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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导向战略转变的背景下，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存在何种运作逻辑”成为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既有研究基于不同分析视角，形成了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略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和领导人特质论等不同的解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然而，现有文献普遍存在的单一变量问题，使其尚未在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这一重要议题上形成较为完整的因果机制。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有效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逻辑的解释模型，从中美之间的权力位势差距和美国对华的单边战略定位两个自变量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变化与美国对华采取的“修正式”与“现状式”单边战略定位是共同诱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物质维度与认知维度变量。其中，单边战略定位扮演着“安全阀”的角色，调节着中美战略利益兼容性的高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强度，形成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种不同强度的战略形态。
关键词 对华战略 接触 遏制 权力位势 单边战略定位
一、引言
2015年以来，一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广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在美国国内进行并延烧至今。此次大辩论的主题聚焦于： “美国是否需要对传统的对华接触战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大辩论的现实效力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竞选成功而逐步实质化，使新一届美国政府大幅调整了对华战略设计。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两份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文件。前者宣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的挑战，而后者则直接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提出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凸显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这标志着战略竞争已然取代“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谋划的指导思想，并可能逐步向战略遏制演变。2020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公开宣布“接触战略是很幼稚的想法，这种错误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7月24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尼克松图书馆宣称，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华接触战略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失败”（dismal failure），从政府层面定性了接触战略的终结。
同样地，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博明（Matthew Pottinger）也直白地指出，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置于其对华战略的最前沿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地位。
这使中美关系的观察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将进入“后接触时代”。基于此背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在后接触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形态将出现何种转变？哪些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形态演变？其中具有怎样的战略演变逻辑？
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对比转变的速率加快，美国开始注重所谓的“中国真实意图”（China’s real intention）的问题。
这种物质力量维度和认知维度并重的特点对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转变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将结构现实主义中的“权力位势”与建构主义中的“身份定位”作为两大自变量，用以构建一个兼顾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且能够准确分析美国对华战略转变逻辑的解释模型。结合现实政治，本文认为，除了物质维度的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变化以外，美国对华采取的“修正式”与“现状式”单边战略定位是诱发美国对华战略动机的认知维度变量。其中，美国单边战略定位扮演着“安全阀”的角色，调节着中美战略利益兼容性的高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强度，形成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种不同强度的战略形态。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与验证核心论点，本文除了引言，還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在文献回顾部分，文章将既有关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研究重新归类为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略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和领导人特质论，并将其对比讨论，以透视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以权力位势与战略定位两大变量构建解释美国对华战略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并提出四种主要情境：（1）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强化遏制/竞争首要选项;（2）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转向适应成为首要选项;（3）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采取防范成为首要选项;（4）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继续接触成为首要选项。第四部分援引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为三个案例做实证研究，用以验证解释模型的有效性以及展示其中的因果机制。结论部分则是对前述研究发现的总结，并指出如何管控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并将两国关系塑造成“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二、文献回顾：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对于为何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转变的问题，学界已经做出一定的讨论。本文选取了较常引用的代表性文献，将其重新归类为以下几个类别：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术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以及领导人特质论。这些文献涵盖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国内层次和个人层次的解释，大致囊括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并且，现有的文献大都聚焦于某一面向探讨诱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原因。对既有研究做出相关的梳理和比对，有助于我们总结出优劣得失，从而进一步做出理论推进。
1. 地位竞争论。大国地位竞争的视角本质上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延伸，认为地位作为零和性极高的稀缺资源，将导致中美的战略利益变得愈发不可协调。例如，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随着第二梯队的国家，主要指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在物质实力上的差距不断地缩小，这些国家在体系内的需求将不仅局限于自身的领土安全，而是转向追逐“大国地位”，这将导致单极霸权国与第二梯队国家之间的“地位竞争”（status competition）。 这种对大国权力地位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螺旋式上升，最终成为引发大国战争的潜在爆发点。另外一些学者从大国对权力地位的恒久追求的心理来解释霸权国对外战略的强硬转向。都铎·奥尼尔（Tudor Onea）基于英法争霸与英德争霸的案例研究指出，取得权力优势的霸权国比崛起国更担心地位的丧失，这种心理引发霸权国在经济、军事和尊严等方面被崛起国超越的不安全感，因而霸权国为了维持其权力地位更愿意承担冲突的风险。
韦宗友进一步将奥尼尔的概念归纳为“地位焦虑论”，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的中美关系。他认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缩小引发了美国的“地位焦虑”，迫使美国政府反思传统接触战略，并同时在经贸、人文和两岸等方面采取新的牵制举措，从而提高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
2. 制度竞争论。该理论视角有效地补充了新自由制度主义过分强调“合作”而对“竞争”面向关注的不足。部分学者观察到围绕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成为诱发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原因。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指出，通过替代性多边主义的安排挑战既有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被基欧汉称之为“竞争性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李巍提出，由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际制度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逐渐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核心内容;换言之，国际制度将成为大国权力较量的主战场，“制度之战”将取代“枪炮之战”成为大国政治的新常态现象。
在制度较量的过程中，中国希望提高作为制度“建设者”的话语权不被美国接受，转而透过成立亚投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进RCEP等方式作为新的制度平台。美国却以此认为中国是新兴制度“创造者”，战略目的在于与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因而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强化了对华制度竞争的力度。
3. 战略失败论。除了上述两项结构层次的因素以外，美国政学界开始从具体政策层面反思传统对华接触战略的成效。这些学者的反思大都立基于现实主义的悲观思维。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应该尽快采取遏制中国，而非继续接触策略。
传统对华强硬派的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基于“中国正因相对实力强大而变得更自信和强硬”的判断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美国接触战略的预期，并提出“抵制中国”（bucking China）作为对华战略的替代选项。
同样地，林蔚（Arthur Waldron）也认为美国需要削减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承诺，以便集中力量应付中国的崛起。
学界的反思进一步在政府层面获得体现。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弗·福德（Christopher Ford）所述：“在美国政策圈，传统接触战略似乎已经过时了，它并没有产生预期带来的效果。”
概言之，战略失败论从自我反思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出现新一轮的对华战略转变的动机。
4. 国内政治动力论。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国内政治因素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指出，新兴大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外向性导向，这导致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因为它希望能够争取应得的权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换言之，施韦勒认为中国由民族主义推动的竞争性外交行为是引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原因。相反，达巍则强调，美国主导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为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而在美国国内的正向回馈逐渐受阻，并且全球化的非法移民问题给美国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美国的国内战略导向转变为“民族国家”和“保护主义”倾向，这种战略导向的转变使“脱钩”成为美国政府用以扭转“对华贸易吃亏问题”的主要手段。
此外，王浩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两极化的角度指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多边制度竞争转向双边经济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白人蓝领阶层为核心的选民群体对战略的诉求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扭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增加就业机会和经济福利。
5.领导人特质论。作为性格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执政风格被视为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重要诱因之一。尹继武指出，特朗普具有不羁善变、精干有为与好胜执着的人格特质，这使特朗普对美国传统内政外交的改造意愿是空前的;同时，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团队有着明显“小集团思维”和肆意性的特征，从而出现了中美在政治、安全、经贸和人文科技领域等诸多领域剧烈对抗的现象，最终加速此阶段美国对华战略强硬转向的到来。
相似地，王一鸣与时殷弘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认为，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塑造了他的执政风格，使其对华政策在个体层面陷入小集团思维，最终改变接触战略。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既有研究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解释逻辑，本文以分析层次、核心变量、行为体、因果机制和战略结果等指标总结，如表1。
