“你要知道，即使是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那么经典的东西），那也是一种宣传。”别无选择的她屈服了。
为了应对北非战场的残酷战争，纳粹德国电台开设了一档节目叫《家乡，迷人的家乡》，时间档在晚上8点到夜里2点之间，主打“思乡之情”，以诱发战士的恐战心理，动摇军心。马尔的里德饰演一个名叫玛吉的女人，她试图以诱人的声音来让盟军战士们对身边和战争中的一切都产生怀疑和厌倦。盟军战士们叫她“柏林娘们”、“柏林宝宝”和“萨莉女神”，通常的叫法是阿克西斯·萨莉。
“没有女人比得上萨莉”，空军下士爱德华·冯·丹尼在1944年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她是我们盟军空军的心肝宝贝，她只是在摇摆，摇摆得真好！”战士们对“萨莉女神”欲罢不能，据说美国空军启程去轰炸柏林时，飞行员还在空中听萨莉的广播，只有在为了保持安静时才很不情愿地关掉广播。
1944年5月11日，一个由马尔的里德演播的广播剧《侵略的视野》在电台中播放，这也成了日后判她叛国罪的“罪名”之一，很多等待执行“D-Day”登陆计划的英国士兵和美国大兵听到了这出剧，马尔的里德饰演一个美国大兵的母亲，她梦见自己的儿子乘坐的正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燃起熊熊大火，儿子死于非命。广播剧中非常逼真地模仿了海滩战役中负伤战士的痛苦呻吟与叫喊声，旁白声音进入：“D-DAY的D代表着厄运（doom）、死亡（death）、灾难（disaster）、失败（defeat）、敦刻尔克（Dunkerque，指德军进攻法国时法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形容逃跑和失败）。”不管结果怎样，这种黑暗的预言确实曾经笼罩在准备在法国西海岸登陆的盟军战士的心间。
两个萨莉的争斗与浮沉
1943年夏天，就在盟军向意大利半岛推进时，罗马电台也雇佣了一位30岁的美国女人——里塔·祖卡，纽约曼哈顿一个成功的餐馆老板的女儿。1938年，她来到罗马，当了一名打字员，但是因为错打了反法西斯的材料而失业，却阴差阳错地因为她的美国纽约口音而被电台雇用。她也被命名为“萨莉”，负责节目《杰瑞的前线来电》，杰瑞是当时很流行的美国名字，很明显这个节目的目标听众就是美国大兵，每晚她都会说：“这是来自萨莉的甜美之吻”。
“盟军第504伞兵团的棒小伙们，我们的第61运兵团将会送你们上西天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你们何时落伞在了哪里，你们即将被消灭干净！”1943年7月8日，盟军攻打西西里岛的前夜，“罗马萨莉”在电波中或有意或无意地透露了战时对战双方的信息：盟军伞兵面临着十倍人数的敌人，而这时，盟军伞兵部队的飞机才刚刚起飞。
此时在柏林，马尔的里德发现在罗马还有另一个“萨莉”在“假冒自己”，她很生气，威胁将退出广播：“我觉得我需要对我所说的话负责，但战争结束后，我不想在‘萨莉的话’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麻烦和冲突。”但是，她无法选择开始，当然也无法选择结束。
1944年12月5日，里塔·祖卡的儿子降生，仅仅40天后，她就又拿起了麦克风。1945年6月，里塔·祖卡在叔叔家里被捕。
这时的美国报纸，开始对“萨莉女神”毒舌起来，其中一个标题是《柏林的温柔女声萨莉原来是丑女郎》。甚至有记者挖苦里塔·祖卡说：“她的性感声音背后是一个对眼、罗圈腿、皮肤蜡黄的丑女人。”
