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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任期内，我将着力推动中国与瑞典汽车企业的合作与发展
●在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来支持受到冲击的行业的时候，瑞典不会这样做。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国家富有竞争性的产品，这在瑞典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预防腐败的问题得从两百年前开始说起，在那时，瑞典就建立了类似于人民监督的机制
瑞典驻华使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你，瑞典有一个著名的家具制造企业一一宜家。大使林川告诉记者：“瞧，我们这里所有的办公用具都来自宜家。”简单、舒适、环保、高科技，这些宜家在中国传播的生活理念，似乎也正是瑞典这个国家给中国人的感觉。
在林川大使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挂着很多人的头像，大使自豪地说：“刚好100年前，瑞典第一任驻华官方公使来到中国，2007年是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林大使很健谈，在正式采访开始之前，他聊到了很多，都是关于中国和瑞典这两个国家在很久以前的故事。其中一个很有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座漂亮的皇宫花园，花园中赫然矗立着一座中国式宫殿，瑞典人把这座按照他们想象中国的模样建造的宫殿叫作“中国宫”。很多瑞典人都喜欢得很，争先恐后地要在自己家也修这么一个园子。林川感慨到：“中国文化真是很有影响力。”
中瑞两国悠久的外交历史和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一直是林川大使强调的重点。上任不到半年的林川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中国，他对“两会”、“和谐社会”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一点也不陌生。
《商务周刊》：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刚刚结束，它也同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您以外交官的身份和视野，能否谈谈“两会”给您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林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和谐”，它主要是指国家内部的和谐，即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次“两会”，我们看到的很多提案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我认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在很多方面，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要素都与瑞典的现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我认为，中国可以从瑞典那里学到很多经验。
我注意到，胡锦涛主席曾经提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在这方面，瑞典一直走在全球各国的前列，它一直致力于呼吁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工作。1972年，联合国举行的第一次环境会议就选择在我们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可以说，瑞典倡导和发起了全球进行环境保护和关注气候变暖的讨论。
其次，胡主席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还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在这方面，瑞典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自1930年代以来，瑞典就开始实施缩小贫富差距的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因此，瑞典的贫富差距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最后，中国还提倡积极创新，尤其是促进科技领域的创新。众所周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最富于创新的国家，它如今已成为世界研究开发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瑞典、中国、和谐社会，在我的眼中，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商务周刊》：去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访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瑞典热”。由瑞典知名企业组成的庞大代表团的到访以及中瑞经贸日等活动的召开，也促进了中瑞经贸合作的发展。半年多过去了，“哥德堡”号带来的热潮是否还在延续?
林川：没错，“哥德堡”号到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也是瑞典方面一次很高级别的访问，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都随船来到了中国。我想，“哥德堡”号的到访更多是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媒介，让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商人了解瑞典，让他们知道瑞典除了制造很好的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先的领域。
有关双边的贸易额统计也可以看出，截至去年年底，瑞典出口中国的贸易量实现了10．4％的增长，进口自中国的商品额增长了27．2％。我们有逆差。粗略来算，去年瑞典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为32．8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量为34．5亿美元。
总的来说，两国的共同点是经济都在加速发展。中国现在炙手可热，每年的GDP增长很快，瑞典在过去10年里也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在这种形势下，两国间贸易肯定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
《商务周刊》；但事实上，就2006年瑞典投资中国的总额来看，实际投资额仅为13．87亿美元。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几年是否会有所改善?
林川：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更高才对。你知道，统计方法的不同会导致数字的巨大差异，有很多的因素使得一些发生在中瑞间的双边贸易活动没有计算在内。举例来说，瑞典宜家在中国每年向世界各地出口高达25亿美元的家具。而这并不被算在双边贸易量的统计中，而实际上，这种发生在瑞典之外的贸易流量很大。
以荷兰为例，很多跨国公司都选择在荷兰建立母公司，因为那里有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投资最后都算在位于荷兰的母公司账上。每次看欧洲国家FDI的统计数据，我们都能发现荷兰总是位居榜首。但这并不意味着荷兰真的在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的贸易和投资，这只是那些跨国企业为了合理避税而造成的一个结果。
今天上午，我刚刚会见了来自瑞典企业利乐集团(Tetra—Pack)的代表团，这家全球无菌包装巨头今年准备在中国投资2．5亿元人民币。我当时很高兴地说：“这笔来自瑞典的投资真大!”他们回答说：“不，这笔投资可不算是来自瑞典的，因为公司把它算作亚洲总部的投资。”这真的很遗憾。我必须说，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我用这些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想说，这个数字低估了中瑞贸易与投资的实际发生额。
《商务周刊》：瑞典的环保技术堪称世界领先，而且它近几年来也对像中国这样遭受环境污染的国家出口环保技术很感兴趣。您能否介绍一下瑞典企业已经或将给中国在环保领域带来怎样的帮助?目前有哪些在谈的项目?
