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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东剧变后，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20年后，面对中国的崛起，福山发表题为《历史的未来》的文章，称“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值得研究。
关键词：弗朗西斯·福山；思想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065-05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日裔美国学者，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东剧变后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振。“历史终结论”一经抛出，就遭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批判，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历史终结论”黯然失色。 针对这些挑战，福山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自己先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实现了从先前的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讴歌到对自由民主制度僵化状态的批判的转变，并且承认中国模式的巨大作用。研究福山思想的转变，不仅对于我们历史地认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一、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未来》：福山思想转变的几个特征
20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福山随即抛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具有普世价值。他深信，虽然不同的国家在尝试不同的道路，但不可否认，只有一条路，并且只有一个终点，即自由民主制度。20年后，福山思想发生了转变。在新作《历史的未来》中，他重新定位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自由民主的特点。他呼吁彻底批判所谓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理念，改革社会政治体制，巩固资产阶级地位，保卫自由民主。福山指出中国模式对自由民主构成了最大挑战。持续不稳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
其一，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的终结》中 ，福山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唯心主义大加赞赏。在他看来， “人类在物质世界里的一切行为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整个人类历史都植根于先前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则完全颠倒了现实与思想的先后关系， 把整个意识领域——宗教、艺术、文化以及哲学等一一归结为完全由普遍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上层建筑 ”。[1] 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应该坚持。在《历史的未来》中，福山从历史唯心主义转向关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2]
其二，从赞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完美到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20年前，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在他看来，人类见证的不单是冷战的结束， 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作为人类意识形态最后形式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20年后，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是最完美的，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在全世界范围的普遍化。高度发展是实行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他指出，要完善自由民主制度，就必须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实现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安于现状，停滞不前，就不会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
其三，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到承认中国模式的挑战。2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福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他将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已经天下无敌。20年后，福山认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在他看来，中国充分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政府在处理宏观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了西方政府不能匹敌的政治能力。有鉴于此，他承认中国模式，并对中国模式进行了肯定评价。
二、福山思想转变的原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的迅速崛起，福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其变化原因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彰显了其优越性。1989年，福山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已经充分繁荣，西方市场经济已经到了顶点，不可能再进步了，他们不必寻找新的出路。自 “华盛顿共识”出笼以来，新自由主义迅速向全球蔓延。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逐步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极大影响了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的进程。在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来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化。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充分凸显，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真相得以显现，证明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危机源自美国，迅速波及全世界。这次危机是美国闯祸，全世界买单，一起遭殃，这就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是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罪魁祸首，在这场危机中，它们向资本主义其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引起全球性的恐慌与危机。[3]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突出表现，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自身的危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把市场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难以根除危机，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危机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商品内在矛盾难以克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警惕和防范，危机有可能上演。要充分认识到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防止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运行。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可以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变成贪婪性，最终难以控制。
其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但是并未带来社会稳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20年前，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一浪潮源于南欧，扩展到拉美、东亚、非洲和苏东地区。在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自由民主制度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因此，福山得出结论：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纪最后25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9·11”事件后，“历史终结论”的困境充分显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政体仍不稳固，冲突不断。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许多国家建立的政府并非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显得能力不足。事实证明，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是行不通的。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波及西欧各国。中国经济也深受其影响，但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西方国家社会动荡，民主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地震、金融海啸和印度洋海啸等事件。这与中国政府在面对汶川特大震灾，照常举办北京奥运会，其迅速、高效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福山引以自豪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国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罪魁祸首，引发了西方国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不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实行二百多年来，尽管被称为最优的制度设计，代表了普世的价值理念，但许多政治学家已经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式民主”模式运转的失灵。[4]而社会主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再次，福山本人经历了思想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福山认为，历史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斗争。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这种价值最初与他甘愿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斗争、甚至甘冒生命危险联系在一起。只有人才有能力战胜它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更高级、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获得认可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原始时代的战士冒生命危险以获得别人对他作为人的认可。当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迫使其中一名战士投降时，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便应运而生。”[5]人类历史上主人和奴隶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最终通过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得以实现。这两场革命实现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充分赞同黑格尔观点的基础上，福山得出结论，历史终结于欧美民主革命之后的自由民主社会。于是，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就诞生了，它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有史以来渴望获得认可的欲望。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遭到了亨廷顿的批判。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展开了正面批判。他批评了福山的乐观主义，在他看来，苏东剧变并未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随后，他举例论证了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许多文明的冲突。他说：“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6]
