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几乎毫无国际经验的国会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出任国家情报主任，这不啻亮起了情报政治化的红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反对拉特克利夫，迫使特朗普收回了成命，但问题仍然存在：权力会侵蚀真相吗？
　　特朗普对美国情报机关指出俄罗斯严重干预2016年总统竞选而感到生气，他常常用情报机关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判断，来证明自己否定情报工作的正确性。众多党羽指责小布什撒谎和施压情报机关炮制情报，来证明小布什早已选定战争的合理性。但情况复杂，要理解向权力说出真相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除“传说”。
　　美国武器检查员大卫·凯表示，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评估“错得离谱”。联合国主调查员、瑞典外交官汉斯·布利克斯认为，伊拉克“保有违禁品”，法国和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也不是基于武器问题上的情报。但美国和英国结合了三个层面的失败：收集、分析和公示。
　　伊拉克是_个困难的情报收集目标。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独夫，通过杀害敢于直言者灌输恐怖。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几乎没有可靠间谍，他们所报告的情报有时只是间接听闻，而非亲眼所见。1998年联合国检查员被驱逐后，美国便失去了公正的人道情报来源，填补空白的往往是自有算盘的伊拉克流亡者的污点证词。没有一个国家能打入萨达姆的内部圈子，因此无法获得关于最大谜题的直接证据：如果萨达姆没有武器，为什么要一直装作有的样子？
　　分析师的分析也很拙劣。分析师是诚实的，但在缺少关于萨达姆思路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落入“镜像”：他们假定萨达姆会像我们一样作出反应。与此相反，萨达姆觉得他在国内和地区内的权力，必须依靠保持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样子。另一个问题是分析师总会对他们早先所犯下的相反错误矫枉过正。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联合国检查员发现，萨达姆距离开发出核武器要比分析师构想的更接近。分析师不想再次低估萨达姆，便矫枉过正。在实践中，这类主要思维框架或群体思维需用各种分析工具去纠正，但这很少发生。
　　那么，政治扮演了什么角色？小布什政府没有命令情报官员撒谎，而情报官员也没有撒谎。但政治压力能巧妙地倾斜注意力，哪怕它并没有直接腐蚀情报。一位内部人士解释说：“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有较少证据证明他没有。所有的激励都让你关注大量证据，并且我们也没有花足够时间关注少量证据。”
　　向政治领导人呈现情报也有漏洞。几乎没有人警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含义混乱的词汇，它囊括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事实上，这些武器的性質和后果存在巨大差别。2002年，国家情报评估将萨达姆采购铝管作为他正在重启核计划的证据，但能源部的专业分析师并不同意。不幸的是，他们的异见被埋没在脚注中，在为国会准备的执行摘要和解密的公开版本中难觅其踪。
　　不能指责政治领导人导致了情报分析失败，但可以问责他们超越情报的边界，向公众夸大其词。美国副总统切尼说，毫无疑问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斩钉截铁地说，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在重启核计划。这些说辞忽略了情报报告主体中所表达的质疑和警告。
　　在民主中，对情报的信任呈现出周期特征。冷战期间，情报官员常常被视为英雄。越南战争后，他们变成了恶棍。9月11日让公众重新认识到，好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在伊拉克没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点燃了质疑，特朗普利用这一点掩饰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问题。
　　这给下一任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带来了明确的教训。除了协调预算和机构这一官僚任务，他还需要监控情报收集技术，为严格使用另类分析技术辩护，并确保谨慎向政治领导人和公众呈现情报。最重要的是，国家情报主任有责任向权力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