无论媒体如何“同仇敌忾”，美国司法部却无法判决里塔·祖卡叛国罪，因为FBI发现她于1941年放弃国籍的文档。胡佛写信给司法部说：“她已经失去了美国国籍，似乎现今任何想判她为叛国罪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当“罗马萨莉”在为自己的罪名忧心忡忡之时，“柏林萨莉”还在继续播音。柏林解放后，萨莉去了哪里呢？一个名叫伊万尼科的、曾经被德军击落的盟军B-17飞机飞行员提供线索，说在战俘营里，萨莉曾经去采访过他。
“我从北非到西西里岛再到意大利，都在听她的节目，所以对她的声音很熟悉。她说，我知道你认出我就是阿克西斯·萨莉。”萨莉给了伊万尼科一杯白兰地和一根烟，并且让他坐好。喝了几杯之后，萨莉开始把麦克风对准伊万尼科，让他说说当战俘的滋味，他说：“我在前线时比现在好一百倍，因为有足够的东西吃！”萨莉很生气地关掉了麦克风，只是多给了他几杯酒喝，那时她用的名字叫做芭芭拉·墨梅。
循着被俘美军飞行员提供的“假名字线索”，盟军在占领下的柏林很快发现，芭芭拉·墨梅在柏林的古玩店中出售物品变现，调查人员在店中发现她曾经用过的桌子，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1946年3月15日，美国大兵的来复枪挡住了回家的马尔的里德的去路，“吉拉尔斯小姐，你被捕了”。
“噢！”她耸了下肩，要求携带一样随身物品——导师考克维茨的照片，他于1944年9月死于肺结核。
马尔的里德在盟军的战俘营里待了两年半，没有受到任何罪名的指控，并于1948年返回美国等待审判，她被判10-30年徒刑，并处1万美元罚金。1961年出狱后，她在俄亥俄州的天主教学校做了一名教师。去世后，她被葬在一座无名的墓中，被二战老兵的墓包围着。而里塔·祖卡留在了意大利，隐姓埋名。
谎言与暧昧，宣传战的另一面
“小伙子们你们好，今晚过得好吗？我肯定这是个多么糟糕的夜晚，阿克西斯·萨莉正在对你播音——你们这些可怜的、傻乎乎的小羔羊，正踏在你们被宰杀的路上！”在战争的最后岁月，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罗马萨莉”随着意大利政权而次次北迁，但广播的语气却依旧如此强硬，盟军小子们却也乐于被这个甜美的女声叫做“待宰杀的小羔羊”，谎言成了纳粹广播的一个主要元素。
或许恰恰是从德国人的电台宣传战中吸取了教训，英国人的对敌电台在“蒙蔽心灵、瓦解斗志”这个关键点上甚至有点后来居上了。
英国赫特福德郡农场里电台播出的黄色笑话，使得德国潜艇官兵成了最忠实的听众。但在得到德军的充分“拥护”后，电台就开始穿插一些让德国兵不那么“开心”的“虚构报道”。文件显示，电台曾报道说纳粹军队用柏林空袭的受害者的大腿、胳膊和躯干组合成了“完美的雅利安女孩”；另一则报道称柏林潜伏着大量恋童癖，专对无辜平民的孩子下手。电台还对德军散布谣言，称他们的妻子可能已经落入他人手中。
丘吉尔时期的掌玺大臣斯塔福·克里普斯听过了这些令人肉麻的对敌广播之后说：“如果靠这些下流玩意才能赢得战争，我宁愿输掉！”但是他们赢了，历史总是如此弄人。但这种纯粹为“喉舌”的电台早已不再是新闻传媒的一部分，而应该属于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因为那是他的得意之作，当然也包括第三帝国电台中对盟军广播的那个“迷人的电波女神”——阿克西斯·萨莉。
在当今微博客、手机等媒体横行无忌的时代，电台已经是众多形式媒体中的末路黄花。然而，在1945年3月，电台却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剂强心镇定剂。
那时的纳粹德国，已然是腹背受敌、气息奄奄，但戈培尔却在3月15日的日记中给自己心理暗示：“众多的法国人在收听我们德国的电台，几乎就像当年他们在我们占领下收听英国电台一样。由此可见，局面在改观，至少部分在改观。”
盟军与轴心国的猛烈炮火对拼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战场——宣传战，双方都利用电台这种当时最普及的大众传媒来进行心理战，绞尽脑汁构思出来的动人词句通过电波传遍了每一条战壕和街巷。戈培尔一直对第三帝国的广播电台自信满满，因为那是他的得意之作，当然也包括第三帝国电台中对盟军广播的那个“迷人的电波女神”——阿克西斯·萨莉。