上述几种理论分支从不同的解释变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然而，我们如果仔细斟酌，也不难发现既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既有研究普遍存在单一变量解释的問题。不论是地位竞争、制度竞争、战略失败、国内政治因素还是领导人特质论，这些理论都试图从某一个主要变量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原因，但这却与现实政治存在较大的落差。例如，制度竞争论认为中国建立替代性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但不论是亚投行还是金砖银行等新兴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充，而非颠覆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足。此外，单一变量或许能够解释某一段具体时期出现的变化，但无法为长时间轴上的美国对华战略转变提供完整的解释。第二，受到单一变量解释力不足的影响，既有的研究仅在分析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原因上解释力较强，但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中的运作逻辑。换言之，既有的文献尚未形成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般性机制。第三，倘若将不同分析层次的文献进行整合，我们也不难发现，现有的文献更多地聚焦在物质维度。即便部分文献或多或少地涉及认知维度因素，但也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关键变量用以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问题。既有文献存在的不足，为本文构建独立的认知维度变量留下了一定的理论空间。 三、分析框架：权力位势与战略的解释模型
为了避免新的分析框架再次落入单一变量和忽略认知维度的理论窘境，本文试图将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加以整合，构建一个具有双自变量的解释模型，用以展示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内在逻辑。考虑到双方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首要因素，因而中美之间的权力位势的差距大小被选为本文解释模型中的物质维度变量。同时，我们也必须兼顾认知维度的变量，即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在推动对华战略转变中的作用。因此，在构建解释模型之前，我们还需先对上述两个关键变量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
（一）结构现实主义中的“权力位势”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推动国际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变量在于国家实力分布的变化，因为相对实力的强/弱将决定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高/低，而这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位势”。
一般而言，国家相对实力越强，在结构中的权力位势就越高，安全压力则会相应地下降;相反，国家权力位势降低，安全压力就会升高。有鉴于结构现实主义对权力位势的重视，兰德尔·施韦勒指出权力位势的稀缺性，并认为，这种稀缺资源将导致国家之间陷入具有强烈零和性的“位势竞争”中。
米尔斯海默则将权力位势的重要性推論至极致。他强调，权力极大化等同于安全极大化，因而只有当国家成为区域霸权时，其安全才能获得最大保障，最终转变为现状国家。
换句话说，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位势保卫者”，目的在于避免自身权力位势降低而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因此，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 Grieco）将结构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国家统称为“位势主义者”（positionalist）。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相对实力提升，国家所处的权力位势就会升高，在未取得霸权地位之前，位势上升的国家将对“上位国家”造成挑战而遭到遏制;同时又对“下位国家”产生安全压力，因而招致制衡。因此，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策略选择主要由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势高低决定，并且国家所处的权力位势越高，它在结构中的行动自由度就越高。那这是否意味着权力位势就能完全解释一国的策略选择？答案是否定的。除了结构现实主义因其理论内核招致批评，单一变量的解释也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以本文所要讨论的美国对华战略问题为例，权力位势的推论无法解释“为何对华接触战略得以持续”的问题，因为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权力位势是稀缺资源，具有强烈的零和性。这意味着，当中国相对实力提升，与美国权力位势差距逐步缩小时，美国作为霸权国应该将“遏制战略”执行到底。但现实政治却表明，美国对华战略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预测一般，以长期遏制为主，相反，在特朗普政府之前，接触战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克林顿时期、小布什后“9·11”时期、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选择都是明显的例子。政治现实说明，除了权力位势，其中应该还存在另一个影响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家权力位势的高低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因根植于体系内成员国的认知而具有社会属性，也就是，来自他国对其位势的感知与认定。
权力位势的社会属性为我们确定另一个关键变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建构主义中的“战略定位”。
（二）建构主义中的“战略定位”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创立的建构主义中对“身份”的强调为我们构建本文解释模型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温特看来，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不仅赋予国家的行为动机，还需在本质上回答 “我是谁”与“他是谁”的主体间性问题。
换言之，温特认为国家身份的构建需要有两大面向的界定，即（1）国家的自我认定——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定;（2）国家的他者认定——自我的认定并不是个体自行决定的，还需要“他者”的认可。
这种身份的主体间性产生了“战略定位”的概念，反映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知，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最终构建了霍布斯、洛克与康德三种文化结构类型;同时三种文化结构形成后将反作用于内化国家的身份、强化它们的互动模式，从而形成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战略定位。
就理论层面而言，身份定位与战略定位都指涉某一国家行为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认定，拥有共同的理论内核。两个概念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并且，战略定位更常用于解释大国间的策略互动。因此，本文在此以战略定位作为核心概念。 可惜的是，温特有意舍弃了施动者影响结构的过程，使其逻辑转变为：“体系文化→身份→利益→行为”的单向建构。秦亚青在温特的基础上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进一步加强了战略定位的互动性。
相较于温特的单向建构逻辑，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更注重国家之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所产生的反馈效应对双方身份构建的影响，是一种双向建构的逻辑，即“关系←→身份←→利益←→行为”。基于温特与秦亚青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战略定位具有强烈的“共构逻辑”（mutually constituted），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相互认知共同构成了一国的战略定位。
然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战略定位概念并非不存在问题。其中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是，温特和秦亚青在强调战略定位的重要性时却忽略了权力位势差距的决定性影响。如前所述，权力位势的高低决定了国家在结构中的行动自由度，这意味着，上位国家凭借位势优势能够对下位国家主观地进行战略判断，无需获得下位国家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战略定位形成所需的“共构逻辑”，使之成为单边战略定位。
例如，美国可以利用其霸权的权力优势任意判定伊朗和朝鲜为“邪恶国家”。由此可见，在权力位势差距的前提下，一国的身份定位可以由位势较高的一方做出主观的判定，形成“单边战略定位逻辑”。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将权力位势定义为，国家根据自身相对实力强弱而在国际体系中所取得的位置，即相对实力更强的一方将获得更高的权力位势。美国对华单边战略定位可被定义为：具有较高权力位势的一方，通过主观臆断对权力位势较低的一方所形成的战略定位，并且不论较低位势的一方是否接受，该战略定位都会生效。一个近期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的“修正式”战略定位。在2017年和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概要》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繁荣的首要“外部威胁”。尽管中国对此莫须有战略定位提出强烈抗议，但特朗普政府依旧在政治、安全、经贸和科技领域对华实施全面竞争政策，这体现出作为权力位势较高一方的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主观臆断，也是本文所强调的单边战略定位逻辑。 （三）本文的解释模型及运作逻辑
在前述概念化的准备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操作化本文所使用的两大自变量，即权力位势与战略定位。根据国家相对实力的强弱与前文对权力位势的定义，本文将其操作化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缩小”。
基于权力优势，战略定位的共构逻辑被打破为霸权国的“单边战略定位”逻辑，从而形成美国对华两种战略定位类型，即修正式定位和现状式定位。其中，修正式定位源自于修正主义国家的概念，视中国为“对现状不满，试图凭借逐渐强大的实力打破既有秩序，改善自身在结构中位置的国家”;现状式定位则取自于现状国家的概念，视中国为“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对现状位置满足的国家”。
经过上述操作化，本文所选取的两大自变量可以组合成2×2的解释模型，如表2所示。基于解释模型，本文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形态变化的四种情境：（1）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强化遏制/竞争成为首要选项;（2）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转向适应成为首要选项;（3）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采取防范成为首要選项;（4）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继续接触成为首要选项。
为了更好地界定美国对华具体的战略选择，我们需要对上述概念做一简要的定义与类型化。一般而言，霸权国对崛起国的策略理论上存在三种基本情况：扼杀——霸权国对其权力地位全面坚守，禁止由崛起国所产生的任何权力的让渡;弃权——霸权国自愿地将领导地位让渡给崛起国;竞合平衡——霸权国虽然坚守自身的权力地位，但在某些领域愿意予以崛起国部分的合作空间。在实际的操作中，还存在不少策略可以加入其中。本文根据程度强弱的不同建构了新的、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光谱，如下文图1所示。其中，本文通过类型化筛选出四个较为符合美国对华战略的选择，即遏制/竞争（Containment/Competition）、防范（Precaution）、接触（Engagement）以及适应（Accommodation）。
遏制指的是美国对竞争对手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方式达到阻止对手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张的目标。
竞争指的是美国在安全领域利用强化亚太同盟体系限制中国的区域影响力，但避免中美之间出现实质性的冲突。阿什利·泰利斯（Ashly Tellis）将竞争定义为——限制但不遏制。
竞争作为一种向遏制过渡的中间形态，时常在美国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的转变过程中出现。防范，也称为预防，借用自中文的“防范于未然”的说法。因此，防范指的是霸权国采取预防性的谨慎手段，防止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己的变化。
接触指的是美国通过非强制的方式改善中国不满足现状的因素，帮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出现美国所期待的“积极变化”。适应指的是，美国不排斥接纳中国的崛起，并在美国认为需要协助的领域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同时，我们还需厘清图1中因“单边战略定位”而存在的“凹凸镜效应”。美国通过对华单边战略定位来夸大或缩小所谓“中国威胁”的程度，以期符合其各阶段的战略需求。例如，在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时，美国若采取“修正式”的战略定位，夸大“中国威胁”，那么它的对华战略形态就会转向防范;但当美国回归“现状式”战略定位时，其对华战略形态又将回调至接触战略。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的变化充分展示了美国对华单边战略定位所产生的“凹凸镜效应”。同样的逻辑也贯穿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形态的全过程中，这为本文再次确认了战略定位作为独立自变量的存在。当然，由于战略定位无法准确地量化，所以图1中仅能以光谱区间的方式予以呈现。其中，修正式定位的强度排序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需要规制的对手>战略竞争者;现状式定位的强度排序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利益攸关者≥建设性战略伙伴。
此外，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本文解释模型的运作逻辑。如下文图2所示，中美权力位势的变化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选择强度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这两大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主观的单边判定将形塑中国的现状/修正式的战略定位。同时，考虑到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共识的变化不仅具有广泛的政策影响力，还代表着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的对华态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政府/国家层面的对华认知;因此，笔者将其作为“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引入解释模型中。作为干扰变量，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共识浮动将强化或削弱美国对华的单边战略定位。前述变量的共变作用将影响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高低，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正是基于战略利益兼容性和动机强弱的判断，美国才确定对华战略选择，即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个等级。
四、实证检验：以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为例
为验证前述解释模型及其因果机制的有效性，本文援引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战略形态演变作为实证检验，因为这三个时期恰好覆盖了前文提出的四种情境。此外，在衡量权力位势差距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军事费用支出与研发支出等指标。
