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曾经说过很多关于旧社会算卦的事儿，非常出彩儿。其中一个段子说的就是某个媳妇找不着戒指了，请一个盲人卦仙儿帮忙算算。马三立可谓快人快语：“你两只眼睛看得清清亮亮的都找不着，问他一个嘛玩意儿看不见的瞎子，这不是倒霉催的么？！”
　　2004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爵士做关于英国银行监管体系对中国银行业启示的专题演讲。演讲后，有记者提问：“中国很多银行的坏账率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请问戴维斯爵士对银行坏账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建议？”戴氏答：“英国银行的坏账率在1％左右，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经验和研究。”
　　2004年6月，杰克韦尔奇访华。中国企业家追捧韦尔奇于北京、上海两场高峰论坛，据传与会者可以付15000元人民币问一个问题，当面讨教韦尔奇。某企业掌门人不惜重金七问韦尔奇。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快速实现该企业与新近兼并的一家外国同业企业的整合，并使之良好运转、快速赢利。韦尔奇回答得很精彩：“14年前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答案，才把它（企业）卖掉了，没想到今天它又被卖到了你的手里……”
　　媳妇问卦，可能在于没文化，缺乏起码的分析力。卦仙儿凭经验至少可以判断戒指大概可能失落的区域，水缸边、锅台前之类。所以，仔细说来，卦仙儿不是没有用处。问题是，这种问题是否需要请教卦仙儿，因为卦仙儿是要收费的。媳妇是否应该自己有所思考？说得好听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得难听点，这个媳妇有点儿弱智。但知道自己弱智，而求教于比弱智者更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弱智者的智慧。由于这种媳妇的存在，卦仙儿就有饭吃。当然，很多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也就有饭吃。
　　企业管理者应该问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留给企业管理者自省的问题。
　　曾有智者指点病人如何看病，准确地说，如何看医生。管理者不妨借鉴一把。
　　病有三种。第一种病是现有医术知道的并能够治疗的，这种病不治有害，治则通常有效，容易痊愈或控制。比如，胃潰疡。这种病通常是要找医生治的。第二种病是不看医生也会自己好的，看了可能稍微好得快一点。比如流感。第三种病，现有医理无法理解和解释，现有医术和药品无法治疗，不去看医生，治疗不好；去看医生，照样也治疗不好，几乎是看了也白看，比如某些恶性肿瘤。
　　智者言：第一种病最需要去看医生而且最好是去看医生，这是他们拿手的也愿意做的活儿；第二种病最好不要麻烦医生，这不是他们拿手的，但医生往往喜欢这种活儿，这是因为他们可以把你的自然痊愈打扮成自己的功劳，并且收费不菲；第三种病主要是你和上帝间的关系，和医生没太大关系。如果上帝赐你奇迹，你就享受奇迹，但千万不要把医生当成上帝。
　　医生的职业训练和任务是准确地判断和有效地治疗他们能治疗的疾病，而不是拿你当样本尝试奇迹在你身上是否会发生。当然，医生和上帝之间还有研究人员。但在研究人员对第三种病的研究没有实质进展时，你可以假设他们不存在，除非你愿意当他们的实验样本。
　　因此，管理者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哪些问题自己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必须请人帮助解决，哪些问题是自己和他人（比如咨询公司）谁都解决不了的。
　　杰克韦尔奇号称超级管理天才，职业经理人的典范。如果杰克果然神奇厉害，所向披靡，那么，连杰克都玩不转的业务，别人再玩，能玩出什么花样呢？问杰克又有什么意思呢？杰克主政GE的时候，要求GE的每个战略业务单元都在其行业中数一数二。疑难杂症业务都批发给专科医院和那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自认为比杰克更能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CEO们了。所以要问杰克，还是问他拿手的本事，比如如何选择和考察管理团队等，而不是问那些杰克已经拒绝诊治的疑难杂症。
　　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向GE（或其它标杆）学习，而是怎样向GE学习；不是应不应该请教杰克，而是要弄清楚应该向杰克请教什么。
　　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未必了解。中国的事情，外国的业界高手也未必见过。而我们很多国人似乎认为外国人都非常了解中国，或者非常在意这种了解。
　　2004年柏林爱乐的年度森林音乐会上，中国钢琴家郎朗担任独奏，与该团合作演出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主持人在中场休息时采访了指挥赛蒙瑞透爵士。主持人提问：“您为什么选择一个中国钢琴家担任今天的独奏？”赛蒙爵士回答说：“我选择的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而他碰巧是个中国人。”
　　说来也怪，行文至此，我眼前老是闪烁着这样一幅臆想的画面：已退休的歌剧巨星男高音帕瓦罗蒂在首次访华20年后再度来到北京。有记者问：“帕瓦罗蒂先生，作为歌剧大师，您认为振兴京剧关键在于什么？”
　　
　　摘自《决策就是拍脑袋》，参见“本刊9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