针对亨廷顿的批判，福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一书中，他认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到底是一个对现代化的论证。人们最初渴望生活在一个各方面都很发达的现代社会。经济现代化一旦成功，就会产生中间阶级，他们要求保护私有财产、教育平等、提高政治参与度。自由民主是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只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渴望的一种形式。
与此同时，福山加强了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通过对话，福山充分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集中高效，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世界。
三、福山思想的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2009年中国率先在金融危机中走出困境，让世界看到新的经济发展的希望；2010年上海世博会向八方宾朋张开了双臂，同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2011年利比亚撤侨彰显了中国实力；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遨游太空交会对接、第一艘航母的正式下水以及歼15战斗机的成功起降让世界看到了和平发展的中国。中国开创了崭新的时代。欣欣向荣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加速衰退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国际社会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山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思想发生了转变，其思想转变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优化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等特点， 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可比拟的优点。首先，它面向市场，合理配置资源，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的需要，有效解决了资源的有限性同人们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充分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其次，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数量和比例上，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中公有制才占有主体地位。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和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经济共同发展，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底子薄，所以国家应采取措施确保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通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逐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能保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贯彻和执行。这一制度优势，在统筹各种资源、迅速有效处理突发事件、完成重大任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正是在这种制度的保证下，我国有效应对了汶川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最根本在于党的先进性和创新性，这主要体现在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实践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而且促进了人们平等、竞争、效率、规则、法治等意识的觉醒。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16）.
[2]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J]. Foreign Affairs， 2012，（1）.
[3] 王伟光.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
[4] 宋小川. 从“占领华尔街”看“美式民主”的非民主本质特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3）.
[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2.xvi.
[6] 亨廷顿.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6.
A Discussion of Vita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kuyama’s Ideological Change
Liu Juan Shao Guangxue
Abstract： After the radical chang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The End of History written by Francis Fukuyama was published，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liberal democracy might constitute the "end point of mankind's ide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Two decades later， his article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me out in face of rise of China， claiming that the end of history was worth further scrutiny and perfect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 should play a part in the human thought， and the world required new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multi-element. Francis Fukuyama’s ideological change embodied vita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th exploration.
Keywords： Francis Fukuyama； Ideological change； Vita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宋 奇
关键词：弗朗西斯·福山；思想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065-05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日裔美国学者，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东剧变后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振。“历史终结论”一经抛出，就遭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批判，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历史终结论”黯然失色。 针对这些挑战，福山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自己先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实现了从先前的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讴歌到对自由民主制度僵化状态的批判的转变，并且承认中国模式的巨大作用。研究福山思想的转变，不仅对于我们历史地认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一、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未来》：福山思想转变的几个特征
20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福山随即抛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具有普世价值。他深信，虽然不同的国家在尝试不同的道路，但不可否认，只有一条路，并且只有一个终点，即自由民主制度。20年后，福山思想发生了转变。在新作《历史的未来》中，他重新定位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自由民主的特点。他呼吁彻底批判所谓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理念，改革社会政治体制，巩固资产阶级地位，保卫自由民主。福山指出中国模式对自由民主构成了最大挑战。持续不稳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
其一，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的终结》中 ，福山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唯心主义大加赞赏。在他看来， “人类在物质世界里的一切行为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整个人类历史都植根于先前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则完全颠倒了现实与思想的先后关系， 把整个意识领域——宗教、艺术、文化以及哲学等一一归结为完全由普遍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上层建筑 ”。[1] 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应该坚持。在《历史的未来》中，福山从历史唯心主义转向关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2]
其二，从赞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完美到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20年前，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在他看来，人类见证的不单是冷战的结束， 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作为人类意识形态最后形式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20年后，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是最完美的，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在全世界范围的普遍化。高度发展是实行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他指出，要完善自由民主制度，就必须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实现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安于现状，停滞不前，就不会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
其三，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到承认中国模式的挑战。2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福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他将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已经天下无敌。20年后，福山认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在他看来，中国充分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政府在处理宏观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了西方政府不能匹敌的政治能力。有鉴于此，他承认中国模式，并对中国模式进行了肯定评价。
