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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学毕业两年的经历，收获了年轻人羡慕的眼光。可她的母亲投来了大大的白眼，“这没什么好的。这么大时，我都怀上你了”。专家预见，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社会将持续感受类似冲击带来的活力与阵痛。
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像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语“要不要学点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计学不会”。
她怀疑这份安稳的工作，不久，她选择了裸辞。重新求职时，面试官提出分享上份职位的收获，她乏善可陈。对方问她数据行业最新的动态，她张口结舌，憋不出话。
“侥幸”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
和赵旭一样，向更大的城市流动，是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的选择。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中国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依旧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都市，74.7%的流动人口集中汇入东部。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有人为了北京的户口，毅然进了机关，现在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无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妈用“买车买房”诱惑回了家乡，如今哀叹“梦想去哪了”。还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两年，开始哭诉“还没买房就先累死喽”。
智联招聘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感觉期望值和现实落差太大，还有近两成的人发现，自己对职场根本不够了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他们没有太多顾虑，有条件勇敢地辞职”。
“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
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调到民生栏目后，林沐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和理想中的新闻差得远”。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报道内容是“供暖不够热”“存款打到别人卡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事。
李家华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讲究“稳定”，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服从”。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有个性，不在乎规矩”。
他做过一项调研，发现75%的年轻人换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处理不来人际关系”。这其中，有的可以归咎于职场环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轻人确实不成熟，“需要學校和单位做情感引导、职业教育”。
李家华试着从年轻人的角度解释：“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管得越严越好。现在互联网化，你得学会平等。”企业家颇为不屑：“我花钱养的员工，都不能说两句？”
“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
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
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不止一位年轻人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
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3.6%。
“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
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
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青年报》2017.12.20）
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像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语“要不要学点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计学不会”。
她怀疑这份安稳的工作，不久，她选择了裸辞。重新求职时，面试官提出分享上份职位的收获，她乏善可陈。对方问她数据行业最新的动态，她张口结舌，憋不出话。
“侥幸”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
和赵旭一样，向更大的城市流动，是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的选择。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中国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依旧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都市，74.7%的流动人口集中汇入东部。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有人为了北京的户口，毅然进了机关，现在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无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妈用“买车买房”诱惑回了家乡，如今哀叹“梦想去哪了”。还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两年，开始哭诉“还没买房就先累死喽”。
智联招聘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感觉期望值和现实落差太大，还有近两成的人发现，自己对职场根本不够了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他们没有太多顾虑，有条件勇敢地辞职”。
“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
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调到民生栏目后，林沐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和理想中的新闻差得远”。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报道内容是“供暖不够热”“存款打到别人卡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事。
李家华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讲究“稳定”，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服从”。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有个性，不在乎规矩”。
他做过一项调研，发现75%的年轻人换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处理不来人际关系”。这其中，有的可以归咎于职场环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轻人确实不成熟，“需要學校和单位做情感引导、职业教育”。
李家华试着从年轻人的角度解释：“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管得越严越好。现在互联网化，你得学会平等。”企业家颇为不屑：“我花钱养的员工，都不能说两句？”
“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
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
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不止一位年轻人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
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3.6%。
“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
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
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青年报》201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