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笔者曾以《光棍多，麻烦大》为题，据赫迪逊教授的《光棍》一书，简略分析了内地男多女少的后遗症。现在要谈的是“姐妹少光棍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按照传统智慧，由于男孩是劳动力，女孩为“赔钱货”，在穷困落后的农业地区，双亲便会残酷地杀死女婴，或在测知性别后设法使她“胎死腹中”。
这种说法不是想当然，而是由学者专家所确定。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0年便在著名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文，指出因此而“失踪”（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婴被人为地结束性命）的女性，仅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便达1.07亿之众。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上述地区的“失踪女性”数字亦在五六千万之间。
可是，这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被一名年仅25岁的哈佛经济系（研究专业之一为“传染病经济学”）博士生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推翻。
她的博士论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踪女性个案》（《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指出，受抗乙型肝炎疫苗发明人布伦伯教授（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在《乙型肝炎——追踪杀人病毒》（Hepatitis B：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1998）一书“怀疑”携带乙型肝炎病毒者倾向于生男孩的启发，她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是：“姐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其他原因（如经济学家的种种假设）反成次要！
奥斯特女士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男女婴孩的出生率几乎一致。
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男婴女婴比率为1.05：1，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4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4.3岁、女性为80.36岁）。男性先女性而去，意味女性人数慢慢追上男性，到了“成熟階段”，男女性人口遂呈绝对平衡的“一对一”。
一项1972年在希腊进行的调查显示，带有HBV的双亲诞生的男女婴比率为1.85：1，与不携带此病毒者的1.13：1相去甚远。此后，科学家在其他六个地区进行类似调查，均得出相同结果——带HBV双亲所生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55：1。
1982年，中国男女婴出生率为1.09：1，奥斯特相信这是HBV比较普遍（约占人口10％－15％有此病毒）的“生物后果”。在往后的人口调查中，男女婴比率不断扩大，1989年为1.13：1，2000年为1.18：1。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全部归因于HBV，因为这段时期HBV疫苗开始应用（美国阿拉斯加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注射抗HBV疫苗，男女婴比率差距明显拉近），因此携带HBV者所占人口比例不致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男婴所以仍然比女婴多，主要是父母人为地“选择后代性别”所致。医疗科技的进步、比民间验方准确的超声波诊断仪的普及，使人们在怀孕早期已能分辨胎儿性别。
由于仍履行“一孩政策”，那些受“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遂把女胎“打掉”，结果形成“姐妹少光棍多”的“结构性人口问题”。
奥斯特研究传染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乙肝病毒才是男多女少的“元凶”，看似小事一桩，却是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
因为以写《家庭论》（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加（G. Becker）为首的理论家，均在“未来赚钱能力”上大做文章。
这就是说，他们相信因为男婴成长后对家庭经济有较高的“回馈”，因此双亲倾向虐待（mistreatment）、谋杀女婴或把女胎“打掉”。这种种不人道行为，从家庭经济角度，俱被视为“理性动机的性别选择”（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从人道立场出发，杀女婴者残酷不仁。
中国农村时闻杀女婴的事例，但绝不如过往学者所说的普遍，农村中“光棍多”，75％是因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亚诸国“失踪女婴”的成因20％-50％来自HBV，全球的平均数为47％）。
换句话说，中国农村人为地消灭女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家指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也不如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人性。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
按照传统智慧，由于男孩是劳动力，女孩为“赔钱货”，在穷困落后的农业地区，双亲便会残酷地杀死女婴，或在测知性别后设法使她“胎死腹中”。
这种说法不是想当然，而是由学者专家所确定。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0年便在著名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文，指出因此而“失踪”（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婴被人为地结束性命）的女性，仅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便达1.07亿之众。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上述地区的“失踪女性”数字亦在五六千万之间。
可是，这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被一名年仅25岁的哈佛经济系（研究专业之一为“传染病经济学”）博士生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推翻。
她的博士论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踪女性个案》（《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指出，受抗乙型肝炎疫苗发明人布伦伯教授（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在《乙型肝炎——追踪杀人病毒》（Hepatitis B：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1998）一书“怀疑”携带乙型肝炎病毒者倾向于生男孩的启发，她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是：“姐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其他原因（如经济学家的种种假设）反成次要！
奥斯特女士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男女婴孩的出生率几乎一致。
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男婴女婴比率为1.05：1，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4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4.3岁、女性为80.36岁）。男性先女性而去，意味女性人数慢慢追上男性，到了“成熟階段”，男女性人口遂呈绝对平衡的“一对一”。
一项1972年在希腊进行的调查显示，带有HBV的双亲诞生的男女婴比率为1.85：1，与不携带此病毒者的1.13：1相去甚远。此后，科学家在其他六个地区进行类似调查，均得出相同结果——带HBV双亲所生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55：1。
1982年，中国男女婴出生率为1.09：1，奥斯特相信这是HBV比较普遍（约占人口10％－15％有此病毒）的“生物后果”。在往后的人口调查中，男女婴比率不断扩大，1989年为1.13：1，2000年为1.18：1。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全部归因于HBV，因为这段时期HBV疫苗开始应用（美国阿拉斯加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注射抗HBV疫苗，男女婴比率差距明显拉近），因此携带HBV者所占人口比例不致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男婴所以仍然比女婴多，主要是父母人为地“选择后代性别”所致。医疗科技的进步、比民间验方准确的超声波诊断仪的普及，使人们在怀孕早期已能分辨胎儿性别。
由于仍履行“一孩政策”，那些受“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遂把女胎“打掉”，结果形成“姐妹少光棍多”的“结构性人口问题”。
奥斯特研究传染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乙肝病毒才是男多女少的“元凶”，看似小事一桩，却是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
因为以写《家庭论》（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加（G. Becker）为首的理论家，均在“未来赚钱能力”上大做文章。
这就是说，他们相信因为男婴成长后对家庭经济有较高的“回馈”，因此双亲倾向虐待（mistreatment）、谋杀女婴或把女胎“打掉”。这种种不人道行为，从家庭经济角度，俱被视为“理性动机的性别选择”（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从人道立场出发，杀女婴者残酷不仁。
中国农村时闻杀女婴的事例，但绝不如过往学者所说的普遍，农村中“光棍多”，75％是因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亚诸国“失踪女婴”的成因20％-50％来自HBV，全球的平均数为47％）。
换句话说，中国农村人为地消灭女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家指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也不如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人性。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