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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二，当许多人还沉浸在新春的喜悦当中，北京农业展览馆则是人头攒动，迎来了节后的第一场招聘会。招聘会当天有300家企业提供了近4000个职位，却有超过2万的求职者前来应聘。虽然以中小企业占多数，但并不影响求职者们的热情。2009年2月8日，元宵节的前一天，北京国际展览馆也举办了“共创未来”大型人才招聘会。从早上7时许便达到“沸腾”。据统计,展会上近700个企业，提供1万个岗位，首日国展即涌入4.2万名求职者,其中应届大学毕业生仍然是“绝对主力”。
2009年，就业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
劳动力供求形势逆转
2008年初，就业状况处于近年来最好的时期。政府公布的2007年新增就业人数达1200万人，为几年来的高点；登记失业率则控制在4.0％，与前几年相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由此，2008年初，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但增加了全年预期的新增就业指标，同时还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控制指标收紧。企业虽然慨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将进一步导致用工成本攀升，但沿海地区的“招工难”尚在延续，薪酬水平涨势明显。
200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这一文件的重点从解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下岗失业的“历史遗留问题”，转向“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以往大量针对国企下岗工人的就业促进政策，开始出现“普惠化”趋势。
然而，短短几个月内，人们延续了几年的对城乡就业扩大的乐观预期，转眼间变为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扩大和蔓延，终于跨越国境，袭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称，进入10月，据对全国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同时，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在招聘会上，记者采访了毕业于哈工大机械专业的本科生周雨。在2008年6月，他签约了大连某机械厂，但好景不长，工作三个月后，企业便开始裁员。“我们厂接不到定单，整个厂处于停滞的状态。”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周雨主动辞职，转战北京。2008年年末，他大大小小参加了10多场招聘会，但始终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年后，他又重回北京，开始了新的一轮招聘会。“不管怎么样，先找到工作再说。”
记者了解到，最早大约自2008年8月起，企业的用工需求便开始减少；之后，沿海省份的机械制造、服装纺织、电子电器等行业陆续出现大规模裁员。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恐将继续扩大。节后，如果订单减少的状况短期内未获改变，又逢农民工大量外出寻找工作，就业矛盾会更加突出。
增长模式成“保就业”瓶颈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上一直偏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高达1000万个左右。
以往，我们都认为，GDP每增加一百分点就将能提供1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逐步下降这一现象正在显现。“九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迄今国内的投资主要是投向工业领域的大企业、大项目，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际上相对较低。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就发现这一现象，外资企业越来越少，一些国内的大型企业也几乎看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小企业。招聘岗位与往年也有所不同。首先，岗位层次低，记者发现一些类似餐饮的企业只招一些保安，保洁等职务，其次，学位要求低。一些企业只要求专科生即可。第三，工资薪酬低，一般企业只给出1500元－1700元的工资。在以往的招聘会都能看到年薪30万元、50万元的标语，而如今，年薪5万都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
可见，现阶段经济增长并不能提升岗位数量。另外，社会保障的差距对就业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什么近几年公务员考试能成为“国考”稳定的饭碗，规范的劳动关系，养老、医疗的保障等，意味着公务员少有生活风险和各种后顾之忧。而去农村，去民营企业工作，或者个人创业，待遇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在保障指数迥异和社会背景中，就业的“广阔天地”，确实有很大局限。
由此可见，就业难并不等于找不到工作，更多的求职者在以比较的心态面对就业市场。而内需不振、城市化不足、社会保障滞后，以及服务业滞后，都给就业前景“种下”了阴霾。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只是目前就业难的导火线。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拓展就业空间，除了改变就业观念，更重要的是寻找更有利于创造工作岗位的新增长模式。
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要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空前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就业的政策。除了推出以“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一些旨在减轻企业负担，或者扶助困难群体就业的文件也陆续发布。
在2008年12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提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与此同时，一份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文件也在起草当中。但在一些专家看来，上述措施并非治本之策，真正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应从制度上保证各地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友好型”，使得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就业。
他们认为，短期内，政府应加大力度刺激消费，通过减税、鼓励发行企业债以拓宽百姓投资渠道等措施，保证劳动人群的收入稳定并有所增长；同时，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现有的福利体系，尽可能拓宽其覆盖面，令人们对未来收入拥有良好预期；完善教育体系，有效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现有投资政策除对大企业、大投资项目的关注，也要对中小企业、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长期看，则应自现在起，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不再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往的经验表明，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的国家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同等程度地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同步地拉动就业。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下一步的重点应考虑把投资推动转化、引导和延伸为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最大化的就业拉动效果。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指出，随着制造业增长趋缓，目前就业最重要的渠道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而不是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应通过城镇化，特别是着重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带动就业。他还表示，这应该作为未来就业政策的方向，要让农民进城，在城市中创造更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协会副秘书长杨宜勇则表示，应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拆除妨碍劳动力流动“制度性藩篱”，使全国劳动力得以合理流动和自主择业，让劳动力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他还表示，为更好地协调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三方协商机制，全面促进就业。
