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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岁末,有一条新闻频频出现在各家媒体:甘肃博乐拍卖公司征集到一册中国最早的摄影画报《世界》,据说此画报流传至今仅存三册,故底价将达到十万元人民币,开创了中国期刊有史以来的最高拍卖价。虽然在2005年1月2日举行的拍卖会上,这册《世界》创刊号终因价高而导致流拍。
世界社和《世界》画报
要谈《世界》画报,首先必须提及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当年在巴黎创办的世界社。
清代末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惜抛弃科举时代获得的一切荣誉,离乡背井,毁家求学,前往欧美学习先进的文化,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张、吴、李诸人当年在巴黎创办世界社,就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论其源头,是受狄德罗、卢梭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论直接影响,当年法国邵可侣、戴葛夫等人创办世界社,并在法国、比利时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丛刊,给他们以很大启发。因此张、吴、李诸人以后办社、办刊,连名字都模仿他们。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世界社,首先印出革命丛书七种,继之又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还翻译发行鼓吹革命的《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
1907年秋,张、吴、李诸人主办的《世界》画报在巴黎创刊。其图文并茂,分“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记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五大板块,各个板块都集中介绍能代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一些事物。如“景物”板块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的议会政治和法、英、德等国的大学制度;“科学”板块介绍了达尔文、赫智尔的进化学说、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和伦琴、居里等著名科学家及其重要发现;“略迹”板块则展示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教育、体育、戏剧和交通等各领域的过去和现况。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在画报中也有一定报道,如反映租界斗争的《上海权利之竞争》,反映妇女解放的《上海妇女天足会大会》,反映中国宪政改革的《出洋调查专使团》等。编者在介绍这些反映世界进化新潮流的事物时,还煞费苦心地注意涉及中国的现状,即使是一些别国的事物,也旁敲侧击地和中国现状进行比较,如在第一期“世界记念之历史”板块中,介绍了被革命党人镇压的英国查尔斯王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图文末尾附有一篇措辞巧妙的《君民权利之消长》文章。
《世界》画报的三员干将
张、吴、李诸人当时编印《世界》画报是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的。张静江主要给予财政支持,所有的办刊经费,几乎都是由其一人负担。张家是湖州南浔巨富,著名的“四象”(作者注:四象指湖州最富的四个家族)之一,张以自己继承的财产和经商所获利润曾多次支援革命。1902年,他与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合作在法国马德兰广场创办“通运”(Ton Ying)公司,主营茶丝绸缎兼古董字画。据杨恺龄著《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一书记载,1908年正是“通运”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最近披露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却未能出版,可能这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
《世界》画报的具体编排和印刷等一应事务,主要由吴稚晖负责。吴当年因《苏报》案遭缉捕,经香港转抵英国,曾在伦敦工艺学校学过“写真铜版”,故对印刷业务相当熟悉。《世界》画报是用中文印刷的,所用铅字都特地从国内运到法国,为此,他们在世界社附近的三台路83号开设了一家中国印字局,由吴亲自负责排版印刷。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手少,另一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学习狄德罗。当年狄德罗编辑百科全书,就是亲自在印刷厂负责督印,从检查机器一直到排版印刷,都亲身参与。吴也是如此,日后他曾回忆:“我编《世界》画报时所担任的工作,特别注重印刷方面。我自己慎重研究摄制铜版的方法,如怎样垫版,选用怎样性质的纸张,可以使版图平匀地纤毫毕露。在编辑方面,也颇注意到文字和插图的排列和支配,怎样可以合乎读者兴味,使人一目了然。好在排字都是自己动手,文字的长短,都可以自由伸缩。有时我做文章,最先并不动笔写稿子,我只打好了一个腹稿,就到铅字架上去检寻铅字,像外国人用打字机器一般地做稿子。这样对于文字编排方面,倒反而要觉得省力方便得多。”(张光宇《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载1935年6月《万象》第三期)吴所用的印刷方法是当年十分先进的凸版印刷,用此法印刷的照片画面非常清晰,在当时亚洲属领先水平。故主编过多种画报的张光宇认为:“《世界》画报初次发行的时候,不用说在中国是属于空前的创举,即使在印刷界进步甚速的日本,也没有那样精美和豪华的类似性质的画报出现。《世界》画报真可以骄傲地占坐东亚印刷界的第一把椅子,是东亚画报中的鼻祖。”(《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世界》画报上的文章都不署名,但其中有不少出自李石曾之手,特别是第二期上《演剧》一篇长文,可以肯定是由李执笔。因李当时特别喜欢西洋的戏剧与音乐,曾编译过比利时音乐家欧思东的《新乐谱读本》,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和法国穆雷的《鸣不平》这两部著名剧本,也是由他翻译,作为“万国美术研究社”的丛书出版的。李在这篇长文中,重点介绍了西洋戏剧在剧院、服装、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成就,并译录了西洋著名剧本故事20余则(均附剧照),其中有歌剧《蝴蝶夫人》、《风流寡妇》等;文章还与中国传统戏剧及当时刚兴起的新剧等作了比较,是研究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惜尚少人知晓。