二、福山思想转变的原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的迅速崛起，福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其变化原因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彰显了其优越性。1989年，福山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已经充分繁荣，西方市场经济已经到了顶点，不可能再进步了，他们不必寻找新的出路。自 “华盛顿共识”出笼以来，新自由主义迅速向全球蔓延。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逐步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极大影响了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的进程。在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来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化。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充分凸显，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真相得以显现，证明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危机源自美国，迅速波及全世界。这次危机是美国闯祸，全世界买单，一起遭殃，这就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是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罪魁祸首，在这场危机中，它们向资本主义其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引起全球性的恐慌与危机。[3]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突出表现，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自身的危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把市场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难以根除危机，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危机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商品内在矛盾难以克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警惕和防范，危机有可能上演。要充分认识到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防止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运行。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可以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变成贪婪性，最终难以控制。
其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但是并未带来社会稳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20年前，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一浪潮源于南欧，扩展到拉美、东亚、非洲和苏东地区。在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自由民主制度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因此，福山得出结论：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纪最后25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9·11”事件后，“历史终结论”的困境充分显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政体仍不稳固，冲突不断。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许多国家建立的政府并非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显得能力不足。事实证明，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是行不通的。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波及西欧各国。中国经济也深受其影响，但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西方国家社会动荡，民主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地震、金融海啸和印度洋海啸等事件。这与中国政府在面对汶川特大震灾，照常举办北京奥运会，其迅速、高效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福山引以自豪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国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罪魁祸首，引发了西方国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不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实行二百多年来，尽管被称为最优的制度设计，代表了普世的价值理念，但许多政治学家已经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式民主”模式运转的失灵。[4]而社会主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再次，福山本人经历了思想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福山认为，历史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斗争。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这种价值最初与他甘愿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斗争、甚至甘冒生命危险联系在一起。只有人才有能力战胜它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更高级、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获得认可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原始时代的战士冒生命危险以获得别人对他作为人的认可。当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迫使其中一名战士投降时，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便应运而生。”[5]人类历史上主人和奴隶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最终通过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得以实现。这两场革命实现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充分赞同黑格尔观点的基础上，福山得出结论，历史终结于欧美民主革命之后的自由民主社会。于是，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就诞生了，它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有史以来渴望获得认可的欲望。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遭到了亨廷顿的批判。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展开了正面批判。他批评了福山的乐观主义，在他看来，苏东剧变并未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随后，他举例论证了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许多文明的冲突。他说：“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6]
针对亨廷顿的批判，福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一书中，他认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到底是一个对现代化的论证。人们最初渴望生活在一个各方面都很发达的现代社会。经济现代化一旦成功，就会产生中间阶级，他们要求保护私有财产、教育平等、提高政治参与度。自由民主是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只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渴望的一种形式。
与此同时，福山加强了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通过对话，福山充分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集中高效，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世界。
三、福山思想的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2009年中国率先在金融危机中走出困境，让世界看到新的经济发展的希望；2010年上海世博会向八方宾朋张开了双臂，同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2011年利比亚撤侨彰显了中国实力；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遨游太空交会对接、第一艘航母的正式下水以及歼15战斗机的成功起降让世界看到了和平发展的中国。中国开创了崭新的时代。欣欣向荣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加速衰退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国际社会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山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思想发生了转变，其思想转变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优化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等特点， 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可比拟的优点。首先，它面向市场，合理配置资源，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的需要，有效解决了资源的有限性同人们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有利于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充分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其次，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数量和比例上，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中公有制才占有主体地位。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和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经济共同发展，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底子薄，所以国家应采取措施确保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通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逐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能保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贯彻和执行。这一制度优势，在统筹各种资源、迅速有效处理突发事件、完成重大任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正是在这种制度的保证下，我国有效应对了汶川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最根本在于党的先进性和创新性，这主要体现在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实践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而且促进了人们平等、竞争、效率、规则、法治等意识的觉醒。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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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f Vita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kuyama’s Ideological Change
Liu Juan Shao Guangxue
Abstract： After the radical chang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The End of History written by Francis Fukuyama was published，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liberal democracy might constitute the "end point of mankind's ide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Two decades later， his article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me out in face of rise of China， claiming that the end of history was worth further scrutiny and perfect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 should play a part in the human thought， and the world required new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multi-element. Francis Fukuyama’s ideological change embodied vita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th exploration.
Keywords： Francis Fukuyama； Ideological change； Vita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宋 奇