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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
在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意或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其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在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能深入的情况下，很难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不知道政治模式应当怎样的情况下，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
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度化了的。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显性的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人们所说的开放，一般是指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利益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种情况，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要通过竞争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很显然，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进入政治过程，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贤人政治之上的民主。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时，竞争就消失，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从传统皇权转向现代政党政治
传统中国已经具备近代国家的一些因素，例如有一个先进的文官制度和科层化的官僚制度。但就其组织化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近代国家相比。在清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政党政治。这一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领域。
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白明，而且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政治。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政治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政党政治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政党政治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政党政治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政党政治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也即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的政治过程。可以说，中共已经开始探索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建设制度。
首先是开放。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开放要依靠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国共产党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方可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不可说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虽然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是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后，中国共产党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其次，政治的开放性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可以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问题。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他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相当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
再次，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及时变化。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党内民主要强化执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同时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很多大文章可以做。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基本的。如上所论，党内民主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党的开放性。正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如果教育制度具有排他性，那么这条途径并不能保障政党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以新加坡为例，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很多政治领袖都是从社会吸收进来的。
这种做法意义深远。首先，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人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因此能够使执政党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同时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其次，社会人才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面，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治理制度。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光有选举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村民民主已经实行多年，其过程所出现的问题正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在很多地方，家族势力很大，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
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更具有相关性。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
在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意或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其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在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能深入的情况下，很难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不知道政治模式应当怎样的情况下，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
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度化了的。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显性的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人们所说的开放，一般是指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利益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种情况，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要通过竞争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很显然，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进入政治过程，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贤人政治之上的民主。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时，竞争就消失，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从传统皇权转向现代政党政治
传统中国已经具备近代国家的一些因素，例如有一个先进的文官制度和科层化的官僚制度。但就其组织化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近代国家相比。在清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政党政治。这一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领域。
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白明，而且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政治。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政治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政党政治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政党政治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政党政治具备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政党政治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也即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的政治过程。可以说，中共已经开始探索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建设制度。
首先是开放。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开放要依靠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国共产党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方可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不可说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虽然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是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后，中国共产党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其次，政治的开放性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可以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问题。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他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相当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
再次，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及时变化。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党内民主要强化执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同时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很多大文章可以做。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基本的。如上所论，党内民主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党的开放性。正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如果教育制度具有排他性，那么这条途径并不能保障政党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以新加坡为例，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很多政治领袖都是从社会吸收进来的。
这种做法意义深远。首先，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人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因此能够使执政党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同时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其次，社会人才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面，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治理制度。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光有选举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村民民主已经实行多年，其过程所出现的问题正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在很多地方，家族势力很大，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
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更具有相关性。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