林川：首先，我想说，瑞典一直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有着长久和密切的关系，比如我们一直在给环保总局在北京建立的一个国际研究组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财政和专家支持，在政策层面有着很多的沟通和交流。瑞典使馆内专门有两位环保专家，负责与瑞典的环保组织、机构和环保企业联系。两个政府致力于在环保领域开展广泛和密切的合作。具體来说，我们知道。由于环保科技是需要较高的科学技术做支撑的，气候变化、垃圾处理、净水处理等问题都不是简单的科学技术就可完成。同时，进行环保工作还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需要制定规划和政策，所谓的环保合作并不是指购 买瑞典的一台先进机器或设备就可以的，这 是两国在该领域合作所必须强调的重要一点。
在我的理解中，环保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施，这方面瑞典有很多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目前已经有几家瑞典公司进入了中国，比如从事废弃物自动收集的ENVAC公司。瑞典驻华使馆也将专门建立一个特别小组，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公司与感兴趣的中国城市或企业展开对话。
《商务周刊》：中国企业，尤其是来自东部一些民营企业在瑞典的投资活动日趋活跃。我们很想知道，瑞典政府对这些企业所持态度如何?瑞典当地社会是否欢迎这些来自中国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制造商?
林川：你说的没错，如今有很多来自中国浙江的商人在瑞典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几星期前，我刚与中国凡尔顿集团的骆金星先生和瑞典卡尔玛市市长Johan Persson会过面。他们正在合作开展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卡尔玛的中国城。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2月刚刚举行了奠基仪式，有望在2008年竣工。这个中国城将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的批发生意，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该项目的进展。在卡尔玛市有很多来自浙江的商人，我相信他们将在瑞典做出积极的贡献。
瑞典政府向所有的外国投资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瑞典投资总署在中国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目前已经吸引了60多家企业前来投资，其中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他们在瑞典主要从事日用商品的销售；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比如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他们意识到瑞典在手机、通讯设备等方面有着先进的经验可以学习，所以选择瑞典建立研发中心，中国企业前来投资的第三种形式则是像中国第二大公司国家电网公司那样，在瑞典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生物燃料，投资额达到15亿克朗。我相信，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中国企业到瑞典肯定会有所收获。我现在很关注中瑞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合作，人们都在研究如何提高汽车的安全性，瑞典西海岸有一個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安全性研究中心，在研究如何做到汽车和道路的智能化沟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应该多去那里学习。我希望能够在我的任期内，着力推动中瑞汽车企业的合作与发展。
至于中国商人对瑞典当地企业的影响，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去观察，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瑞典比很多其他欧洲国家拥有更灵活的政策。举例来说，1970年代中期，瑞典是世界第二造船国家，后来日本和韩国的制船企业后来居上，几乎取代了瑞典的地位，瑞典制船企业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的产品更便宜，质量更好，最终瑞典选择了退出这一行业。在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来支持受到冲击的行业的时候，瑞典不会这样做。拿制鞋产业来说，瑞典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制鞋业了。因此，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国家富有竞争性的产品，这在瑞典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至于人们经常提到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当地居民失业问题，瑞典不用担心。瑞典政府有很多的培训计划，能够保证人们再失业后进行再就业。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糟糕，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很多手机的制造是在瑞典进行的，而现在，很多手机制造厂都已经搬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去了。最后，瑞典政府就关闭这些制造厂，妥善的安置了原来的工人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商务周刊》：2005年，中圆和欧盟签署了有关纺织品贸易的协议，这一协议将在2008年到期。在这个日子逐渐到来的时候，您如何看待未来中欧纺织品贸易的走势?这是否意味着另一轮的争论又将开始，瑞典还会一直坚持反对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政策吗?