纳粹电波下摇摇欲坠的英国民心
早在战争初期，戈培尔的“电台战计划”就被执行得很迅速，爱尔兰籍美国人威廉姆斯·乔伊斯被选中担任首席播音员，他那口英国上流社会腔，在1939年时，曾吸引了三成英国人收听德国广播，因为在说话时总要清嗓子，他被称为“呵呵勋爵”。到1940年，“呵呵勋爵”在英国的固定听众和随机听众人数分别高达600万和1800万。这年春天，通过柏林郊区100千瓦的发射器，德国纳粹广播电台使用12种语言，24小时不间断向全世界广播。纳粹对英国的广播宣传战在初期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用谁来拉拢美国听众呢？
1935年，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的爱荷华州教师因为组织“希特勒青年团”而被炒鱿鱼，他便成了美国版的“呵呵勋爵”，与德国文学教授马克思·考克维茨一起主宰了纳粹德国电台的对美国广播。但是戈培尔觉得，纳粹电台需要一个女声来“助战”，萨莉女神便出现了。
“我猜戈培尔博士一定是想利用萨莉那甜美的声音来瓦解盟军小子们的斗志，但我想效果恰恰相反，我们深受她的鼓舞，我们爱她！”美国空军爱德华·冯·丹尼下士在回忆“萨莉女神”时说。
“孩子们，你知道我会对你说：‘把你的烦恼打包在行囊中’，可是，你那小小的行囊如何装得下你那无尽的烦恼呢？”从北非沙漠到诺曼底海滩，这个美国女人诱人的声音让无数身在战壕里或是密林中的盟军战士听得如痴如迷。然而事实上，“萨莉女神”是两个人，一个是在柏林播音的马尔的里德·吉拉尔斯，曾经做过模特女郎的俄亥俄州中年女人；另一个是在罗马播音的里塔·祖卡，声音甜美的30岁纽约女人，但两个女人投靠纳粹的心路历程各不相同。
1925年，在纽约亨特学院，音乐系学生马尔的里德·吉拉尔斯对德国文学教授考克维茨一见钟情。她曾经在俄亥俄州大学学习过戏剧艺术，擅长演说、语言和戏剧表演。但因为无法达到学校要求而无法毕业，此后做过售货员、服务生、收银员，1929年跟随母亲去了欧洲学习音乐，半年后就回到美国。
20世纪30年代，恰逢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马尔的里德在证券公司、音乐喜剧和杂技中找活干，但是并没有出名。1933年她又回到法国当了一名公务员，2年后在德国她又变成了英语教师。但是当时英语教师的薪水比俄语教师低很多，她一气之下去做了播音员。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身陷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就业无门的她随着导师兼梦中情人的考克维茨去了柏林，先是在德累斯顿继续她的音乐学习，随后在考克维茨的鼎力支持下，担任纳粹电台对欧洲美国人的女播音员，内容只是放放音乐，谈谈文化艺术，甜美、性感的声音让她一夜蹿红，她不但坐收高薪，还被允许不参与政治。
1941年春，美国大使馆要求在欧洲的美国人回国，马尔的里德曾想回国，但德国未婚夫保尔·卡尔森威胁说，你回美国就别想和我结婚。为了得到一个女人一生中梦寐以求的婚姻，马尔的里德留在了柏林，但此时，她的命运已经渐渐脱离了她自己的掌控范围。
纳粹广播带给盟军战士的乡愁与阴影
就在马尔的里德留在柏林后不久，未婚夫在东线前线阵亡，这时的柏林只有一个男人可以帮助他，就是带她来柏林的导师——考克维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马尔的里德无所顾忌地在她的同事面前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我只是说了我对日本人的看法，我觉得德国人自己会渐渐发现我说的是对的”，但首先被验证的不是她对日本人的看法，而是她陷入了孤立。