对华战略定位则以美国官方声明和年度战略报告为准。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现美国不同对华战略选择产生的影响，本文还援引和整理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长期追踪的《中美关系分值》作为分析指标。
（一）小布什时期
进入21世纪，中美权力位势的差距较为明显。如表3所示，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和研发支出等指标上，仅分别占美国的12.6%、11.8%和 4.7%。就上述三个指标的衡量而言，中国的硬实力对比仅有美国的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权力位势差距明显的前提下，小布什依然在“9·11”事件前形成了“修正式”的战略定位，对华采取了强硬的举措。 1999年8月，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布什在接受CNN采访时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将中国称为建设性伙伴是战略性误判;11月19日，小布什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对外政策演讲時强调，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共和党2000年的选举纲领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部分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被“误导”、美国在亚洲最关键的挑战就是中国。
在前期舆论氛围的铺垫下，小布什在正式就职美国总统后便迅速推翻了克林顿政府提倡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转而将中国视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
在此期间，美国政治精英中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为小布什政府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1996年，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rgan）合写了《走向新里根主义外交》（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长久地维持霸权地位，因而美国需要新里根主义，在军事和道德上维持绝对的优势和自信;其中，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需要对其实施遏制战略。
1997年，两位学者成立了新保守主义智库——美国新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并提出“美国继续充当全球领导者、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时刻准备应付当前和未来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新世纪计划”章程上签字的25人中，有7人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成员，足见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的影响力。
时任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指出，“中国并非一个‘现状国家’，而是一个利用自身实力试图改变亚洲权力格局的大国。”
由此可见，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共识一步步强化了小布什政府的“修正式”战略定位。
正式就任后，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强硬转向逐步显现。在外交领域，小布什在就职后与二十多位领导人通了电话，但却有意地回避中美元首热线，并强调亚洲盟友的重要性，将中国置于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印度之后，防范中国的意图明显。2001年4月，中美关系因“南海撞机事件”再陷动荡。事件发生后，小布什仍未通过元首热线与江泽民主席沟通，也没有循例派出特使处理危机事件，相反，美国坚持在工作层次上与中国沟通，甚至频频通过媒体放话，显示其强硬姿态。在安全领域，小布什政府批准对台军售、宣布保卫台湾地区，甚至将中国列为潜在核打击对象。可见，小布什政府对华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符合前文“防范”策略的定义，意在防止中国成长为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这也导致21世纪的中美关系以负分值（-0.5）为起点（如图3）。
然而，突如其来的“9·11”事件却大幅地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对外威胁的认知，使其战略重心转向保卫美国本土安全与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同时，“9·11”也重塑了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认知，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小布什政府希望通过强化传统盟友，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来缓解国际安全环境造成的压力，而中国则成为“反恐伙伴”之一。2001年9月12日，江泽民主席应邀与小布什通话，小布什表示期待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加强反恐合作，开启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现状式”的转向。2001年10月19日举行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小布什不仅称中国是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并将中美关系定位成坦诚的（Candid）、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合作（Cooperative）关系，即 “三个C定位”。
在2002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表示欢迎强大、繁荣与和平的中国，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2006年，小布什在其任内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将中国战略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更多的大国责任。这一战略定位也获得中国的支持。同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表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还是建设性合作者。”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共识进一步强化了小布什政府对华“现状式”定位。在一般民众层面，根据盖洛普（Gallup）所做的民调，2003～2006年间，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朋友/盟友的平均数值维持在55%以上，比2001年的27%增长了一倍，显示美国国内对华正面认知的良好氛围。
在政治精英层面，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撰文反驳了米尔斯海默对中美不可避免冲突的预期。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并没有要取代美国的野心，在持续的交往互惠中，中美可以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对华认知走向“四个C定位”（加了一个Complicated）时，其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适时地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佐利克指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的分歧，但中国并非如苏联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因而需要新的处理模式，即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使中国成为维护国际体系的力量。
这个概念最终被写入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成为美国对华的战略新定位。
在权力位势差距较大、小布什政府转向“现状式”战略定位以及美国国内对华共识趋向正面的共同作用下，“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战略从防范回归“接触”。在高层沟通机制上，两国领导人都会利用国际会议场合进行会晤，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2005年中美双方发起了战略对话，这在小布什任期内进行了6次，而在2006年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则在其任内进行了5次，并且两者在2009年整合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台海问题上，小布什政府一改“9·11”事件前的态度，从“尽其所能协防台湾”转为“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以控管“台独势力”，避免中美因台海问题而擦枪走火。在经贸议题上，小布什秉持自由贸易的理念，着力推进两国经贸互惠互利，使中美贸易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4%、美国对外贸易的11%，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安全议题上，中美在反恐领域与防扩散领域取得长足的合作。因此，自“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分值大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0.11增长至2007年1.56，达到小布什任期内的峰值（如图3）。 小布什政府“9·11”前后的对华战略定位及其战略选择的变化构成了“案例内差异”，这为本文提出的第三和第四种情境提供了有效的验证，即在权力位势差距较大前提下，美国对华的“修正式”和“现状式”战略定位决定了其对华战略形态是“采取防范”还是“继续接触”。
（二）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仍挣扎于金融危机的漩涡中。如表3所示，中国在2009年仅占美国GDP总量的35.4%，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则达到了61.7%。在军事实力和研发支出方面，中国的占比分别从2009年的17.6%和20.9%上升至2017年的38.2%与45.2%。可见，中国虽然仍无法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双方权力位势差距收窄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有趣的现象是，受到现状式战略定位的影响，尽管在权力位势差距加快缩小的刺激下，奥巴马政府并未对强势追赶的中国采取强硬的对华战略选择。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对华主要采取“现状式”的战略定位，这体现在他的多个讲话、联合声明以及国家战略报告中。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表示，中美将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而在另一些领域取得合作。
延续“竞合并存”的基调，奥巴马在正式就职的首次中美元首热线中进一步强调，美国政府愿意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此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谈及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也表示，与中国分享机会符合美方的利益，甚至使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
从奥巴马竞选和上任初期传达的政治信号以及希拉里的定调来看，奥巴马政府有效地避免了“学习周期”，一开始就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因此，中美双方分别在2009年与2011年发表了两份《中美联合声明》，将 “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至“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除了受到政府层面认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共识的延续也强化了奥巴马政府对华的“现状式”战略定位。在此期间，“中国责任论”开始取代非理性的“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国内对华认知的主流态度。
进入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中国责任论的内涵不仅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发挥的关键作用而得到完整延续，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强化，进一步衍生出希拉里的“同舟共济论”和“中美共治論”。例如，伯格斯坦（Fred Bergstein）就表示，中美的战略经济合作机制应该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的两国集团”（G2）。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还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用以描述中美两国走入“共生模式”。
可见，由于对华“现状式”的定位和美国国内对“中国责任论”认知的强化，奥巴马的第一任期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是可调和的。正如奥巴马在日本发表的演讲所述：“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国家不应担心另一个国家的成功。”
这种论述充分表明此时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较高。因此，在奥巴马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谈到中美关系时强调美国欢迎中国承担“负责任的领导地位”，并与美国在经济复苏、气候变迁和防核武扩散问题上持续合作。
这种战略定位说明，美国有意地将中国视为国际责任的主要分担者，符合前文“转向适应”的定义。在对华适应转向的主导下，中美除了在安全领域建立了初步的管控机制和相互信任措施以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上，美国展现出较为明显的权力分享意愿。
尽管两国因结构性矛盾而导致的竞争无法消除，但将竞争关系总体管控在良性互动的面向，中美关系也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因此，中美关系的分值由2009年的1.04分增长至2013年的2.06分，为21世纪的最高分值（如图3）。
进入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被拉近的速率却并未减缓。如若奥巴马政府对华的“现状式”战略定位出现松动，那么其对华战略选择则会相应地出现转变。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消极因素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出现明显上升。
首先，在回应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华适应策略的铺垫下，中国顺势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试图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在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所举行的“习奥会”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应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进一步填充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然而，自此之后，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回应渐趋冷淡。例如，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虽然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但奥巴马却没有予以正面积极回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建立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等一系列举措的出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质疑逐渐上升，认为中国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要将美国排除出亚太地区。因此，奥巴马政府已不在公开场合提及和直接回应新型大国关系。其次，在奥巴马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中国的论述部分也显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趋于消极。相较于2010年的版本，奥巴马政府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行为提出强烈质疑，先是提醒亚太国家中国可能通过其日渐强大的武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而后又强调美国将基于强大的实力原则来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促使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问题和人权议题等方面符合国际规范，并以此来监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展的影响力。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战略定位的消极因素上升还受到此阶段美国国内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辩论中强硬派占据上风的影响。
