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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以《光棍多,麻烦大》为题,据赫迪逊教授的《光棍》一书,简略分析了内地男多女少的后遗症。现在要谈的是“姐妹少光棍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按照传统智慧,由于男孩是劳动力,女孩为“赔钱货”,在穷困落后的农业地区,双亲便会残酷地杀死女婴,或在测知性别后设法使她“胎死腹中”。
这种说法不是想当然,而是由学者专家所确定。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0年便在著名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文,指出因此而“失踪”(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婴被人为地结束性命)的女性,仅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便达1.07亿之众。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上述地区的“失踪女性”数字亦在五六千万之间。
可是,这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被一名年仅25岁的哈佛经济系(研究专业之一为“传染病经济学”)博士生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推翻。
她的博士论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踪女性个案》(《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指出,受抗乙型肝炎疫苗发明人布伦伯教授(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在《乙型肝炎——追踪杀人病毒》(Hepatitis B: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1998)一书“怀疑”携带乙型肝炎病毒者倾向于生男孩的启发,她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是:“姐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其他原因(如经济学家的种种假设)反成次要!
奥斯特女士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男女婴孩的出生率几乎一致。
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男婴女婴比率为1.05:1,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4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4.3岁、女性为80.36岁)。男性先女性而去,意味女性人数慢慢追上男性,到了“成熟階段”,男女性人口遂呈绝对平衡的“一对一”。
一项1972年在希腊进行的调查显示,带有HBV的双亲诞生的男女婴比率为1.85:1,与不携带此病毒者的1.13:1相去甚远。此后,科学家在其他六个地区进行类似调查,均得出相同结果——带HBV双亲所生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55:1。
1982年,中国男女婴出生率为1.09:1,奥斯特相信这是HBV比较普遍(约占人口10%-15%有此病毒)的“生物后果”。在往后的人口调查中,男女婴比率不断扩大,1989年为1.13:1,2000年为1.18:1。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全部归因于HBV,因为这段时期HBV疫苗开始应用(美国阿拉斯加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注射抗HBV疫苗,男女婴比率差距明显拉近),因此携带HBV者所占人口比例不致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男婴所以仍然比女婴多,主要是父母人为地“选择后代性别”所致。医疗科技的进步、比民间验方准确的超声波诊断仪的普及,使人们在怀孕早期已能分辨胎儿性别。
由于仍履行“一孩政策”,那些受“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遂把女胎“打掉”,结果形成“姐妹少光棍多”的“结构性人口问题”。
奥斯特研究传染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乙肝病毒才是男多女少的“元凶”,看似小事一桩,却是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
因为以写《家庭论》(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加(G. Becker)为首的理论家,均在“未来赚钱能力”上大做文章。
这就是说,他们相信因为男婴成长后对家庭经济有较高的“回馈”,因此双亲倾向虐待(mistreatment)、谋杀女婴或把女胎“打掉”。这种种不人道行为,从家庭经济角度,俱被视为“理性动机的性别选择”(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从人道立场出发,杀女婴者残酷不仁。
中国农村时闻杀女婴的事例,但绝不如过往学者所说的普遍,农村中“光棍多”,75%是因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亚诸国“失踪女婴”的成因20%-50%来自HBV,全球的平均数为47%)。
换句话说,中国农村人为地消灭女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家指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也不如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人性。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
按照传统智慧,由于男孩是劳动力,女孩为“赔钱货”,在穷困落后的农业地区,双亲便会残酷地杀死女婴,或在测知性别后设法使她“胎死腹中”。
这种说法不是想当然,而是由学者专家所确定。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0年便在著名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文,指出因此而“失踪”(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婴被人为地结束性命)的女性,仅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便达1.07亿之众。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上述地区的“失踪女性”数字亦在五六千万之间。
可是,这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被一名年仅25岁的哈佛经济系(研究专业之一为“传染病经济学”)博士生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推翻。
她的博士论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踪女性个案》(《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指出,受抗乙型肝炎疫苗发明人布伦伯教授(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在《乙型肝炎——追踪杀人病毒》(Hepatitis B: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1998)一书“怀疑”携带乙型肝炎病毒者倾向于生男孩的启发,她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是:“姐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其他原因(如经济学家的种种假设)反成次要!
奥斯特女士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男女婴孩的出生率几乎一致。
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男婴女婴比率为1.05:1,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4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4.3岁、女性为80.36岁)。男性先女性而去,意味女性人数慢慢追上男性,到了“成熟階段”,男女性人口遂呈绝对平衡的“一对一”。
一项1972年在希腊进行的调查显示,带有HBV的双亲诞生的男女婴比率为1.85:1,与不携带此病毒者的1.13:1相去甚远。此后,科学家在其他六个地区进行类似调查,均得出相同结果——带HBV双亲所生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55:1。
1982年,中国男女婴出生率为1.09:1,奥斯特相信这是HBV比较普遍(约占人口10%-15%有此病毒)的“生物后果”。在往后的人口调查中,男女婴比率不断扩大,1989年为1.13:1,2000年为1.18:1。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全部归因于HBV,因为这段时期HBV疫苗开始应用(美国阿拉斯加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注射抗HBV疫苗,男女婴比率差距明显拉近),因此携带HBV者所占人口比例不致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男婴所以仍然比女婴多,主要是父母人为地“选择后代性别”所致。医疗科技的进步、比民间验方准确的超声波诊断仪的普及,使人们在怀孕早期已能分辨胎儿性别。
由于仍履行“一孩政策”,那些受“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遂把女胎“打掉”,结果形成“姐妹少光棍多”的“结构性人口问题”。
奥斯特研究传染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乙肝病毒才是男多女少的“元凶”,看似小事一桩,却是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
因为以写《家庭论》(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加(G. Becker)为首的理论家,均在“未来赚钱能力”上大做文章。
这就是说,他们相信因为男婴成长后对家庭经济有较高的“回馈”,因此双亲倾向虐待(mistreatment)、谋杀女婴或把女胎“打掉”。这种种不人道行为,从家庭经济角度,俱被视为“理性动机的性别选择”(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从人道立场出发,杀女婴者残酷不仁。
中国农村时闻杀女婴的事例,但绝不如过往学者所说的普遍,农村中“光棍多”,75%是因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亚诸国“失踪女婴”的成因20%-50%来自HBV,全球的平均数为47%)。
换句话说,中国农村人为地消灭女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家指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也不如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人性。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