《世界》画报的发行和影响
《世界》画报虽在巴黎编印,但总发行却设在上海,显然目标是瞄准国内。上海图书馆珍藏有齐全的两期《世界》画报,其第一期扉页上盖有一枚蓝色印章,印文为“上海老闸桥南厚德里世界画报总发行所,电话2890”。这应当是《世界》画报最初设在上海的发行所的地址。从第二期起,发行所就迁到了上海新闻界的大本营:四马路望平街204号。坐镇指挥发行的是张静江的一位同乡周伯年。李石曾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此事:“周伯年先生在那里主持,推广巴黎出版的《世界》,亦暗中销售最激烈的革命刊物《新世纪》,并努力介绍留学,推广一切社务。”(《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载1946年12月16日《世界半月刊》1卷4期)
《世界》画报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又印刷得特别漂亮,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画家张光宇曾回忆,自己少年时路过望平街,每每被《世界》画报所吸引,但该刊每册定价高达大洋两圆,且又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故父母不肯买。以后成年了才收集到该刊,算是圆了自己的少年之梦。(参见《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1921年,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经十余年经营,终发展成堪和“商务”、“中华”比肩的大书局。成为大企业家的沈知方后来也承认,他开设书局,以“世界”为名,正是看了《世界》画报后受到的启发。(参见李鸿球《世界书局与世界文化》,载1947年12月《世界月刊》2卷6期)
作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的评价更高,他在30年代曾撰文表示:“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这个评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绕室旅行记》,转引自《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些都足以证明《世界》画报当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世界社同人编印的诸多刊物中,以《新世纪》存世最罕,但《世界》画报却反而可能是流传最少的一种。《新世纪》等曾被翻印过,化一为百,得到广泛的流传。而《世界》画报却始终未曾翻印。张光宇在上世纪30年代搜觅到此刊已感到万分庆幸。延至今日,此刊就更显珍罕了。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世界》,如今时届百年,已名副其实可归入新善本之列了。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世界社和《世界》画报
要谈《世界》画报,首先必须提及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当年在巴黎创办的世界社。
清代末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惜抛弃科举时代获得的一切荣誉,离乡背井,毁家求学,前往欧美学习先进的文化,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张、吴、李诸人当年在巴黎创办世界社,就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论其源头,是受狄德罗、卢梭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论直接影响,当年法国邵可侣、戴葛夫等人创办世界社,并在法国、比利时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丛刊,给他们以很大启发。因此张、吴、李诸人以后办社、办刊,连名字都模仿他们。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世界社,首先印出革命丛书七种,继之又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还翻译发行鼓吹革命的《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
1907年秋,张、吴、李诸人主办的《世界》画报在巴黎创刊。其图文并茂,分“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记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五大板块,各个板块都集中介绍能代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一些事物。如“景物”板块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的议会政治和法、英、德等国的大学制度;“科学”板块介绍了达尔文、赫智尔的进化学说、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和伦琴、居里等著名科学家及其重要发现;“略迹”板块则展示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教育、体育、戏剧和交通等各领域的过去和现况。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在画报中也有一定报道,如反映租界斗争的《上海权利之竞争》,反映妇女解放的《上海妇女天足会大会》,反映中国宪政改革的《出洋调查专使团》等。编者在介绍这些反映世界进化新潮流的事物时,还煞费苦心地注意涉及中国的现状,即使是一些别国的事物,也旁敲侧击地和中国现状进行比较,如在第一期“世界记念之历史”板块中,介绍了被革命党人镇压的英国查尔斯王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图文末尾附有一篇措辞巧妙的《君民权利之消长》文章。
《世界》画报的三员干将