在强硬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是由罗伯特·布拉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阿什利·泰利斯合撰的名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s China）的报告。在报告中，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错误，即“接触、融入和援助过多”，但“防范、制衡与遏制过少”的战略失误。 因此，两位作者建议美国应该重新制定对华战略，其核心应是“遏制中国崛起”而非“帮助它继续强大”。换言之，两位作者将接触战略定性为“失败”。这份报告在美国政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评估的重要拐点。这种现象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对华的战略焦虑程度和消极程度都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他们急迫地希望能够形成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对华战略。
在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进一步缩小、奥巴马对华战略定位消极因素上升，以及美国国内对接触战略反思的渲染下，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竞争性举措也明显增多。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2015年的美日同盟再升级确立了日本的“次轴心国”地位，并以此加快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对华形成绵密的、多边结构化网状包围圈，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4）：3953. 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为基础，将原有的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即基于高门槛标准将中国排除在俱乐部之外。
高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J].国际观察， 2018（2）：59. 在价值观领域，奥巴马政府提出所谓的“亚太梦”（Pacific Dream），强调要将美国强大的价值观转变为亚太区域前所未有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
奧巴马第二任期对华战略定位中的消极因素比例的上升和政治精英的战略反思也使“现状式”战略定位有所松动，向“部分修正式”转变。在丧失部分现状式战略定位的协调功能后，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明显下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动机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与第一任期愿意与中国分享部分权力不同，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更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领导地位，并在安全、经济、价值观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做出竞争性的举措，说明美国对华战略已偏离了“适应战略”，进而转向“强化竞争”。相应地，中美关系的分值从2013年2.06分快速回落至2016年的0.325分（如图3）。可见，作为战略转变的过渡阶段，奥巴马政府“部分修正式”的战略定位所带来的对华战略调整很好地展现了本文解释模型中的因果链条与运作逻辑。
（三）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进入特朗普时期，中国与美国的权力位势差距仍在逐步拉近。根据最新资料显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率相较于21世纪最初的十年有所放缓，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增大，中国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仍然从2016年的60.01%上升至2018年的66.3%，两年内增长了约6%。美国的军费支出在特朗普时期出现回升，从2016年的6001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8年6487亿美元，并且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个数字在2020年间很有可能达到7500亿美元。
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军费支出保持着稳步上升，至2018年达到2499亿美元，为美国数值的38.7%，相比2016年增长了8.7%。
自执政伊始，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对华战略定位就存在明显的不同，这集中体现在2017年12月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指出，美国正处于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需要回应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各类威胁。其中，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最直接的挑战，并且侵蚀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因而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多年对竞争对手采取接触战略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认为，大国权力竞争时代即将回归，过去将竞争让位于合作的选择是战略失误。因此，特朗普政府索性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俄两国在地区拓展各自的影响力和挑战美国的权力地位，以利于塑造一个对它们自身有利且价值观与美国相对立的世界。
并且，在后续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更宣称：“修正主义国家带来的长期战略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这种“大国威胁”的逻辑推动特朗普对华的“修正式”战略定位正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反思在此期间仍在延续，并且焦点转向了“采取何种对华战略更为有效”的实然面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层面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其中，较具代表性是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L. Shirk）牵头撰写的《美国的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的政策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两位作者使用互惠（Reciprocity）一词高达23次，并特别强调互惠原则应该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首要原则。
随着中美权力竞争的激化，夏伟与谢淑丽再次于2019年合撰了《航向修正：一个有效和持续的中国政策》的政策报告，建议特朗普政府采取“压力与威慑”的强制策略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轴。
此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研究报告更是将中美关系上升为两种“对立模式”的竞争，并号召各国应该警惕中国所谓的“锐实力”影响力;这种莫须有的模式对抗的视角极大地压缩了中美战略利益的协调空间。
美国政治精英在实然面讨论反映出这么一种逻辑：当中美实力差距较大，且认为中国可以被“塑造”时，接触战略中的战略利益是可协调的;相反，当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且认为中国无法依照美国的意愿改变时，战略利益的不可协调性上升，使美国认为利益的妥协是不公平的行为。美国政治精英的逻辑也恰好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系列言论与观点的逻辑相契合，而联动关系则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中。
彭斯在演讲中极为偏颇地认为，在过去25年，是美国“重建了中国”。这种“让利受害”的逻辑与美国政治精英的逻辑相契合。
在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以及政治精英确立强硬转向共识的助推下，特朗普政府采取对华战略转变的动机加强，加之战略利益的不可协调性快速上升，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强硬程度被提升至最高，使遏制战略成为首要选择。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战略”，将美国地缘投射范围扩大，使原本相对独立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因地缘政治竞争的需求连成一体; 并且，在2019年6月1日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特普朗政府更是指出要通过有所准备、投资和改造伙伴关系和推行同盟网络化，限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中美经济出现“脱钩”的趋势。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对华301调查开始，特朗普政府接连宣布对中国价值600亿～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25%的报复性关税， 将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化。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2019年上半年对美非金融投资额为19.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约20%。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东盟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国在2019年6月的对美出口同比减少了8%，进口更是暴跌了31%。
中美经贸脱钩的趋势也削弱了传统经贸互赖作为防止大国之间产生直接冲突的“压舱石”的效果。
在人文和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以政治渗透为借口，指责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术自由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对在美拥有“长江”和“千人”称号的学者进行审查，并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从事高技术研究和学习签证的发放;而后又接连对中兴与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发起打击，将“贸易战”进一步扩大化至“科技战”与“人文战”，试图在扭转贸易逆差的同时，阻断美国高科技流向中国，以此維持美国的技术垄断优势。
从美国在上述几大领域的对华举措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在于将所谓的“利益失衡”回归“利益均衡”以符合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更在于通过“去硝烟化”的方式尽可能地限制中国的实力积累和影响力的扩大，以减缓甚至打断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因为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大国的崛起是美国安全与繁荣的首要威胁，那么中美竞争和战略利益的分配就注定是不可调和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举措符合前文对遏制战略的定义，从而确认了遏制战略成为主轴。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向的实际效果也直接反映在中美关系的分值中：如图3所示，中美关系的分值从2016年的0.325分骤跌至2019年的-5.36分，为21世纪以来分值的最低点。
五、结论
美国对华战略考量中的认知因素比重出现明显上升使既有理论基于物质维度的分析出现解释力不足的窘境;并且单一变量的视角也使既有研究尚未在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存在何种逻辑的问题上形成理论自觉。有鉴于此，本文在修正结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基础上，以“权力位势”和“战略定位”作为自变量，构建了兼顾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的解释模型。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方面，由于中美权力位势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造成的战略压力，使其理应通过合适的战略选择限制中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基于现实政治的研判和利益计算，形成了对华“修正式”与“现状式”的两种战略定位，影响其对华战略形态的变化。这两大方面的因素反映了美国对华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的一致与分歧，共同作用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过程。
联系至实证检证部分，小布什政府“9·11”事件前后的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所带来的战略形态变化有效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第三和第四种情境：（3）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采取防范成为首要选项;（4）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继续接触成为首要选项。奥巴马第一任期很好地展现在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的前提下，“现状式”的战略定位作为“安全阀”的重要性，调节着美国对华战略形态演变为“适应”。奥巴马第二任期作为过渡形态，显示了现状式战略定位开始松动，并丧失部分调节功能后，美国的对华战略逐步走向“竞争”。当这种现状式战略定位在特朗普时期全面转向修正式时，美国对华战略形态从竞争进一步上升为遏制。换言之，奥巴马时期与特朗普时期的比较研究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种情境：（1）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强化遏制/竞争首要选项;（2）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转向适应成为首要选项。
概言之，本文通过构建兼具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的解释模型，试图为今后预测美国对华战略转变提供理论启示和政策参考，但这仅是理论层面的初步工作。如何在美国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的背景下对中美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进行有效的管控？如何通过积极的引导来缓解美国夸大“中国威胁”而产生的焦虑心理？将是政策层面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即便中美关系出现螺旋式恶化的趋势，中国政府仍在积极引导美国修正其对华战略定位的导向。例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针对蓬佩奥对华接触战略失败阐述中方立场时表示，中美需要树立以“明确底线、避免对抗、畅通渠道、坦诚对话、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共担责任”为核心的新的互动框架。
