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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光潜所译的《文艺对话集》选取了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能代表其文艺思想的七篇，读者可从中窥见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和中心观念。文章以此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进行简要阐释；同时也立足此书，兼谈朱光潜译本的价值。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观；朱光潜；《文艺对话集》
作者简介：戴佳文（199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2
柏拉图写过近四十篇的对话，其中直接或间接关涉到文艺理论的很多。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本人并未出场，而是借助其师苏格拉底的论辩阐发其观念，这致使后人在确定观念阐发者的确切身份时产生了困难——柏拉图的思想在对话中究竟占多少比重。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与文艺理论相关的问题及所作之结论皆较为明确，因此，我们不妨暂且抛却观念阐发者的身份问题，先冠之以柏拉图之名，以便阐释其思想。
综观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对诗歌的论述总是出现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诗歌并没有被视为独立的哲学课题；单独研究柏拉图的“诗歌理论”乃至“诗学”，则容易把它与柏拉图哲学本身割裂开来[1]。柏拉图对话中直接论及诗歌的主要有《伊安篇》，《理想国》第二、三、十卷，《法律篇》第二、七卷。此外，还有零星几处谈论诗人的灵感问题，见于《斐德若》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所选的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能代表其文艺思想的七篇，就包含了上述篇目，读者可从中窥见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和中心观念。本文以此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进行简要阐释；同时也立足此书，兼谈朱光潜译本的价值。
一、诗之创生
对于诗歌的产生，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论及灵感说及摹仿说两种：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摹仿说”体现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灵感说”则体现了文艺才能的来源[2]。
1.灵感说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首次提出此说，认为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诗歌（艺术作品），是由于神灵的凭附而使之处于迷狂状态。他还借苏格拉底之口，以廷尼科斯的《谢神歌》为例，站在神的立场上论证“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3]。”诗人尚且如此，作为诗人的代言人，诵诗者当然也受神的二次凭附而陷入迷狂，柏拉图进而在对话中提出“磁石效应”——即神力相当于磁石，在此影响下的人都是铁环，其中诗人（艺术家）是第一环，诵诗人一类是起到承接作用的中间环，听众则是最后一环——借此更加形象地论证其灵感说。
柏拉图在对话中常将“灵感”、“迷狂”、“神灵凭附”、“回忆”与人的认识过程联系起来：“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4]。”
考察“灵感（entheos）”一词，不难发现其与“出神（ekstasis）”、“迷狂（mania）”的含义在希腊语中是相通的[5]。
朱光潜先生认为，灵感在《斐德若篇》中得到了二重阐发[6]，即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灵魂暂借肉体而失去真纯本色，肉体死后，修行颇深的灵魂便可升入真纯世界观尽善美，等到后世再度依附于人时，那人便可依稀回忆到灵魂在真纯世界所见，并将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说法是在柏拉图“理式”概念之后提出的，因此我们还可从所谓真纯世界中隐约感受到“理式”世界的存在。
不管是神灵凭附还是灵魂回忆，所谓灵感都是指非理性支配下的、较为神秘的创作状态，诗歌创作的才能来源由此可见一斑。
2.摹仿说
摹仿说的理论基础是理式概念。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以床为例阐释其理式[7]，他将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神制造的自然中本有的唯一的床，是“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也即床的真实体，其中，神可称作是床的“自然创造者”；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这里的制造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制作”，木匠便是床的制造者；第三种是画家笔下的床，是摹仿神和木匠制造的产品，因此画家应当被称为摹仿者。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提出理式世界与客观世界、艺术世界的差别。在他看来，后两者皆是对于理式世界的摹仿，可感知的现实世界到了柏拉图眼中变得感性和不真实。理式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真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对于真理的认知体现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理想国》中“一切诗人都是摹仿者”道出柏拉图眼中的诗之本质，按照其理式概念，诗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摹仿，作为“影子的影子”，与代表真理的理式世界隔了三层。朱光潜先生提出，站在哲学家的地位，柏拉图要求的是真知识，而诗画之类的艺术所给人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这从本质上决定了柏拉图对于诗歌的控诉。
“摹仿”一词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自亚里士多德始成为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术语。一个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对外在现实或者任何被描述为mimesis的方面的再现[8]。“摹仿”一词往往会引起误解，近现代读者会将之理解为对于前人作品的毫无创造性的仿效，为了便于区分和理解，我们可以引入“反映（reflect）”一词：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在现象界的反映，艺术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主观化反映。柏拉图的摹仿说有其局限性，其中之一在于他否认了现实世界能够被具体感知的事实，转而陷入虚无缥缈的境地，这是不可取的。
二、诗之功用
前文提到的灵感说与摹仿说，与“效用说”——社会基础上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一同构成了柏拉图的诗学和美学思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的美的理式代表着哲学家所追求的“真”，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却并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他对于诗歌在现实世界中所起的实际作用颇为关注。一方面，柏拉图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诗歌（文艺）的好坏，认为应当禁止诗人（艺术家）摹仿带有哀怜癖、感伤癖等容易激动情感的内容，这些内容不利于城邦“保卫者”或统治者的教育，主张将败坏城邦风气的诗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他依旧站在统治者教育的立场，认为必须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里做诗”，“防止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像中培养起来[9]”。