林川：我们在纺织产品的问题上，一直反对对中国纺织产品进行限制。不可否认，欧洲很多国家遭受到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鞋制品的冲击，因此制定了很高的关税，并给中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说到2008年，我认为，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将产生新的变化，比如法国新一届政府的诞生，这就使得预测2008年中欧纺织品贸易形势很难。
记得4年前，我作为瑞典政府驻日内瓦的首席谈判代表，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世的讨论。可以说，4年前我就在努力将中国拉进WTO这个大家庭中来，瑞典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多边自由贸易的行列中来。在今天，我们还将继续遵守自由贸易的政策不会改变。
“哥德堡”号商船，在18世纪中期承担起了中瑞之间的全部贸易往来，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超级商船。1745年，该船从中国满载而归时却神秘沉没。1993年起，瑞典人历经10年，耗资3000多万美元，重建“哥德堡”号。下水那天，古斯塔夫国王夫妇为它进行了洗礼仪式，两人分别成了新“哥德堡”号的教父和教母。2006年7月18日。古斯塔夫国王夫妇乘坐的“哥德堡”号时隔261年，再次抵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广州。
《商务周刊》：瑞典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与政治腐败、商业贿赂等问题基本绝缘。腐败问题一直是近些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如何从制度安排上“预防腐败”也是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关注的焦点。瑞典在这方面又有什么经验可与中国政府分享吗?
林川：关于瑞典的政治机制是如何做到预防腐败的，得从两百年前开始说起，在那时，瑞典就建立了类似于人民监督的机制。简要来说，瑞典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政府相信群众的耳朵和眼睛，并依赖人民起到广泛的监督作用。瑞典的政治选举过程也是受到监督的，行贿选举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制是可以避免腐败的。
另外，瑞典政府95％的文件都是公开的，记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看到这些政府的文件和政令。可以说，透明度和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制是制止腐败的重要武器。
●在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来支持受到冲击的行业的时候，瑞典不会这样做。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国家富有竞争性的产品，这在瑞典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预防腐败的问题得从两百年前开始说起，在那时，瑞典就建立了类似于人民监督的机制
瑞典驻华使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你，瑞典有一个著名的家具制造企业一一宜家。大使林川告诉记者：“瞧，我们这里所有的办公用具都来自宜家。”简单、舒适、环保、高科技，这些宜家在中国传播的生活理念，似乎也正是瑞典这个国家给中国人的感觉。
在林川大使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挂着很多人的头像，大使自豪地说：“刚好100年前，瑞典第一任驻华官方公使来到中国，2007年是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林大使很健谈，在正式采访开始之前，他聊到了很多，都是关于中国和瑞典这两个国家在很久以前的故事。其中一个很有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座漂亮的皇宫花园，花园中赫然矗立着一座中国式宫殿，瑞典人把这座按照他们想象中国的模样建造的宫殿叫作“中国宫”。很多瑞典人都喜欢得很，争先恐后地要在自己家也修这么一个园子。林川感慨到：“中国文化真是很有影响力。”
中瑞两国悠久的外交历史和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一直是林川大使强调的重点。上任不到半年的林川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中国，他对“两会”、“和谐社会”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一点也不陌生。
《商务周刊》：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刚刚结束，它也同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您以外交官的身份和视野，能否谈谈“两会”给您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林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和谐”，它主要是指国家内部的和谐，即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次“两会”，我们看到的很多提案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我认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在很多方面，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要素都与瑞典的现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我认为，中国可以从瑞典那里学到很多经验。
我注意到，胡锦涛主席曾经提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在这方面，瑞典一直走在全球各国的前列，它一直致力于呼吁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工作。1972年，联合国举行的第一次环境会议就选择在我们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可以说，瑞典倡导和发起了全球进行环境保护和关注气候变暖的讨论。
其次，胡主席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还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在这方面，瑞典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自1930年代以来，瑞典就开始实施缩小贫富差距的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因此，瑞典的贫富差距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最后，中国还提倡积极创新，尤其是促进科技领域的创新。众所周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最富于创新的国家，它如今已成为世界研究开发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瑞典、中国、和谐社会，在我的眼中，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商务周刊》：去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访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瑞典热”。由瑞典知名企业组成的庞大代表团的到访以及中瑞经贸日等活动的召开，也促进了中瑞经贸合作的发展。半年多过去了，“哥德堡”号带来的热潮是否还在延续?