可见，如何创造一种“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的良性互动模式，为中美的策略互动提供理论支持，会是下一阶段研究所需着力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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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责任编辑：清宁）
关键词 对华战略 接触 遏制 权力位势 单边战略定位
一、引言
2015年以来，一场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广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在美国国内进行并延烧至今。此次大辩论的主题聚焦于： “美国是否需要对传统的对华接触战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大辩论的现实效力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竞选成功而逐步实质化，使新一届美国政府大幅调整了对华战略设计。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两份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文件。前者宣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的挑战，而后者则直接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提出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凸显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这标志着战略竞争已然取代“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谋划的指导思想，并可能逐步向战略遏制演变。2020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公开宣布“接触战略是很幼稚的想法，这种错误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7月24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尼克松图书馆宣称，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对华接触战略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失败”（dismal failure），从政府层面定性了接触战略的终结。
同样地，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博明（Matthew Pottinger）也直白地指出，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置于其对华战略的最前沿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地位。
这使中美关系的观察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将进入“后接触时代”。基于此背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在后接触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形态将出现何种转变？哪些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形态演变？其中具有怎样的战略演变逻辑？
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对比转变的速率加快，美国开始注重所谓的“中国真实意图”（China’s real intention）的问题。
这种物质力量维度和认知维度并重的特点对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转变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将结构现实主义中的“权力位势”与建构主义中的“身份定位”作为两大自变量，用以构建一个兼顾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且能够准确分析美国对华战略转变逻辑的解释模型。结合现实政治，本文认为，除了物质维度的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变化以外，美国对华采取的“修正式”与“现状式”单边战略定位是诱发美国对华战略动机的认知维度变量。其中，美国单边战略定位扮演着“安全阀”的角色，调节着中美战略利益兼容性的高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强度，形成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种不同强度的战略形态。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与验证核心论点，本文除了引言，還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在文献回顾部分，文章将既有关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研究重新归类为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略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和领导人特质论，并将其对比讨论，以透视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以权力位势与战略定位两大变量构建解释美国对华战略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并提出四种主要情境：（1）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强化遏制/竞争首要选项;（2）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转向适应成为首要选项;（3）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采取防范成为首要选项;（4）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继续接触成为首要选项。第四部分援引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为三个案例做实证研究，用以验证解释模型的有效性以及展示其中的因果机制。结论部分则是对前述研究发现的总结，并指出如何管控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并将两国关系塑造成“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二、文献回顾：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对于为何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转变的问题，学界已经做出一定的讨论。本文选取了较常引用的代表性文献，将其重新归类为以下几个类别：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术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以及领导人特质论。这些文献涵盖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国内层次和个人层次的解释，大致囊括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并且，现有的文献大都聚焦于某一面向探讨诱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原因。对既有研究做出相关的梳理和比对，有助于我们总结出优劣得失，从而进一步做出理论推进。
1. 地位竞争论。大国地位竞争的视角本质上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延伸，认为地位作为零和性极高的稀缺资源，将导致中美的战略利益变得愈发不可协调。例如，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随着第二梯队的国家，主要指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在物质实力上的差距不断地缩小，这些国家在体系内的需求将不仅局限于自身的领土安全，而是转向追逐“大国地位”，这将导致单极霸权国与第二梯队国家之间的“地位竞争”（status competition）。 这种对大国权力地位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螺旋式上升，最终成为引发大国战争的潜在爆发点。另外一些学者从大国对权力地位的恒久追求的心理来解释霸权国对外战略的强硬转向。都铎·奥尼尔（Tudor Onea）基于英法争霸与英德争霸的案例研究指出，取得权力优势的霸权国比崛起国更担心地位的丧失，这种心理引发霸权国在经济、军事和尊严等方面被崛起国超越的不安全感，因而霸权国为了维持其权力地位更愿意承担冲突的风险。
韦宗友进一步将奥尼尔的概念归纳为“地位焦虑论”，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的中美关系。他认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缩小引发了美国的“地位焦虑”，迫使美国政府反思传统接触战略，并同时在经贸、人文和两岸等方面采取新的牵制举措，从而提高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
2. 制度竞争论。该理论视角有效地补充了新自由制度主义过分强调“合作”而对“竞争”面向关注的不足。部分学者观察到围绕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成为诱发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原因。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指出，通过替代性多边主义的安排挑战既有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被基欧汉称之为“竞争性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李巍提出，由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际制度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逐渐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核心内容;换言之，国际制度将成为大国权力较量的主战场，“制度之战”将取代“枪炮之战”成为大国政治的新常态现象。
在制度较量的过程中，中国希望提高作为制度“建设者”的话语权不被美国接受，转而透过成立亚投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进RCEP等方式作为新的制度平台。美国却以此认为中国是新兴制度“创造者”，战略目的在于与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因而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强化了对华制度竞争的力度。
3. 战略失败论。除了上述两项结构层次的因素以外，美国政学界开始从具体政策层面反思传统对华接触战略的成效。这些学者的反思大都立基于现实主义的悲观思维。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美国应该尽快采取遏制中国，而非继续接触策略。
传统对华强硬派的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基于“中国正因相对实力强大而变得更自信和强硬”的判断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美国接触战略的预期，并提出“抵制中国”（bucking China）作为对华战略的替代选项。
同样地，林蔚（Arthur Waldron）也认为美国需要削减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承诺，以便集中力量应付中国的崛起。
学界的反思进一步在政府层面获得体现。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弗·福德（Christopher Ford）所述：“在美国政策圈，传统接触战略似乎已经过时了，它并没有产生预期带来的效果。”
概言之，战略失败论从自我反思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出现新一轮的对华战略转变的动机。
4. 国内政治动力论。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国内政治因素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指出，新兴大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外向性导向，这导致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因为它希望能够争取应得的权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换言之，施韦勒认为中国由民族主义推动的竞争性外交行为是引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原因。相反，达巍则强调，美国主导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为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而在美国国内的正向回馈逐渐受阻，并且全球化的非法移民问题给美国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美国的国内战略导向转变为“民族国家”和“保护主义”倾向，这种战略导向的转变使“脱钩”成为美国政府用以扭转“对华贸易吃亏问题”的主要手段。
此外，王浩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两极化的角度指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多边制度竞争转向双边经济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白人蓝领阶层为核心的选民群体对战略的诉求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扭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增加就业机会和经济福利。
5.领导人特质论。作为性格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执政风格被视为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重要诱因之一。尹继武指出，特朗普具有不羁善变、精干有为与好胜执着的人格特质，这使特朗普对美国传统内政外交的改造意愿是空前的;同时，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团队有着明显“小集团思维”和肆意性的特征，从而出现了中美在政治、安全、经贸和人文科技领域等诸多领域剧烈对抗的现象，最终加速此阶段美国对华战略强硬转向的到来。
相似地，王一鸣与时殷弘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认为，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塑造了他的执政风格，使其对华政策在个体层面陷入小集团思维，最终改变接触战略。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既有研究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解释逻辑，本文以分析层次、核心变量、行为体、因果机制和战略结果等指标总结，如表1。
上述几种理论分支从不同的解释变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然而，我们如果仔细斟酌，也不难发现既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既有研究普遍存在单一变量解释的問题。不论是地位竞争、制度竞争、战略失败、国内政治因素还是领导人特质论，这些理论都试图从某一个主要变量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原因，但这却与现实政治存在较大的落差。例如，制度竞争论认为中国建立替代性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但不论是亚投行还是金砖银行等新兴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充，而非颠覆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足。此外，单一变量或许能够解释某一段具体时期出现的变化，但无法为长时间轴上的美国对华战略转变提供完整的解释。第二，受到单一变量解释力不足的影响，既有的研究仅在分析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原因上解释力较强，但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中的运作逻辑。换言之，既有的文献尚未形成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般性机制。第三，倘若将不同分析层次的文献进行整合，我们也不难发现，现有的文献更多地聚焦在物质维度。即便部分文献或多或少地涉及认知维度因素，但也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关键变量用以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问题。既有文献存在的不足，为本文构建独立的认知维度变量留下了一定的理论空间。 三、分析框架：权力位势与战略的解释模型