以上思想皆反映出柏拉图为贵族统治服务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本是贵族出身，他在这里谈文学音乐教育，全是为统治阶级着想。像在许多对话里一样，他对一般平民存着鄙视的态度。这当然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当时的特殊的社会情形。不过他毫不犹疑地主张文学和艺术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对社会有益，这个主张却是很康健的[1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朱光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可追溯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两者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是相似的。柏拉图的哲学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能否认为这是哲学家治学的不纯粹之处呢？答案并非是肯定的，我们可参照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学而优则仕”的儒士，到了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不无演变成集思想家、政治家一体的哲人身份的可能。
三、余论
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有一定的创见性，例如他意识到抽象的逻辑思维与艺术创作思维在诗歌（文艺创作）中的不同作用：单凭理智无法创作诗歌（文艺作品）；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他对于诗歌罪状的控诉遭到了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明了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带有普遍性，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且诗起于人类的爱好摹仿学习和爱好节奏与和谐的本能，对某些情绪可起净化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柏拉图的学说。
与此同时，在研究其诗学观念时，我们还应当采取博观法，注重柏拉图所论之诗与其文艺理论的关系，避免将诗歌孤立开来；同样，在研究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时，我们也应当将其置于哲学史、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将之与前人后辈，例如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进行比较，以发掘其中的特质。
在《文艺对话集》的中文译本方面，朱光潜先生虽不通希腊文，但其对照多个可靠的英法文译本，择优参考，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柏拉图原著中的美学思想，书后附上的题解和译后记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但因受所处时代及所接触资源的限制，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因此，在阅读经典作品译本的时候，读者须在适度参考译文的基础上翻阅原著、查考资料，不可囿于译者的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张巍. 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philosophia）的思想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08（01）：P 141.
[2]黄薇薇. 柏拉图诗学思想在中国近50年的接受研究[D]. 四川外语学院. 2007：P10.
[3]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伊安篇.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P9.
[4]同[3]，P8.
[5]孙博，冯建庆. 柏拉图的灵感说——指向理智的迷狂[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7（05）：P66.
[6]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译后记.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355.
[7]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理想国.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70-71.
[8]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92.
[9]同[7]，P62.
[10]同[6]，P319.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观；朱光潜；《文艺对话集》
作者简介：戴佳文（199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2
柏拉图写过近四十篇的对话，其中直接或间接关涉到文艺理论的很多。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本人并未出场，而是借助其师苏格拉底的论辩阐发其观念，这致使后人在确定观念阐发者的确切身份时产生了困难——柏拉图的思想在对话中究竟占多少比重。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与文艺理论相关的问题及所作之结论皆较为明确，因此，我们不妨暂且抛却观念阐发者的身份问题，先冠之以柏拉图之名，以便阐释其思想。
综观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对诗歌的论述总是出现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诗歌并没有被视为独立的哲学课题；单独研究柏拉图的“诗歌理论”乃至“诗学”，则容易把它与柏拉图哲学本身割裂开来[1]。柏拉图对话中直接论及诗歌的主要有《伊安篇》，《理想国》第二、三、十卷，《法律篇》第二、七卷。此外，还有零星几处谈论诗人的灵感问题，见于《斐德若》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所选的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能代表其文艺思想的七篇，就包含了上述篇目，读者可从中窥见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和中心观念。本文以此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进行简要阐释；同时也立足此书，兼谈朱光潜译本的价值。
一、诗之创生
对于诗歌的产生，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论及灵感说及摹仿说两种：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摹仿说”体现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灵感说”则体现了文艺才能的来源[2]。
1.灵感说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首次提出此说，认为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诗歌（艺术作品），是由于神灵的凭附而使之处于迷狂状态。他还借苏格拉底之口，以廷尼科斯的《谢神歌》为例，站在神的立场上论证“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3]。”诗人尚且如此，作为诗人的代言人，诵诗者当然也受神的二次凭附而陷入迷狂，柏拉图进而在对话中提出“磁石效应”——即神力相当于磁石，在此影响下的人都是铁环，其中诗人（艺术家）是第一环，诵诗人一类是起到承接作用的中间环，听众则是最后一环——借此更加形象地论证其灵感说。
柏拉图在对话中常将“灵感”、“迷狂”、“神灵凭附”、“回忆”与人的认识过程联系起来：“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4]。”
考察“灵感（entheos）”一词，不难发现其与“出神（ekstasis）”、“迷狂（mania）”的含义在希腊语中是相通的[5]。
朱光潜先生认为，灵感在《斐德若篇》中得到了二重阐发[6]，即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灵魂暂借肉体而失去真纯本色，肉体死后，修行颇深的灵魂便可升入真纯世界观尽善美，等到后世再度依附于人时，那人便可依稀回忆到灵魂在真纯世界所见，并将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说法是在柏拉图“理式”概念之后提出的，因此我们还可从所谓真纯世界中隐约感受到“理式”世界的存在。
不管是神灵凭附还是灵魂回忆，所谓灵感都是指非理性支配下的、较为神秘的创作状态，诗歌创作的才能来源由此可见一斑。
2.摹仿说
