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它涉及农业过剩人口如何更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业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如何更加彻底地转换为市民，乃至中国农村如何更平稳更有效地走向现代化等一系列事关大局的重大问题。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也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去求得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当前，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让农民富裕地失去土地
　　
　　我们在很长时间，是很欣赏这样一种现象的：当经济增长，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充足时，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当经济低迷，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不足时，农民又返回乡村。由于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因而，农民可以通过与土地的再次结合而规避失业的风险。这种农民在城乡之间反复流动的现象，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特色”。
　　现在看来，这种现象不值得推崇。经济学界用“不完全城市化”来界定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不完全的城市化，只能是低质量、低效益的城市化。农民在城乡间反复流动，不能彻底脱离农村，也就不能真正变为市民，必将进一步强化二元结构，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不完全城市化”的症结，在于农民工不能富裕地失去土地。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只能由国家征收征用。因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仅仅是失去土地的经营权，而经营权的价格是相当有限的。多则四、五万，少则两、三万，失地农民无法依靠这笔收入彻底地离开农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如果农民在失去土地时，能够获得足够的补偿，也就是富裕地失去土地，那么，就有了在城市定居、创业的资本，也就有了真正成为市民的根本条件。
　　我们在江西新余看到一个生动而又寓意深刻的案例。这个市在推进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为失地农民采取了“拆一补三”的补偿政策，即拆一套农民住房补偿三套。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失地农民一套为商铺，一套为租房，一套为自用，迅速而又稳定地完成了向市民的角色转换。
　　“拆一补三”的经济学内涵是很丰富的。这一政策实质是在土地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用实物补偿的方式，向农民交换土地的所有权。三套房子的价格算下来，不正是土地所有权的价码吗?新余这一做法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一般说来，农民工通过打工收入来完成向市民的角色转换，是很困难的。返乡几乎是绝大多数农民工无奈的选择。因此，我们在思考如何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时，一定要从更深层次上思考如何让农民富裕地失去土地问题。
　　
　　二、向经济全球化要就业机会
　　
　　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有80％的返乡农民工又踏上了打工的旅途。尤其是那些“80后”、“90后”，他们满怀对城市文明的追求，满怀对现代生活的向往，顽强地在都市寻求就业机会。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多是最大的压力。但这一压力又是可以转变为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经济优势的。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准确地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所提供的附加值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将由26％下降到17％，而中国制造业则将从6％上升到17％。有专家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占世界制造业31％，而美国只有10％。由此，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巨大的人口压力得以化解。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需不足正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着力扩大内需的时候，决不能放松出口。我们应当看到，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发展机遇。
　　一是新兴国家市场正在兴起。在过去五年间，世界上有124个国家(其中包括30个非洲国家)年均GDP增长高于4％，由此使几十亿人口开始从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和富裕。因此，在传统的发达国家之外，正在兴起一个新兴国家市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将由此获得新的市场拉动力。
　　二是美欧市场的基本需求并没有发生大的萎缩。以美国为例，其消费占GDP的比例为72％。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一比例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最悲观的预测是下降到65％甚至更低。但即便如此，美国GDP占到全球1/4，65％的消费也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市场。这个65％属于基本需求，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中国制造完全可以有大的作为。
　　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依然是令人刮目的。接近500亿美元的顺差说明，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保持着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加大江西省劳务输出的工作力度，十分紧迫十分必要。很明显，我省经济总量不大，就业机会很是有限。更大更多的就业空间，在长珠闽，在经济全球化。只要工作到位，措施到位，就业岗位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