为了避免新的分析框架再次落入单一变量和忽略认知维度的理论窘境，本文试图将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加以整合，构建一个具有双自变量的解释模型，用以展示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内在逻辑。考虑到双方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首要因素，因而中美之间的权力位势的差距大小被选为本文解释模型中的物质维度变量。同时，我们也必须兼顾认知维度的变量，即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在推动对华战略转变中的作用。因此，在构建解释模型之前，我们还需先对上述两个关键变量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
（一）结构现实主义中的“权力位势”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推动国际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变量在于国家实力分布的变化，因为相对实力的强/弱将决定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高/低，而这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位势”。
一般而言，国家相对实力越强，在结构中的权力位势就越高，安全压力则会相应地下降;相反，国家权力位势降低，安全压力就会升高。有鉴于结构现实主义对权力位势的重视，兰德尔·施韦勒指出权力位势的稀缺性，并认为，这种稀缺资源将导致国家之间陷入具有强烈零和性的“位势竞争”中。
米尔斯海默则将权力位势的重要性推論至极致。他强调，权力极大化等同于安全极大化，因而只有当国家成为区域霸权时，其安全才能获得最大保障，最终转变为现状国家。
换句话说，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位势保卫者”，目的在于避免自身权力位势降低而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因此，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 Grieco）将结构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国家统称为“位势主义者”（positionalist）。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相对实力提升，国家所处的权力位势就会升高，在未取得霸权地位之前，位势上升的国家将对“上位国家”造成挑战而遭到遏制;同时又对“下位国家”产生安全压力，因而招致制衡。因此，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策略选择主要由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势高低决定，并且国家所处的权力位势越高，它在结构中的行动自由度就越高。那这是否意味着权力位势就能完全解释一国的策略选择？答案是否定的。除了结构现实主义因其理论内核招致批评，单一变量的解释也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以本文所要讨论的美国对华战略问题为例，权力位势的推论无法解释“为何对华接触战略得以持续”的问题，因为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权力位势是稀缺资源，具有强烈的零和性。这意味着，当中国相对实力提升，与美国权力位势差距逐步缩小时，美国作为霸权国应该将“遏制战略”执行到底。但现实政治却表明，美国对华战略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预测一般，以长期遏制为主，相反，在特朗普政府之前，接触战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克林顿时期、小布什后“9·11”时期、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选择都是明显的例子。政治现实说明，除了权力位势，其中应该还存在另一个影响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家权力位势的高低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因根植于体系内成员国的认知而具有社会属性，也就是，来自他国对其位势的感知与认定。
权力位势的社会属性为我们确定另一个关键变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建构主义中的“战略定位”。
（二）建构主义中的“战略定位”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创立的建构主义中对“身份”的强调为我们构建本文解释模型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温特看来，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不仅赋予国家的行为动机，还需在本质上回答 “我是谁”与“他是谁”的主体间性问题。
换言之，温特认为国家身份的构建需要有两大面向的界定，即（1）国家的自我认定——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定;（2）国家的他者认定——自我的认定并不是个体自行决定的，还需要“他者”的认可。
这种身份的主体间性产生了“战略定位”的概念，反映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知，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最终构建了霍布斯、洛克与康德三种文化结构类型;同时三种文化结构形成后将反作用于内化国家的身份、强化它们的互动模式，从而形成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战略定位。
就理论层面而言，身份定位与战略定位都指涉某一国家行为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认定，拥有共同的理论内核。两个概念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并且，战略定位更常用于解释大国间的策略互动。因此，本文在此以战略定位作为核心概念。 可惜的是，温特有意舍弃了施动者影响结构的过程，使其逻辑转变为：“体系文化→身份→利益→行为”的单向建构。秦亚青在温特的基础上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进一步加强了战略定位的互动性。
相较于温特的单向建构逻辑，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更注重国家之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所产生的反馈效应对双方身份构建的影响，是一种双向建构的逻辑，即“关系←→身份←→利益←→行为”。基于温特与秦亚青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战略定位具有强烈的“共构逻辑”（mutually constituted），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相互认知共同构成了一国的战略定位。
然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战略定位概念并非不存在问题。其中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是，温特和秦亚青在强调战略定位的重要性时却忽略了权力位势差距的决定性影响。如前所述，权力位势的高低决定了国家在结构中的行动自由度，这意味着，上位国家凭借位势优势能够对下位国家主观地进行战略判断，无需获得下位国家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战略定位形成所需的“共构逻辑”，使之成为单边战略定位。
例如，美国可以利用其霸权的权力优势任意判定伊朗和朝鲜为“邪恶国家”。由此可见，在权力位势差距的前提下，一国的身份定位可以由位势较高的一方做出主观的判定，形成“单边战略定位逻辑”。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将权力位势定义为，国家根据自身相对实力强弱而在国际体系中所取得的位置，即相对实力更强的一方将获得更高的权力位势。美国对华单边战略定位可被定义为：具有较高权力位势的一方，通过主观臆断对权力位势较低的一方所形成的战略定位，并且不论较低位势的一方是否接受，该战略定位都会生效。一个近期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的“修正式”战略定位。在2017年和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概要》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繁荣的首要“外部威胁”。尽管中国对此莫须有战略定位提出强烈抗议，但特朗普政府依旧在政治、安全、经贸和科技领域对华实施全面竞争政策，这体现出作为权力位势较高一方的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主观臆断，也是本文所强调的单边战略定位逻辑。 （三）本文的解释模型及运作逻辑
在前述概念化的准备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操作化本文所使用的两大自变量，即权力位势与战略定位。根据国家相对实力的强弱与前文对权力位势的定义，本文将其操作化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缩小”。
基于权力优势，战略定位的共构逻辑被打破为霸权国的“单边战略定位”逻辑，从而形成美国对华两种战略定位类型，即修正式定位和现状式定位。其中，修正式定位源自于修正主义国家的概念，视中国为“对现状不满，试图凭借逐渐强大的实力打破既有秩序，改善自身在结构中位置的国家”;现状式定位则取自于现状国家的概念，视中国为“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对现状位置满足的国家”。
经过上述操作化，本文所选取的两大自变量可以组合成2×2的解释模型，如表2所示。基于解释模型，本文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形态变化的四种情境：（1）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强化遏制/竞争成为首要选项;（2）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转向适应成为首要选项;（3）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采取防范成为首要選项;（4）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继续接触成为首要选项。
为了更好地界定美国对华具体的战略选择，我们需要对上述概念做一简要的定义与类型化。一般而言，霸权国对崛起国的策略理论上存在三种基本情况：扼杀——霸权国对其权力地位全面坚守，禁止由崛起国所产生的任何权力的让渡;弃权——霸权国自愿地将领导地位让渡给崛起国;竞合平衡——霸权国虽然坚守自身的权力地位，但在某些领域愿意予以崛起国部分的合作空间。在实际的操作中，还存在不少策略可以加入其中。本文根据程度强弱的不同建构了新的、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光谱，如下文图1所示。其中，本文通过类型化筛选出四个较为符合美国对华战略的选择，即遏制/竞争（Containment/Competition）、防范（Precaution）、接触（Engagement）以及适应（Accommodation）。
遏制指的是美国对竞争对手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方式达到阻止对手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张的目标。
竞争指的是美国在安全领域利用强化亚太同盟体系限制中国的区域影响力，但避免中美之间出现实质性的冲突。阿什利·泰利斯（Ashly Tellis）将竞争定义为——限制但不遏制。
竞争作为一种向遏制过渡的中间形态，时常在美国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的转变过程中出现。防范，也称为预防，借用自中文的“防范于未然”的说法。因此，防范指的是霸权国采取预防性的谨慎手段，防止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己的变化。
接触指的是美国通过非强制的方式改善中国不满足现状的因素，帮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出现美国所期待的“积极变化”。适应指的是，美国不排斥接纳中国的崛起，并在美国认为需要协助的领域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同时，我们还需厘清图1中因“单边战略定位”而存在的“凹凸镜效应”。美国通过对华单边战略定位来夸大或缩小所谓“中国威胁”的程度，以期符合其各阶段的战略需求。例如，在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时，美国若采取“修正式”的战略定位，夸大“中国威胁”，那么它的对华战略形态就会转向防范;但当美国回归“现状式”战略定位时，其对华战略形态又将回调至接触战略。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的变化充分展示了美国对华单边战略定位所产生的“凹凸镜效应”。同样的逻辑也贯穿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形态的全过程中，这为本文再次确认了战略定位作为独立自变量的存在。当然，由于战略定位无法准确地量化，所以图1中仅能以光谱区间的方式予以呈现。其中，修正式定位的强度排序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需要规制的对手>战略竞争者;现状式定位的强度排序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利益攸关者≥建设性战略伙伴。
此外，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本文解释模型的运作逻辑。如下文图2所示，中美权力位势的变化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选择强度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这两大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主观的单边判定将形塑中国的现状/修正式的战略定位。同时，考虑到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共识的变化不仅具有广泛的政策影响力，还代表着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的对华态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政府/国家层面的对华认知;因此，笔者将其作为“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引入解释模型中。作为干扰变量，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共识浮动将强化或削弱美国对华的单边战略定位。前述变量的共变作用将影响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高低，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正是基于战略利益兼容性和动机强弱的判断，美国才确定对华战略选择，即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个等级。
四、实证检验：以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为例
为验证前述解释模型及其因果机制的有效性，本文援引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战略形态演变作为实证检验，因为这三个时期恰好覆盖了前文提出的四种情境。此外，在衡量权力位势差距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军事费用支出与研发支出等指标。
对华战略定位则以美国官方声明和年度战略报告为准。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现美国不同对华战略选择产生的影响，本文还援引和整理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长期追踪的《中美关系分值》作为分析指标。
（一）小布什时期
进入21世纪，中美权力位势的差距较为明显。如表3所示，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和研发支出等指标上，仅分别占美国的12.6%、11.8%和 4.7%。就上述三个指标的衡量而言，中国的硬实力对比仅有美国的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权力位势差距明显的前提下，小布什依然在“9·11”事件前形成了“修正式”的战略定位，对华采取了强硬的举措。 1999年8月，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布什在接受CNN采访时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将中国称为建设性伙伴是战略性误判;11月19日，小布什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对外政策演讲時强调，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共和党2000年的选举纲领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部分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被“误导”、美国在亚洲最关键的挑战就是中国。