林川：没错，“哥德堡”号到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也是瑞典方面一次很高级别的访问，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都随船来到了中国。我想，“哥德堡”号的到访更多是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媒介，让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商人了解瑞典，让他们知道瑞典除了制造很好的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先的领域。
有关双边的贸易额统计也可以看出，截至去年年底，瑞典出口中国的贸易量实现了10．4％的增长，进口自中国的商品额增长了27．2％。我们有逆差。粗略来算，去年瑞典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为32．8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量为34．5亿美元。
总的来说，两国的共同点是经济都在加速发展。中国现在炙手可热，每年的GDP增长很快，瑞典在过去10年里也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在这种形势下，两国间贸易肯定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
《商务周刊》；但事实上，就2006年瑞典投资中国的总额来看，实际投资额仅为13．87亿美元。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几年是否会有所改善?
林川：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更高才对。你知道，统计方法的不同会导致数字的巨大差异，有很多的因素使得一些发生在中瑞间的双边贸易活动没有计算在内。举例来说，瑞典宜家在中国每年向世界各地出口高达25亿美元的家具。而这并不被算在双边贸易量的统计中，而实际上，这种发生在瑞典之外的贸易流量很大。
以荷兰为例，很多跨国公司都选择在荷兰建立母公司，因为那里有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投资最后都算在位于荷兰的母公司账上。每次看欧洲国家FDI的统计数据，我们都能发现荷兰总是位居榜首。但这并不意味着荷兰真的在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的贸易和投资，这只是那些跨国企业为了合理避税而造成的一个结果。
今天上午，我刚刚会见了来自瑞典企业利乐集团(Tetra—Pack)的代表团，这家全球无菌包装巨头今年准备在中国投资2．5亿元人民币。我当时很高兴地说：“这笔来自瑞典的投资真大!”他们回答说：“不，这笔投资可不算是来自瑞典的，因为公司把它算作亚洲总部的投资。”这真的很遗憾。我必须说，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我用这些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想说，这个数字低估了中瑞贸易与投资的实际发生额。
《商务周刊》：瑞典的环保技术堪称世界领先，而且它近几年来也对像中国这样遭受环境污染的国家出口环保技术很感兴趣。您能否介绍一下瑞典企业已经或将给中国在环保领域带来怎样的帮助?目前有哪些在谈的项目?
林川：首先，我想说，瑞典一直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有着长久和密切的关系，比如我们一直在给环保总局在北京建立的一个国际研究组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财政和专家支持，在政策层面有着很多的沟通和交流。瑞典使馆内专门有两位环保专家，负责与瑞典的环保组织、机构和环保企业联系。两个政府致力于在环保领域开展广泛和密切的合作。具體来说，我们知道。由于环保科技是需要较高的科学技术做支撑的，气候变化、垃圾处理、净水处理等问题都不是简单的科学技术就可完成。同时，进行环保工作还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需要制定规划和政策，所谓的环保合作并不是指购 买瑞典的一台先进机器或设备就可以的，这 是两国在该领域合作所必须强调的重要一点。
在我的理解中，环保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施，这方面瑞典有很多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目前已经有几家瑞典公司进入了中国，比如从事废弃物自动收集的ENVAC公司。瑞典驻华使馆也将专门建立一个特别小组，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公司与感兴趣的中国城市或企业展开对话。
《商务周刊》：中国企业，尤其是来自东部一些民营企业在瑞典的投资活动日趋活跃。我们很想知道，瑞典政府对这些企业所持态度如何?瑞典当地社会是否欢迎这些来自中国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制造商?