之后的某天，考克维茨拿着一叠谴责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广播稿给马尔的里德广播，或许是出于对美国故乡的感情，她拒绝了。
“你必须念！否则他们会杀了我！”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导师考克维茨双手颤抖着对她叫喊道，她只好打开麦克风开始播音。几天之后，她的美国护照被美国使馆非法没收（因为美国公民有言论自由，谴责罗斯福并不犯法），她向外交部门申诉，可就在收到答复之前，美国对德宣战，她成了没有国籍的女人，她在对美广播中的节目也暂时被导师考克维茨取代，导师千方百计想让她为纳粹宣传服务，对她说：“你要知道，即使是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那么经典的东西），那也是一种宣传。”别无选择的她屈服了。
为了应对北非战场的残酷战争，纳粹德国电台开设了一档节目叫《家乡，迷人的家乡》，时间档在晚上8点到夜里2点之间，主打“思乡之情”，以诱发战士的恐战心理，动摇军心。马尔的里德饰演一个名叫玛吉的女人，她试图以诱人的声音来让盟军战士们对身边和战争中的一切都产生怀疑和厌倦。盟军战士们叫她“柏林娘们”、“柏林宝宝”和“萨莉女神”，通常的叫法是阿克西斯·萨莉。
“没有女人比得上萨莉”，空军下士爱德华·冯·丹尼在1944年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她是我们盟军空军的心肝宝贝，她只是在摇摆，摇摆得真好！”战士们对“萨莉女神”欲罢不能，据说美国空军启程去轰炸柏林时，飞行员还在空中听萨莉的广播，只有在为了保持安静时才很不情愿地关掉广播。
1944年5月11日，一个由马尔的里德演播的广播剧《侵略的视野》在电台中播放，这也成了日后判她叛国罪的“罪名”之一，很多等待执行“D-Day”登陆计划的英国士兵和美国大兵听到了这出剧，马尔的里德饰演一个美国大兵的母亲，她梦见自己的儿子乘坐的正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燃起熊熊大火，儿子死于非命。广播剧中非常逼真地模仿了海滩战役中负伤战士的痛苦呻吟与叫喊声，旁白声音进入：“D-DAY的D代表着厄运（doom）、死亡（death）、灾难（disaster）、失败（defeat）、敦刻尔克（Dunkerque，指德军进攻法国时法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形容逃跑和失败）。”不管结果怎样，这种黑暗的预言确实曾经笼罩在准备在法国西海岸登陆的盟军战士的心间。
两个萨莉的争斗与浮沉
1943年夏天，就在盟军向意大利半岛推进时，罗马电台也雇佣了一位30岁的美国女人——里塔·祖卡，纽约曼哈顿一个成功的餐馆老板的女儿。1938年，她来到罗马，当了一名打字员，但是因为错打了反法西斯的材料而失业，却阴差阳错地因为她的美国纽约口音而被电台雇用。她也被命名为“萨莉”，负责节目《杰瑞的前线来电》，杰瑞是当时很流行的美国名字，很明显这个节目的目标听众就是美国大兵，每晚她都会说：“这是来自萨莉的甜美之吻”。
“盟军第504伞兵团的棒小伙们，我们的第61运兵团将会送你们上西天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你们何时落伞在了哪里，你们即将被消灭干净！”1943年7月8日，盟军攻打西西里岛的前夜，“罗马萨莉”在电波中或有意或无意地透露了战时对战双方的信息：盟军伞兵面临着十倍人数的敌人，而这时，盟军伞兵部队的飞机才刚刚起飞。
