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说理，就是讲道理。大家都要讲道理，这无疑是起码的常识。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会说理吗？你一定觉得奇怪，立马反问一句：这还用问吗？！读《同舟共进》2015年第4期的专题策划“我们应当如何说理”，我才深切意识到：不会说理，恰恰是国人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当然，这里的“说理”是指“公共说理”，即人们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展开讨论这一过程中的说理。当下中国的公共言论空间，不会说理的，不讲道理的，比比皆是。诚如“题记”所说：一些不同观点的交锋，往往会变成政治、道德的攻击，甚至人身辱骂，屡见不鲜的“微博对骂”“微博约架”，使网络言论充斥着粗鄙之语，充满了暴戾之气。何以如此？这的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葛剑雄认为，之所以出现“语言暴力”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讲理”的直接源头是“文革”。中国历来缺少理性的社会调查和科学的数据分析，习惯于主观武断，也是造成“语言暴力”的原因。另外，民生中出现的问题也加剧了“语言暴力”的泛滥。葛剑雄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语言的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树立核心价值观”这几个字里面，哪个字离得开文明，离得开说理？
　　唐小兵与刘擎的对谈，深刻剖析了公共说理文化中的一些问题。在现代社会，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说理”，而且公共说理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习惯、思维传统等紧密相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式的“文革”语言，对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红卫兵一代”影响深远。随着互联网包括移动端的发展，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公共讨论了，但很多人还没有习得公共说理的规则和意识，再加上匿名的状态，可以不负责任，带来的可能问题就是极端的平等化或民粹化。
　　邱震海指出，“学会讨论”是民主的重要一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小药方”。今天的中国，公共空间已经形成，讨论的声音也很热烈，但公共讨论的文化远没有形成——我们还没学会如何讨论，因为讨论往往是在“情绪场”上争执，而忽略了“逻辑场”上的问题。在培育公共说理文化方面，国内媒体严重缺位、严重失职。譬如，面对公共事件中网络言论的情绪化表达，媒体未能及时把利益相关者请来，就事情的真伪、谁对谁错等问题展开辩论，寻求答案，从而有效地引导舆论。
　　羽戈指出，如今读胡适的文章，首先需要注意的不是他说出了什么道理，而在于他如何“说理”。的确，胡适说理的逻辑、风度是值得认真学习的，他提出的不少“说理”的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胡适要求，“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论一人，总须持平”；不要让“名词代替了思想”。由此可见，如何说理，不仅与治学态度有关，而且与人格修养有关。因此，说理的意义在于：对个体而言，它可以塑造一种公民理性；对社会而言，它可以塑造一种公共理性。
　　应当说，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入探讨了公共说理的若干问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学者徐贲就曾指出，“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作为一种素质、习惯、能力，说理需要从小养成。“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視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倘若还要对公共说理作进一步的了解，可以读一读徐贲2013年出版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