林川：你说的没错，如今有很多来自中国浙江的商人在瑞典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几星期前，我刚与中国凡尔顿集团的骆金星先生和瑞典卡尔玛市市长Johan Persson会过面。他们正在合作开展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卡尔玛的中国城。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2月刚刚举行了奠基仪式，有望在2008年竣工。这个中国城将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的批发生意，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该项目的进展。在卡尔玛市有很多来自浙江的商人，我相信他们将在瑞典做出积极的贡献。
瑞典政府向所有的外国投资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瑞典投资总署在中国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目前已经吸引了60多家企业前来投资，其中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他们在瑞典主要从事日用商品的销售；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比如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他们意识到瑞典在手机、通讯设备等方面有着先进的经验可以学习，所以选择瑞典建立研发中心，中国企业前来投资的第三种形式则是像中国第二大公司国家电网公司那样，在瑞典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生物燃料，投资额达到15亿克朗。我相信，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中国企业到瑞典肯定会有所收获。我现在很关注中瑞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合作，人们都在研究如何提高汽车的安全性，瑞典西海岸有一個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安全性研究中心，在研究如何做到汽车和道路的智能化沟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应该多去那里学习。我希望能够在我的任期内，着力推动中瑞汽车企业的合作与发展。
至于中国商人对瑞典当地企业的影响，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去观察，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瑞典比很多其他欧洲国家拥有更灵活的政策。举例来说，1970年代中期，瑞典是世界第二造船国家，后来日本和韩国的制船企业后来居上，几乎取代了瑞典的地位，瑞典制船企业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的产品更便宜，质量更好，最终瑞典选择了退出这一行业。在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来支持受到冲击的行业的时候，瑞典不会这样做。拿制鞋产业来说，瑞典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制鞋业了。因此，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国家富有竞争性的产品，这在瑞典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至于人们经常提到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当地居民失业问题，瑞典不用担心。瑞典政府有很多的培训计划，能够保证人们再失业后进行再就业。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糟糕，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很多手机的制造是在瑞典进行的，而现在，很多手机制造厂都已经搬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去了。最后，瑞典政府就关闭这些制造厂，妥善的安置了原来的工人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商务周刊》：2005年，中圆和欧盟签署了有关纺织品贸易的协议，这一协议将在2008年到期。在这个日子逐渐到来的时候，您如何看待未来中欧纺织品贸易的走势?这是否意味着另一轮的争论又将开始，瑞典还会一直坚持反对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政策吗?
林川：我们在纺织产品的问题上，一直反对对中国纺织产品进行限制。不可否认，欧洲很多国家遭受到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鞋制品的冲击，因此制定了很高的关税，并给中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说到2008年，我认为，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将产生新的变化，比如法国新一届政府的诞生，这就使得预测2008年中欧纺织品贸易形势很难。
记得4年前，我作为瑞典政府驻日内瓦的首席谈判代表，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世的讨论。可以说，4年前我就在努力将中国拉进WTO这个大家庭中来，瑞典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多边自由贸易的行列中来。在今天，我们还将继续遵守自由贸易的政策不会改变。
“哥德堡”号商船，在18世纪中期承担起了中瑞之间的全部贸易往来，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超级商船。1745年，该船从中国满载而归时却神秘沉没。1993年起，瑞典人历经10年，耗资3000多万美元，重建“哥德堡”号。下水那天，古斯塔夫国王夫妇为它进行了洗礼仪式，两人分别成了新“哥德堡”号的教父和教母。2006年7月18日。古斯塔夫国王夫妇乘坐的“哥德堡”号时隔261年，再次抵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广州。
《商务周刊》：瑞典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与政治腐败、商业贿赂等问题基本绝缘。腐败问题一直是近些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如何从制度安排上“预防腐败”也是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关注的焦点。瑞典在这方面又有什么经验可与中国政府分享吗?
林川：关于瑞典的政治机制是如何做到预防腐败的，得从两百年前开始说起，在那时，瑞典就建立了类似于人民监督的机制。简要来说，瑞典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政府相信群众的耳朵和眼睛，并依赖人民起到广泛的监督作用。瑞典的政治选举过程也是受到监督的，行贿选举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制是可以避免腐败的。
另外，瑞典政府95％的文件都是公开的，记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看到这些政府的文件和政令。可以说，透明度和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制是制止腐败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