张、吴、李诸人当时编印《世界》画报是耗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的。张静江主要给予财政支持,所有的办刊经费,几乎都是由其一人负担。张家是湖州南浔巨富,著名的“四象”(作者注:四象指湖州最富的四个家族)之一,张以自己继承的财产和经商所获利润曾多次支援革命。1902年,他与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合作在法国马德兰广场创办“通运”(Ton Ying)公司,主营茶丝绸缎兼古董字画。据杨恺龄著《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一书记载,1908年正是“通运”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最近披露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却未能出版,可能这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
《世界》画报的具体编排和印刷等一应事务,主要由吴稚晖负责。吴当年因《苏报》案遭缉捕,经香港转抵英国,曾在伦敦工艺学校学过“写真铜版”,故对印刷业务相当熟悉。《世界》画报是用中文印刷的,所用铅字都特地从国内运到法国,为此,他们在世界社附近的三台路83号开设了一家中国印字局,由吴亲自负责排版印刷。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手少,另一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学习狄德罗。当年狄德罗编辑百科全书,就是亲自在印刷厂负责督印,从检查机器一直到排版印刷,都亲身参与。吴也是如此,日后他曾回忆:“我编《世界》画报时所担任的工作,特别注重印刷方面。我自己慎重研究摄制铜版的方法,如怎样垫版,选用怎样性质的纸张,可以使版图平匀地纤毫毕露。在编辑方面,也颇注意到文字和插图的排列和支配,怎样可以合乎读者兴味,使人一目了然。好在排字都是自己动手,文字的长短,都可以自由伸缩。有时我做文章,最先并不动笔写稿子,我只打好了一个腹稿,就到铅字架上去检寻铅字,像外国人用打字机器一般地做稿子。这样对于文字编排方面,倒反而要觉得省力方便得多。”(张光宇《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载1935年6月《万象》第三期)吴所用的印刷方法是当年十分先进的凸版印刷,用此法印刷的照片画面非常清晰,在当时亚洲属领先水平。故主编过多种画报的张光宇认为:“《世界》画报初次发行的时候,不用说在中国是属于空前的创举,即使在印刷界进步甚速的日本,也没有那样精美和豪华的类似性质的画报出现。《世界》画报真可以骄傲地占坐东亚印刷界的第一把椅子,是东亚画报中的鼻祖。”(《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世界》画报上的文章都不署名,但其中有不少出自李石曾之手,特别是第二期上《演剧》一篇长文,可以肯定是由李执笔。因李当时特别喜欢西洋的戏剧与音乐,曾编译过比利时音乐家欧思东的《新乐谱读本》,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和法国穆雷的《鸣不平》这两部著名剧本,也是由他翻译,作为“万国美术研究社”的丛书出版的。李在这篇长文中,重点介绍了西洋戏剧在剧院、服装、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成就,并译录了西洋著名剧本故事20余则(均附剧照),其中有歌剧《蝴蝶夫人》、《风流寡妇》等;文章还与中国传统戏剧及当时刚兴起的新剧等作了比较,是研究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惜尚少人知晓。
《世界》画报的发行和影响
《世界》画报虽在巴黎编印,但总发行却设在上海,显然目标是瞄准国内。上海图书馆珍藏有齐全的两期《世界》画报,其第一期扉页上盖有一枚蓝色印章,印文为“上海老闸桥南厚德里世界画报总发行所,电话2890”。这应当是《世界》画报最初设在上海的发行所的地址。从第二期起,发行所就迁到了上海新闻界的大本营:四马路望平街204号。坐镇指挥发行的是张静江的一位同乡周伯年。李石曾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此事:“周伯年先生在那里主持,推广巴黎出版的《世界》,亦暗中销售最激烈的革命刊物《新世纪》,并努力介绍留学,推广一切社务。”(《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载1946年12月16日《世界半月刊》1卷4期)
《世界》画报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又印刷得特别漂亮,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画家张光宇曾回忆,自己少年时路过望平街,每每被《世界》画报所吸引,但该刊每册定价高达大洋两圆,且又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故父母不肯买。以后成年了才收集到该刊,算是圆了自己的少年之梦。(参见《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
1921年,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经十余年经营,终发展成堪和“商务”、“中华”比肩的大书局。成为大企业家的沈知方后来也承认,他开设书局,以“世界”为名,正是看了《世界》画报后受到的启发。(参见李鸿球《世界书局与世界文化》,载1947年12月《世界月刊》2卷6期)
作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的评价更高,他在30年代曾撰文表示:“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这个评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绕室旅行记》,转引自《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些都足以证明《世界》画报当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世界社同人编印的诸多刊物中,以《新世纪》存世最罕,但《世界》画报却反而可能是流传最少的一种。《新世纪》等曾被翻印过,化一为百,得到广泛的流传。而《世界》画报却始终未曾翻印。张光宇在上世纪30年代搜觅到此刊已感到万分庆幸。延至今日,此刊就更显珍罕了。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世界》,如今时届百年,已名副其实可归入新善本之列了。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