摹仿说的理论基础是理式概念。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以床为例阐释其理式[7]，他将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神制造的自然中本有的唯一的床，是“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也即床的真实体，其中，神可称作是床的“自然创造者”；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这里的制造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制作”，木匠便是床的制造者；第三种是画家笔下的床，是摹仿神和木匠制造的产品，因此画家应当被称为摹仿者。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提出理式世界与客观世界、艺术世界的差别。在他看来，后两者皆是对于理式世界的摹仿，可感知的现实世界到了柏拉图眼中变得感性和不真实。理式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真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对于真理的认知体现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理想国》中“一切诗人都是摹仿者”道出柏拉图眼中的诗之本质，按照其理式概念，诗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摹仿，作为“影子的影子”，与代表真理的理式世界隔了三层。朱光潜先生提出，站在哲学家的地位，柏拉图要求的是真知识，而诗画之类的艺术所给人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这从本质上决定了柏拉图对于诗歌的控诉。
“摹仿”一词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自亚里士多德始成为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术语。一个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对外在现实或者任何被描述为mimesis的方面的再现[8]。“摹仿”一词往往会引起误解，近现代读者会将之理解为对于前人作品的毫无创造性的仿效，为了便于区分和理解，我们可以引入“反映（reflect）”一词：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在现象界的反映，艺术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主观化反映。柏拉图的摹仿说有其局限性，其中之一在于他否认了现实世界能够被具体感知的事实，转而陷入虚无缥缈的境地，这是不可取的。
二、诗之功用
前文提到的灵感说与摹仿说，与“效用说”——社会基础上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一同构成了柏拉图的诗学和美学思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的美的理式代表着哲学家所追求的“真”，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却并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他对于诗歌在现实世界中所起的实际作用颇为关注。一方面，柏拉图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诗歌（文艺）的好坏，认为应当禁止诗人（艺术家）摹仿带有哀怜癖、感伤癖等容易激动情感的内容，这些内容不利于城邦“保卫者”或统治者的教育，主张将败坏城邦风气的诗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他依旧站在统治者教育的立场，认为必须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里做诗”，“防止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像中培养起来[9]”。
以上思想皆反映出柏拉图为贵族统治服务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本是贵族出身，他在这里谈文学音乐教育，全是为统治阶级着想。像在许多对话里一样，他对一般平民存着鄙视的态度。这当然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当时的特殊的社会情形。不过他毫不犹疑地主张文学和艺术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对社会有益，这个主张却是很康健的[1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朱光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可追溯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两者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是相似的。柏拉图的哲学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能否认为这是哲学家治学的不纯粹之处呢？答案并非是肯定的，我们可参照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学而优则仕”的儒士，到了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不无演变成集思想家、政治家一体的哲人身份的可能。
三、余论
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有一定的创见性，例如他意识到抽象的逻辑思维与艺术创作思维在诗歌（文艺创作）中的不同作用：单凭理智无法创作诗歌（文艺作品）；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他对于诗歌罪状的控诉遭到了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明了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带有普遍性，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且诗起于人类的爱好摹仿学习和爱好节奏与和谐的本能，对某些情绪可起净化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柏拉图的学说。
与此同时，在研究其诗学观念时，我们还应当采取博观法，注重柏拉图所论之诗与其文艺理论的关系，避免将诗歌孤立开来；同样，在研究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时，我们也应当将其置于哲学史、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将之与前人后辈，例如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进行比较，以发掘其中的特质。
在《文艺对话集》的中文译本方面，朱光潜先生虽不通希腊文，但其对照多个可靠的英法文译本，择优参考，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柏拉图原著中的美学思想，书后附上的题解和译后记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但因受所处时代及所接触资源的限制，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因此，在阅读经典作品译本的时候，读者须在适度参考译文的基础上翻阅原著、查考资料，不可囿于译者的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张巍. 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philosophia）的思想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08（01）：P 141.
[2]黄薇薇. 柏拉图诗学思想在中国近50年的接受研究[D]. 四川外语学院. 2007：P10.
[3]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伊安篇.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P9.
[4]同[3]，P8.
[5]孙博，冯建庆. 柏拉图的灵感说——指向理智的迷狂[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7（05）：P66.
[6]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译后记.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355.
[7]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理想国.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70-71.
[8]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92.
[9]同[7]，P62.
[10]同[6]，P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