在前期舆论氛围的铺垫下，小布什在正式就职美国总统后便迅速推翻了克林顿政府提倡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转而将中国视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
在此期间，美国政治精英中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为小布什政府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1996年，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rgan）合写了《走向新里根主义外交》（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长久地维持霸权地位，因而美国需要新里根主义，在军事和道德上维持绝对的优势和自信;其中，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需要对其实施遏制战略。
1997年，两位学者成立了新保守主义智库——美国新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并提出“美国继续充当全球领导者、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时刻准备应付当前和未来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新世纪计划”章程上签字的25人中，有7人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成员，足见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的影响力。
时任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指出，“中国并非一个‘现状国家’，而是一个利用自身实力试图改变亚洲权力格局的大国。”
由此可见，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共识一步步强化了小布什政府的“修正式”战略定位。
正式就任后，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强硬转向逐步显现。在外交领域，小布什在就职后与二十多位领导人通了电话，但却有意地回避中美元首热线，并强调亚洲盟友的重要性，将中国置于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印度之后，防范中国的意图明显。2001年4月，中美关系因“南海撞机事件”再陷动荡。事件发生后，小布什仍未通过元首热线与江泽民主席沟通，也没有循例派出特使处理危机事件，相反，美国坚持在工作层次上与中国沟通，甚至频频通过媒体放话，显示其强硬姿态。在安全领域，小布什政府批准对台军售、宣布保卫台湾地区，甚至将中国列为潜在核打击对象。可见，小布什政府对华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符合前文“防范”策略的定义，意在防止中国成长为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这也导致21世纪的中美关系以负分值（-0.5）为起点（如图3）。
然而，突如其来的“9·11”事件却大幅地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对外威胁的认知，使其战略重心转向保卫美国本土安全与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同时，“9·11”也重塑了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认知，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小布什政府希望通过强化传统盟友，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来缓解国际安全环境造成的压力，而中国则成为“反恐伙伴”之一。2001年9月12日，江泽民主席应邀与小布什通话，小布什表示期待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加强反恐合作，开启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现状式”的转向。2001年10月19日举行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小布什不仅称中国是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并将中美关系定位成坦诚的（Candid）、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合作（Cooperative）关系，即 “三个C定位”。
在2002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表示欢迎强大、繁荣与和平的中国，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2006年，小布什在其任内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将中国战略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更多的大国责任。这一战略定位也获得中国的支持。同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表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还是建设性合作者。”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共识进一步强化了小布什政府对华“现状式”定位。在一般民众层面，根据盖洛普（Gallup）所做的民调，2003～2006年间，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朋友/盟友的平均数值维持在55%以上，比2001年的27%增长了一倍，显示美国国内对华正面认知的良好氛围。
在政治精英层面，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撰文反驳了米尔斯海默对中美不可避免冲突的预期。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并没有要取代美国的野心，在持续的交往互惠中，中美可以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对华认知走向“四个C定位”（加了一个Complicated）时，其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适时地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佐利克指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的分歧，但中国并非如苏联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因而需要新的处理模式，即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使中国成为维护国际体系的力量。
这个概念最终被写入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成为美国对华的战略新定位。
在权力位势差距较大、小布什政府转向“现状式”战略定位以及美国国内对华共识趋向正面的共同作用下，“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战略从防范回归“接触”。在高层沟通机制上，两国领导人都会利用国际会议场合进行会晤，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2005年中美双方发起了战略对话，这在小布什任期内进行了6次，而在2006年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则在其任内进行了5次，并且两者在2009年整合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台海问题上，小布什政府一改“9·11”事件前的态度，从“尽其所能协防台湾”转为“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以控管“台独势力”，避免中美因台海问题而擦枪走火。在经贸议题上，小布什秉持自由贸易的理念，着力推进两国经贸互惠互利，使中美贸易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4%、美国对外贸易的11%，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安全议题上，中美在反恐领域与防扩散领域取得长足的合作。因此，自“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分值大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0.11增长至2007年1.56，达到小布什任期内的峰值（如图3）。 小布什政府“9·11”前后的对华战略定位及其战略选择的变化构成了“案例内差异”，这为本文提出的第三和第四种情境提供了有效的验证，即在权力位势差距较大前提下，美国对华的“修正式”和“现状式”战略定位决定了其对华战略形态是“采取防范”还是“继续接触”。
（二）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仍挣扎于金融危机的漩涡中。如表3所示，中国在2009年仅占美国GDP总量的35.4%，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则达到了61.7%。在军事实力和研发支出方面，中国的占比分别从2009年的17.6%和20.9%上升至2017年的38.2%与45.2%。可见，中国虽然仍无法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双方权力位势差距收窄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有趣的现象是，受到现状式战略定位的影响，尽管在权力位势差距加快缩小的刺激下，奥巴马政府并未对强势追赶的中国采取强硬的对华战略选择。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对华主要采取“现状式”的战略定位，这体现在他的多个讲话、联合声明以及国家战略报告中。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表示，中美将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而在另一些领域取得合作。
延续“竞合并存”的基调，奥巴马在正式就职的首次中美元首热线中进一步强调，美国政府愿意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此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谈及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也表示，与中国分享机会符合美方的利益，甚至使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
从奥巴马竞选和上任初期传达的政治信号以及希拉里的定调来看，奥巴马政府有效地避免了“学习周期”，一开始就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因此，中美双方分别在2009年与2011年发表了两份《中美联合声明》，将 “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至“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除了受到政府层面认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共识的延续也强化了奥巴马政府对华的“现状式”战略定位。在此期间，“中国责任论”开始取代非理性的“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国内对华认知的主流态度。
进入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中国责任论的内涵不仅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发挥的关键作用而得到完整延续，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强化，进一步衍生出希拉里的“同舟共济论”和“中美共治論”。例如，伯格斯坦（Fred Bergstein）就表示，中美的战略经济合作机制应该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的两国集团”（G2）。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还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用以描述中美两国走入“共生模式”。
可见，由于对华“现状式”的定位和美国国内对“中国责任论”认知的强化，奥巴马的第一任期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是可调和的。正如奥巴马在日本发表的演讲所述：“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国家不应担心另一个国家的成功。”
这种论述充分表明此时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较高。因此，在奥巴马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谈到中美关系时强调美国欢迎中国承担“负责任的领导地位”，并与美国在经济复苏、气候变迁和防核武扩散问题上持续合作。
这种战略定位说明，美国有意地将中国视为国际责任的主要分担者，符合前文“转向适应”的定义。在对华适应转向的主导下，中美除了在安全领域建立了初步的管控机制和相互信任措施以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上，美国展现出较为明显的权力分享意愿。
尽管两国因结构性矛盾而导致的竞争无法消除，但将竞争关系总体管控在良性互动的面向，中美关系也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因此，中美关系的分值由2009年的1.04分增长至2013年的2.06分，为21世纪的最高分值（如图3）。
进入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被拉近的速率却并未减缓。如若奥巴马政府对华的“现状式”战略定位出现松动，那么其对华战略选择则会相应地出现转变。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消极因素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出现明显上升。
首先，在回应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华适应策略的铺垫下，中国顺势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试图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在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所举行的“习奥会”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应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进一步填充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然而，自此之后，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回应渐趋冷淡。例如，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虽然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但奥巴马却没有予以正面积极回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建立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等一系列举措的出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质疑逐渐上升，认为中国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要将美国排除出亚太地区。因此，奥巴马政府已不在公开场合提及和直接回应新型大国关系。其次，在奥巴马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中国的论述部分也显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趋于消极。相较于2010年的版本，奥巴马政府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行为提出强烈质疑，先是提醒亚太国家中国可能通过其日渐强大的武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而后又强调美国将基于强大的实力原则来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促使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问题和人权议题等方面符合国际规范，并以此来监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展的影响力。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战略定位的消极因素上升还受到此阶段美国国内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辩论中强硬派占据上风的影响。