此时在柏林，马尔的里德发现在罗马还有另一个“萨莉”在“假冒自己”，她很生气，威胁将退出广播：“我觉得我需要对我所说的话负责，但战争结束后，我不想在‘萨莉的话’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麻烦和冲突。”但是，她无法选择开始，当然也无法选择结束。
1944年12月5日，里塔·祖卡的儿子降生，仅仅40天后，她就又拿起了麦克风。1945年6月，里塔·祖卡在叔叔家里被捕。
这时的美国报纸，开始对“萨莉女神”毒舌起来，其中一个标题是《柏林的温柔女声萨莉原来是丑女郎》。甚至有记者挖苦里塔·祖卡说：“她的性感声音背后是一个对眼、罗圈腿、皮肤蜡黄的丑女人。”
无论媒体如何“同仇敌忾”，美国司法部却无法判决里塔·祖卡叛国罪，因为FBI发现她于1941年放弃国籍的文档。胡佛写信给司法部说：“她已经失去了美国国籍，似乎现今任何想判她为叛国罪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当“罗马萨莉”在为自己的罪名忧心忡忡之时，“柏林萨莉”还在继续播音。柏林解放后，萨莉去了哪里呢？一个名叫伊万尼科的、曾经被德军击落的盟军B-17飞机飞行员提供线索，说在战俘营里，萨莉曾经去采访过他。
“我从北非到西西里岛再到意大利，都在听她的节目，所以对她的声音很熟悉。她说，我知道你认出我就是阿克西斯·萨莉。”萨莉给了伊万尼科一杯白兰地和一根烟，并且让他坐好。喝了几杯之后，萨莉开始把麦克风对准伊万尼科，让他说说当战俘的滋味，他说：“我在前线时比现在好一百倍，因为有足够的东西吃！”萨莉很生气地关掉了麦克风，只是多给了他几杯酒喝，那时她用的名字叫做芭芭拉·墨梅。
循着被俘美军飞行员提供的“假名字线索”，盟军在占领下的柏林很快发现，芭芭拉·墨梅在柏林的古玩店中出售物品变现，调查人员在店中发现她曾经用过的桌子，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1946年3月15日，美国大兵的来复枪挡住了回家的马尔的里德的去路，“吉拉尔斯小姐，你被捕了”。
“噢！”她耸了下肩，要求携带一样随身物品——导师考克维茨的照片，他于1944年9月死于肺结核。
马尔的里德在盟军的战俘营里待了两年半，没有受到任何罪名的指控，并于1948年返回美国等待审判，她被判10-30年徒刑，并处1万美元罚金。1961年出狱后，她在俄亥俄州的天主教学校做了一名教师。去世后，她被葬在一座无名的墓中，被二战老兵的墓包围着。而里塔·祖卡留在了意大利，隐姓埋名。
谎言与暧昧，宣传战的另一面
“小伙子们你们好，今晚过得好吗？我肯定这是个多么糟糕的夜晚，阿克西斯·萨莉正在对你播音——你们这些可怜的、傻乎乎的小羔羊，正踏在你们被宰杀的路上！”在战争的最后岁月，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罗马萨莉”随着意大利政权而次次北迁，但广播的语气却依旧如此强硬，盟军小子们却也乐于被这个甜美的女声叫做“待宰杀的小羔羊”，谎言成了纳粹广播的一个主要元素。
或许恰恰是从德国人的电台宣传战中吸取了教训，英国人的对敌电台在“蒙蔽心灵、瓦解斗志”这个关键点上甚至有点后来居上了。
英国赫特福德郡农场里电台播出的黄色笑话，使得德国潜艇官兵成了最忠实的听众。但在得到德军的充分“拥护”后，电台就开始穿插一些让德国兵不那么“开心”的“虚构报道”。文件显示，电台曾报道说纳粹军队用柏林空袭的受害者的大腿、胳膊和躯干组合成了“完美的雅利安女孩”；另一则报道称柏林潜伏着大量恋童癖，专对无辜平民的孩子下手。电台还对德军散布谣言，称他们的妻子可能已经落入他人手中。
丘吉尔时期的掌玺大臣斯塔福·克里普斯听过了这些令人肉麻的对敌广播之后说：“如果靠这些下流玩意才能赢得战争，我宁愿输掉！”但是他们赢了，历史总是如此弄人。但这种纯粹为“喉舌”的电台早已不再是新闻传媒的一部分，而应该属于战争机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