2009年，就业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
劳动力供求形势逆转
2008年初，就业状况处于近年来最好的时期。政府公布的2007年新增就业人数达1200万人，为几年来的高点；登记失业率则控制在4.0％，与前几年相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由此，2008年初，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但增加了全年预期的新增就业指标，同时还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控制指标收紧。企业虽然慨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将进一步导致用工成本攀升，但沿海地区的“招工难”尚在延续，薪酬水平涨势明显。
200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这一文件的重点从解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下岗失业的“历史遗留问题”，转向“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以往大量针对国企下岗工人的就业促进政策，开始出现“普惠化”趋势。
然而，短短几个月内，人们延续了几年的对城乡就业扩大的乐观预期，转眼间变为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扩大和蔓延，终于跨越国境，袭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称，进入10月，据对全国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同时，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在招聘会上，记者采访了毕业于哈工大机械专业的本科生周雨。在2008年6月，他签约了大连某机械厂，但好景不长，工作三个月后，企业便开始裁员。“我们厂接不到定单，整个厂处于停滞的状态。”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周雨主动辞职，转战北京。2008年年末，他大大小小参加了10多场招聘会，但始终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年后，他又重回北京，开始了新的一轮招聘会。“不管怎么样，先找到工作再说。”
记者了解到，最早大约自2008年8月起，企业的用工需求便开始减少；之后，沿海省份的机械制造、服装纺织、电子电器等行业陆续出现大规模裁员。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恐将继续扩大。节后，如果订单减少的状况短期内未获改变，又逢农民工大量外出寻找工作，就业矛盾会更加突出。
增长模式成“保就业”瓶颈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上一直偏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高达1000万个左右。
以往，我们都认为，GDP每增加一百分点就将能提供1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逐步下降这一现象正在显现。“九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迄今国内的投资主要是投向工业领域的大企业、大项目，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际上相对较低。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就发现这一现象，外资企业越来越少，一些国内的大型企业也几乎看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小企业。招聘岗位与往年也有所不同。首先，岗位层次低，记者发现一些类似餐饮的企业只招一些保安，保洁等职务，其次，学位要求低。一些企业只要求专科生即可。第三，工资薪酬低，一般企业只给出1500元－1700元的工资。在以往的招聘会都能看到年薪30万元、50万元的标语，而如今，年薪5万都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
可见，现阶段经济增长并不能提升岗位数量。另外，社会保障的差距对就业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什么近几年公务员考试能成为“国考”稳定的饭碗，规范的劳动关系，养老、医疗的保障等，意味着公务员少有生活风险和各种后顾之忧。而去农村，去民营企业工作，或者个人创业，待遇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在保障指数迥异和社会背景中，就业的“广阔天地”，确实有很大局限。
由此可见，就业难并不等于找不到工作，更多的求职者在以比较的心态面对就业市场。而内需不振、城市化不足、社会保障滞后，以及服务业滞后，都给就业前景“种下”了阴霾。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只是目前就业难的导火线。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拓展就业空间，除了改变就业观念，更重要的是寻找更有利于创造工作岗位的新增长模式。
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要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空前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就业的政策。除了推出以“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一些旨在减轻企业负担，或者扶助困难群体就业的文件也陆续发布。
在2008年12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提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与此同时，一份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文件也在起草当中。但在一些专家看来，上述措施并非治本之策，真正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应从制度上保证各地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友好型”，使得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就业。
他们认为，短期内，政府应加大力度刺激消费，通过减税、鼓励发行企业债以拓宽百姓投资渠道等措施，保证劳动人群的收入稳定并有所增长；同时，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现有的福利体系，尽可能拓宽其覆盖面，令人们对未来收入拥有良好预期；完善教育体系，有效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现有投资政策除对大企业、大投资项目的关注，也要对中小企业、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长期看，则应自现在起，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不再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往的经验表明，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的国家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同等程度地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同步地拉动就业。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下一步的重点应考虑把投资推动转化、引导和延伸为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最大化的就业拉动效果。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指出，随着制造业增长趋缓，目前就业最重要的渠道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而不是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应通过城镇化，特别是着重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带动就业。他还表示，这应该作为未来就业政策的方向，要让农民进城，在城市中创造更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协会副秘书长杨宜勇则表示，应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拆除妨碍劳动力流动“制度性藩篱”，使全国劳动力得以合理流动和自主择业，让劳动力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他还表示，为更好地协调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三方协商机制，全面促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