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当絮语
　　我对佛教素来未有任何研究，读过些许谈“佛”的书，也都是随便翻翻，多作为一种消遣，谈不上信仰，但我记住了一句话——“人到无求便是佛”。大约20年前，我在《文史知识》杂志上读过季羡林先生《我和佛教研究》的文字，至今还记得文章中的故事。有人半开玩笑地问季先生，“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季先生答曰：“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也不例外。”日前，我在国家图书馆购得一部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季羡林著的《佛教十五题》，实为先生佛教论文的选集，可贵之处是“文字上一仍作品原貌”，我发现《佛教十五题》的代序即是我20年前读过的《我和佛教研究》。温故而知新，在我记住的季先生故事的后面，还有极其重要的话——“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今在实践“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氛围中，我见到周围的一些朋友，对佛教很是迷茫，甚至虔诚地皈依了佛门。我绝对主张信仰自由，但想到昔日“言必谈马列”，立志追求“德”“赛”两先生的战友们，坠入空门，心里便莫名的悲哀。借着国庆长假，拜读了季先生的《佛教十五题》，天头甚宽，边读边记，写些感悟，聊以自慰，并与朋友们共勉罢。
　　“宗教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对这种“宗教需要”，季羡林先生认为有多种含义：诸如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季先生对整个宗教的发展有其独到见解。他曾经与哲学家冯定先生讨论宗教的前途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两位大学问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言之，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
　　今天学习季先生的这一见解，仍然透着智慧的光芒，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读先生的论述，有三点启示：一是“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惟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既不要张皇失措，也不必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当然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消灭。操之过急，徒费力气。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二是“我们对佛教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三是“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比如说，今日的日本和尚可以结婚，能成家立业；中国和尚可以创收，掌用电脑，开宝马车……这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佛祖”是人
　　季羡林先生在第二题“论释迦牟尼”中，用极其简练、准确的文字为读者勾画出“佛祖”的一生。释迦牟尼是“释迦族圣人”之意，“释迦”是部落的名字。季先生驳斥了盛行西方的“根本没有释迦牟尼其人”的说法。释迦牟尼的少年时代过着王子的生活，其父净饭王为他修建了三座宫殿：春季、夏季、雨季各有一宫。他受到了当代极好的教育，取妻后过着幸福的生活，“贤妃美容貌，窈窕淑女姿，瑰艳若天后，同处日夜欢”。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生育了一个儿子的历史事实。因为佛教规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可是佛祖却结婚生子，未免让佛教徒有些尴尬，于是佛徒才编织出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其实也大可不必，只要“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是了。佛祖出家的原因，至今也未有太让人信服的说法，其“苦行”磨炼和“成佛”的过程充满着艰辛，让后人十分感动。比起今天的“高干”或“富家”子弟理所当然的接班不可同日而语。
　　释迦牟尼修炼成佛祖和“发达”起来的几招路数，对今日立志成为中国“CEO”或走仕途者仍然很有启发，可视为“秘笈宝典”。
　　“释迦牟尼与国王的结交”。据记载，佛祖在招收弟子的过程中，有幸在王舍城见到了瓶沙王。佛祖略施小计，让弟子用现身说法，便得出了“是故今舍弃，更求胜寂灭，离生老病死，无尽清凉处”的结论。瓶沙王一听，顿时感动，成为佛友，护法大王。最让人震惊的是，瓶沙王之子阿阇世王弑父自立后，又后悔了，向佛祖坦白自己的罪行，释迦牟尼竟然加以安慰。佛经里有道是：“此阿阇世王，过罪损减，已拔重咎。若阿阇世王不杀父者，即当于此坐上法眼净。”可见人们心中的佛祖，为争取国王，用心良苦。史料记载，释迦牟尼与迦尸国王波斯匿、拔蹉国王优填、王都人民之主惡生、南海之主优陀延等国主都有交谊。看来佛祖也要找靠山！
　　“释迦牟尼联络商人的情结”。季先生的笔下有准确的描述：释迦牟尼成佛后不久就接受两个商人奉献的食品。经瓶沙王介绍又结识了大商人给孤独，这位巨商在憍萨罗王都舍卫国布金满园买下祗林精舍，赠给释迦牟尼，而自己则成为佛教的居士。释迦牟尼还结识了淫女庵摩罗，这位富婆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在朝廷上广通声气。她请佛吃饭，并慷慨送给佛一座花园，佛祖皆笑纳。“如来佛在几十年传教活动中，到过许多国家，走的路也都是当时的主要商道。在涅槃前游行时也走的是商道。同商家的接触自然很多。居士中间阔人富人占多数。”可见，佛祖考虑问题比较现实，“佛以食为天”，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想到此，我们对今日少林寺主持的经济头脑也就不必批点非议了。
　　可见，今日之“傍大款”、“找靠山”，始作俑者实乃佛祖也。
　　我们很赞同季先生的见解：“释迦牟尼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有不少矛盾的人物。但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玄奘”佳话
　　读关于佛的书，虔诚拜佛的人，不能不读玄奘。季羡林先生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玄奘是“舍身求法的人”，诚然如是。典籍中记载，玄奘（公元602－664年）洛州缑氏人，俗名陈褘，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他“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足见其儒学家风。季先生潜心研究后指出，在隋唐时期，富家子弟中“有些人世家地位逐渐降低，命运多舛，因此就转入佛学以求安慰。”玄奘也大抵如此罢。
　　“凡人能否成佛？何时成佛？怎样成佛？”这是信佛的人渴望得到回答的佛性问题。玄奘带着这个难题到印度取经，历尽艰险，饱经忧患，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寻求大乘《瑜伽论》的精髓，终于得“道”——在当世即可成佛！在古今的佛徒们看来，这是何等鼓舞人心的结论啊！