在强硬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是由罗伯特·布拉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阿什利·泰利斯合撰的名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s China）的报告。在报告中，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错误，即“接触、融入和援助过多”，但“防范、制衡与遏制过少”的战略失误。 因此，两位作者建议美国应该重新制定对华战略，其核心应是“遏制中国崛起”而非“帮助它继续强大”。换言之，两位作者将接触战略定性为“失败”。这份报告在美国政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评估的重要拐点。这种现象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对华的战略焦虑程度和消极程度都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他们急迫地希望能够形成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对华战略。
在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进一步缩小、奥巴马对华战略定位消极因素上升，以及美国国内对接触战略反思的渲染下，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竞争性举措也明显增多。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2015年的美日同盟再升级确立了日本的“次轴心国”地位，并以此加快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对华形成绵密的、多边结构化网状包围圈，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4）：3953. 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为基础，将原有的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即基于高门槛标准将中国排除在俱乐部之外。
高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J].国际观察， 2018（2）：59. 在价值观领域，奥巴马政府提出所谓的“亚太梦”（Pacific Dream），强调要将美国强大的价值观转变为亚太区域前所未有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
奧巴马第二任期对华战略定位中的消极因素比例的上升和政治精英的战略反思也使“现状式”战略定位有所松动，向“部分修正式”转变。在丧失部分现状式战略定位的协调功能后，中美战略利益的兼容性明显下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动机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与第一任期愿意与中国分享部分权力不同，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更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领导地位，并在安全、经济、价值观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做出竞争性的举措，说明美国对华战略已偏离了“适应战略”，进而转向“强化竞争”。相应地，中美关系的分值从2013年2.06分快速回落至2016年的0.325分（如图3）。可见，作为战略转变的过渡阶段，奥巴马政府“部分修正式”的战略定位所带来的对华战略调整很好地展现了本文解释模型中的因果链条与运作逻辑。
（三）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进入特朗普时期，中国与美国的权力位势差距仍在逐步拉近。根据最新资料显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率相较于21世纪最初的十年有所放缓，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增大，中国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仍然从2016年的60.01%上升至2018年的66.3%，两年内增长了约6%。美国的军费支出在特朗普时期出现回升，从2016年的6001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8年6487亿美元，并且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个数字在2020年间很有可能达到7500亿美元。
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军费支出保持着稳步上升，至2018年达到2499亿美元，为美国数值的38.7%，相比2016年增长了8.7%。
自执政伊始，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对华战略定位就存在明显的不同，这集中体现在2017年12月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指出，美国正处于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需要回应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各类威胁。其中，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最直接的挑战，并且侵蚀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因而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多年对竞争对手采取接触战略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认为，大国权力竞争时代即将回归，过去将竞争让位于合作的选择是战略失误。因此，特朗普政府索性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俄两国在地区拓展各自的影响力和挑战美国的权力地位，以利于塑造一个对它们自身有利且价值观与美国相对立的世界。
并且，在后续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更宣称：“修正主义国家带来的长期战略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这种“大国威胁”的逻辑推动特朗普对华的“修正式”战略定位正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反思在此期间仍在延续，并且焦点转向了“采取何种对华战略更为有效”的实然面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层面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其中，较具代表性是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L. Shirk）牵头撰写的《美国的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的政策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两位作者使用互惠（Reciprocity）一词高达23次，并特别强调互惠原则应该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首要原则。
随着中美权力竞争的激化，夏伟与谢淑丽再次于2019年合撰了《航向修正：一个有效和持续的中国政策》的政策报告，建议特朗普政府采取“压力与威慑”的强制策略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轴。
此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研究报告更是将中美关系上升为两种“对立模式”的竞争，并号召各国应该警惕中国所谓的“锐实力”影响力;这种莫须有的模式对抗的视角极大地压缩了中美战略利益的协调空间。
美国政治精英在实然面讨论反映出这么一种逻辑：当中美实力差距较大，且认为中国可以被“塑造”时，接触战略中的战略利益是可协调的;相反，当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且认为中国无法依照美国的意愿改变时，战略利益的不可协调性上升，使美国认为利益的妥协是不公平的行为。美国政治精英的逻辑也恰好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系列言论与观点的逻辑相契合，而联动关系则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中。
彭斯在演讲中极为偏颇地认为，在过去25年，是美国“重建了中国”。这种“让利受害”的逻辑与美国政治精英的逻辑相契合。
在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以及政治精英确立强硬转向共识的助推下，特朗普政府采取对华战略转变的动机加强，加之战略利益的不可协调性快速上升，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强硬程度被提升至最高，使遏制战略成为首要选择。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战略”，将美国地缘投射范围扩大，使原本相对独立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因地缘政治竞争的需求连成一体; 并且，在2019年6月1日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特普朗政府更是指出要通过有所准备、投资和改造伙伴关系和推行同盟网络化，限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中美经济出现“脱钩”的趋势。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对华301调查开始，特朗普政府接连宣布对中国价值600亿～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25%的报复性关税， 将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化。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2019年上半年对美非金融投资额为19.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约20%。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东盟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国在2019年6月的对美出口同比减少了8%，进口更是暴跌了31%。
中美经贸脱钩的趋势也削弱了传统经贸互赖作为防止大国之间产生直接冲突的“压舱石”的效果。
在人文和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以政治渗透为借口，指责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术自由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对在美拥有“长江”和“千人”称号的学者进行审查，并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从事高技术研究和学习签证的发放;而后又接连对中兴与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发起打击，将“贸易战”进一步扩大化至“科技战”与“人文战”，试图在扭转贸易逆差的同时，阻断美国高科技流向中国，以此維持美国的技术垄断优势。
从美国在上述几大领域的对华举措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在于将所谓的“利益失衡”回归“利益均衡”以符合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更在于通过“去硝烟化”的方式尽可能地限制中国的实力积累和影响力的扩大，以减缓甚至打断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因为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大国的崛起是美国安全与繁荣的首要威胁，那么中美竞争和战略利益的分配就注定是不可调和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举措符合前文对遏制战略的定义，从而确认了遏制战略成为主轴。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向的实际效果也直接反映在中美关系的分值中：如图3所示，中美关系的分值从2016年的0.325分骤跌至2019年的-5.36分，为21世纪以来分值的最低点。
五、结论
美国对华战略考量中的认知因素比重出现明显上升使既有理论基于物质维度的分析出现解释力不足的窘境;并且单一变量的视角也使既有研究尚未在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存在何种逻辑的问题上形成理论自觉。有鉴于此，本文在修正结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基础上，以“权力位势”和“战略定位”作为自变量，构建了兼顾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的解释模型。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方面，由于中美权力位势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造成的战略压力，使其理应通过合适的战略选择限制中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基于现实政治的研判和利益计算，形成了对华“修正式”与“现状式”的两种战略定位，影响其对华战略形态的变化。这两大方面的因素反映了美国对华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的一致与分歧，共同作用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过程。
联系至实证检证部分，小布什政府“9·11”事件前后的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所带来的战略形态变化有效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第三和第四种情境：（3）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采取防范成为首要选项;（4）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较大，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继续接触成为首要选项。奥巴马第一任期很好地展现在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的前提下，“现状式”的战略定位作为“安全阀”的重要性，调节着美国对华战略形态演变为“适应”。奥巴马第二任期作为过渡形态，显示了现状式战略定位开始松动，并丧失部分调节功能后，美国的对华战略逐步走向“竞争”。当这种现状式战略定位在特朗普时期全面转向修正式时，美国对华战略形态从竞争进一步上升为遏制。换言之，奥巴马时期与特朗普时期的比较研究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种情境：（1）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修正式战略定位时，强化遏制/竞争首要选项;（2）当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缩小，美国对华采取现状式战略定位时，转向适应成为首要选项。
概言之，本文通过构建兼具物质维度和认知维度的解释模型，试图为今后预测美国对华战略转变提供理论启示和政策参考，但这仅是理论层面的初步工作。如何在美国对华“修正式”战略定位的背景下对中美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进行有效的管控？如何通过积极的引导来缓解美国夸大“中国威胁”而产生的焦虑心理？将是政策层面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即便中美关系出现螺旋式恶化的趋势，中国政府仍在积极引导美国修正其对华战略定位的导向。例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针对蓬佩奥对华接触战略失败阐述中方立场时表示，中美需要树立以“明确底线、避免对抗、畅通渠道、坦诚对话、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共担责任”为核心的新的互动框架。
可见，如何创造一种“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的良性互动模式，为中美的策略互动提供理论支持，会是下一阶段研究所需着力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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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清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