　　季先生给读者作了透辟的分析：“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小乘佛教声言必须经过累世修行，积累功德，然后才能成佛。这就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结果有人望而却步，天国入门卷卖得这样贵，不利于麻痹人民。……大乘空宗应运而起，它不要求累世修行，只须归依三宝、礼拜如来，就能达到目的。”看来玄奘善解人意，又能与时俱进，抓住改革的契机，得到众多信徒的欢迎。
　　归去来兮，玄奘在西方学业有成，终于在贞观18年（公元644年）重返故里，第一件事就是上表唐太宗，报告凯旋。太宗立马答复，“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季先生对此情景也有精彩之笔：“唐太宗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主，西域的突厥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后快。玄奘是深通世故、处心积虑显扬佛法的和尚，他始终相信：‘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看来两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很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典籍多有记载，唐太宗“因劝归俗，助秉俗务”，玄奘亦不肯。由此可见，唐太宗并不真意崇信佛法，玩的还是政治。多年后，唐太宗仍未忘记原来的想法，“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然而，玄奘回答都十分得体，既拒绝了唐太宗的要求，又不得罪这位大皇帝，而且善于不失时机地“拍马屁”，歌功颂德。和尚与皇帝之间的默契堪为世人之楷模。
　　季羡林先生对玄奘的评价十分中肯：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唐王朝统治者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用又互相尊重的关系。由于玄奘的贡献，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寺院有了独立的经济，寺院的头子都成了僧侣地主阶级，因此又不可避免地同世俗的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唐朝皇帝发生矛盾。后来发生的“会昌发难”即唐武宗灭佛，就是政府与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从舍身求法的精神去看，玄奘的确可称为“中国的脊梁”之一。
　　
　　“六祖”传奇
　　我最初读佛书，缘于六祖慧能（公元638－713年）的“传奇故事”。唐貞观15年间，慧能3岁丧父，家境贫困艰辛，稍长以卖柴为业，养母度日。24岁时辞亲出家，往蕲州参拜五祖弘忍为师。据传，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写出一纸得法“偈”（系佛教中的唱词），书于廊壁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然而，这一偈赞词，并未得到五祖弘忍的认同。当时的慧能，虽然只是苦役小僧，然而聪明过人，亦作一偈，无奈自己不识字，只好请人代书于壁上，其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大受五祖弘忍大师的赞赏，慧能对“空”的理解远超过神秀，从而得到弘忍的认可，接过袈裟，成为禅宗六祖。后来又读过六祖慧能到广州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的故事——“时有风吹，旌动；一僧云旌动，一僧云风动。慧能则云：‘非旌动、风动，人心自动。’印宗闻之竦然。”于是反执弟子之礼，向慧能请教佛法真谛。让人佩服这个原本不识字的聪明出家人，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大智慧者原本不必非识字”的结论。
　　“顿悟渐修”是佛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顿悟，谓顿然获得对空性、真如的了悟；渐修，系指逐渐修行。《坛经》云，“若识自性，一悟即自成佛。”又云，“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说得十分明白，教人于当下一念顿悟自性本来是佛。六祖慧能有句名言：“听法顿中渐，悟法渐中顿，修行顿中渐，证果渐中顿。”看来“顿悟渐修”说，具有辩证思维的科学性；至于后来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则更具有“政策性”。倘若今天的贪官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说清楚问题，还是可以也应该允许他们“成佛”的。
　　季羡林先生说：“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派时间长，有的短。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禅宗甚至可以说几乎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它实际上已经走向佛教的反面。”我们从季先生《佛教十五题》中，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
　　“出家人既不能生产物质产品，也不能生产人。长此以往，社会将无法继续存在，人类也将灭亡。”六祖慧能提倡的“大乘逐渐改变这个弊端。想解脱——涅槃或者成佛，不必用上那样大的力量。你只需膜拜，或口颂佛号等等，就能达到目的。小乘功德要靠自己去积累，甚至累世积累；大乘功德可以转让。这样一来，一方面能满足宗教需要，一方面又与物质生产不矛盾。此时居士也改变了过去的情况。他们自己除了出钱支持僧伽外，自己也想成佛……所谓‘居士佛教’，是大乘的一大特点。这样不但物质生产的问题解决了，连人的生产的问题也解决了，居士可以在家结婚。”
　　于是，季先生得出研究结论：“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动达到尽可能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其他宗教。”愚以为，这个道理也同样适合于今天的信教人。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尽可以让他们既不费力去念佛，只要多行善，多捐赠，当然像祥林嫂那样只捐门槛是不够的；又可以结婚甚至养二奶、包情人，只要诚意藏在心底，同样是可以“顿悟”成佛的。善哉！那些贪官，只要“放下屠刀”，也允许他们“立地成佛”，当然要足额缴出“贪款”。
　　……
　　我辈的“今生今世”，大半辈子惟独学“马列”；“知天命”之年之后，“国学”大盛，尤其是“儒学”。窃以为，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盼“佛家”、“道家”乃至于“杂家”，都能站出来说话。时下国家经济形势大好，养些“业儒”、“业道”、“业佛”……不会比养那么多的“官员”的社会效益差。但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处级”、“局级”和尚之类的“官本位”不能搞，否则“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